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雪飞——习性、趣味与象征资本：《一双丝袜》的阶级区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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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凯特·肖邦的《一双丝袜》选取家庭生活题材，面向中产阶级女性读者，讲述一个阶层跌落的故事。主人公索默斯太太的实践行为受到场域主导价值的询唤和个人习性的驱使。在家庭场域中，她默认了父权制的“象征权力”，接受了自己的阶级位置，在习性中增添了贤妻良母的德性。在商场的消费场域中，她受消费文化的诱惑和无意识的文化资本驱使，复苏了原有的审美倾向，激发了对所谓“精致品质”的追求，最终促成了她的购买行为。在餐厅和剧院的场域，她受到象征资本的左右，表现出对符号的主动追逐。小说再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型过程中，占有物品、符号与闲暇时间的能力成为一种象征资本，从而界定新的品味、认同和阶级身份。

　　《一双丝袜》（A Pair of Silk Stockings）是凯特·肖邦（Kate Chopin）久负盛名的一篇短篇小说，讲述一位名叫索默斯的家庭主妇意外获得十五美元，本打算给孩子们购置衣物，结果在商场受到一双丝袜的诱惑，开始在商场、餐厅、剧院放纵消费，尔后又不得不回到现实生活的辛酸故事。有学者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出发，认为这篇小说表现了女性意识觉醒，再现了传统社会中女性地位的低下（尹静媛 艾险峰 2007：101）；也有学者从消费文化的角度，认为女主人公为逃避婚姻加诸于她的困境而拥抱消费主义，“炫耀式消费”是1890年代晚期美国经济扩张的特点，为深陷婚姻困境的人提供了暂时虚幻的满足感（Stein 2004：357）；有学者从中西孝道传统出发挖掘文本的道德意涵（万雪梅 2015：152）；还有学者从隐性叙事的视角，认为女主人公既不代表受男权社会压迫的女性，也不代表受消费文化影响的购物者，而是代表受环境变化左右的个体（申丹 2015：75）。不管是主人公的女性意识觉醒，还是受到外在环境的左右，甚至是炫耀性消费，都是特定场域中的实践行为，受到场域规则和自身习性（资本）的制约。根据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研究，习性（资本）+场=实践。习性是指可持续的、可转换的配置，倾向于使被结构的结构发挥具有构造能力的组织功能。(Bourdieu 1990：53)行动者的习性包含两方面：“一方面是社会空间的主导规则内在化和具体化为性情结构，另一方面指习性作为生产性结构，能够生成具体实践行为的功能”。(张意 2007a：377)而场域是位置之间客观关系的网络或配置。这些位置是通过它们的存在和它们加诸于其占据者、行动者或者机构之上的决定作用客观界定的，是由其在各种权力（或资本）的分配结构中的现在的与潜在的情境界定的，也是通过其与其他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统治、从属、同一等）而得以界定的。(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97) 简言之，行动者的实践总是处于具体场域中的实践，受到场域和习性的影响。行动者的习性源于从社会结构中获取的文化资本、象征资本和经济资本，这些资本不仅影响行动者的认知习惯和思维方式，也决定行动者在场域中的位置。《一双丝袜》发生的宏观场域是消费资本主义兴起的社会公共空间，微观场域是家庭、商场、餐厅和剧院等日常生活空间。主人公在各个场域中的实践倾向和审美趣味，一方面以默认各个场域的规则为前提，受到场域主导价值的询唤，另一方面也受到她个人习性的驱使。19世纪中后期美国社会结构发生巨变，由传统生产社会向消费社会过渡，生产关系的变革引发主导权力和阶级结构的变迁。在文化方面，“一个大众的文学文化建立起来，它主要是以家庭为中心，描写中产阶级的人情世故”。（Brodhead 2005：22）《一双丝袜》采用了传统的家庭生活题材，面向大众文学市场，针对中产阶级女性读者，其实质是女性因为婚姻导致阶层跌落的故事。小说再现了世纪之交，社会转型过程中，对物品、闲暇时间与符号的占有能力成为一种象征资本，界定了新的品味、认同和阶级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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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场域中的习性与阶级位置

