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亚文化论文十篇

　　青年亚文化论文篇1

　　（一）“异常分子”：越轨行为是对问题的解决

　　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随着美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失业人口的增加、过度都市化、工作条件恶化和各种各样的犯罪问题的出现和加剧。这些问题引起了芝加哥学派的高度重视，并将“异常行为”和犯罪问题纳入到其主要研究课题之中。1938年，A.W.林德企图运用社会解组理论对檀香山的越轨行为进行研究，但是他发现将这一理论运用到由种族集团组成的社区中时，却是困难重重、漏洞百出。社会解组理论认为，一个社会群体的组织化程度越高，其违法犯罪行为就会越少。但是在檀香山却并非如此。在高度组织起来的种族集团中，如日本人集团，违法行为的发生率反而高得惊人。林德认为，社会内部存在着能够瓦解同质社会的亚群体。芝加哥学派曾经做过大量调查，他们发现许多越轨者们都曾声称自己并未违准则，只是他们所遵从的社会准则或者信奉的价值观念不一样而已。研究者们开始摆脱当时道德绝对论的观念，认为亚文化群体的价值观念和主流社会或法律不一致时，就会产生越轨行为。阿尔伯特•科恩就是异常行为研究的代表人物，他在《越轨男孩：团伙文化》（DelinquentBoys：TheCultureoftheGang）中对异常分子和“男性帮派”的“越轨”行为做了全新的阐释。他以一个心理假设作为分析的起点：包括青年亚文化在内的一切行动都是一系列以解决问题为目的的。行动者面临的“参照系”和“处境”是影响所有问题产生和解决的主要因素。异常行为产生于结构与文化之间的冲突，为了解决这一冲突，青年往往选择的是采用越轨或者犯罪的方式来抵抗与之相反的主流文化或者资产阶级文化。科恩认为，团伙文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举止是对中产阶级正统和体面象征的一种夸张的抵制。加入帮派的青年受到中产阶级的社会化教育，他们被要求按照中产阶级的主导价值观念和评判标准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但是这一评判标准会将青年置于一种地位挫败的境地。伯明翰学派的菲尔•科恩（PhilCohen）直接继承了“问题解决”理论，并将这一理论挪用到英国伦敦东区的工人阶级社区的青年亚文化研究中。但是，菲尔•科恩的观点与阿尔伯特•科恩的观点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他并不赞同犯罪帮派的形成是亚文化造成的。他认为，亚文化群体的形成，恰恰是为了解决犯罪帮派的问题。

　　（二）被贴上标签的“局外人”

　　贝克尔是芝加哥学派晚期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局外人》一书中运用“标签理论”来分析越轨者，其研究重心是贴标签本身。贝克尔被认为是“与标签一词联系最为密切的人”。20世纪30年代产生、60年代盛行一时的符号互动理论（symbolicinteractionism）是标签理论的直接理论来源，甚至可以说标签理论是符号互动理论的演变与具体应用。标签理论在解释越轨者对标签内容的认同和内化时，直接运用了符号互动理论中的自我实现预言理论和“镜中我”理论的逻辑。标签理论对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研究是有着重要影响的。霍尔在《通过仪式抵抗》中曾明确表示伯明翰学派是以贝克尔的《局外人：越轨的社会学研究》作为研究起点的，标签理论的影响可见一斑。贝克尔认为当一个规则通过社会群体定义并得到执行，那么偏离这一群体共识规则的人会被认为是“越轨”的特殊群体，也即“局外人”。他认为，正是先有了“标签”，然后才有越轨行为及亚文化群体的产生。在被贴上越轨者标签的人看来，规则制定者也是“局外人”。例如，在美国禁酒时期，意大利移民认为他们继续酿酒并未违反规则，而只是违反了新国家的法律。贝克尔把规则制定者称为“卫道者”（moralentrepreneur），他们可以通过制定新的规则以创造新的越轨者，或者更具体地说，“是社会创造了越轨”。所谓越轨，就是对规则的侵犯。社会群体通过对规则的制定并运用到某一特定人群，从而创造了越轨行为。越轨行为是规则制定者实施制裁的结果，并非由越轨者行为性质本身决定的，即贝克尔所说的“他人反应”。越轨行为本身并不具有越轨的特性，而是他者与越轨当事人之间的互动结果。在他人做出某一反应之前，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确定其是否属于越轨行为。只有属于同一实际群体的成员才会有兴趣来制定和执行规则，如果群体成员认为特定群体的遵守某一特定规则与否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利益，他们也会干涉。不同的社会群体的权力分化决定着其对他人制定规则的能力。贝克尔的“标签理论”在当时道德绝对论占主导的时期，无疑是一种极端的表述，但它从侧面为我们揭示了越轨亚文化群体偏差行为的社会成因。

　　（三）道德恐慌：“民间魔鬼”的生成

　　斯坦利•科恩深受霍华德•贝克尔的影响，他深化并扩展了贝克尔的研究。科恩不再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越轨亚文化群体偏差行为的解释，也不是探寻越轨亚文化的价值和本质。1972年斯坦利•科恩发表了题为《民间魔鬼和道德恐慌》（FolkDevilsandMoralPanics）的博士论文，对道德恐慌问题作了系统阐述。他对1964年到1966年间英国海滨城市“摩登青年和摇滚歌迷”的道德恐慌事件作了深入研究。这部专著起着沟通美国社会学和亚文化研究对异常行为的关注与正在出现的英国方法之间的一种重要桥梁作用。斯坦利•科恩认为，道德恐慌的罪魁祸首不是摩登青年和摇滚乐迷，相反他们是最大的受害者。道德恐慌的真正发起者是媒体及社会控制。媒体夸大性的报道和曲解，为摩登青年和摇滚乐迷贴上了“异常分子”的标签，并进行“妖魔化”的描绘，从而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关注。受标签理论影响，斯坦利•科恩把社会控制文化的“反应”作为其阐述的一个重要部分。他认为，公众对“异常行为”做出的各种反应都是为最终的社会控制手段作准备的。青少年所处的结构处境和文化地位的落差产生了地位挫折问题，而青少年的最初解决的办法就是采用异常行为和风格来表达自我。社会公众对异常行为的反应受到媒体、社会控制的机构的歪曲和误读，从而导致了社会控制文化的扩散和逐步升级，进而产生了两极分化，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异常行为。科恩的这一研究结论对后来的亚文化研究有着巨大的影响。芝加哥学派从社会学的犯罪和越轨着手，运用经验主义和民族志方法对越轨人群和越轨行为的多方位研究为青年亚文化提供了方法论支持，并注入了生动而具体的社会生活内容。但是，芝加哥学派的理论缺陷也是明显的。芝加哥学派的亚文化理论主要集中在犯罪学领域，缺乏阶级和权力的视角。他们更多的是关心社会环境对个体的塑造，却忽略了个体的主动反抗和反抗的多样化。伯明翰学派将意识形态分析引入到青年亚文化研究，并将其研究的重心从社区和区域性论题转移到对阶级的宏观透视。青年亚文化群体的生活方式及其风格、符号的意义，主要是通过性别、年龄、阶级、种族等方面被揭示出来的。亚文化的研究始终是围绕着文化与权力、意识形态与霸权的关系来展开的。

