“特殊的精神状态”是什么样的

　　上海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有“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这是韩正同志在上个月的市委全会上提出的要求。有没有这“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不但决定我们的当前，而且“决定上海的未来发展”。

　　为什么要有“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首先因为我们正处在一个特定的阶段，“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是上海当前的阶段性特征。一方面，上海作为“排头兵”、“领头羊”的责任日益凸显，从自贸区探索，到国企改革，从司法改革，到文化体制改革，各项“走在前列”的改革，正处在“交答卷”的关键时期，中央托付上海，全国瞩目上海，上海能否交出可复制可推广的满意答卷，做出我们特殊的贡献，需要有一种不同凡响的“特殊精神”。另一方面，上海自身处于率先转型的特定阶段，从过去行之有效、长袖善舞的财富驱动、要素驱动，要真正转向前所未有的创新驱动，我们尚未“破茧”，尚未“杀出重围”，更没有搭好新的平台、形成新的抓手、找到成熟的新路，加之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严峻趋势，有的同志甚至容易留恋“老路”、重回那几个“依赖”。上海有远虑更有近忧，特定的阶段决定我们只有一般的精神状态不行，非要有“特殊的精神状态”才行。

　　上海的“特殊精神状态”，有着特殊的内涵。我们不是一般地讲吃苦耐劳，甚至也不是平常地讲“干在实处”，而是说要有异常强烈的担当精神。当前的“不担当”、为官不为，在有些地方，表现在反腐纠风高压下的“躺倒不干”、“撂挑子”那样一种变相的“对着干”。而在上海，更突出的，是在大胆试验、率先改革所面对的特殊挑战前敢不敢担当的问题，这是上海当前的特点。改革“走在前列”，既要碰旧机制的藩篱壁垒，打破“潜规则”改变“旧习惯”，又要动既得利益的“奶酪”，动某些部门一批官员的“一亩三分地”，会引起复杂的矛盾，会触发强烈的反弹，会得罪人挨骂，更不要说对于新体制、新形态、新组织方式、新交易模式的探索，还会冒很大的风险甚至包括个人进退荣辱的风险。因此，我们讲“特殊的精神状态”，主要是讲在风险很大的改革面前，我们特别需要既“敢为人先”又“勇于断后”的那样一种“特别敢担当”的精神。

　　在当前的形势下，“特殊的精神状态”还有着特别的要求，我们也不是一般性讲要振奋精神，而是特别提出，要有一次深刻的思想解放，把我们的同志，从陈规定习的旧定势中解放出来，从过去耳熟能详的陈旧知识结构中解放出来。比如“互联网+”就可能是一场全覆盖，甚至颠覆性的革命，而我们不少同志的知识，却还停留在过去，对新技术、新方式、新业态、新市场、新组织一知半解，甚至仍是外行，尤其是在互联网深刻改变着社会生活和市场形态乃至人的思想方式、行为模式时，我们的管理仍醉心于“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还沉湎于当“婆婆”做“千手观音”、犯“多动症”，甚至一看到自己不懂不熟悉的新形态，就习惯性地“迎头痛击”、管住管死。因此，处于改革开放前沿和市场经济先行区位的上海，如果要有新的思想解放，其要求和指向也应是具有“前列”和“前卫”特点的，只有这样的以定势改造和知识更新为重点的思想解放，才能使我们的精神状态具有“特殊”的水平和风格。

　　“特殊的精神状态”，应具有鲜明的上海特色；应是我们当前所处的特定发展阶段所决定的，与上海历史上的各个发展时期，包括浦东开发开放的初期有传承但也有崭新的时代命题和当下特征——我们的“精神状态”是不是好，是“一般”还是“特殊”，各级领导干部不妨自问一番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