　　小说开篇就通过描述索默斯太太的生活窘境来揭示她的阶级位置。“小个子的索默斯太太那天意外得了十五美元。这在她就是一笔巨款啊，把那只破旧的钱包塞得鼓鼓囊囊，这种底气足足的感觉久违了好多年。”(肖邦 2017：282；以下此书引文仅标注页码)长久以来匮乏的物质生活让索默斯太太不断盘算如何“投资”这笔钱，才不会留下遗憾。索默斯太太盘算的结果是给孩子们添置衣服、手套和袜子等，“这么一番打扮，她这几个小毛孩就会光鲜亮丽起来，生平第一次个个面目焕然一新”(282)。尽管经济拮据的索默斯太太获得一笔“巨款”，但是她从没为自己打算。事实上，索默斯太太并不是一直就过着这种捉襟见肘的穷日子，“邻里之间有时聊起‘昨日的美好’，那时她日子过得美滋滋，压根儿没想过自己会嫁给索默斯”（282）。也就是说，婚前索默斯小姐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至少是一个中产阶级，但是婚姻让她发生了阶层的跌落，不得不过着节衣缩食、精打细算的日子。按常理来讲，索默斯太太应该有一种深深的失落感才对，但是她不但没有心理落差，甚至连抱怨都极少。“不过她到没有气馁地怀念过去。她没有时间——回忆过去这种事她一秒钟都抽不出来。今日今时的吃穿用度已经牵制了她全部身心。未来就像一具模糊又嶙峋的怪兽，有时吓得她心惊胆战，好在明天从不现身。”(282)索默斯太太似乎完全接受了她的生活现状，这种“反常”表现很难用女性受到男性权力的压制这种女性主义视角来解释。把索默斯太太的表现解释为勤俭持家和传统女性的美德，又与后文索默斯太太把孩子们完全抛到脑后的放纵消费相矛盾。自然主义视角认为环境对索默斯太太的行为具有决定性影响，但是不足以解释索默斯太太对审美趣味和符号价值的主动追逐。

　　索默斯太太在生活场域中的表现源于她的习性和场域的影响，是习性与场域之间互动的产物。“行动者和场域是相互作用、相互塑造的辩证关系，他们的习性、资本镌刻着其出身、家庭教育和成长轨迹的痕迹。当场域的现实境遇与行动者的习性偶然相逢，行动者便开始生成当下的具体的实践行为。”（张意 2007b：22）索默斯太太的原生家庭曾经赋予她一定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文中虽然没有提到索默斯先生的具体境况，但是索默斯太太的婚姻现状足以证明她经济资本之匮乏。由于公共领域对女性的相对封闭，索默斯太太虽然有一定的文化资本，但不能转化为经济资本，而传统作为一种隐性的约束力量依然发挥着牵制性作用。美国传统的消费伦理受清教主义的影响，是克制、勤俭和节约。生活场域的支配价值要求女性以家庭为中心，所以，索默斯太太不得不调整自己的习性以适应相应的阶级位置，压抑自我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表现出社会对一个家庭主妇的期待。