　　二、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研究的理论范式转换

　　亚文化群体的研究是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但是为何光怪陆离的亚文化研究在英国这样一个素以保守、“绅士风度”著称的国家达到空前繁荣呢？“无赖青年”（TeddyBoys）这样一个来自底层工人阶级的青年亚文化群体是如何被解读为一种权力政治表达的？面对英国工人阶级传统文化走向衰落的事实，摩登族、足球流氓、光头仔、朋克、嬉皮士等形形、离经叛道的青年亚文化此起彼伏。青年亚文化的兴起，标志着战后社会共识的破灭。尽管大众媒介已经对青年文化做了大量的分析与评论，但是在霍尔等人看来，大众媒介对青年文化连篇累牍的讨论并未真正解释青年文化现象。相反，这些讨论多数都是混淆视听、遮蔽问题的。伯明翰学派的任务就是要更加全面客观地揭示青年文化现象及其在战后的征兆。英国文化研究的形成是对英国传统文学的决裂，同时也是对战后英国的社会状况的积极反应。战后英国社会经济和阶层的重构、“冷战”的国际紧张局势和军备竞赛的困扰、保守主义的众生喧哗等因素都促使文化研究者不断地寻求替代性视角和新的出路。“文化—文明”传统、文化主义的兴起都为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打下了良好的理论基础。按照特里•伊格尔顿的说法，马修•阿诺德、艾略特、利维斯等人开创的英国的“文化—文明”传统的核心特征就是对工业化以前的英国社会的“有机”的“共同文化”的“不确定的怀旧”。如果说利维斯等人为大众文化打开了空间，那么霍加特和威廉斯等人便是占领了这一空间。威廉斯脱离了威利斯主义的精英文化，转而走向了英国工人阶级文化传统的共同文化（commonculture）。随着20世纪60年代中期，结构主义思潮的涌入，英国文化研究进入了一个“范式危机”的阶段。结构主义范式的引入使得青年亚文化研究有了重大进展，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erforContemporaryCulturalStudies，CCCS）出版了大量的亚文化研究专著。到1970年代中期，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Gramci）的文化领导权和文化抵抗思想被吸纳到青年亚文化研究中，出现了亚文化的抵抗与收编等理论。到1970年代末，霍尔的学生赫伯迪格、威利斯、麦克罗比等一批新生代都已成长为亚文化研究的生力军，他们的研究从多个方位拓展了亚文化研究的空间，将权力关系拓展到性别、代际、种族等维度，伯明翰中心也因此而名声大噪。赫伯迪格引入符号学和后结构主义视角，他认为亚文化并非是直接对霸权文化进行挑战的，而是通过更为复杂的符号层面——“风格”来表达。而麦克罗比则更是从女性视角来研究青年亚文化，弥补了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研究对女性的忽视。自1980年代开始，在全球化的影响下，青年风格日益显现出碎片化的特征，青年亚文化从阶级抵抗到多义愉悦发展。英国文化研究不断受到来自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思想、理论资源的充实，从此亚文化研究便走向国际化。

　　（一）“文化是普通的”：从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的转变

　　从国内已有的文献来看，对于英国文化研究的开启者仍存在较大的争议。王宁教授曾撰文指出：“一般认为，文化研究的理论创始人当推弗兰克•雷蒙德•利维斯（FrankRaymondLeavis）”。利维斯以《细绎》（scrutiny）杂志作为其主要阵地，形成了一个群体，被称为“利维斯派”。其表面上摆出左翼鼓吹独立批评的姿态，实际上是右翼保守主义。他们大力倡导精英文化，坚信文化始终是少数人的专利，同时极力贬斥大众文化。利维斯派登上历史舞台就是为了与大众文化展开斗争。尽管以利维斯为代表的精英主义从保守的立场上思考语言属性问题，试图确立精英教育模式，突出个人先锋意识，并且对大众文化持批判和鄙视的态度，但是他却从另一个角度扩大了以往相对专业化的、狭窄的文学研究的话语和范围，对英国的大众文化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在利维斯等人开创的“文化—文明”传统铺垫下，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Culture&Society）和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TheUseofLiteracy）等文化研究经典著作相继问世。这两部著作的问世，就像两颗投向英国中产阶级思想阵地的重磅炸弹，推动了英国社会科学的“文化转向”。霍尔曾高度赞誉威廉斯和霍加特的这两本著作，认为它们都属于重新发现的工作。诚如约翰•斯道雷所说，威廉斯对文化研究的影响力是难以估量的。威廉斯强调了文化的社会性，他认为文化是“普通的”，是“对某种特定生活方式的描述”，把文化观念与整个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这就无疑击碎了文化精英主义向后看的，对“有机社会”无休止的幻想，扩大了文化分析的对象范围，突破了英国一贯追求高雅文化的传统，从而形成了文化是“一种整体生活方式”的著名论断。工人阶级出身的威廉斯一直在为工人阶级文化的合法性地位而努力，他借助于朴素的历史主义的力量来挽救工人阶级文化，也就是所谓的“用利维斯的方法来反对利维斯主义”，使得人们对日常生活方面的关注显得更加正当。威廉斯曾在《漫长的革命》（TheLongRevolution）中表达了他的遗憾：“我所感兴趣的那些问题无法被安置在现有的任何一个学科里面。我希望有一天能拥有一个自己的学科”这一段文字发表三年后，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正式宣布成立，霍加特担任主任一职。他的《识字的用途》，被视为文化研究的开山之作。霍尔曾经感叹道“没有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就没有文化研究”。他将焦点聚集在深受美国大众文化影响的青年文化上，霍加特并未采用传统的宏大叙事的方式，而是个人趣味的文化观察。但是，新事物的诞生总会面临诸多的阻力，该书从出版前就充满着争议，它大胆挑战了社会学、文学和政治学的学科壁垒，借用伊格尔顿的一句话来说，它是“图书管理员的冤家与噩梦”。霍加特受利维斯主义影响，运用利维斯文学实践批评的文本细读方法来研究工人阶级文化，包括流行音乐、流行杂志、拳击、暴力小说等。这与利维斯局限于文学作品的分析是有着明显的区别的，这种方法被称为“左派利维斯主义”。在书中，霍加特对工人阶级文化的态度难免被人认为是一种文化悲观主义，他低估了工人阶级青年的主观能动性和文化的解读能力，对青年文化的复杂性认识不足。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不仅仅被认为是文化研究的起点，同时也被视为是英国青年亚文化研究的最初尝试。尽管霍加特与利维斯精英主义仍然有着藕断丝连的关系，但是他率先关注工人阶级的“文化”体验，采用民族志的方式对青年亚文化现象进行详细的描述，其进步意义远远超过了他所分析的内容，这也标志着霍加特与精英主义的分道扬镳。霍加特认为，英国工人阶级的青年亚文化是美国大众文化对英国工人阶级文化的“侵蚀”，工人阶级逐渐被大众文化整合成为“大众”，从而失去了自身文化形态的积极因素，他对这种青年亚文化是采取一种严厉批判的态度的，最为典型的就是“点唱机男孩”（Joke-boxBoys）。霍加特认为这些工人阶级青年是失去了根基的一代，他对这些来自底层的青年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态度都表达了一种不满，这些青年亚文化现象既是堕落、令人担忧的，又是光彩夺目、充满魅力的。然而，霍加特并非对工人阶级文化抵制群氓文化失去了信心，而是抨击工人阶级文化“道德严肃性”的衰落。

