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医疗】写在批判之前：关于代孕的科学视角

　　摘要：“代孕”在当下正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是一个关乎医疗健康与人类福祉的新议题。代孕过程中采用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能让受到不孕不育等问题困扰的人有机会获得自己的孩子。然而，代孕产业带来的健康风险、侵犯人权的隐患以及实践中出现的一些道德困境，在一定程度上让这一服务陷入窘境。人们正呼吁出台法令和更多的补充规定以规范这种行为。

　　此前，内地娱乐圈爆出以张恒、郑爽赴美代孕生子为首的一系列明星生育相关事件，让“代孕”这个一度远离中文日常生活语境的词汇广泛出现在了人们的视线之中。而在全球苦于对抗新冠疫情的当下，代孕母亲和她们代孕产下的孩子正成为跨境及地区间旅行禁令的隐形受害者。疫情导致新生儿的生理父母出行受限，可能无法在婴儿出生后及时赶到并将其接走。此时代孕母亲将不得不拖着产后疲惫的身躯、花费更多精力代行照料新生儿，尽管这并不在她们的义务范围之内。额外的养育工作给许多代孕母亲带来了相当大的经济压力。某种程度上来说，代孕产业在当代尚并未被世人所普遍接受，也并不总能在公共语境中引起广泛讨论。不过，当下不乏对此的争论。

　　在讨论如何看待代孕之前，不妨先理清一些专业术语含义及代孕应用现状。代孕作为辅助生殖技术（ART）中的一类手段，指的是由一位女性代替他人（委托父母/意愿父母）完成妊娠及分娩的过程。实际完成妊娠和分娩的这位女性被称为代孕母亲，其产下的孩子将被交还给委托方。代孕可通过两种途径实现：传统代孕和妊娠代孕。传统代孕，又称部分代孕、直接代孕或遗传代孕，是指代孕母亲提供的卵子与委托父亲的精子结合，从而使得代孕子女与代孕母亲有直接的基因关联。而在妊娠代孕（又称完全代孕）中，受精所需的配子完全来自委托方，代孕母亲仅提供子宫以完成胎儿的孕育。同时，代孕行为以其模式和孕母身份为标准，可分为两类：利他性代孕（无偿代孕）或商业代孕。在利他性代孕中，代孕母亲不收取除怀孕必要开支外的任何酬劳，且自身多为委托方的家人或朋友，常与委托方关系良好、联系密切。商业代孕则是由各类机构平台作为中间人招揽代孕母亲为陌生人代孕的过程，除必要花销由委托方承担外，代孕母亲还会因代孕服务本身收获一定数额的报酬。

　　眼下，代孕产业正处于发展的上升阶段。英国2018年已登记的代孕服务数量已经比2011年增加了一倍，在美国，代孕数量几乎达到了十五年前的四倍。早在2012年，代孕产业的市场估值就达到了每年六十亿美元。然而，代孕也受到了各种各样的质疑。许多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明确反对代孕，而即使抛开这些，世界各地对于代孕的立法规定也相去甚远。只有一小部分国家代孕（包括商业代孕）完全合法，其中以俄罗斯、乌克兰和以色列为代表。除此之外，其他地区针对代孕主要有三类立法框架：1）完全禁止型，例如德国、法国、意大利；2）部分禁止型，即主要禁止商业代孕，但允许利他性代孕和不孕不育治疗，适用于英国、新西兰、加拿大（魁北克省除外）等地；3）立法缺失型，在一定程度上给代孕服务提供了灰色地带。

　　纵使受到宗教、伦理和文化等方面的质疑，不可否认的是，代孕是辅助生殖技术临床应用的重要方式之一。虽然道德标准和实用主义的考量被用于评判代孕是否应当合法化，但在做出决策之前，不妨先以科学客观的角度对代孕进行分析。下文将从医学健康的角度探讨辅助生殖技术发展的社会需求和促成原因，并分析代孕可能导致的相关风险和结果，同时提供现行政策法规作为面对待代孕问题的对策参考。