　　索默斯太太在生活场域中的长期节俭和自我舍弃，逐渐改变了她原有的习性构成，也就是说，索默斯太太接受了一个普通阶层的家庭主妇的命运——收拾整理屋子，照顾孩子们的衣食住行，处处盘算着每一分钱的用处。“像索默斯太太这种人是知道商品大减价的好处的，她们可以站上好几个钟头，一寸一寸攻城略地，瞄向那件亏本出售的心仪之物。要是有必要，她会推着挤着往前钻；她懂得如何扯住想买的东西，紧紧抓住不撒手，意志坚定，毫不松懈，硬抗到轮到她上场，等多久都不在乎。”(282)生活的艰辛并没有把索默斯太太变成一个真正的强者和反叛者，而是把她变成了一个适应现实、安于现状的主妇，她默认了父权制场域中的规则。当索默斯太太接受一个贫穷婚姻的现实，也就默认了命运的不公；当她努力做一个贤妻良母时，也就承认了父权制的权威。因此，家庭场域的阶级结构促使索默斯太太在自己的习性中增添新的信念，这个信念就是靠自己的勤俭维持一个看上去完整的、貌似其乐融融的家，其代价必然是索默斯太太的自我牺牲和自我压抑。从索默斯太太婚姻前后的巨大反差可以发现，她受到家庭场域的约束，这种约束不是靠强制性力量，而是以一种传统的、隐性的以及自我确认的方式发挥作用。她接受了场域的“象征权力”，让自己的习性服从社会和父权制的秩序，接受了自己新的阶级位置，任劳任怨地扮演好一个贫穷主妇的角色，在自己的习性中增添一种贤妻良母的德性(virtue)。索默斯太太实际上失去了对自己婚姻的反思能力、对父权制的抗争能力以及对宏观社会结构的批判能力，而女性命运的不平等则为阶级结构和性别秩序所掩盖。

　　02

　　消费场域中的阶级与审美趣味

　　索默斯太太虽然在家庭场域中不断压抑自己的欲望，但在商场的消费场域中却不断放纵自己的欲望。女性主义的视角认为索默斯太太被丝袜这个“撒旦”所诱惑，复苏了女性意识。但是，当索默斯太太刚刚得到这十五美元的时候，她压根儿就没有考虑过自己。设想索默斯太太出身贫寒，一直都是精打细算地过日子，她会突然奢侈地花掉这一笔钱吗？如果索默斯太太没有一定的文化资本和审美判断力，她会在意商品的质地和审美感受吗？美国消费文化在20世纪初期发生了显著变化，基本上完成了由以节俭、量入为出、理性等为基本特征的传统消费文化向以追求享乐、超前、符号等为特征的现代消费文化转型。（郭立珍 2010：137）生活空间和商场空间不同场域的主导规则诱发行动者不同的认同方式，拥有不同资本的行动者受到习性的无意识支配表现出不同的实践倾向。索默斯太太看似偶然的一次购买行为其实早已蕴含在她拥有的文化资本和审美趣味之中。

　　索默斯太太虽然因为婚姻沦落为贫穷的主妇，受到家庭场域的牵制，但并不意味着她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文化资本。“文化资本首先是一套培育而成的倾向，这种倾向被个体通过社会化而加以内化，并构成了欣赏与理解的框架”。(戴维·斯沃茨 2006：88)不同于经济资本的获取途径，文化资本更多取决于家庭的潜移默化、所属阶层的影响、社会轨迹的作用和学校教育的赋权。索默斯太太的文化资本来源于她曾经的社会阶层和原生家庭，已经成为一种内在的认知方式。文化资本决定审美趣味和审美判断力。“趣味，即一个确定的阶级占有被分类的和能分类的客体和实践的（物质的）或象征的倾向和配置，是作为生活风格之根源的发生公式。”(布尔迪厄 2015：272)文中多次描述这双丝袜的质地，“她渐渐发觉手边触到一样异常舒滑的东西，摸起来非常温软……她继续摸着这柔软光润的华美之物——两只手齐齐上来，高高捧在眼前瞧它发出盈盈的光泽，手指过处滑溜溜的舒坦” (283)。索默斯太太对丝袜的感触是一种审美体验，对丝袜质地的反复强调是一种审美判断，很有可能她在“曾经的美好日子”里体验过这种感受，在商场这一消费空间中复苏了她的审美配置，既是受消费文化的诱惑，又是受习性驱使的无意识的意识。“作为习性的判断力维度，趣味具有无意识的区分功能。”(刘晖 2019：49)趣味区分了不同阶级的审美取向，所以，索默斯太太的习性引发审美趣味，审美趣味激发对所谓“精致品质”的追求，最终促成了她的购买行为。 