　　（二）两种范式的“折中”：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结合的亚文化

　　自CCCS成立以来，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经历了几次明显的范式转换。霍尔在1981年曾发表题为《文化研究：两种范式》（CulouralStudies:TwoParadigms）对英国文化研究进行了回顾，他将英国文化研究分为两种范式，即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文化主义即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威廉斯、霍加特以及E.P.汤普森等第一代新左派的领军人物开创的文化研究路径，他们运用传统的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来阐释工人阶级文化，形成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这是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和利维斯精英主义斗争的产物。到1960年代后期，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吸收了法国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强调人的实践的最终决定因素是文化的结构和意识形态特征。伯明翰学派引入结构主义研究范式一方面是对文化主义的一种挑战，同时也是一种弥补。但是，结构主义不可能替代文化主义，二者互为补充，更像是一种“折中主义”。文化研究能够从一种传统转化为一个成熟的学科领域，并走向国际化，在这个发展过程中，霍尔是关键性人物。但是，霍尔并非一开始就接纳了结构主义分析模式的，他在早期更多地是运用“文化主义”范式来进行研究的，其中最能体现这一特征的就是《通俗艺术》（ThePopularArts）。该书并未系统地使用权力概念，但是它在处理高雅艺术与流行艺术时，强调差别问题，而非等级问题，这对理解权力这一概念有着重要影响。他们认为不应该将通俗艺术至于高雅艺术的对立面，而是应该将其置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中，使二者不再处于对立的状态。随着霍尔执掌伯明翰中心之后，中心的研究重点和理论倾向转向了与文化主义对立的结构主义，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开始登上英国的历史舞台，意识形态等也越来越受到青年亚文化研究者的重视，青年群体也被赋予了政治身份。然而，结构主义与文化主义的融通是困难的，两种理论范式天然存在着矛盾与分歧，结构主义简单化批判的倾向日渐明显，已经不能适应政治文化复杂化的趋势了。

　　（三）“葛兰西”转向：文化霸权和抵抗模式的形成

　　1970年代中后期，深受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理论困境和范式危机困扰的伯明翰学派，开始表现出对葛兰西文化霸权（culturalhegemony）理论的倾向，并逐渐形成了一种重视霸权、斗争和权力关系的新的研究范式，这就是所谓的“葛兰西转向”（turntoGranmsci）。托尼•本尼特（TonyBennett）在《大众文化与“葛兰西转向”》一文中指出，霍尔等人把大众文化作为一个权力与抵抗（“反权力”）的动态的斗争过程，这就为亚文化研究带来了新的视野。面对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的两难，霍尔选择了转向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寻求“妥协的均势”，以摆脱一种“非此即彼”的逻辑。斯坦利•科恩1980年在其代表作《民间魔鬼和道德恐慌》再版序言中对青年亚文化研究进行系统的批判与反思，他认为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研究的基本范式已经从传统的功能主义转向了批判性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强调历史时空的重要性。亚文化的这种杂交性使研究者们开始反思早期的经验主义式的通俗文化观的局限性所在，霍尔富有创建性地提出新葛兰西的霸权理论结合，认为亚文化表征的是一种意识形态。他曾指出，葛兰西霸权理论为建构和抗拒权力提供了诸多便利。“霸权”是主导阶级统治的权力赢得它所征服的从属阶级人们赞同其统治的方式，这种文化霸权是通过一种内在于社会思想中的经验和意识动态协商而获得共识的一个过程。葛兰西扩展了阿尔都塞把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整体效应的观点，他认为个人和群体也能形成小型的抵抗，从而对强加的外来文化进行挑战。霍尔认为，“是葛兰西第一次把文化问题，尤其是大众文化，放在权力实践的核心”这里所涉及的权力，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权力。《仪式抵抗：战后英国青年亚文化研究》这部论文集是CCCS成员从事亚文化研究的第一次集体亮相，并为伯明翰学派提供了一种理论模式，是最能代表霍尔等人“葛兰西”转向的著作。霍尔等人在开篇的《亚文化、文化和阶级》一文中对亚文化研究的基本概念、资产阶级反文化和工人阶级亚文化之间的区别加以阐述，强调亚文化鲜明的阶级属性。按照该书的分析，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英国则被描述为阶级两极分化、霸权受到多方挑战的时期。伯明翰学派认为亚文化不总公开与主导文化发生对抗与冲突的，二者时而共存，时而又发生斗争。《仪式抵抗》就是从占据统治地位的主导文化与从属文化之间的协商中对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进行探讨的，这显然是受到了葛兰西的“霸权”理论的影响。

　　（四）“后起之秀”：亚文化研究转向的“先锋”

