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明如果没有被外族打断，会发展出自己的现代科技文明吗？

　　任何单一国家环境，都不大可能独自发展出现代科技文明。

　　似乎不光是“华夏”文明，就是作为 科学发源地的希腊、英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没有欧洲环境的国家互动，在单一国家环境，他们可能发现什么公理、定律什么的，但也不大可能独自发展出自己的现代科技文明。

　　现代科技文明产生的重要一环——多民族国家相互竞争——科技竞争是民族国家竞争的重要一环。

　　——主权民族国家成为主体，民族国家之间开始产生相互竞争意识。

　　从此以后，有了国家竞争之后，各国切身感受到，发展科技，可以将政府税收蛋糕做大，政府、商业、科技三方，才形成良性互动的闭环。

　　不能

　　中国几千年历史证明了，那真的就是在不断循环

　　直到被打开国门

　　然后打开国门之后

　　你为了找回脸面，又开始说什么“不被打开国门我们自己也能发展起来”

　　那之前几千年干什么去了？而且不是天天吹的都是之前几千年东方吊打西方么

　　人要有点脸

　　古代有句口号叫“官逼民反”。历史上发生四十多次农民起义，多数都是农民起义反官府。所谓的外族打断，不过是一块遮羞布，实则真正原因是封建制度腐朽“百姓日子太甜”。

　　秦末陈胜、吴广起义，东汉张角黄巾军起义，唐末黄巢起义，元末有朱元璋、陈友谅，明朝有李自成、张献忠，清朝洪秀全“太平天国”起义……

　　哪个也不是外族，都是烂在内部。

　　要明白，老美只是个背锅的，当初是人家带你进WTO。是你自己不思进取，贪腐成风，技术跟不上，然后又反咬一口说人家“卡脖子”。合着优等生努力奋斗，就活该给你抄袭？

　　真正卡脖子的不是欧美，而是旧传统，旧观念，是酒桌文化，是“人情世故”。

　　霍金来了都得敬酒，科技文明还用外族打断吗。

　　不能，说句不好听的，科技跟咱们八字不合。别看现在咱们卫星上天了，高铁领先了，好像科技很发达，其实咱们一直都是模仿者，模仿的还不错，甚至超过了原创者，但是没有老外先趟一条道，咱们永远不会向那个方向走。

　　科学的本质是质疑，是提出问题，甚至挑战权威，但这些都与我们的文化格格不入，其次我们的价值观高度统一，升官发财以外的任何事都被视为不务正业，根本没有科学的土壤。

　　反对该问题下集群否定除自身主观范畴以外的全部民族自身和历史精神的反漢敌夏狂欢。

　　然而，就该问题下的多数反（華夏）历史者的主观而言，没有哪一样，是我不曾经验的；没有哪种角度的批判性洞见，是我不曾感同身受的。我也曾持一至高的自由理念原则，将这无上的追求，投向它的所有对立。这是贯穿我多年的思维原则——凡所见羁轭之物皆否定。

　　我曾误以为己——全部的集群结构乃至本族历史的起始，这个原来一样是受蔽而未能自辩的民族躯干，因还不能加以充分认识之先，而持以无保留的否定判断了。

　　只是由知识的加增，反省的滋养，我便真切的发觉了更为深湛之处，更学会了如何认识这座古典“建筑物”；却并非舍弃对自由美善的求索，只是多出同诸美善理念同看为重之物：重要的“根基”——建基于历史精神和本体性中。我就依着这根为中心，涉猎更多，对诸抽象事物也就看的愈明彻。那美善之理念同吾民族之历史性、本体性、现代性本无冲突，问题是我们能否意识到如何采取适恰的塑造，逾越障碍使二者统合？

　　在实践的方式上——若不能对于華夏民族自身并这种理念的实践均持有肯定的认识——后者只能以给予而非剥夺前者的自主性——因为理念之为工师纵然美善，根却是那个文明而非工师，主仆不可颠倒，文明的工师不能企图高于文明。这理念所显出的方式只能是寓居于前者而大大助益并肯定这个历史的活化石民族。若不能加以精致的留意和适恰的建筑——偏颇就总会逸离。

