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周敏：用优秀的传统文化理念涵养“一带一路”

　　光明网讯　8月8日，“一带一路·百人论坛”首届论坛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主题是“‘一带一路’：从愿景到行动”。中共河南省委党校副校长、教授梁周敏围绕“用优秀的传统文化理念涵养‘一带一路’”作了发言。

　　以下是中共河南省委党校副校长、教授梁周敏的发言内容：

　　

　　“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采取的主动应对全球形势深刻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战略选择，是我国和平崛起的重要行动。它借用了中国曾经强大的历史符号，主动打造国家新型合作伙伴关系，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是我国主动而为的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是我国大国崛起的发展机遇，必将赋予中国和平崛起新的时代内涵。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软实力，民族和国家的强大离不开文化的支撑和推动。中华民族在漫长的文明进程中，虽历经沧桑磨难，但始终没有终绝而不断复兴崛起，与中华文化所内含的强大生命力紧密相联，与中华文化提供的基本价值追求紧密相联。 “一带一路”发起的实践主体是我国政府和企业，国家秉持“和平发展、开放包容、互尊互惠、互利共赢”的文化价值，倡导共商、共建、共享、共赢、合作、均衡、普惠的理念，这些价值都内涵着人类社会共同的理想和美好追求，是新型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将深深打上我国创新实践和传统文化理念的印证。“一带一路”除了国家主动打造的宏观文化价值引领之外，我们还应秉持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理念，我认为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修齐治平的理想情怀。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涌动着家国天下的情怀，“仁者爱人”、“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直至惠及天地万物，四方友邻，“柔远人，怀诸侯”，强不凌弱，强不犯弱，睦邻友好，这就是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它被我们的先人推崇为至高的人类文明观念。横跨欧亚非的“丝绸”漫漫长路，无论古时和今天，不仅是一条商贸之路，更是中国和欧亚非各国之间的一条友谊之路、和平之路、文明之路。郑和七下西洋，曾到达亚洲、非洲39个国家和地区，其时间之早、规模之大，都远甚于后来欧洲的航海家达伽马、麦哲伦，古代的七下西洋不但给亚非各国带去了瓷器、茶叶、丝绸，更带去了中国人睦邻友好、平等相待、热爱和平、惠及天下的华夏文明基因。曾经的“一带一路”作为古老中国走向世界、传递文明的通道，昭示世人，中国人愿意也有能力把自己修齐治平的人文理想转化成人类的共生哲学，和邻邦共享，以“化成天下”，用习近平的话叫做“亲望亲好，邻望邻好”。以古代“丝绸之路”精神来涵养今天的“一带一路”，我们就不能仅把“一带一路”作为一种实体和机制，更应把它作为一种文化理想，一种以家国天下为一体而打造的地缘、人缘、文缘的情感纽带。

　　二是诚信不欺的相处之道。

　　《周易》中讲“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要求君子说话做事要做到诚实不欺，方能建功立业。传统经典《中庸》更是把诚信的思想发挥到极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既是天地自然的本性，更是人之本性；诚信既是个人安身立命、进德修业的根本，也是治国安邦、交往四方的道义准则。孔子更是把这一准则细化、实化：“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认为治理一个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就要严谨认真地办理国家大事而又恪守信用，诚实无欺。孟子更是把“朋友有信”作为五伦之一。“诚信者，天下之结也”，先贤们早就认识到，国家树立权威、凝聚人心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讲诚信，可以说，诚信既是中华民族最核心的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文明得以走向世界的重要保证。以诚信这种优秀的文化理念来涵养“一带一路”，就要求我们以诚信不欺的心态来交往，说真话，办实事，恪守联合国宪章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尊重交往各国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一带一路”辐射范围涵盖东盟、南亚、中亚、西亚、东北非及欧洲和大洋洲，沿线超过60多个国家和几十个港口城市。在如此广泛的范围中，要想实现经济的合作和文明的借鉴与交流，没有诚信是不可想象的。