　　CCCS的成立标志着文化研究进入学院体制化阶段。作为“后学科”文化研究的发源地，CCCS并未满足于在教育机构中从事知识生产，而是将其与社会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研讨小组或“工作坊”的非正式教学模式。研讨小组通常是6～8人为一小组，小组在成立前需要针对其关注的问题进行选题的论证和研究规划，提出具体的研究方法，通过论证之后才可以进行具体的研究。如关注女权的“妇女研究小组”（Women’sStudiesGroup），关注黑人抢劫伤人引起的道德恐慌的“抢劫伤人研究小组”（MuggingGroup）都是在这种工作坊的模式下运行的。正是这种自主、开放的研究模式，CCCS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研究生，如迪克•赫伯迪格、保罗•威利斯、安吉拉•麦克罗比、吉尔罗伊等。他们受到CCCS文化研究的严格学术训练，同时发挥其自身的主动性，在许多方面已经超越了霍尔等前辈的成就。这些昔日的CCCS学生逐渐成长为伯明翰学派的中坚力量，在亚文化研究的转向中发挥着先锋的作用。迪克•赫伯迪格是伯明翰中心的主力干将之一。他成长于一个英国工人阶级家庭，曾在伯明翰大学跟随霍尔攻读硕士学位。1974年，他的硕士论文《摩登的风格》（TheStyleoftheMods）对摩登族的亚文化风格进行考察，此后他持续地保持着对亚文化的关注。于1978年出版的《亚文化：风格的意义》奠定了赫伯迪格在亚文化研究中的地位，这部著作也成为亚文化研究的经典著作，至今仍在不断重印发行。在书中，赫伯迪格在亚文化研究方面的创造性才能被充分地展示出来。他将霍尔所倡导的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与结构主义的符号学方法相结合，把青年亚文化置于文化霸权的场域中加以阐释，他认为亚文化是青年为了抵抗主导阶级的一种象征性文化符号。赫伯迪格的《亚文化：风格的意义》充分地显示出了结构主义对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研究的影响。如果说赫伯迪格的亚文化研究体现的是结构主义的影响，那么保罗•威利斯的亚文化研究则更多地是体现了文化主义的影响。威利斯现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他1972年在CCCS获得博士学位，并在1981年之前一直留在该中心从事文化研究工作。威利斯以民族志研究而著称，是《民族志》期刊的创始人兼高级编辑，现在仍然从事着民族志研究工作。他的代表作《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是对工人阶级反学校文化的青年群体“混小子”进行民族志的调查。在《学做工》中，威利斯突破霍尔等人的阶级分析模式，更加强调个体的自主性在阶级分析中的作用。他继承了“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传统，注重阶级意识的分析以及“工人阶级的异质性”。詹姆逊曾对该书给予了极高的赞誉，他指出《学做工》是“新文化社会学领域里的经典著作，……（它）把传统的人类学领域和文化研究的新领域贯穿起来”。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威利斯逐渐模糊了阶级之间的区别，而更多的是将其主要精力放在青年文化消费领域的符号性分析上。这一研究方向的转变在《共同文化》（CommonCulture）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同时他在书中提出了“类群美学”（GroundedAesthetics）的重要概念。安吉拉•麦克罗比是伯明翰学派“性别”转向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她因不满伯明翰学派内部男权为主导的话语模式，力图为女性争取话语权。麦克罗比等人发起成立了“妇女研究小组”，但是她们的研究工作并没有受到以男性为主要组成部分的CCCS的重视，这些男性研究者多数采取的是不合作态度，同时小组内部也因为成员之间的意见分歧、女性亚文化研究的相关资料缺乏、没有现成的理论可以借鉴等问题进展一度非常缓慢。但是，在不断摸索的过程中，妇女研究小组逐渐从阿尔都塞的“社会型构”（socialformation）中找到了理论支撑，女性亚文化的研究工作迅速有了起色。她们认识到，妇女研究不仅仅是从政治上认识其被“抛弃”，更应该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进行研究。

　　三、权力在青年亚文化研究中的渗透及运作方式

　　青年亚文化论文篇2

　　[关键词] 动画 亚文化 对抗 虚拟

　　一、什么是青年亚文化

　　众所周知，文化大体上可分为主流文化、大众文化、高雅文化和边缘文化四大类，亚文化即边缘文化。青年亚文化在20世纪50年代的欧美形成并呈流行趋势，各种各样的亚文化形式和思潮开始进入大众社会，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并引起了一批社会学的学者对亚文化的关注和研究。文化人类学中所说的“亚文化”概念，指的是“在某些方面与社会主导性文化的价值体系有所不同的群体文化”［1］。“青年亚文化可以概括为年轻人为了有别于主流文化而创造的他们自己的文化，以‘叛逆’为主要色彩，以示青年文化偏离、排斥甚至对抗‘成人文化’或‘主流文化’的整体态势。”［2］

　　青年，是一个特殊的族群，他们正在走向成熟但又尚未成熟，喜欢接受新事物，存在着自我意识的矛盾性：闭锁但又渴望交往、反抗又屈从、自卑又自负、自信又气馁……青少年的这种独特的生理和心理特征也必然会产生属于自己的文化——青年亚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物质生活非常丰裕，青年更加喜欢表达自己，证明自己，叛逆、好胜、强调个性、放荡不羁的性格催生了亚文化的形成，青年亚文化宣扬与主流文化不同的价值观和价值取向，而正是这一点，青年亚文化才格外引人注目。wwW.133229.cOM青年亚文化在早期表现出强烈的抗争意识，而在当今社会，抗争意识逐渐弱化，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狂欢仪式”。审美虚拟化、消费个性化、行为另类化，他们宣扬非暴力，以一种无声的、潜隐的方式来对抗“主流文化”、“父辈文化”和“学校教育”。

　　二、青年审美的虚拟化转向

　　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追星族，他们不仅打心眼里喜爱明星，而且在实际生活中开始效仿明星的仪态、着装、价值观念，明星成了时尚的代名词。当下，动画被更多的人接受和认可，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开始崇拜动画中的虚拟角色，这就使得青少年在心理上从对活生生人的崇拜转变成了对虚拟角色的崇拜或喜爱。动画的世界是一个虚拟的世界，它是和现实世界平行的另一世界，它的原型来源于现实生活，并超越于现实生活。青少年就是在虚拟的世界中体味真实、追求理想。青少年对生活充满着激情与幻想，但幻想和现实往往存在很大差距，幻想的完满和现实的残酷相矛盾，青年人则更加青睐于以想象构思的“虚拟世界”，并以此来补偿现实。

　　观影中的置入感使得他们把现实世界融入其中，cospaly把青少年对动画的虚拟审美推到了极致。cospaly最早的译名来自台湾，是costome paly的缩写,意为“角色扮演”，指的是由真人利用服装、道具、饰品、化妆来模仿或装扮游戏、动漫作品中的虚拟角色（包括人物、动物、超人、植物等），类似于“动漫真人秀”。青少年以比赛、舞台表演、社团等形式参与其中,cosplay很重要的就是服装展示和角色表演，市面上也有很多服装店，但这些服装的价格不菲，而且很多动漫迷们为了忠于原著或凸显自己的风格，大多都亲手制作服装。

　　可以说，cospaly耗钱、耗时又耗力，为什么还有如此多的cosplayer呢？据笔者考证，原因如下：首先，精力旺盛、热情投入是青年族群所具备的特点，他们有精力也有时间去做这些事情。其次，青少年具有幻想的天性，这让他们对虚拟角色的审美、崇拜搬到了现实，在现实生活中虽然不能实现，但可以通过cospaly这种制作和表演于一体的形式来实现。再有，青少年叛逆、讨厌正统，处处希望获得更多的自由，正是在这种压抑和反抗中催生了这种“狂欢仪式”——cospaly的形成。最后，青少年极具创造力，这种对虚拟角色的模仿是对动画中虚拟角色的再创造过程，是审美的又一境界。

　　每一种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有的人认为cosplay是一种耗时、耗力又耗钱且无意义的行为，会让青少年沉迷于虚拟角色，失去自我。而有的人认为，cosplay注重的不止是模仿外在，更是一种和虚拟角色心灵上的互换，可以使青少年在挫折中战胜自我，找到自我。其实，只要正确看待cosplay这一亚文化现象，不无对青少年产生积极的影响。