　　此答：作为关于科技革命溯源、華夏历史遭遇和文化状貌并内亚蛮族统治影响的总回答。

　　我们必须识见自身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或者说古典性（这种认识往往是在对自身的，并同其他民族的古典性和历史走向资料都进行充分研究后，产生的洞见）。这洞见将能被观念以正视的祛魅和加以继承，作为自身民族的本体性。只有建立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加以诠释，華夏民族的古典性和现代性将能获得一致的经由辩明的尊重。古典和现代的统一——“古典的现代性”——即作为華夏精神与漢民族的存在。我们这时才可以比较确信——我们所进行的当代史的实践和反省的方面才是无误的。历史是在进化中，而且因为它是人的精神所创造的东西，“精神”在国家之中，是一个有机生命的、一般的精神；同时又是个别的个人自觉的精神——是“一般性”同“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联系。二者的关系只能是建立在彼此认识上等势而共和的关系，是互相取舍的发展；前者这个“为一衡量尺度”的“一般性”的形成是源由后者——即“众多”的“特殊性”投射归纳出来的一个不断和谐的共性。二者互为参考和协作、依存和转化的认识联系——特殊性不断地施加于一般性以充实的内容和无限的自我规定。因此，历史作为精神的沿革在适恰于自身主体性即自主性可以把握的境况下就比一切自然现象发展的变化来得快，而人只有当他理解“它”所处的精神范畴和正在朝什么方向发展，它的影响如何和后果如何的时候才会启蒙其自身的自主意识，这时候人就能控制它和迫使它为人们的需要服务。

　　目录：

　　什么是科技革命？蛮族桎梏遗留——主体历史精神和文化的异化 共时性下的华夏历史和西方历史及新文化运动探究 绪论：我们民族的近代思潮中有个特点，就是热衷“中”、“西”对比。比如说，“近代自然科学是西方发明的”，“中国没发明，所以我们如何”。问题是“西方”是哪个具体单位？是哪一个民族的独立成果么？众所知，近代自然科学发明是由多个民族经漫长时空的“接力——合力“的累积成果或者说继承过程，是交流的自然衍生品；就是埃及人希腊人拉丁人阿拉伯人法兰西人意大利人英格兰人等民族都有份。假若无视自身在特殊地理和政治境遇下承受的历史条件，无视进行对比的正当范畴，我们就无必要理由根据一个单一衡量因素同全部其他民族去较此长短。只有根据“文明”，就是把欧洲若干民族甚至环地中海的阿拉伯人、埃及人和希腊人说成是“一家人”，才能有一个实体“独自发明”（之后其他民族也相应融入交流并掌握）了近代自然科学的这种结论。

　　有个著名的“李约瑟难题（Joseph Needham problem）”，即世界哲学和科学史学家李约瑟 提出中国古代科技一直很发达，为人类科学史和历史发展做出了许多重要贡献，但是自17世纪始现滞后，没有赶上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所谓“李约瑟难题”。

　　关于这个“难题”的历史性暂且不论。必须先立体的探究人类科学技术史并及历史发展的脉络。

　　1.1 关于近代自然科学

　　“自希腊人产生了亚里士多德/阿基米德，为什么近代自然科学没有率先产生在希腊半岛呢？”如果要单论理论承接关系，欧几里得和伽利略应该更近了？有些人说因为中国自古以来没有科学传统，那么在希腊呢？希腊民族为什么后来“科学停滞后了一千多年”？为何不仔细研究一下希腊和中国的民族历史的共时关联性？有的人认为自希腊人发明《几何原本》以后，科学就和華人无缘了。那么希腊人为何没把现代自然科学发明出来，而是让意大利人捷足先登呢？

