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触法少年”的故事让成年观众毛骨悚然

　　少年犯罪手段为何能如此残忍？剧中，姜法官的一句台词“这就是当今少年犯罪的现实”也正说明了这部剧的用意——未成年人犯罪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  李金一

　　近日，韩国电视剧《少年法庭》在流媒体播放平台奈飞上跻身世界榜单的第十位，在韩国、马来西亚、越南、日本、泰国等国家排名第一，受人关注程度可见一斑。同时，该电视剧也引发了关于少年犯罪现象的热议。

　　“这就是当今少年犯罪的现实”

　　《少年法庭》讲述的是韩国某地方法院的法官对少年犯罪案件进行调查审理的故事。值得关注的是，剧中的多起案件是根据韩国现实中曾发生过的事件改编而成。比如，仁川小学生杀人事件、龙仁小学生高空投掷砖头致人死亡事件、淑明女子高中试卷泄露事件、未成年人无照租车驾驶致人死亡事件以及女中学生集体性暴力事件等。

　　特别是该剧开端出现的“莲花小学生杀人事件”，给予观众极大的震撼：被害人A某为了给父母打电话，向韩某（16岁）借手机，结果被韩某引诱到家中惨遭杀害。韩某杀害A某后进行分尸，并将尸块交给白某（13岁）抛尸。最终法官判决韩某20年有期徒刑，白某保护处分。

　　如此剧情，可谓令人发指，甚至让人毛骨悚然——少年犯罪手段为何能如此残忍？剧中，姜法官的一句台词“这就是当今少年犯罪的现实”也正说明了这部剧的用意——未成年人犯罪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韩国大法院的统计数据显示：韩国全国14个家庭法院受理的触法少年犯罪件数在2019年为10022件，2020年为10584件，2021年为12501件，呈现明显的递增趋势。

　　剧中多次出现的“触法少年”

　　韩国有关少年犯罪的法律有《刑法》和《少年法》两种。韩国《刑法》第9条对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作出了规定：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的行为不受刑法处罚。

　　根据韩国《少年法》第4条的规定，作为韩国少年司法制度对象的少年共分为三类：犯罪少年、触法少年和虞犯少年。这三者又统称为“罪错少年”。

　　所谓犯罪少年是指已满14周岁未满19周岁实施了韩国刑法典或单行刑法中规定的犯罪行为的少年。触法少年是指已满10周岁未满14周岁，实施了韩国刑法典或单行刑法中规定的犯罪行为的少年。虞犯少年是指虽未实施犯罪行为，但是根据其性格和生活环境，未来可能犯罪或者触犯刑法的少年。

　　“触法少年”这个词在《少年法庭》中多次出现。由于制度规定的不同，或许有许多观众并不明白该词的含义。其实触法少年相较于犯罪少年，从外部行为特征上看并无差异，均是实施了刑法典或单行刑法中所规定的犯罪行为，只是年龄特征上与犯罪少年有所差异。

　　未满14周岁的触法少年，一般认为其心智发育尚不健全，对于自身行为的性质和后果不能准确认识和充分预见，在刑法上被认为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因此他们所实施的为刑法典或单行刑法中所规定的犯罪行为并不被认为是犯罪。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触法少年的行为不被处理，触法少年只是被抽离出刑事处理的领域，纳入了少年法规制的范畴。

　　虞犯少年虽并未实施刑法典或单行刑法中所规定的犯罪行为，但是由于其犯罪的可能性较强，因而基于儿童利益最大化的理念将其纳入少年法的保护范畴。从法律条文的规定来看，虞犯少年的成立需要同时具备两个条件：具有法律所规定的不良行为和存在将来实施犯罪行为的危险性。

　　所谓不良行为，根据韩国《少年法》的规定，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形：不服从保护人的正当监管；无正当理由离家出走或逃学；与有犯罪倾向的人或者品行不端者交往；经常实施损害自己或者他人的品德的行为。

　　此外，韩国《少年法》中还设置了对少年保护处分制度，包括保护观察、社会服务命令、受训命令、缓期起诉制度等。

　　根据现行韩国《少年法》的规定，对未满14周岁的触法少年给予保护处分，而不是刑事处罚。9周岁以下的人犯罪，当然也不能通过司法进行制裁。只有犯罪少年(14周岁以上不满19周岁)才有可能成为刑事处罚的对象。