　　三、动画消费中的身份展示倾向

　　动画的消费从你观看动画的开始而开始，伴随着观看过程的结束而逐渐完成，动画的观看与欣赏只是动画消费的初级阶段，动画的衍生产品将引领你进一步消费。

　　每一部成功的动画片都不会放过衍生产品的开发，它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让人难以想象。譬如一直以来风靡全球的米老鼠，自1927年沃尔特•迪斯尼推出了第一部米老鼠动画片《疯狂的飞机》，便掀起了一场动画的革命。米老鼠从一诞生开始便颇具传奇色彩，当时，米老鼠每年可为迪斯尼公司带来7.5亿美元的收入。2003年，美国《福布斯》杂志推出“虚拟形象富豪榜”，该杂志推算，在2003年一年，米老鼠就为迪斯尼挣下58亿美元收入，成为最“富有”的卡通形象。商报点评说：“这不是一只老鼠，分明就是一棵摇钱树。”［3］可见，动画的衍生产品在动画消费中占了举足轻重的份额，它可以渗透到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动画的衍生产品的价值已不仅在它本身的使用价值，更多的是它的符号价值。它所带来的利润甚至超过了动画影片本身，具有持续的生命力。

　　如今，每个消费群体消费的已不单单是产品的使用价值本身，更多的是产品所承载的符号意义。这样，产品便具有了身份展示的功能。学生用丙烯颜料在校服上画自己喜爱的动画明星或场景成了校园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生日派对上也不乏有专门去理发店专门做的米奇头；凡有热播的动画，校园内总会掀起一股购买印有其动画明星文具的浪潮；手机动漫贴纸、挂件、卡通背包随处可见……这种无孔不入的动画消费现象是青年亚文化的一个缩影。

　　青年亚文化论文篇3

　　【关键词】央视网络春晚 青年亚文化 话语表达

　　2011 年2月3日，中央电视台播出了首届央视网络春晚，其表演者和表演节目都是由网友投票产生。晚会从大年初一到初六，分别在中国网络电视台、手机IPTV等四大网络平台播出。2012年1月底，央视继续推出龙年央视网络春晚，提供了3D版、精编版等更多版本点播，并且在晚会播出后开展节目内容投票。

　　根据2008 年上半年中国互联网调查数据显示：73.2%的中国互联网用户表示互联网是其接触的第一媒介，远高于排名第二的手机（9.5%）和排名第三的中央台（6.3%），可见新媒体的强势地位。①而央视网络春晚可以看做是电视面对新媒体传播环境变革的一种尝试，这种尝试无疑是希望能够最大限度地争取新媒体最广泛的用户――青年网友的关注。因此，两年的央视网络春晚处处体现着青年亚文化的表达与实践。

　　央视网络春晚将青年亚文化推向前台，摆脱边缘次要的地位

　　任何社会和国家中都存在着主文化和多种多样的亚文化，主文化是在社会中居主导地位的文化，为社会普遍认同；亚文化是以主文化为参照的同一共生环境中的不同文化类型，是社会中辅助的、次要的、边缘的文化。②相对于基本认同主流价值的青年文化，青年亚文化则具有非主流、边缘性的“亚”文化或“次”文化特征。而以伯明翰学派为代表的传统青年亚文化理论，基本上是先验地预设了青年亚文化对主流文化的抵抗和依存的双重特性。

　　在网络社会里，各种文化符号错综复杂。作为一种抵抗策略，青年亚文化与主文化之间更多的是通过图像符号的表征系统去消解原有的话语体系，用多媒介符号去解构既存的文化类型和文化理念。③青年亚文化对主流文化的“抵抗”可以从青年活跃的网络社区豆瓣网上的“全民吐槽春晚”活动表现出来。在新媒体语境下成长起来的年轻网友们一边看着央视春晚，一边在网络上使用自己特有的网络语言，对央视春晚所代表的主流文化评头论足。例如“口型怎么好像全对错了”、“就农民歌手发挥正常，其他都膝盖中箭了”等。

　　而在央视2012年网络春晚中，别出心裁地让世界各地的网友通过视频来唱《大中国》，然后在晚会的大屏幕上呈现出来。这种对原有的文化用新的手段和符号进行戏仿，赋予既有文化以新鲜元素，从这个意义上说，央视网络春晚是属于青年网友们自己的一个大联欢，它让青年亚文化摆脱被边缘化的地位，从简单的自娱自乐走向了主文化的前台。

　　央视网络春晚体现了青年的身份认同和多元表达

　　实际上，青年亚文化的目的更多的是展示自己，发出自己的声音。央视网络春晚通过给网友们提供展示的平台，将青年亚文化呈现出来。在主流语境中，例如《伤不起》这类难登大雅之堂的通俗歌曲在央视网络春晚中，堂而皇之地成为表演节目之一。龙年的央视网络春晚每场晚会都播放了一部“微电影”，电影主题也是反映青年的生活状态、情感世界等现实问题。央视网络春晚采用这种形式，无疑是想获得更多的青年认同。

　　此外，新媒介语境中的青年亚文化特质，在传统的“阶级”和“年龄”之外，其可变因素也呈现出空前的多元性和复杂性④。央视网络春晚也将这种多元性与复杂性展露无疑。节目中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青年都有机会上台表演，青年农民工与年轻宅男同台呈现，实际上反映了现实社会中，许多特征明显不同的青年亚文化类型共时性地并存，青年人也不再仅仅将自己执著地归属于某一种亚文化类型，他们经常从一种亚文化类型转向另一种亚文化类型，或者同时属于几种亚文化类型。而新媒体的开放性、交互性的特质，对青年亚文化多元性、主体性的实践起到了推动作用。

　　央视网络春晚强化了“草根”话语表达的实践

　　青年亚文化的价值观并不完全是反主文化的，但其与主文化往往有着较大的差异。央视网络春晚特别注重青年群体对于自身话语的表达，并在晚会的各个环节强化了青年“草根”们话语表达的实践。与央视春晚节目由导演和专家评委说了算不同，央视网络春晚的节目单由网民们投票选出，既有韩庚、潘玮柏这样由网友票选出的青年偶像，也有如《我的客生活-宅人也快乐》这类由普通网民表演的精彩节目，这些节目将年轻人的生活状态展示给观众，表达属于自己的亚文化。

　　两届央视网络春晚都将青年常用的微博融入了节目安排中，无论是首届央视网络春晚的“微博墙”，还是第二届央视网络春晚的微博选读，充分满足青年网友表达话语的意愿。同时，第二届央视网络春晚还邀请网友进行网络投票来评选出“最能hold住全场的节目”、“最想顶的明星（草根）”等，无论是网友票选的形式，还是票选的内容都体现了青年的网络话语以及这种话语所代表的青年亚文化。

　　布迪厄认为，话语是一种实践，青年群体的话语权体现在他们有权利表达自己的意愿，并将这种意愿转化为实践。⑤青年群体富有创造力、反抗传统权威、急于表现勇于参与，但传统大众媒介主导着大众社会的话语权，青年的话语往往难以通过它们加以表达，而网络传媒则适时迎合了这一需要。据统计，中国的网民中，25岁以下的占到5l％，30岁以下的占到70％，特别在数量占世界第一的网络论坛里，年轻网民们表现得更是十分活跃。⑥通过诸如参与央视网络春晚这类方式，年轻的网民们加入到创造文化、发表专属话语权的行列中来。