　　代孕的医疗运用

　　有关代孕实践的传闻可追溯到远古时期，例如在巴比伦法律和习俗中就曾提到通过代孕来避免不可挽回的婚姻破裂。然而，现代代孕技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初露头角，彼时，密歇根州的律师诺埃尔·基恩（Noel Keane) 起草了第一份代孕合同。此后的十几年中，一些代孕婴儿出生了，然而相关的问题（例如抚养权争夺）也随之而来。例如，在著名的“婴儿M”事件中，采用了传统代孕方式的代孕母亲玛丽·贝丝·怀特海德（Mary Beth Whitehead）因其与新生儿的基因联系而在产后陷入强烈的情绪困境，不愿将孩子交还委托父母，迫使委托父母诉诸法庭。

　　当前，代孕是针对生育医疗中一种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唯一的）手段。当然，在医学中运用辅助生殖技术必有其适应症。代孕主要用于弥补天生或后天导致的子宫缺失、子宫功能异常这类缺陷。天生缺陷以苗勒氏发育不全和梅耶-罗基坦斯基-库斯特-豪瑟氏综合征（MRKH）为代表，而后天缺陷可能是由需要切除子宫的严重产科并发症或子宫内科疾病引起的。为了安全和健康起见，对于那些身体有明显结构性异常、经历反复流产、患有心脏病等重疾或其他可能严重损害生育能力的疾病的人，代孕也可能成为一种治疗方式。其他适应症状主要包括在生物学上无怀孕可能，即同性伴侣，尤其是男性同性恋伴侣——最新研究显示他们对在生理上成为父亲的渴望有所增加。研究同样表明，大多数异性恋夫妇只有在长期不育后才选择代孕，而通常此时其他所有辅助生殖手段都已被证实不可行。人们选择代孕的原因有很多，包括渴望增加幸福感，渴望给予和接受爱，或是渴望体验儿女绕膝的天伦之乐。也有越来越多生育能力下降甚至丧失的高龄夫妻提出希望能养育自己的孩子。此外，某些客观因素，例如社会对单身男性或同性恋夫妇成为“父母”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以及合法收养途径的稀缺，都在某种程度上促使委托方转寄希望于代孕。不但如此，现代社会中已有越来越多的妇女试图打破“生物钟”（即推迟女性期待的孕育年龄），而试管婴儿和捐赠卵子的技术将帮助她们在年轻时获得更多自己的时间。换言之，如果不能通过自然受孕产下婴儿，如何才能拥有一个自己的孩子？代孕正成为这个问题的普遍解决方案。

　　代孕的风险和结果分析

　　理论上来说，代孕只是改变了受精途径和胚胎的孕育者，并不会给代孕母亲和子女造成比自然受孕更严重的风险。然而，技术的可行性并不意味着使用这一技术的正当性。一项中性的技术也可能因其使用方式而产生不同的问题。就代孕来说，如果实施过程不规范，就会产生风险和副作用，而这不幸正是现代代孕中反复发生的状况。针对这一情况，以下列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反对意见：

　　1. 科技进步还是伦理危机？

　　如上所述，由于代孕母亲与孩子之间的遗传联系，传统代孕从一开始就面临着监护权和父母身份的问题。即使在妊娠代孕中，也存在伦理问题。例如，当一个女人通过利他性代孕帮助女儿孕育带女儿基因的胎儿时，代际秩序就会变得混乱，产生诸如同宫异代的问题。而当涉及跨国代孕时，新生儿的身份可能会被质疑，因为不同国家在判定公民身份时可能遵循不同的框架（Jus soli或土壤权，Jus Sanguinis或血统权）。在某种程度上，代孕就像潘多拉魔盒，不能轻易打开，需要更具体的定义和划分找出潜在的道德困境中的细微差别。

　　2. 物化女性还是帮助女性？

　　有观点称拥有自己的孩子能增加幸福感和家庭的完整度，但是这种利好并不总能站得住脚。更常见的批判认为代孕（特别是商业代孕）会物化女性并降低其幸福感。例如，女性会更多被视为胚胎的“载体”，而非独立个体。通过强调“重新获得‘自己的孩子’的机会”有多么难得，“女性的生理使命即生育”这种观念也被强化了。这些言论可能对女性解放起到负面作用，因为性别平等的一个基本要点就是使妇女摆脱这种生物学上的“使命”，以及摆脱将妇女囿于家庭内部、使其为子女放弃自己生活的社会范式。