　　因为这些人不知道或没有考虑经院哲学，大翻译运动，东罗知识分子西逃等这些历史事件和阶段的显著相关性。不知道近代自然科学无非就是各民族“接力”与“合力”产物，近代自然科学不是一个民族的发明的结果，是由多个历史阶段和多个民族接力——合力的产生过程。先是古希腊人通过修辞和哲学研究出比较成熟的“逻辑学”为其起点，罗马、阿拉伯地区和环地中海诸民族保存深耕，中世纪法兰克人“经院哲学”进一步探索，逐渐瓜熟蒂落；至意大利和英格兰人把近代自然科学的果实摘了下来，即，把近代自然科学工程的质的升华发现-发明了出来。整个过程是由多民族“合力”的结果，特别是地中海附近这些民族离得比较近的，问题是自东方的和地中海隔着从东欧平原延伸至中亚细亚至西伯利亚以南大漠地区（历史上这一呈斜线相连的地带上的聚居民自古为游牧族群）并同蛮族大本营接壤的古典中国单打独斗凭什么一定干成一堆民族积累合作才能干出来的结果呢？首先是以东亚离地中海的距离，东亚人便无先天的交通和地理条件以共时性的参与地中海-欧洲地区诸民族的科学和技艺发展过程。

　　回到科学背景的认识，希腊人的研究是近代自然科学发现的基础，尽管希腊人没有完成近代自然科学的发明。英格兰人、意大利人发明了近代自然科学但没有发明逻辑学，而是积累希腊人的发明成果。因此如果指责东亚人或華人“没有发明逻辑学所以不能发明近代自然科学”的逻辑是很错误的，因为“文明”不可定义也缺乏边界，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如果以“文明”讨论，如以汤因比的经典文明论讨论，近代自然科学是埃及-希腊文明-罗马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这些离的比较近的文明地域共同体发明的产物。现代逻辑学则是从“希腊-罗马文明”中学以继承。

　　另一个问题，是我们華人是否能学会逻辑学或继承和发展自然科学？历史经验证明可以。

　　人性是相同的，不会对利益视而不见。火药自中国发明后传遍到全世界，15世纪开始在欧亚非大部分民族中使用，但希腊人的逻辑学当时没有扩散到中国。原因无外乎是逻辑学传播的有限，且在当时用处太少和公众认知度的阻碍，不能迅速变现和成直观所见的“道成肉身”式的吸引。

　　等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科学可以迅速转化为技术和财富，自然科学（连同逻辑学）也迅速传遍了世界。我们以此就知道“发明”自然科学并不重要。只要符合利益，那个民族一定会学，继承然后发展。

　　中国单打独斗没搞出来一套科学体系并非落后，经验是只有文明的交流传承才能确立这种体系和更快进步。现代科学是形式逻辑体系加上系统化试验，而形式逻辑体系全世界只有古希腊有，古希腊在亚非地区的两个最早的丰饶而原生文明的影响下收集、总结并著作出了“几何原本”一书，也就是说，目前在欧亚非大陆上的四个原生文明都没有在没有交流的情况下发明“几何原本”，而现代科学也不是在古希腊诞生，中间还有经过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意大利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之后，在英格兰这里结果。这其中是一个深厚、悠久、繁复的交流的过程以从形式逻辑到现代科学的体系。

　　因之没有一种规定从形式逻辑到现代科学必须是本文明本民族创造出来才能用，日耳曼人对几何原本诞生的贡献是多少呢？日本古代则基本是思想荒漠，这些是否阻碍着他们把形式逻辑拿来研究并创造出自己的现代科学体系呢？他们并无大碍的创造出来了，然后经工业革命力迅速崛起，从几千年的亚洲附庸沦为世界强国。

　　1.2 关于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即建立在近代自然科学基础上的工具-力学革命——一种由技术进步，由器物的理论化和实验的哲学化，建立在可检验的解释和对事物的形式上的发展达致器物革命而作用于生产力效用的一种革新。

　　众所周知華人发明了火药、早期火器和火门枪。没有人讨论这些为什么没有被西方人“发明”出来，却不妨碍这些民族学会火药，然后逐渐发明火绳枪和燧发枪等。因为发明归发明，别的民族完全也可以学，甚至掌握后要比那个发明它的民族技术更好。希腊人发明了逻辑学。近代科学却是意大利人发明。为何有人认为华人必须要完全率先“发明”逻辑学才能“发明”近代自然科学然后开启工业革命呢？是希腊人发明了逻辑学以后華人就钦定学不过来了，是埃及人盖了大金字塔以后别民族就不能再盖了呢？