　　央视网络春晚尝试将青年亚文化收编，消解其与主流文化的抵抗

　　亚文化的抵抗风格产生以后，支配文化和利益集团不可能坐视不理，它们对亚文化进行了不懈的遏制和收编(incorporation)。⑦迪克?赫伯迪格认为，亚文化的表达方式通常以两种主要的途径被整合和收编到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秩序中去：第一种是把亚文化符号(服饰，音乐等)转化成大量生产的物品（即商品的方式）；第二种是支配集团对异常行为贴“标签”并重新界定（即意识形态的形式）。⑧央视网络春晚无疑属于后一种。

　　网络春晚并非央视原创。早在2001年，就有网友将央视春晚中的场面加以拼贴，通过技术手段“导演”了一场“春晚”。2006年1月26日，新浪网、中国网等四家商业网站联合主办了“2006全球华人春节网络联欢晚会”，随后由中国互联网协会和中国节网站主办的“2006FLASH动画春节联欢晚会”也于除夕当晚在电视台和互联网上同步播出。⑨2009年，民间人士老孟尝试举办民间的网络春晚与央视除夕春晚“叫板”，但最后却无疾而终。而央视网络春晚却将这种“异常行为”贴上“央视出品”的标签，试图以这种方式收编青年亚文化，消解其与主流文化之间的对抗。

　　同时，央视网络春晚并没有放弃其传播主流文化的努力。首届央视网络春晚由近几年来一直担任央视除夕春晚的当家女主持董卿担任主持，开场的《迎接春天》、《大中国》等节目都使这台央视网络春晚仍带有一定的主流文化意味。而节目单上，首届央视网络春晚关注舟曲灾区建设，第二届央视网络春晚也有反映主流价值观的“天宫一号”等节目，以促进青年亚文化和主流文化之间的互动与融合。

　　央视网络春晚本身也成为青年亚文化的一部分

　　青年亚文化本身是一个整体，而网络作为一种媒介，一方面呈现着青年亚文化，另一方面又因受青年欢迎而成为青年亚文化的组成部分。新媒体环境下，网络以其前所未有的开放性、交互性、异质性吸引了大量年轻、追求创新与个性的用户，他们寻找与自己有着共同爱好、价值观念的网友，进而形成大量具有同样信念、价值观念的不同文化类型群体，形成一个又一个不同的亚文化群。可以说，网络孕育了青年亚文化的主要群体之一――青年网民们。

　　同时，人们在网络中进行的一系列反映自身价值观、生活理念的活动如“宅”、“晒”、“拍砖”等，是一种网络文化，也是新技术与文化的综合体。网络媒介的技术革新符合青年追求新鲜事物的特征，他们也成为网络文化的创造者和参与者，使其成为青年亚文化的重要部分，从这点上说，网络创造了网络文化，丰富了青年亚文化的内容。

　　此外，作为网络文化的一部分，央视网络春晚本身也成为青年亚文化中重要的一个部分。将草根文化与明星文化相结合的央视网络春晚，既不同于央视除夕春晚的明星舞台，又与完全由平民组成的选秀节目相异，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吸引了年轻网友的关注。喜欢央视网络春晚、追捧央视网络春晚的网友们在各个虚拟的网络空间里组成讨论组、贴吧，形成属于自己的文化群。央视网络春晚的种种努力也收到了其目标受众群――青年网友的良好反馈：62.30%的网友感觉良好以上，其中超乎想象的13.32%，非常完美的 4.47%, 表现优秀的34.76%,感觉良好的 9.48%。⑩

　　参考文献

　　①⑩左琳，《央视网络春晚新媒体传播探析》[J].《新闻世界》，2011（4）：73-74

　　②姜楠，《文化研究与亚文化》[J].《求索》，2006（3）：47-50

　　③④马中红，《新媒介与青年亚文化转向》[J].《文艺研究》，2010（12）：104-

　　112

　　⑤布迪厄 著，谭立德 译：《实践理性：关于行为理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⑥杨雪梅，《社会蓝皮书称中国网民更愿意“发言”》[J].《中国改革报》，2008-01-07

　　⑦胡疆锋、陆道夫，《抵抗?风格?收编――英国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理论关键词解读》[J].《南京社会科学》，2006（4）：87-92

　　⑧琚园园，《从亚文化视角看“网络春晚”》[J].《新闻世界》，2010（7）：156-157

　　⑨侯志勇，《网络春晚:网民们的春节狂欢》[J].《中国新通信》，2006（03）：11-12

　　青年亚文化论文篇4

　　关键词：文化 犯罪亚文化 青少年犯罪

　　Abstract： The house of criminal teenagers rate has becme high， which is the one of most serious social problem that affects the security of society of our country .The reason that causes teenagers gang to commit a crime is extremely complex， In which the development for teenagers， the influence of criminal inferior cultural environment takes affect to come， is more firm ， more direct ， more important.Criminal inferior culture is caused commit a crime in teenagers， from aspect cannot appraise take affect.Criminal inferior culture what commit a crime with teenagers relation is a important program that we are faced with.The examination accessary crime inferior culture of this paper as in teenagers， criminal cause is discussed ， from this， puts forward prevention and decreasing for teenagers， the criminal measure of specific aim.

　　Key words： culture criminal inferior culture criminal teenagers

　　一、犯罪亚文化概述

　　青少年犯罪已成为世界的三大社会问题之一，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青少年犯罪比例一直高居不下，且犯罪形式日益多样化，从暴力型犯罪如杀人、抢劫、强奸乃至智能型犯罪如计算机犯罪等均有参与，犯罪数量日增，严重影响了社会安定以及广大人民群众人身和财产的安全。青少年正处于社会化的关键时期，他们的犯罪行为大多由社会因素引起。其中犯罪亚文化对青少年犯罪行为的作用最直接、最明显。

　　亚文化概念是美国人类学家A.W.林德对越轨行为的研究中首次提出的，这一理论主要被应用在越轨行为和犯罪行为的研究中。亚文化最一般的含意是某一主体文化中较小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概念构成要素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它们是主体社会可以辨认出的组织部分，在某些方面而不是在所有方面不同于主体社会；（2）作为主体社会的一个组织部分，它们至少服从该社会的一部分准则和法律；（3）作为与主体社会有显著差异的集团，它们为其成员规定了自己特有的行为规范；（4）它们是一个发挥功能的单位——就是说，它们至少能够为了某些目标而作为一个整体行动；（5）它们意识到自己是在某些方面与主体社会离异的单位。［1］

　　根据文化在社会上所占的地位不同，可将文化分为主文化和亚文化。主文化是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为社会上多数人所接受的文化。主文化对社会上大多数成员的价值观、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影响极大。亚文化指仅为社会上一部分成员所接受的或为某一社会群体特有的文化。亚文化一般不与主文化相抵触或对抗。犯罪亚文化属于亚文化的范畴，但二者之间不能等同。亚文化与犯罪之间不存在一种决定或必然的关系。除非亚文化沿其负向走向极端，发展，成为极端亚文化一犯罪亚文化，一般不直接产生犯罪。