　　三是和而不同的博大胸怀。

　　中国文化主张阴阳并举、阴阳交融涵养万物，秉持阳刚是强调自强不息、改变世界；兼行阴柔则是强调厚德载物、和谐统一。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和”是和谐、共生，同是相同、一致，即不追求事物表面的一致性，而追求事物内在的共生共存。中国文化不主张追求“普世主义”，而追求多元和谐。这种“和”的精神衍生出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反求诸己”的博大胸怀和为人处事之道。这种胸怀推而广之，便构成了中国人热爱和平、崇尚和平的文化基础。以这种博大胸怀涵养“一带一路”，会顺应与之交往国民众的心态，能为沿途各国和民众认同和推崇。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和现实，都有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模式，要做到“和而不同”，就要充分理解和尊重沿途国家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和意愿强加给他国，甚而干涉他国内政，文化宗教上应互相包容，而不是居高临下，能从不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中提升出最具人性、最赋予生命真谛的人类共性。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让沿途不同国家的文化交相辉映、激荡汇合。

　　四是和谐互容的处事方式。

　　如果说“和而不同”表征着中华民族对个人生活、社会秩序安定和谐的一种态度，那么，和谐互容则是在结果上对这种美好秩序蓝图予以勾勒。“和”本指各种音乐的相互应和，据《尚书》记载，中国古人已经非常了解音乐的和谐作用，并期望通过音乐来达到人神和谐的境界，即“以和神人”。此后，“和”的理念已远远超越了人神关系，而成为人与自然、社会，邦与邦、国与国和谐共处的普遍理想。《周易》中说“万国咸宁”，《周礼》则说“以和邦国”，都是对这种和平共处世界的美好描述。当然，这种理想的实现，首先需要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有责任带领其他国家建设“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在中国古代，有个寓言故事叫《愚公移山》，讲的是九十岁的愚公为了让全村人不再受交通困扰，带领大家凿山开路的事迹，这里蕴含的便是中国人顾全大局、勇于担当、不怕困难的精神。我国“一带一路”的发展构想刚一提出，便得到多个国家的共鸣，正说明我们共商、共建、共享的和平发展理念，既利己，也利人，既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又是沿途各国发展的需要。其次需要开放包容的大国胸怀。随着中国的强大，世界各国的心态也在发生变化，一方面希望更多分享中国发展的红利，由中国承担更多责任；另一方面又担忧中国的强大会挤占它国发展空间，走国强必霸的老路。所以，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难免会有一些国家对中国质疑、担心，甚至因为地域不同及发展模式的差异，不可避免与我们有相异或冲突之处，对此，我们应有容人之雅量，保持开放包容的大国情怀，用切实的行动来打消人们的疑虑，进而实现和谐共处、和平发展。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五是求利以义的兼爱原则。

　　义利之辨”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的价值判断。对于二者的关系，传统文化总体倡导“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义重于利”，尤其是儒家文化认为，追求个人利益要在义的前提下进行，求利是为了更好的践行义，这个义是道义，公正之义、天下之义。在国家交往层面，我们同样讲究求利以义的原则，《大学》中说：“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古代无论是“丝绸之路”的还是郑和七下西洋，从来都不是把谋求他国利益作为出发点，而是在兼爱平等、多予少取的基础上实现文明之间的互动传播。以这种文化理念涵养“一带一路”，就要求我们坚持正确的义利观。一是要从整个世界发展的大义出发，在发展的过程中着眼于长远之义，树立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特别是对那些与我国长期友好而自身发展任务艰巨的沿途国家，我们要更多的考虑到对方利益，多予少取，早予晚取，绝不损人利己，以邻为壑。二是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一方面绝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另一方面，在考虑自己核心利益时，也不能忽略别国的利益诉求，努力做到“宽惠而有礼”，以仁慈友爱的姿态来对待沿途国家，正确利用丰富的资源和庞大的市场给一带一路沿途国家提供发展机遇，进而实现互惠互利。

　　“一带一路”对于中国的和平崛起和民族复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机遇，我们应带着5000多年发展仍有强大力量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带着正确的发展理念与交往国、与沿途不同地区、不同企业和不同人群相处，使“一带一路”建设自始至终涌动着文化的情怀，闪耀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光辉。

　　[责任编辑:康慧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