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刿论战》中，鲁庄公为何让曹刿一个乡间村夫来打关键的战役？

　　《曹刿论战》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学过的初中课文，它载于《左传》，无论是文学性还是哲理性都堪称先秦文章的代表作。

　　但是随着绝大多数人成长起来，并且其中也有了解历史的朋友，在阅读了这篇文章后不难产生一个疑惑，那就是曹刿在文章中的形象并不像是一名朝廷上的高级官员，反而更像是一名乡间的普通百姓。而鲁国国君鲁庄公在面对齐国大举入侵的危机情况之时，不去选择相信那些手底下的精英大臣，反倒会询问曹刿这样一个看上去出身低微的普通人。

　　为什么鲁国国君会请曹刿这样一个看上去出身不是特别高的人来担任自己的参谋呢？

　　

　　首先，曹刿本身并不是普通人，

　　曹刿应该是地位低微的贵族，甚至也不排除就是底层平民。这两者未必有很明确的界限，总之都是王者的没落后裔，同样也是享有政治权利的国人，并不是所谓“乡间野夫”的野人。

　　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左传·庄公十年》这段有两个关键词，第一个是“乡人”。注意，乡是国的一部分，那么曹刿虽然是“乡间”，但却是正经的国人，而不是什么“野夫（野人）”。国中人群的成分，大致有鲁国姬姓集团、其他氏族集团、服役于贵族的奴隶等，除了奴隶没有自由民权利，前两种都是国人的组成部分。鲁国姬姓集团又分为公族、卿族、士族，其他氏族也分为卿族、士族。总之，曹刿是国人，这个前提可以确定。

　　其次，鲁庄公实为长勺之战鲁军的最高统帅，曹刿的位置相对更接近于贴身参谋兼侍卫，并非这场战争的最高指挥官——也就是说，长勺之战这场关键的战役是鲁庄公亲自来【打】的，而非让曹刿来【打】。虽然这一职位不如副将、部将或参谋长一般重要，但在指挥链中依旧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其实，我们只要梳理一下长勺之战的具体始末，大致就能看出曹刿为什么能在长勺之战中崭露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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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685年，鲁庄公9年。

　　是年春季，齐国发生内乱。

　　鲁国趁此时机介入齐国事务，于夏季诉诸武力以逼迫齐国纳公子纠为君。

　　不过，由于公子小白先行抵达，鲁国的计划只能落空。

　　对于公子小白的捷足先登，鲁国方面并未就此认输。

　　是年秋季，鲁军伐齐，这支军队的统帅正是鲁庄公本人。

　　8月18日，鲁军被齐人击败于乾时。鲁庄公狼狈脱逃，他的车夫秦子和贴身侍卫（车右）梁子打着鲁侯的旗帜在路上引诱齐军，这才让鲁侯不至于成为齐人的俘虏。

　　

　　图为乾时之战的大致形势。

　　春秋中期图，该图实为前642年形势，与前685年有一定出入。另需要特别说明一点，春秋时期列国尚无明确的疆界概念，图中颜色更多是为了便于直观表现列国的大致范围。

　　图中所示，黄箭头为鲁国伐齐最有可能的路线。

　　在图中可以直观地看到，当时鲁军已深入齐地，此时全军崩溃无疑是十分危险的。

　　事实也确实如此。

　　在兵败乾时之后，鲁侯本人大概率弃车逃向了南方泰山的山林地带，最终成功逃回了鲁国。至于秦子、梁子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打着鲁侯的大旗继续在平原地区的大路上奔逃，直到被齐军抓获。

　　至于鲁军将士，不出意外的话应当在溃败中就作鸟兽散了。这些人里究竟有多少能够顺利逃回鲁国不太清楚，粗想一下的话——不会太多。

　　说到这里，需要讨论一个问题：

　　齐军在击败敌人以后，为什么没有遵从春秋时期的规则单纯对溃兵进行驱逐，而是直接对鲁军的高级人员进行抓捕——显然，其中肯定还存在不可避免的杀戮——当时齐军为什么要对鲁人如此痛下杀手？

　　

　　有关这个问题存在3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有关春秋战争规则系战国时期的虚构内容，实际在春秋时期的战争中并未真的出现过；

　　第二种可能性，有关“春秋战争规则”或许只是当时战争的潜规则，类似于近代战争中双方不攻击野战医院，再类似于近代海战中不再继续攻击打白旗的舰艇而允许其退出战斗，一旦战事过于激烈双方杀红眼的将士很有可能打破这一潜规则；