　　改革开放后，我国生产方式的转变，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在整个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社会本位主义弱化，外来异质文化的冲击，加之我国自身文化的变革，使部分亚文化势力不断泛起，特别是青少年由于其生理特点和心理特点的特殊性，使青少年犯罪亚文化表现突出，并在与我国传统文化、主流文化共存中顽强地表现着自己。犯罪亚文化是指一种逆主流文化而动的反文化、反社会的危害统治秩序的最极端行为。如青少年的暴力行为、破坏行为、吸毒等均为犯罪亚文化。［2］这种犯罪亚文化，结合青少年的心理、生理特点，往往表现出不同于成人犯罪亚文化的特征：一是强烈的反叛精神或无罪恶感的心理特征；二是实施所选择的最极端的反文化、反社会的一系列活动；三是通过各种渠道将犯罪的技术和方法传授给其他人，以期强化青少年这个弱势群体的地位。

　　二、青少年犯罪的亚文化特征

　　犯罪亚文化实质上是一种极端的越轨活动，它与青少年犯罪活动接壤，有的本身就是青少年犯罪活动，因而对青少年犯罪的实施起推动与促进作用是必然的。犯罪亚文化对青少年犯罪方法的传播起着渲染、扩展与教化作用。任何文化都具有传播性和传递性，犯罪亚文化也是如此，它在自身的传播与传递过程中，必然起着渲染、扩展与教化作用，从而使犯罪手法得以四处蔓延。犯罪亚文化对青少年犯罪规模的发展起着加剧与扩展作用。这主要表现在犯罪亚文化的渗透性上，通过渗透，犯罪亚文化的影响与推动下，青少年犯罪规模必然进一步蔓延与扩展。犯罪亚文化对青少年的犯罪起着群体化作用。文化在人与人之间起着凝聚与联系的作用，它是同一文化群体内交往的纽带和共同的价值标准。犯罪亚文化在这一点上表现更为突出，它为青少年团伙犯罪提供的“智力”与“犯罪场”支持就能说明这一点。［3］犯罪亚文化影响作用下的个体，以亚文化的标准相互之间产生认同感，从而出现青少年犯罪群体化。

　　由于犯罪亚文化没有主文化那样系统、规范，也不具有高度的理论化形态，因而更容易被社会的一般成员，尤其是青少年所接受和传播。犯罪青少年是社会上特殊的一个群体，犯罪亚文化是导致青少年犯罪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犯罪不是无缘无故发生的，总有一定的导因，形成犯罪动机才能产生犯罪行为。对于青少年的犯罪动机和犯罪行为这种内化与外化的过程，犯罪亚文化环境常常是其发生的导因，而犯罪动机往往就直接导源于犯罪亚文化。比如在犯罪青少年中普遍存在的由于享乐主义思潮的刺激而无视法律最终走上违法犯罪的行为过程，就是因为在青少年中大量传播着的人的本质是自私的、“人生不乐等于白活”、人与人的关系就是一种弱肉强食的关系等等犯罪亚文化的导源。于是，他们一方面极力追求个人的享乐，私欲极度澎胀；另一方面，当他们明显地不具备这个条件，用正当的手段也难以达到的时候，就必然地陷入到享受的无止境欲求和违法犯罪、遭受打击的冒险这两难选择之中，为了获得个人幸福，往往不惜牺牲别人，损害他人，以身试法，走向犯罪。

　　考察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道路，有着一个明显的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4］首先，他们常常都是从所处环境中接受了一些不良习惯，出现小过失开始，因为得不到及时的矫正和教育，得不到更多的关心和爱护，甚至遭受冷漠和歧视，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挫伤。在自己的犯罪亚文化圈中最终获得了情感上的慰藉和对犯罪的认同感，受到周围人群的支持、姑息、纵容，而越陷越深，不能自拔。其次，犯罪亚文化是青少年犯罪的精神支柱。在青少年犯罪中突出表现出来的暴力性、凶残性、反复性和不择手段、不计后果等特性，除了青少年追求刺激、富于冒险的原因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犯罪亚文化环境的影响。［5］他们在追求享受，追求自我表现，为了“出人头地”的时候，其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便是：目的是主要的，手段是第二位的。他们为了达到非法的目的，胆大妄为，无所顾忌，花天酒地为目标，交友结盟论英雄，视法为儿戏，把犯罪、坐牢看成追求“人生价值”的英雄行为，从而强化了犯罪的勇气和决心，并在犯罪亚文化精神纽带的连结下，聚合得更紧，破坏性更大。青少年犯罪的这一特点，正像是犯罪的各种动因在亚文化这个风涡中搅起的一个个旋风一样横冲直撞，不可一世。对犯罪亚文化在青少年犯罪中这个不动声色却推波助澜的作用，不可忽视，不可小视。

　　再次，犯罪亚文化的转型又决定着青少年犯罪的基本特点。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在不断地变化着的，犯罪亚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同样也在发生变化、转型。而亚文化的转型又直接决定着青少年犯罪基本特点的变化可以看到，近些年来，青少年犯罪中出现的大案增多，有组织犯罪增多，追求享乐和财产型犯罪增多，公开、激情犯罪增多，毒品犯罪、性犯罪增多等等，与犯罪亚文化的转型变化不无一定的关系。［6］

　　此外，犯罪亚文化的传播，也常常使犯罪青少年在犯罪心理上被激活、被强化。比如在思维方式上出现的反常病态，忧烦狂燥而不能自拔，易于兴奋，粗暴成习，相信“命中注定”，强调自我中心，追求“男子汉气慨”，只顾眼前利益，把社会视为危险，迷信只有用极端手段才能解决问题等，在思想及文化中强调只顾物质利益而不顾手段是否合法，唯利是图，不择手段等，加上人际关系的疏远和社会结构的松散等，都为青少年犯罪提供了相当大的文化环境空间。

　　犯罪亚文化的功能，最直接地表现为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和作用上。犯罪亚文化对青少年犯罪的产生起着直接性的条件与环境作用。文化伴随着人们的生活而存在，并且指引着人们的社会行为。犯罪亚文化对社会的发展与稳定起着消极作用，这是其与主文化不同的一点。因此犯罪亚文化是犯罪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并影响着犯罪的变化与发展。犯罪亚文化对青少年犯罪心理的形成起着诱导、盅惑和强化作用。犯罪心理的形成是青少年的主客观原因相互作用的结果，除主观原因外，客观原因就是犯罪亚文化的熏染与诱导，由此导致了青少年犯罪心理的形成与不断强化。犯罪亚文化对青少年犯罪活动的实施起着决定性的推动与促进作用。［7］

　　反思我国青少年犯罪的现状和发展历史，应该犯罪亚文化环境对青少年的影响。人的本质说到底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与生理因素相比，社会因素在人的心理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对青少年的发展来说，犯罪亚文化的影响作用来得更多、更快、更直接、更重要青少年活动能量大，求知欲望强，好猎奇、爱刺激、敢冒险，可塑性大，但他们缺乏知识，经验不足，辨别是非和抵制消极影响的能力差，容易接受外界不良环境的影响，尤其是犯罪亚文化的状况将深刻地折射在他们的头脑之中，并直接影响他们的社会化程度。［8］对于犯罪青少年来说，对于犯罪青少年来说，他们社会化缺陷的形成，或者是因为错误的外界影响，或者是由于社会化进程中的脱节所致，这些负面影响阻碍了他们社会道德和法律规范的内化过程，形成了他们不完全的社会化人格。犯罪亚文化环境的负面影响越多，青少年不完全的社会化程度就越大，导致其违法犯罪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三、祛除犯罪亚文化，预防青少年犯罪

