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学生替领导孩子高考”又如何？

　　央视播出杞县高考替考事件后，6月23日，河南省招办工作人员表示，目前替考事件仍处于调查阶段。据相关人员透露，替考的“枪手”多为急需用钱的农村大学生，且学习成绩优异。“这些品尝过高考艰辛的农家子弟，本应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却在金钱面前拿自己的诚信去冒险。”（6月25日《法治周末》）

　　河南替考事件举国震惊，背后的乱象更是令号称“史上最严”的监考斯文扫地：权钱魅影，规则寻租，在真相拨云见月之前，确实还有诸多细节值得追问与反思。有媒体以“农村学生替领导孩子高考”为题，凸显了事件中人物身份的差异，以这种身份落差，激发情绪的无限联想，为民粹主义的非理性表演，提供了鲜活的素材。

　　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而其实在替考事件东窗事发之处，网意就呈现出对“农村学生”作为枪手的汹涌悲悯——“作弊的不是一般人”、“枪手都是急需用钱的学生”。这话也许是概率上的基本事实，但问题是，法律最基本的精神就是“罪罚相当”，不管你是什么人，犯了什么法，就受到什么样的责罚——不因为你是有钱人就板子加一码，也不会因为你是穷人鞭子就轻柔一分。这才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才能彰显法律的稳定性。眼下如火如荼的司法改革，也正是秉持这样的底线理性。譬如6月26日《人民日报》在评唐慧案时，就发出了这样的声音：个体对公平正义的认识不能代替法律，个体极端意见诉求的表达也不能左右司法。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村学生替领导孩子高考”，本质不还是替考行为吗？

　　当然，我国目前并没有法律层面的、专门规范考试的立法。刑法和保密法只是规定了单一的对泄密行为追究刑事责任问题，枪手的替考行为可能还难以被追究刑事责任。一般而言，违规考生也只能按照教育部《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教育部三十三号令）处理，对于参与替考的高校生开除学籍，被替考者将会受到1至3年内禁止参加国家教育考试的惩罚。这样的罚则，从感情来说，对“农村考生”可能有点重，但从法理与规则来说，或者相较于国考的严肃性与重要性，恐怕只会太过轻柔。

　　俗话说，法不外乎情。但它有个前提，就是法与情当有明晰的边界。涉事“农村学生”的命运让人关注，或者说，对于品学兼优的“枪手”，社会力量也无妨为其打开一扇扇救济的大门，但就法律或者规则来说，任何身份意义上的“网开一面”，都是对替考事件的二次伤害，是对公平与正义的再次亵渎。

　　人生就是充满选择，选择就要面对机会成本。一个成年人，来自农村或者城市，是学生或者工人，固然有阶层之别，但在法律层面，它只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公民。缺钱的农村孩子还有很多，这不能构成可以违法违规的豁免条件。公众可以同情他们的境遇，但不能要求法律的戒尺抬高一寸。还是那句话，一个法治社会、一个公民社会，早该学会抛弃身份标签就事论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