　　因之今天认为工业革命“发生”在西方国家一样是个不明晰的说法，相对“正确”的说法应该是“第一次工业革命首先发生于英国”。然后法国，德国，奥匈，波西米亚，日本，俄罗斯等国家或地区…都后续的从英国“学习”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经验，并完成了工业化。单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话，并非“西方”满足了条件，事实是当时似乎唯有“英国“满足了条件，第一次工业革命很难“首先发生”于同时期的法兰西共和国或者四分五裂的德意志。也许只有比利时与荷兰有可能取代英国“发生“第一次工业革命。但这丝毫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英国之后，第一次工业革命遗留的成果—从工厂化生产到蒸汽机都席卷了全世界，从今天看，没有一个民族“拒绝”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已经在全世界所有民族“发生”了（今天即使是蒙古国也掌握了工厂化生产和蒸汽机的奥秘）。区别仅在于快慢，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俄罗斯等国都迅速拥抱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经验并通过在工业化生产的帮助下促进经济繁荣和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从民族或者国家的视角来说，英格兰人是老师，其他诸民族是学生。要试图抢英格兰人“老师”的位置毫无意义，德国人没有发明第一次工业革命，所以德国人是否命定无法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呢？德国人发明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而美国在20世纪的工业化水平是否又命定比他们的“德国老师“差“呢？

　　现在一个有意义的问题是，为什么英法俄德意日美等国都根据自身需求积极的学习和继承了工业革命，而当时的清中国，莫卧儿印度，波斯，奥斯曼土耳其和希腊等地区没有积极的学习和继承呢？至于这个问题其实也没什么难以理解的，因为1840年，甚至更早的一百年，两百年，阿拉伯人，埃及人，希腊人，罗马人，華人，印度人，波斯人的处境都处于一种与其他民族的区别之中，要么被蛮族殖民的帝国状态中要么是处于民族意识淡薄的大分裂状态中（只有印度人才在几十年前从蛮族主人手里落到了英国人手里）统治着。而凡是能有自主独立权利的，同时在中世纪和地理大发现时代经济有一定基础的民族，有普及的金属农具和作物，能掌握“手工工场生产”，能建立“一套稳定的君主制或职业官僚/商业阶层统治”，能拥有一个较为壮大的士绅和成熟的商人阶层的民族，只要有劳动力，有海，产品有一定竞争力，都能迅速走向工业化。

　　事实上中国先辈在现代科学诞生的前夜已经为这片土地积留了极好的发展资本，广阔的土地和庞大的人口，堪称农业时代最成功的民族。然而很可惜因为灾难和蛮族入侵，在18-20世纪，在此世界上最重要的变革世纪前夕沦为了亡国族长达267年，直到今天还在为蛮族羁轭的“鞑靼桎梏”后果还债，应该问的不是为什么中国没有工业革命或滞后于别国的问题，没有哪个文明和民族不交流就能自成体系的在一切领域都发达，重要的是学，应该问为什么在全世界激烈变革的时代，中国怎么对历史的科学和技术发展基本是毫无贡献？答案很简单，那时我们从个体至群体的精神中无论是民族意识还是本体性意识都要受到剥夺和压迫以至被迫屈从，更不可能有先决条件发展新的科学思想乃至作出贡献，已经沦为“蛮族武力”的战利品而亡国了。

　　除此外，无论他们是祖国四分五裂的德意志人，还是被强权威胁的意大利人，还是“东方”的日本人，他们工业化的速度都不慢。也许略弱于统一的法兰西人，弱于“发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英格兰人，但他们大体上还算在工业化这张考卷上及格了。

　　这才是历史的真相。

　　2.1 内亚和華夏——不调和的历史性冲突

　　众所知，历史的战争——由历史中的精神，从物质到精神方面的对立构成。在此，没有例外的；一个民族不可能抹除自身族群的界限、历史记忆与文化，不可能抹除对自身的认识，也不可能抹除自身完全的自主性。

　　在古代的诸民族间发生的激烈矛盾中，尤以“游牧、部落系族群”同“定居、农工业文明族群”之间为最。其中，对于古代游牧并部落系族群的定义，不能只是以一个纯粹“地理概念”出发而忽略其历史并文化方面的审视和强调。