　　第三种可能性，由于齐人对鲁国的这次军事行动十分反感，所以齐军高级指挥层主动或因无法约束下层士兵而被迫打破了战争的规则，对溃军展开了追杀及抓捕。

　　以上哪种可能性更高，具体看个人。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鲁国在这场战争中损失的战争资源不会特别少。

　　乾时之战以后，齐国重臣鲍叔牙对鲁国进行武力威胁，要求鲁国方面处理公子纠、管仲等人。

　　想来，鲁国此时对自身的军事力量并没有什么底气，于是将公子纠杀死在了生窦（今山东省菏泽一带），并把管仲交给了齐国。

　　大抵在这一年，齐国方面任命管仲为相。

　　

　　这一年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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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庄公10年，公元前684年。

　　不过，齐国并未就此放过鲁国。

　　在这一年的1月，齐国派出军队讨伐鲁国，鲁庄公动员军队准备迎战。

　　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

　　由于上一年在乾时的惨败，鲁侯此时的政治声望多少受到了一些影响。更兼乾时之战还是在秋收时期进行，鲁国上下多少会对鲁侯本人有所不满。

　　在这种情况下，鲁庄公确有必要拉拢一下军队的主体——也就是国人阶层。

　　那么，面对曹刿的求见，鲁庄公此时摆也要摆出一副礼贤下士的样子。

　　现在我们在来看一下鲁庄公是如何接待曹刿的：

　　乃入见。

　　问：“何以战？”

　　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

　　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

　　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

　　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

　　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

　　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

　　有关上文我们需要注意两个重要信息：

　　一个是鲁庄公正面回答了曹刿的问题，而且在两次被反驳之后还进行了补充回答；

　　一个是鲁庄公在这次对话中透露的内容全部都是公开信息，并不涉及到任何有关兵力、粮食、武器装备一类的军事机密。

　　当然，在真实的环境下，双方的会谈不可能如此简略。但是从整体上看，鲁庄公本人对曹刿的态度是只是比较端正，不见得给予了过高的认可。

　　

　　有关这次会谈，《国语·鲁语上》中记录的更为详细一些：

　　长勺之役，曹刿问所以战于庄公。

　　公曰：“余不爱衣食于民，不爱牲玉于神。”

　　对曰：“夫惠本而后民归之志，民和而后神降之福。若布德于民而平均其政事，君子务治而小人务力；动不违时，财不过用；财用不匮，莫不能使共祀。是以用民无不听，求福无不丰。今将惠以小赐，祀以独恭。小赐不咸，独恭不优。不咸，民不归也；不优，神弗福也。将何以战？夫民求不匮于财，而神求优裕于享者也，故不可以不大。”

　　公曰：“余听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断之。”

　　对曰：“是则可矣。知夫苟中心图民，智虽弗及，必将至焉。”

　　《国语》中有一句值得玩味，即在于鲁庄公说的“余不爱衣食于民”。

　　这一句中的“衣食”如果单纯是指麻布和粮食的话，则与《左传》中的“衣食所安，弗敢专也”相矛盾——因为这种东西是每个人生活的必需品，鲁侯不可能“专”。就此看来，所谓的“衣食”应指一些高级食材和布匹，鲁庄公并未独享这些奢侈品，而是分给鲁国上层的大奴隶主及一些表现出众的小官或民众。

　　至于鲁庄公为什么要特别说明这一条，想来当时的诸侯是普遍不会把这类奢侈品“分人”的，这让鲁庄公相信自己能够得到一批人的拥护。

　　除此之外，鲁庄公还提到了”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不爱牲玉于神”，想来当时有很多诸侯在祭祀神灵的时候会偷偷打一些折扣，导致公布的数额与实际支出不等。

　　就为何要强调这一点，除了迷信因素以外，可能也有一些笼络人心的因素。我们都知道，上古时期朝堂在祭祀以后要把祭品分给宫廷里的一干人等——鲁庄公既然不打折扣，底下的人能分到的烤肉、玉石、布匹自然就会多一些，这些人对鲁庄公也就会存有一些好感。

　　对于鲁庄公提到的这些内容，曹刿给予了否定的态度。

　　在《左传》中，曹刿分别指出，前一点不能得到民众的拥护，后一点不能得到神灵的庇护。在《国语》中，曹刿则将两者结合，以一种民本的观点将上述两点一并否决。

　　对此，鲁庄公又补充说，“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余听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断之”。

　　曹刿则表示，“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是则可矣。知夫苟中心图民，智虽弗及，必将至焉”。

　　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一个重要的信息：

　　鲁庄公说自己在国内大小案件上的工作最起码能做到位，这一点是充分得到曹刿的认可的。

　　我们都知道，古代没有摄像头，也没有互联网和电话一类便利的通讯设施，官府也不可能在基层设立完全独立于奴隶主阶级的办案系统，鲁庄公能做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实属不易。