　　除了对与性别平等有关的观念的潜在影响外，一些实际的伤害正在发生。使用人工受精（IVF，即受精过程发生在人体外，然后将胚胎植入子宫中）的妊娠代孕因产妇与胎儿并无遗传联系，通常可以摆脱关于抚养权的纠纷。然而，妊娠代孕也面临其他问题。首先，IVF技术本身就会带来一定的风险。 此外，商业代孕可能会对代孕母亲和新生儿造成很大的伤害。在市场上，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代孕条件会更好，相应的，其代孕服务费用将比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服务费用高出几倍。这使得后者的代孕服务行业迅速扩大。印度在2016年禁止商业代孕法出台之前，拥有闻名世界的巨大代孕产业链，以及不可避免的儿童买卖。至于伴随而来的问题，例如先天缺陷婴儿被拒收、代孕母亲生活环境恶劣且透支代孕等，即使在今天也引人深思。眼下，即使有些地方法规已经禁止了商业代孕，由于需求量客观，通过地下渠道进行的黑市代孕仍可能引起一些问题。

　　除此之外，研究观察证明，与自体或代孕进行的IVF妊娠相比，单胚胎移植（SET，意味着一次只能植入一个胚胎）并没有可观的重大风险增幅。妊娠代孕中常见的，也是可能伤害代孕母亲和新生儿的一种情况是多胎妊娠。为了最大程度地降低风险，代孕服务通常会强烈建议（如ASRM指南中所述）使用SET。然而，因为代孕的妊娠率从17％到50％不等，许多委托父母和代孕机构会选择在代孕母亲子宫内植入多个胚胎以确保人工授精成功。研究还表明，在使用人工受精技术时，人们对同胞多个孩子的期望更大，代孕母亲将因此面临更高的多胎妊娠风险。如果无法在多胎妊娠时正确终止妊娠，代孕者和孩子们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因为这超出了人类的生物学极限。理论上，如果遇到此类情况，遗传父母和代孕者应进行充分讨论以达到知情同意，然而代孕母亲是否有权决定终止其怀孕本身就存在争议。何况在商业代孕市场中，很难承受人工授精不成功的风险。代理机构剥夺了代孕母亲与生理父母交流的机会，甚至会直接剥夺代孕母亲的知情权。这让代孕母亲们别无选择，只能进行多胎妊娠，哪怕会因此受伤。

　　当前政策和立法实践：如何改善？

　　世界各地正在试图为代孕问题提供合理的对策。为了打破生育限制的需要与道德健康考量结合起来，一些国家或地区允许通过专业和具体的实施指南进行非商业性代孕。例如，美国生殖医学学会（ASRM）就为代孕母亲和实施代孕服务的机构提供了操作指南，指出遗传父母和代孕母亲都需要由专业人员进行社会心理和医学评估监控，以降低隐藏的心理和生理风险。在敏感问题上，包括个人病史、隐私保护、报酬和应急计划（如可能终止妊娠）等，也需要实现知情同意。在矛盾相对突出的印度，人们不断采取立法行动来规范代孕的医学（或人道主义）用途。在比利时，代孕在实际操作中更有可能形成“捐助者”与“受赠人”的关系，此时委托父母会更希望与代孕母亲保持联系。实际上，研究表明，遗传父母与代孕妈妈之间的亲密良好的关系会对其双方及代孕子女都产生积极的心理影响。

　　必须指出的是，尽管有必要建立和完善法律法规来禁止或规范代孕，以帮助人们解决不孕不育却又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的矛盾，但不能仅靠法律。立法绝对不是唯一需要关注的事。相关部门和权威人士应该提供补充措施以增加家庭的整体幸福感，例如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制定公共卫生领域的长期战略。

　　总而言之，代孕是一种仍在发展中的医学疗法，需要不断改进以最大程度地降低风险和衍生问题。各个国家和地区仍然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确定是否使代孕合法化，并进一步决定如何使其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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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信息：涂一飞

　　文章信息：原文摘自《全球健康医疗动态汇编》总第76期

　　刊物信息：《全球健康医疗动态汇编》由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 华侨华人研究院 /21 世纪丝绸之路研究院/海国图智研究院联合出版，对全球公共卫生事务和医疗健康政策经济进行整合，并在每期设置专题，通过撰写有价值的原创文章和论文编译对热点事件进行追踪。以通过多方面的公共卫生研究，为全球的健康协作治理提供多样化的思路，并为读者提供更加客观、更具时效性的资讯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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