　　古代游牧部落系族群主要生存和分布区域游牧、部落系族群：自东欧（乌克兰附近）平原延伸 至中亚细亚大漠戈壁 至西伯利亚并漠南北地区，这在亚欧大陆上呈一斜线的诸地区——历史上这些地方居民自古为游牧、部落系族群。这一区域的诸族群在历史上在周边建立过诸政权或国家，据不完全统计有：“斯基泰”，“匈奴”，“马萨格泰”，“乌桓”，“突厥”，“契丹”，“女真”，“室韦”，“蒙古”等部族或政权。

　　即从乌克兰-东欧斯基泰部落起 到中亚马萨格泰到 西伯利亚并漠南北这一区域中——存在或建立的部族或政权，如中国古代历史中记载的匈奴、鲜卑、突厥、辽金元清等，均在地理、历史并文化性上具有鲜明的内亚游牧、部落系族群性质。一如匈奴王阿提拉和亚欧大陆历史上西进的突厥人并其建立的政权均属内亚游牧、部落系史观体系当中。与之相对的——古地中海列国如小亚细亚、或古罗马、印度和華夏这些地区居民自古以定居、农工业文明族群为主体。

　　异质性族群在彼此间的交流中，特别是在遭遇了恶劣自然环境下的粮食短缺事故或因之迁徙或由于掳掠边境丁口、财帛等缘故而造成的集群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般冲突伴随而来的是彼此间愈深的矛盾；为各自的主体性、必然性伸张不调和的争竟或对抗手段。这种情况，几乎造成了处于蛮族大本营门口的華夏主体，总要面临蒙古草原、西北大漠戈壁或东北林海雪原等地孕育出来的一波又一波的蛮族侵袭，而被迫在其整个历史进程中参与应对接连不断的捭阖、斗争或存亡危机并为此制定适恰的政策导向。

　　在数千年的对抗异族群起侵袭的历史中華夏有完善无恙之时亦有落败残垣之期，如五胡及辽金元清的入主華夏，均造成了華夏历史和文化由此产生了极大变化。

　　2.2 民间自组织的衰落

　　据《敦煌民间结社研究》、《唐五代民间私社研究》和吴钩等唐、宋代社会研究学者考察唐宋时期基层结构可知：

　　唐宋时期的民间私社的史料，记载遍布而非常详细，私社中有具体职务，制度细节，具体作用，职务选拔方式，成员规模，奖惩制度，加入退出机制。社的种类，有宗教性质的，学派性质的，职业性质的，女性社团，爱好有关的，包括帮派性质的，抵御灾荒水患性质等。私社是起源于周、特别秦之后，编户齐民的状态下，依据地域，职业，文化倾向，性别等非血缘因素兴起的民间自组织形式团体。到了元代私社就没什么记载了，蒙元初入中原时，有意摧毁城市、乡群，欲发展牧业。后来，统治集团逐渐认识到了城市工农商贸经济的重要性，始不再尝试消灭此类经济重心，整修城乡。元代记载的有文人私社，由官方认可的，没有自组织形式的了。

　　唐宋时期的私社已出现相当成熟的组织结构，社有领袖：即社长、社官和录事，称为“三官”，三官由社人推举产生；立有“社条”，这是社中成员包括三官都必须遵守的规则；以社人会议为一社最高权力机关，社条的订立、三官的选举与改选、社人的出入社申请，都由社人会议商量、决定。——吴钩 2.3 烈女风气和一般女子财产权之剥夺

　　元朝始，女子再无财产继承权和处置权了，元法令亦开始鼓励私刑。大德七年元廷《通制条格》规定：

　　“除无故出妻之外，应嫁妇人，不问生前离异，夫死寡居，但欲再适他人，其原随嫁妆奁财产，并听前夫之家为主。” 夫妻离婚后，妇人财产全部由夫家处置。《元史》卷一百四 志第五十二◎刑法三 记载：

　　“诸妻妾与人奸，夫于奸所杀其奸夫及其妻妾，及为人妻杀其强奸之夫，并不坐。”元代从法律上允许，并鼓励民间重风化、用私刑了。

　　为推动贞节观念的传播，发挥守节女性的表率作用，朝廷对于守节的女性给予旌表。《通制条格》卷十七 “孝子义夫节妇” 中记载：

　　“义夫节妇，旌表门闾，本为激励薄俗，以敦风化”。方龄贵校注《通制条格校注》(P516)记载：

　　“参详魏阿张孝奉老姑，守节不嫁，钦依圣旨事意，官为养济。仍令除免差役，更加旌表，以励风俗。都省准拟。”大德八年（1304年）八月，各地方大办旌表孝义等事。依《元典章》规定：