　　顺便讲个笑话，商鞅变法以后秦公室能够“彻查基层”。

　　至于鲁庄公做得好不好，乃至具体有多好，很难有界定的标准。但他的工作得到了国人的肯定，这就显得很有说服力了。

　　在这种情况下，鲁庄公善待曹刿自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获取国人的好感。

　　之后，鲁国的军队前去阻拦齐军：

　　公与之乘，战于长勺。

　　

　　这里说的很明白，曹刿在此时占了秦子或梁子当中一人的位置，大概率为梁子车右的位置。想来，梁子在此时还没被齐国释放，也可能在某些环节中被齐人杀死了。至于鲁庄公为什么要把曹刿安排在这个位置，大抵有以下3个因素：

　　其一，鲁庄公在备战阶段可能发现了曹刿确有相当的军事经验，因此特别将其安排在了这个位置；

　　其二，鲁庄公刚经历了上一次惨败，此时急需国人的支持，因此他特别需要表现出一种礼贤下士的姿态；

　　其三，如果梁子并无子嗣或子嗣尚幼，那么鲁庄公就需要把梁子的位置交给一个被自己礼遇的人，这样既可以表彰梁子的牺牲精神也可以抬高曹刿的身份。

　　之后，双方展开决战：

　　公将鼓之。刿曰：“未可。”

　　齐人三鼓。刿曰：“可矣！”

　　齐师败绩。

　　公将驰之。刿曰：“未可。”

　　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

　　遂逐齐师。

　　

　　从《左传》原文来看，曹刿在当时两次制止了鲁庄公的军令，且在制止时都没有给予任何解释，直到战斗结束以后才进行说明。

　　单就这一叙事本身来看，此事确实有点莫名其妙，场面上大概就是——统帅刚想要下达一些重要命令，旁边的一个参谋人员说了一句不行，于是统帅想都不想就把这一命令取消了——这么一看，似乎鲁庄公完全是个缺心眼，曹刿完全是个语言障碍患者。这一点显然与事实不符。

　　对此，我们需要注意一点：

　　史料中的记录实为当时的公开信息。在实际的军事行动当中，鲁庄公与曹刿之间肯定有一些具体的沟通，但这些沟通实在绝密的环境中进行的。至于《左传》中记述的“既克，公问其故”，是指在战争结束以后鲁庄公与曹刿以公开的形式向其他参战人员解释。

　　就长勺之战的内容来看，曹刿在当时还没有获得太高的指挥权限。至于鲁庄公把曹刿安排同一辆战车上的这个位置，本来也不需要太多的理由——只要确定曹刿有一些真本事，再排除他是齐国间谍的可能性就可以了。

　　截止到此为止，题主的问题也就解释清楚了。不过，齐、鲁之间的纠缠并未因长勺之战的介绍而告一段落。

　　2月，鲁国在击败齐军以后，趁机攻击宋国。

　　3月，宋国对宿地的民众进行了迁徙。有关宿地，即戚地，当时或为周属，此时大抵被宋国攻取，宋军将当地民众迁往了宿迁。

　　6月，齐国与宋国联合攻打鲁国。齐、宋联军直接攻击到了曲阜周边的郎地，并驻扎在了该地。

　　

　　图为是年齐宋对鲁的大致攻势。

　　在兵临城下之际，鲁公子偃公开建议鲁庄公对宋军进行攻击，称宋军的军容不整，只要击败了宋军就能迫使齐军退兵。

　　鲁庄公对公子偃的提议给予了否决。

　　之后，公子偃擅自从南门秘密出动，他给战马蒙上虎皮，对宋军展开了突袭。鲁庄公则率领军队随之行动，在曲阜西部的乘丘大败宋军，齐军被迫撤退。

　　从乘丘之战的过程来看，鲁国当时明显有政治表演的成分，先是通过通过公开否决公子偃的提议使宋军麻痹，而后以部将擅自偷袭的方式击败了宋军，还维护了鲁侯遵从礼法的形象。

　　之后，齐国不再和鲁国较劲，于是年10月转向灭掉了谭国。

　　至于宋国，它在第二年又去讨伐鲁国，结果再度被鲁军击败。

　　

　　总结一下的话：

　　曹刿论战事件属于鲁国在战败后自救活动的一部分。

　　在这一阶段，鲁公室主动拉拢国人，再兼之前的一些政绩，使鲁国迅速恢复了军事实力。最终多次战斗中数次击败了齐、宋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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