　　前文所讲的剧中案例中，白某13周岁，属于触法少年，因此只受到保护处分。韩某虽然不是触法少年，但是由于其属于韩国《少年法》适用的未成年人对象，而该法规定的处罚上限最高为有期徒刑20年，所以才会有剧中的判决结果。

　　正因如此，犯罪后没有受到处罚的触法少年再次成为了“烫手的山芋”。韩国社会上，降低触法少年的规定年龄甚至废除《少年法》的呼声越来越高。

　　4年前，文在寅政府决定将触法少年年龄标准降低至未满13周岁，但最终不了了之。今年的韩国大选中，诸多候选人也纷纷提出修改“触法少年”年龄标准的公约。例如，韩国新当选的总统尹锡烈曾在大选中承诺，要把触法少年的年龄下调至满12岁。不过，在此方面，韩国的修法行动明显滞后。

　　“做什么才能让孩子们健康成长？”

　　值得一提的是，《少年法庭》这部电视剧虽然十分火爆，但其中也不乏问题。

　　首先，剧中的“少年刑事合议庭”是为了电视剧效果而成立的假想部门，现实中并不存在，在韩国的家庭法院和各地方法院都设有专门的少年部门。

　　其次，剧中主演法官屡次说“我厌恶犯罪少年”，并带着这种情绪调查审判案件，而且私自与被害人见面。如果现实中法官都持有这样的基调，难免让人担心审判的中立性以及“无罪推定”原则的适用性。而且真实情况中，法官不会亲自寻找脱离管理设施的犯罪少年，而是向警方发布紧急同行令，让警方找到少年并将其移交给少年分类审查院。

　　另外，该剧难免有为了给观众发泄情绪而拍摄的嫌疑。其中的犯罪少年均被描写成“不能教化的罪犯”，各种角色表情、台词设定过于将犯罪少年妖魔化，这并不利于我们客观认识看待犯罪少年。

　　当然，该部作品仍旧有正面的作用。它不得不让人思考：“不仅是犯罪少年，我们要做什么才能让孩子们健康成长？”

　　有人提出意见说，为了受害人应该严惩加害者。也有人说，应该教化在不幸环境中长大的犯罪少年，而不只是惩罚他们。该剧虽然并没有给出答案，但它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少年犯罪问题并非那么简单，并给了我们一个关注、讨论少年犯罪问题的契机。

　　人们需要认识到的是：少年犯罪现象实质不只在于法律出现了漏洞，这是社会一整个系统的问题。因此，必须注重预防少年犯罪的出现，以及出现后如何帮助他们回归正常的道路。

　　另外，不能只把焦点放在处罚上，而忽略了教化、社会化的对策。处罚不是万能的，应该制定出受害人的实质性恢复和加害者能够真心反省的体系，即，恢复性司法体系。如果只加强对少年罪犯的处罚，还会产生“烙印效果”，导致少年完全无法回归社会的恶性后果。

　　由于在少年犯罪的背后存在失败的家庭教育或学校教育，所以不能把犯罪少年问题归咎于少年个人。如果把少年犯罪看作是个人问题，最终是很难得到解决的。

　　在实践中，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未成年人，很多是因为其家长或者监护人不具备管教的能力、管教不得法。但家长还是希望能够帮助孩子改邪归正的。显然，这些家长需要得到相关组织或者人员的帮助，使他们逐渐掌握管教未成年人的方法，增强管教能力。

　　当然，也有根本不愿履行管教职责、缺乏必要管教责任心的家长或监护人。对此，法律上可以考虑增设监护人未尽管教义务的不利责任条款。此外，要重视、避免校园暴力欺凌现象，还孩子一片学习生活的净土。

　　《少年法庭》中，法官角色明显超越了一般职业的责任感。但就青少年问题的解决而言，责任应当是整个社会共同承担的。更不能只简单地说一句：“现在的孩子发育很快，应该和成年人一样受到处罚。”必须要清楚的是，孩子们犯下罪行的结构性因素到底是什么。

　　如果单靠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增加量刑就能消除少年犯罪现象，那么，成年人累犯的情况又如何解释呢？因此，帮助犯罪少年建立正确的观念，更好地适应社会，给予其正常的教育就业生活机会显得更为重要。

　　责编：王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