　　“若夫亡在参拾之前，栢舟自誓，守志至五十以后，行露不侵，执节不回如文宁女，临难不避如义宗妻”。有元一代，行政创始以地方旌表的形式鼓励民间女性发扬烈女氛围，确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原華夏民中自主人格的异化。如下图示：

　　上图是根据汪盼玲《中国婚姻史》中统计的历代节妇烈女人数绘制的柱状图。

　　可以明显看出，元、清各以其存在的特定历史时间，产生出了有别于漢系朝代历史时间产生出的烈女数量比例。

　　其中：

　　东漢195年国祚，21位烈女，平均每年0.1位。

　　隋朝只有37年国祚，有16位节妇烈女。平均每年0.43位。

　　唐朝289年国祚，54位烈女。平均每年0.18位。

　　宋朝319年国祚，94位烈女。平均每年0.29位。

　　元朝98年国祚，187位烈女。平均每年1.9位。

　　明朝276年国祚，308位烈女。平均每年1.11位。

　　清朝入关后268年国祚，613位烈女。平均每年2.28位。

　　令人意外的是，元清这两个朝代居然是年均烈女数量最多的王朝。位列中间的明朝反而烈女数量并没有那么多。在元之前，華夏历朝年均烈女数量均未超过0.5。

　　就元代限制女性在对家庭财产的处置权方面的规定来看，与之呈对照的宋及前代法律却不如此，如根据反映南宋时期司法判决史实的《名公书判清明集》(以下简称《清明集》)中卷五有记载：

　　“妻家所得之财，不在分限。又法：妇人财产，并同夫为主”这种财产称为奁产，是法律判定的家资。就是奁产名义上为夫妻共同财产，但不归夫家所有，夫家分家产时，奁产不在分割之列。奁产所有权与处置权都在女方手上，可赠夫家，也可自己掌管。假如离婚或改嫁，女方有权带走她的奁产。比如，李清照与张汝舟离婚后，她与原配亡夫赵明诚共同收藏的文物尚可保全，就是得益于上述法条。

　　家庭财产继承权方面：

　　“父母已亡，儿女分产，女合得男之半”。——《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八 尽管在继承权上只有兄弟的半量，却无不体现了千年之前已有洞悉的人道法律意识。

　　2.4 殉葬制度

　　凡读过希罗多德著作《历史》的人，应当都不陌生其书中记载的游牧部落系族群花样百出又极为残酷的殉葬、祭祀仪式。在比较民族史中，人殉仪式确同原始游牧、部落式族群文化息息相关，且形式很多，从东欧斯基泰亚延伸至中亚马萨格泰延伸至西伯利亚漠南北地区一概如是。

　　经元清入主中原建立统治后，華夏漢系王朝断绝千年的人殉又得以复现，其史记载包括不限于以下：

　　“旭烈兀，依蒙古旧例，掷黄金宝石于墓中，以幼年美女盛饰殉葬。”-多桑《蒙古史》。“凡妻从夫死，若平昔素所恩爱者，许死，众必称扬之。”-《清太宗实录稿本》“初，虏王与台吉之死也，亦略有棺木之具，并其生平衣服、甲胄之类，俱埋于深僻莽苍之野。死之日，尽杀其所爱仆妾、良马，如秦穆殉葬之意。”-（《北虏风俗》）“虏主及虏主妇死，剖大木刳其中空，仅容马革裹尸纳于中，复合其木，僭用金束之於外，皆归于鞑靼旧地，深葬平土，人皆莫知其处。往葬日，遇行路人，尽杀徇葬。”--《心史》然明朝创始，多沿袭元旧俗，至明英宗时代即革除了诸多元遗留制度，特别是人殉制度：

