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药神：法律与规则之下的伦理困境。

　　《我不是药神》上周末点映，掀起了口碑热潮。很多人表示，中国终于也能拍出自己的素媛、熔炉了。在好友的力荐下，我也去看了。

　　看之前翻了一些影评。很多人唏嘘于药品价格之高，让病人无法承受，这一社会问题。“世界上只有一种病，那就是穷病。” 也有人认为主角程勇就是神，至少在他最后倒贴钱甚至不惜入狱也要走私低价药时，他从开头落魄的中年油腻男子，成长为一个有神性色彩的人。

　　而看完之后，我自己脑子里想到最多的，却是高中心理课上的一道“电车难题”：

　　一个疯子把五个无辜的人绑在电车轨道上。一辆失控的电车朝他们驶来，并且片刻后就要碾压到他们。幸运的是，你可以拉一个拉杆，让电车开到另一条轨道上。然而问题在于，那个疯子在另一个电车轨道上也绑了一个人。

　　考虑以上状况，你是否应拉杆？

　　毫无疑问，无论选择拉杆还是不拉杆，都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大多数人会选择拉杆，因为人们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是更偏向于功利主义的，即五大于一，所以还是拉杆。

　　当时的我是班里少数几个选择了不拉杆的人。我的想法很简单，那一个人本来是不应该死的，如果是为了那五个人要牺牲这一个人的命，我凭什么来替他做这个选择？

　　当然，这个问题根本没有一个所谓正确的答案。作为当时属于少数派的我，也问过老师，选择拉杆和不拉杆的区别在于什么？

　　老师说，不拉杆更注重程序正义，而拉杆则更注重结果正义。所谓程序正义，就是一切都要在合法的情况下以法律所要求的标准走。而结果正义，则是要求最终结果是对的就可以，过程可以忽略不计。

　　举个两个最简单的例子。美国电影里的超级英雄，他们是结果正义的化身，因为他们有很多行为是不被政府批准的，但又的确救了很多人，而在近几年的电影里，他们也逐渐开始分为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党派，到底要不要走合理合法化的程序？这也是超级英雄们面对的一个难题。

　　另一个例子是法律上取证的合法性。我们到底要不要让没有经过政府审批而窃取来的隐私音频或视频成为呈堂证供？在大多数电影里更注重拿到证据就好，就能惩治坏人。但在我上过的关于隐私条款的课，美国大多数案件非常注重隐私证据的取证方式，如果是非法的取证，即使结果能证明犯罪行为，也会被判定无效。

　　回到《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本身，主角程勇，开始时只是个走私印度神油的油腻中年男子。离婚、爱走小关系、落魄到交不起房租等等，最终为了给父亲凑治病的钱，答应了白血病患者吕受益去印度走私廉价药，印度格列宁。

　　一瓶正版格列宁售价4万元一瓶，而印度仿制版成本价500元一瓶，程勇走私到国内卖5000元一瓶。而白血病病人几乎每个月就要服用一瓶来稳定病情。在正版药的天价压力之下，走私印度格列宁的程勇摇身一变，成为众多白血病患者的救世主，同时也赚了个盆满钵满。

　　而到了电影的后半段，程勇逐渐在与这些病人的相处中，感受到了他们生活的不易，以及对于生命的决心。而他跟其中的一些病人，也逐渐成为了至交好友。其中一开始找他走私的白血病人吕受益的死亡，也让他下定决心为病人走私，且只要500元的成本价。

　　电影最后，他因走私违禁药被抓，判刑。在去监狱的路上，大家都来送他。白血病人们拉下了层层口罩，让自己暴露在有菌环境下，只是因为程勇说过，“戴着口罩不礼貌。”也以此表达自己的尊敬。

　　而电影的原型，也来自于真实的案件，陆勇案。他自己就是个白血病人，正版格列宁虽没有电影里的4万元那么夸张，但在当时也有2万多元。陆勇帮助病友代购印度格列宁，最终因为金额巨大，被司法机关查抓。引发了众多病友联名，希望他能无罪。

　　从这部电影出发，引发了大量人对高昂药品的思考，大家呼吁穷困无罪，药品过高。人们高呼呐喊“救得了人的只有人，不是神”，而程勇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大家的神。

　　（右：陆勇）

　　可作为一个更偏重于程序正义的人，我看到的是这部电影的客观性。

　　私以为，它想表达的，并不是程勇是神是救世主，而更像是电影题目想说的：我不是药神。因为在电影里，没有一个人做错了。

　　制药公司之所以卖出“天价药”，是因为他们花了成百上亿倍的精力和金钱研发这个药，如果没有高昂的价格支持，没有专利保护，怎么能有新药的研发，又怎么能救更多的人呢？公司代表在电影里说的那句，“我们的药品价格都是经过法律审批的。”合情合理。

　　警察之所以要抓程勇，要抓违禁药品，是因为法律规定就该如此。公安局长问曹斌的那句话其实也是对所有人的拷问，“法大于情的事情还少吗？”我们到底该按主观判断情就更重要，还是把所有嫌疑人抓起来，放到法庭上让律师较量让法官判断？情和法的边界，到底由谁判断？

　　可程勇和病人们又真的错了吗？像电影里反复出现的那个问题，“大家只是想活命，错了吗？你能保证你这辈子不生病吗？”

　　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里说的一句话很有意思，“当个体国民在法律与规则之下陷入伦理困境的时候，往往意味着整体国民面临着极大的政治困境。”

　　在真实的案件里，陆勇拜访韩国白血病会长时，会长说，在韩国，最初正版格列宁这样的高价药也没有纳入医保，但他们去抗议，最终韩国纳入医保。

　　在我看来，陆勇被处罚是合理的，被减轻处罚也是必要的。而无数个陆勇案的出现，不是为了让我们盲目控诉这世界的不合理，而是让我们明白该如何用合理的手段或者一定的个人牺牲的手段，来抗议和争取全民的利益。

　　整部电影最让我感动的，却是末尾带着时间的叙述性语句：xx年x月x日，中国将格列宁等高昂药品列入医保。xx年x月x日，瑞士格列宁专利保护期结束，中国积极审批相关药物。等等。

　　程勇说，“我不是药神。”

　　没有人是神，他不是，我不是，你不是，政府和司法机构也不会是。

　　但只有人，才能救人。

　　这个人，不是程勇，也不是陆勇，而是我们每个人。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