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卫芳：我是为了引起关注 但并非炒作

　　

　　苗卫芳

　　

　　

　　说起苗卫芳（左一）研究生毕业却失业，母亲泪流满面，父亲满面愁容。

　　■作者 陈建宁

　　深夜12点，一辆救护车疾驰向石家庄。“爹，爹，你醒醒啊！”苗卫芳和哥哥嫂嫂一声声唤着昏迷不醒的老父亲。凌晨三点，苗卫芳拿着父亲的血样，奔向唯一能做药检的和平医院。终于找到药检科，血样检测结果：安定中毒。

　　苗卫芳心知肚明，父亲是因为自己服毒自杀的。2011年，40岁的苗卫芳硕士研究生毕业，没有找到合适的“体制内”工作继而回家务农。一年后，父亲承受不住心理压力，吃下了100片安眠药。

　　41岁的毕业生

　　提到父亲自杀，苗卫芳用手指急促地敲击着桌面，声音有点颤抖。“在救护车里，我真以为我父亲已经over了。假如我哪怕在小学当一个正式老师，那他会自杀？”

　　苗卫芳的家位于河北省保定市阜平县城南庄柳树沟村。然而苗卫芳对侍弄庄稼并不热心，在他41年的人生里，“考学”始终是一个关键词。“成考大专、自考大专、专升本、研究生我都考过。”

　　1988年，17岁的苗卫芳没能如愿考上高中。初中毕业7年后，苗卫芳找到在阜平一中当老师的姑姑走后门，进了这所高中念到高二。因为没有学籍不能参加高考，继而作罢。

　　1997年冬天，苗卫芳到呼和浩特打工。在那里，他第一次听说了成人高考。第二年，他考取了呼和浩特管理干部学院的经济学专业。因为脱产读书，苗卫芳没有了经济来源。专科两年，学费3000元，只交了400元钱，苗卫芳没拿到文凭。

　　2000年，苗卫芳从呼和浩特回到老家。两年后，苗卫芳到槐树庄中学做了代课老师，每月只有240元的代课费。代课期间，苗卫芳参加了自学考试，先后拿到了专科、本科文凭。凭着文凭，苗卫芳在私立学校找到了工作。“私立学校不稳定，老师不受尊重。保定的私立学校假期还没有工资。”苗卫芳不满地说。

　　2008年，和他在同一所私立学校教书的老师报考了研究生，苗卫芳也跟着报了名。至于为什么要考研究生，苗卫芳自己也说不清楚。“也许是冥冥之中命运的安排，万一能改变什么呢。”

　　苗卫芳很快便发现“不能改变什么”。被河北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录取的苗卫芳发现，“毕业生打工的多，总之你不是体制内的人，是一个打工者。”在校读研三年，苗卫芳完成了《大清河水系与津保内河航运研究》并编辑成书，还完成以代课教师为原型的长篇小说《二月兰》。严格意义上说，它们都没有书号，只能称为“印刷品”，总共花费上万元。

　　毕业后，苗卫芳回家务农了。村里人议论纷纷，觉得苗卫芳的书白念了。身体不好的父亲在去女儿家走亲戚的时候偷偷买了100片安眠药，全部吞了下去。

　　“我一直没工作，父亲是希望破灭了。”苗卫芳又开始用手指敲击桌面。

　　体制内的幻梦

　　苗卫芳看来，毕业后的就业去向应该是稳定的体制内工作。上研究生前，苗卫芳不知道公务员招考一般要求年龄在35周岁以下。好在还有事业单位，每次听说事业单位招聘，他都准备好简历和资料前去应聘。每次都失望而归。

　　退而求其次，苗卫芳想当一名“国办老师”。“共和国教师法第六章第二十五条规定，教师的待遇应当不低于或高于公务员。”2012年春天，苗卫芳到保定七中应聘教师，最后在试讲阶段被淘汰。保定七中的工作人员回忆，苗卫芳没有通过的原因是，他的“仪态、形象不佳，口才不好”。

　　苗卫芳再次回到私立学校这条路上。经熟人介绍，他到保定东方双语学校宣传科工作，负责校报编辑和领导讲话稿写作，但上班十多天就辞职了。苗卫芳说，他离开的原因是校领导总是骂人。

　　苗卫芳又回家种地了。“我要有合适的环境搞自己的文学创作，在私立学校当老师，要么老板辞退我，要么我跳楼，就这两条路。

　　苗卫芳最理想的工作是作协的专职作家。“有稳定的工资，不用上班。只要一年或者几年交一部作品就可以了。”读研期间，小说《二月兰》完成。苗卫芳带着自己的作品到当地作协交流，“都说我这个小说写得好，反响很大。”他认识了很多当地的作家，并羡慕他们的工作。“我身边很多这样的人，只需要创作文学。”

　　年龄受限的苗卫芳没有考取作协公务员的资格，觉得自己成不了莫言。“我比较适合当事业单位的图书管理员或者是档案管理员，有环境能创作。”当问及私立学校便不能创作吗，苗卫芳开始激动，语速加快了。在私立学校就是打工的。体制内的人就不是打工者。这种想法，中国人谁不知道？！”

　　他对“铁饭碗”三个字颇为反感。“我不否认是为了引起关注，不否认要找一个体制内的工作。但我不是要炒作，也不是要找铁饭碗。炒作和铁饭碗都是贬义词。”

　　“知识”改变命运？

　　提起这么多年的“考学”经历，苗卫芳觉得父亲最开心的还是自己小学升初中的时候。苗卫芳考了乡里前几名，消息传得很快，大家都觉得苗卫芳“将来一定有出息”。

　　没有考上高中，对苗卫芳和家里都是一个打击。因此苗卫芳在工地当装卸工的时候，也会拿起初中课本来复习功课。

　　在苗卫芳的小说《二月兰》引言里，有这样一段文字：“鲤鱼跳龙门的愿望终于成为现实，这对农村出生的孩子来说可是彻底改变命运的大事啊！从此告别农门，毕业后分配工作，就吃上‘皇粮'了。十几年寒窗苦读，换来了大学通知书，他兴奋得身子轻飘飘的，如同处于物理老师讲的失重状态。”

　　可就业形势并不是他想象的那般好。“考的时候想扩招，毕业的时候不想扩招了。”苗卫芳有些后悔地说：“或者早考，就好了。”

　　“我现在是钱、权、房、车，一样没有。”谈到读这个研究生，苗卫芳皱起了眉头。“现在害人了，户口整没了，医保没有了，新农合也入不了。户口和档案自己拿在手里，你说惨不惨？”

　　苗卫芳也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可改的结果是：他没找到稳定的工作，连和家里人的沟通都难了。决定回家“耕读”后，苗卫芳在种庄稼这件事上和家人起了分歧。“我种地不用化肥，不用除草剂。要绿色环保。”甚至在饮食习惯上，“父亲他们要吃细粮。我爱吃红薯叶和玉米面疙瘩，粗粮健康。”

　　苗卫芳父亲抢救过来后，躲了出去。苗卫芳最近在忙碌的事情，是认真复习，准备阜平县在编老师的考试。阜平县面向社会公开招录50名在编教师，年龄上没有限制。苗卫芳报考了阜平县一中历史老师的岗位。

　　“考上了我可以回家种地，要是考不上，就再也不种地了，地就荒着吧。”在他看来，有了工作的知识分子种地没什么，而没有工作的知识分子种地便是农民了。

　　“你爸妈怎么办？”苗卫芳脸上现出迷茫的表情。“总会有其他办法吧。”

　　本文原载于《中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