　　对物品的占有只是审美过程的第一步，还必须有具体的体验才能完成审美的全过程，所以索默斯太太直接坐电梯到更衣室，换上丝袜，“纯丝长袜的细滑真令人陶醉啊！她感觉就像躺在软绵绵的椅子里，晕乎乎沉迷在了这奢华深处。她就这么沉醉了一会儿。”(283)很明显，索默斯太太体验到丝袜带给她的审美愉悦，这种愉悦不仅压倒了她的饥饿感，而且进一步激发了她的审美欲求。从普通丝袜到丝绸般顺滑的丝袜，从特卖场廉价手套到柔软的山羊皮手套，从日常的吃穿用到餐厅的精致食物，这一系列对比凸显了不同物品的品质差异，物品的质地以及由此带来的审美愉悦占据了索默斯太太当下的全部心思。伴随着索默斯太太审美习性的复苏，她从购买丝袜的体验式消费，转变为买鞋的情绪性消费。“她把裙子往后一撩，屈着腿，扭头看着脚上锃亮的尖头靴。她的腿和脚踝看着真漂亮。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她的，属于她身体的一部分呐。她要买双精美雅致又合脚的鞋，她是这么给眼前这位年轻小伙说的，只要合意，贵上一两块不碍事。”(284)即使是情绪性消费，索默斯太太在意的依然是物品的舒适和雅致，这其实是一个中产阶级的审美趣味所使然的结果。

　　索默斯太太通过商品的包装产生了一种虚幻意识。“脚上的新靴美袜和丝丝入扣的手套令她浑身上下焕然一新——她心里非常踏实，恍惚觉得自己也是个体面人了。”(284) 乔斯琳（Katherine Joslin）认为，“衣着充当了象形符号的功能，它的材质覆盖身体，以精细的图案隐藏或暴露身体，很容易为一个社会的成员所理解，也清晰地界定了谁被包括、谁被排除在它的意义网络中。”(Joslin 2008：73)也即是说，着装成为群体划分与阶级区隔的一种标志。斯坦（Allen Stein）倾向于认为索默斯太太是为消费文化所主宰的牺牲品，“索默斯太太反抗她受累的生活现状是盲目、冲动、完全绝望地屈从于消费伦理驱使的指令，这种伦理固执地认为，个人的价值是由一个人占有休闲的质量和价值决定的。”(Stein 2004：365)沃克（Rafael Walker）则认为索默斯太太的表现是因为被压抑的欲望，“《一双丝袜》把19世纪理想的女性气质和持家的形象所受到的侵蚀归咎于得不到释放的女性欲望”。（Walker 2015：32）索默斯太太从关注物品的质地到关注自我身体的审美，审美习性压倒了节俭的德性，她从消费中获得了自我确认，这种确认不能被看作是一种主体意识的复苏，也不能看作是被奴役的主体，而是激活了审美趣味的主体。所以，毋宁说索默斯太太通过消费所获得的主体是一种体验式主体，这种主体的生成一方面受到消费场域的诱使，另一方面受到她个人习性的左右，带有偶然性、暂时性和碎片化的特点。可见，索默斯太太在商场的放纵消费，是在十五美元经济资本加持下，复苏了曾经的审美趣味，索默斯太太把习性深处对物质和雅致的经验和渴望付诸了实践。尽管她的文化资本让她轻易地掌握了审美趣味，表现出一个中产阶级的特点，但是她的经济资本却不能给她提供持续的支撑。在20世纪之交的美国，对商品和服务的占有成为新的阶层划分标准，消费资本主义的场域规则鼓励通过消费行为来确认自我身份，消费文化的虚假意识被场域中的行动者主动接受，社会结构造成的阶级区隔通过差异化的消费行为和审美趣味得以正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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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号场域中的阶级与象征资本