　　“嫔御殉葬，夷俗也。国初犹仍胡元遗风，至英庙始禁，辈著为令。”-《沈氏日旦》3.1 被涂抹化的中国近代史观

　　在我看来，无论是科技文明、工业化和现代化对任何一个正常民族来说都是成熟手工业从近代开始伴随社会生产需求水到渠成的一般进程而已。士绅或工商团体从君主手里要求一定自主权力也是必然的。主动迎合这场风潮的人和被动迎合这场风潮的人没有根本区别，日本没有文艺复兴、没有宗教改革、没有工业革命、没有自发现代科学，日本闭关锁国、照样受儒家影响、明治维新更是皇权加强，政令统一；然而这根本不能妨碍日本成为当时列强，民族崛起。

　　今天很多人看来，英美保守主义是一条和谐的路，如果任何漢系王朝活到了18-19世纪，那么保守主义就可能发源于或者作为舶来品以后根植在这块土地上，变成“主流思想”。传统和现代就只是“正常社会”的一体两面。蛮族统治则大大改变了这一切。漢人作为当时被羁轭统治的主体也注定和标准的保守主义无缘了，因为这种统治在本质上造成了不调和的民族分化，从此维持“正常社会”建设愿望的保守主义者就只能变成革命党，而支持新朝雅政的人就变成了保皇党。

　　不要希奇漢人百年绵延不绝的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史在近代史上为什么是“失语”的。因为后者占据了知识分子主流，他们眼中的清末历史就变成了“真相”，变成了后人对当时历史的认识。比如在他们的笔下，1840史观是这样的：无数的漢人麻木不仁，浑浑噩噩，甚至在英军入侵“祖国”的时候夹道欢迎，他们一小群知识分子被洋人所谓“坚船利炮”唤醒了天朝上国迷梦。作为先醒者惊醒了，四处奔跑着“启蒙”，对抗愚昧的大众和执政者。而实际情况是，革命党人，以狂热的民间会党（特别是天地会）为主，从来没有沉默，康熙的“改革红利”结束以后这股风暴愈演愈烈。天理教，白莲教，林爽文的起义都如同风暴一样此起彼伏。逃亡在外的海外華人也不断和国内的会党配合，甚至岭南的士绅们最终也大部分站在了会党一边（尤其是十三行）。鸦片战争英军的到来让会党们大喜过望，配合英军作战的“卖国”的不是什么麻木的百姓，是起义军，他们希望利用这个机会取得独立。到太平天国起义的时候，各地自发的起义人民已经横扫了南方各省，满人官僚瑟缩在满城和军事据点中。

　　这就是真实的历史。

　　同样的史料却可以剪裁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如一段史料“福建向日本索要沉船，说北洋舰队的失败和他们无关”，在保皇党知识分子解释下是“没有国家意识”，而真实的当事人心态如何呢？实际上就是表达“清朝输掉的战争和漢人无关”罢了。

　　3.2 关于清末启蒙及新文化运动发生的探究

　　清殁后，教育普及，民智渐开，人文社科的传播，民国（北洋时代）的各大城市政商军工学界团体，特别是学界，普遍受了新式教育启蒙，逐渐对落后的现状和过去的历史产生由衷不满，热切改造社会。又由于清末学界未加辨明而普遍强调的“1840列强侵华史观”、“明清一体论”等主流认识，导致了知识界以看待“民族史”的形式发起了各种文化批判运动，如新文化运动，这个运动在客观上否定了華夏全部二十四史。民国自知识界发起的各种激进的、或热衷改造社会的思潮运动，在新文化运动中达到顶峰。

　　研究民国思潮的变化，最不能忽视时代地缘和公众心理的变化现象。这里面的继承关系，在于漢人的历史、文化及与当时构成的社会的总的现象经由近三百年时间的被羁轭、破坏和污染的已不成样子。可以说，漢人中，特别是多数知识分子面对当时社会的全方面落后产生的割裂感、荣辱心是难以严谨的探究并认识过去的历史和现时的关联性，更多是直接的错误的归结于自己的一切都是错误。

　　当时除了钱穆先生外，无甚学者严正的或明确提出反对“明清一体论”，愿意坚定的指出当时中国社会落后现象或不是缘由漢人的智能、精神必须经由改造才能救赎，而多是被前朝统治影响的残留。可无论是官费留洋生严复提倡的“国民性改造”，还是宫廷学者康有为《大同书》，都更多是通过把社会落后问题甩给从桎梏下获得解脱权力尚未多久的漢人主体，责怪其“中庸”、“落后”。是极为荒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