　　索默斯太太在商场的消费是对物的占有与体验，受到审美习性的影响；在餐厅和剧院的消费则是对符号的追逐，受到象征资本的左右。有闲阶层与工人阶级的区别不仅体现在衣着上，还体现在饮食风格以及对符号的掌握与运用上。对符号的消费是作为一个有闲阶级的身份象征之一。“街边不远处的小书亭橱窗里堆着书和杂志，索默斯太太买了两本价格不菲的杂志，好像她是个习惯了平日里手不释卷的人，就像她习惯了诸如此类的愉悦美好。”(284)阅读时尚杂志曾经是索默斯太太婚前生活的一部分，表明她拥有使用符号的能力，购买杂志在形式上与其他阶层区分开来，让她产生了自己属于有闲阶层的虚幻认同。而时尚杂志本身也是一种象征符号，体现了身份与阶级差异。阅读时尚杂志不仅需要一定的文化资本，还需要经济资本支撑的闲暇时间，闲暇时间的多寡成为阶级区分的另一个重要标志。“具备最大区分能力的物品是那些最能证明占有的品质进而最能证明物主素质的物品，因为对物品的占有要求时间或能力。”（布尔迪厄 2015：440）

　　餐厅超越了提供食物以满足基本生理需求的功能，餐厅环境、就餐服务、食物类型和饮食方式都是阶层区分的手段和标志。“拐角处就有家餐馆。她从没有进去过，以前从外头瞥见里面铺着干净整洁的缎面台布，水晶瓶流光溢彩。来去的侍者步履轻盈，伺候那些穿着入时的客人。”(284)餐厅的装饰、侍者的服务和客人的衣着成为一种象征符号，体现身份属性。“她进门时的这身装扮没遭到他人讶异的侧目，本来还有些担心呢。”(284)索默斯太太并不像刘姥姥进大观园，说明她的言行举止得体，她的习性中蕴含了上流社会的礼仪和得体的教养，符合一个有闲阶级的标志，也证明商场的那些物品的确从外表上提升了索默斯太太的象征资本。按理说，索默斯太太饥肠辘辘，应该狼吞虎咽地大吃一顿，但是她没有大张旗鼓地用餐，“只想尝尝精致可口的东西——半打蓝耗，水芹排骨，还有甜点——像奶油果汁之类的，还点了一杯白葡萄酒，最后要了一小杯清咖啡。”(284)根据布尔迪厄的研究，食物是区分不同阶层的标志之一。“自由职业者和高级管理者的口味则以否定的方式把大众的口味定位为高热量的、增肥的和粗俗的口味，而自己偏向清淡的、细腻的、精致的口味；经济限制的取消伴随着社会审查的增强，社会审查趋向高雅和苗条，禁止粗俗和肥胖。”(布尔迪厄 2015：292)食物的选择成为阶级区隔的标志，如果索默斯太太没有鉴别品质的象征资本，她怎么可能如此准确地选出符合上流社会口味的食物类型。所以，趣味不仅是作为口味满足人类最基本的动物性生存需要，更重要的是升华成为社会交际伦理和美学必须。(陆扬 2019：138)“身体属性在阶级之间的分配是通过食物消费方面的偏好确定的，当然也是通过在劳动中和娱乐中的身体用途确定的。”(布尔迪厄 2015：296)在餐厅用完餐以后，索默斯太太看到剧院的海报，决定去看一场演出。消费文化的视角认为索默斯太太受到符号的诱惑;按照马斯洛的消费层次理论，人在满足基本的生理层面的需求以后，就会有精神层面的需要。索默斯太太完成了商场的购物与高级餐厅的用餐以后，如同阅读时尚杂志一样，索默斯太太的象征资本顺理成章引导她去剧院消费。“她被领到一个空位前，左右坐着的女人衣着华贵，她们来这里消磨时间，吃着糖果，炫耀自己从头到脚鲜艳亮丽的装扮。也有不少人是纯粹为了看剧而来。毋庸置疑的是，周围谁都不像索默斯太太那样对身边的一切那般兴致高昂。她将所有尽收眼底——舞台、演员、还有观众，全部印在脑子里，细细品鉴回味。”(284)索默斯太太虽然扮演着一个有闲阶层的角色，具有一定的符号解码能力，但是她依然与其他的观众在本质上区隔开来。那些纯粹看剧的人可能追求的是从作品中获取的象征收益，那些拥有足够经济资本和闲暇时间的女人则可能是在进行炫耀式消费，而索默斯太太完全沉浸在了剧院的环境与剧情之中。一方面是因为久违的剧院环境令她陌生又兴奋，另一方面是她想“以最低的经济费用求得最大的文化收益”(布尔迪厄 2015：419)。这不仅表现了索默斯太太的尴尬处境，也揭示了看似整齐光鲜的有闲阶级内部的身份区隔。尽管这一笔意外之财让索默斯太太有机会体验符号的愉悦，但是占有经济资本和闲暇时间的差异折射出她们之间象征资本的多寡，进而复现了她们在场域中的阶级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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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 语

　　《一双丝袜》于1897年发表在《时尚》（VOGUE）杂志上，《VOGUE》不仅仅是一本时尚杂志，记录着关于时尚的点点滴滴，它还承载着更深的文化意义——见证了女性文化和消费文化的变迁。(张倩彬 2012: 6)《时尚》杂志从一创刊起就以大胆刊载新作家那些“离经叛道”的作品著称。肖邦的日记表明她在投稿时会仔细分析杂志的类型和目标读者，以利于作品的发表和文学声望的确立。“如果一个作者懂得中产阶级的家庭都关注什么（通常是一个女人），那么他/她就能深入到广大读者心中；如果他/她在这个特定范围内写作，就能取得商业成功：即作品必须关注家庭生活，能够帮助母亲完成树立中产阶级家庭观念的任务。”（Brodhead 2005：18）无独有偶的是，肖邦本人和《一双丝袜》的主人公索默斯太太都来自中产阶层，《一双丝袜》选取家庭生活中的性别题材，较为准确地迎合了新兴中产阶级女性读者的消费需求。作者、故事人物与目标读者的阶层完全契合，与《时尚》杂志的市场定位也惊人的一致。所以，《一双丝袜》虽然以消遣性通俗故事的形式出现在大众杂志上，但却捕捉到一个结构性的社会问题，再现了美国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型过程中，对品味、女性气质、认同以及阶级身份的重新界定，涉及新阶层的形成、旧精英的跌落、阶层再生产与统治模式的变迁等重大问题。在现代性的工业阶段，个体身份必须首先是个生产者。在“第二现代性”中，即消费者现代性，在个体能够思考成为具体的人物前，需要首先成为消费者。（齐格蒙特·鲍曼 2010: 68）20世纪之交，美国进入丰裕社会，符号取代物品，消费取代生产，成为新的拜物教，占有符号、闲暇时间以及象征资本的能力成为新的阶层划分标准。肖邦的作品除了发表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和《世纪》（Century）一类精英文学刊物上，涉及种族政治和女性意识外，还有大量作品发表在一些市场化的杂志上，如《时尚》和《青年伴侣》（The Youth Companion）等，涉及阶级、伦理、教育等社会问题。《一双丝袜》以市场化的策略进行创作，提供了一个研究世纪之交消费与新阶级身份之间关系的个案，有助于揭示肖邦作品的丰富主题及其在文学场中的价值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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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董雪飞，四川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文学、传播与文化研究。主持市教委课题一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在《外语研究》《外国语文》等刊物上发表论文10余篇。

　　文章来源

　　本文原载于《外语研究》，2020年第2期。推送已获作者授权，引用请以期刊版为准，转发请注明文章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