　　青少年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青少年的特性决定了他们需要社会给予更多、更好、更及时的关心和爱护，给予科学、健康的教育、引导和规范，给予丰富多彩而又昂扬向上的文化滋养，以使他们在作为国家主人和接班人的同时，能在一个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健康地成长、发展这无疑是全社会的期望，同时也是全社会的责任。为使青少年远离犯罪亚文化，要从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家庭教育科学化。家庭是青少年社会化过程的第一课堂。家庭教育方法失当，是导致青少年受犯罪亚文化影响，违法犯罪的主要因素之一。为了预防青少年产生不良行为，防止因教育不当而走上违法犯罪道路，就需要提高和加强家庭在预防违法犯罪方面的职能，要通过家庭教育来加强对青少年早期智力的开发和良好心理品质的开导。加强家庭教育，必须采取科学的教育方法，首先要营造民主平和的家庭气氛。父母与子女平等相处，在相互交流中，父母对子女的思想和情感就能及时掌握，并通过及时的分析评价，帮助子女树立正确的思想意识和社会道德规范；而子女的归属的需要、爱的需要、获得理解需要得到满足，产生愉快积极的情绪，有助于养成良好的性格倾向。其次，帮助子女构建正确的需要结构。对已有违法犯罪行为的子女，家庭成员应充满爱心地去了解、感化他们，耐心地帮助他们转变思想行为方式。

　　（二）加强学校教育，改革现有的教育制度。学校是青少年社会化的主要课堂。学校教育成功与否发挥学校素质教育作用。学校要把应试教育改为素质教育，要把法制教育作为对学生的素质教育的一个基本方面，教育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法制观；切实抓紧抓好，要营造一个学法、知法、用法的氛围。加强对后进生的帮助教育，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改变片面追求升学率的作法，注重教书，更重育人，不要把“双差生”推向社会犯罪的边缘。［9］

　　（三）加强政府监管，还青少年一片净土。有关部门应大力加强对社会娱乐性场所的管理，严禁青少年进入营业性舞厅、歌厅、游戏厅、网吧；坚决整顿文化市场，净化社会环境，加大“打黄扫非'，力度，禁止向青少年出售转播淫秽音像光盘、图书，扫黄打非、禁赌、禁毒，彻底清除诱发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毒根，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加强主流文化的宣传，弱化消除不良亚文化的影响。大众传媒应担负起对青少年法制教育的重责。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新闻媒介，要自觉地向青少年传播法律知识，宣传法律意识，使自己真正成为传播法律知识和法制观念，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园地。

　　（四）针对城市社区青少年犯罪，要建立一系列的机构组织，预防青少年重新犯罪的发生。强化社区功能，鼓励社区扩建或新建娱乐设施，利用俱乐部和讨论小组等形式弘扬社会主流文化，加速少年的社会化过程，增强其社会适应能力。通过利用普法教育和社会道德教改变社区旧有的观念，号召社区成员积极参与社会活动。通过这些活动把少年从不良群体中解救出来，并且培养他们与社会主流文化相一致的社区意识。［10］通过有组织地看望即将释放的青少年违法犯罪者，加强他们与社区的联系，使他们感觉到自己是社区完完全全的成员。如果能够解决青少年犯罪人的再社会化问题，就能够减少青少年重新犯罪的可能性。为他们回归社会和重新社会化提供生活和成长环境，控制、预防青少年重新犯罪的发生。

　　参考文献：

　　［1］弗兰西斯·C·瓦克斯勒。越轨社会学概论［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

　　［2］ 王洛。我国青少年犯罪预防［C］。北京：群众出版社，1989.

　　［3］ 陈树恒。怎样预测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1989.

　　［4］ 张小虎。转型期中国社会犯罪探析［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5］ 戴宜生。中国青少年犯罪情况概述［J］。青少年犯罪研究，2000（2）。

　　［6］ 赵可，白岚。青少年越轨行为概论［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6.

　　［7］ 肖建国。维护青少年权益中的误区探究［J］。青少年犯罪研究，2001（1）。

　　［8］ 梅德衡。预防犯罪对策［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5.

　　青年亚文化论文篇5

　　关键词:青少年亚文化 青少年成长 文本 解读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青少年亚文化(Youth subcultures)因轰轰烈烈的青年文化运动而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西方社会的无赖青年、光头仔、摩登派、朋克、嬉皮士、摇滚乐、粗野男孩(ruddy body)等诸多的亚文化更多的是以反叛的形式呈现于社会,所以学者们的主要研究视点是“亚文化”形式之下的犯罪、暴力、颓废、甚至是等负面的、消极的社会影响。当代中国对诸如流行歌曲、知青亚文化、无厘头、大话文艺、漫画迷、网络文化、粉丝文化、客文化等青少年亚文化的研究,由于受到西方早期亚文化理论的影响,也存在负面研究多于正面分析的倾向。这种研究倾向是将亚文化置于主流社会的价值判断视野下进行,主要关注其社会影响。但是青少年亚文化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青少年群体自发的创造和传播的文化形式,仅仅是青少年群体心理表达的一种文本而已,霍尔认为“它是青年人自我表现的场所。”①所以,透过青少年亚文化的文本,解读和引导青少年应该是一种最为直接和有效的方式。

　　一、青少年亚文化的主导方向是积极的成长

　　纵观历史,观察青少年的成长与发展,不难发现,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青少年亚文化中的极端与“反叛”的表现也只有在西方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仅仅极端的走过了10年左右的历程,在更多时空中,青少年是以丰富的、独特的、多元的、新颖的、温和的文化生活方式呈现于世人,青少年借助诸多的亚文化形式,探索出属于自己的、被社会认可的、独特的而积极的文化,如,从嬉皮士到雅皮士、从美国黑人“嘻哈文化”(Hip-Hop)到当代街舞等。青少年用一种特别的方式,表达着自己对社会、人生的理解,有时代价惨重,但追求生命意义的心理目标,在整体上,宏观上,使得青少年亚文化逐渐的走向成熟。反叛不是青少年亚文化的目的,只是其中的某些部分发展的不协调和扭曲。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虽然也曾有街头的身穿喇叭裤、手提录音机的“时髦青年”,也有留着长发、听着邓丽君歌曲的“另类人士”,然而30多年过去了,青少年亚文化的背后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一种温和的文化生活,是一种新生活方式的尝试,更是对自己未来生活世界和现实生活体验的探索。许多曾经的“亚文化”形式或内容,逐渐的被社会主流所接受,成为人们生活中的重要的成分。如,当年极为流行的“粤语歌曲”中,许多已经成为现代的励志歌曲,很多流行歌曲也成为人们抒发积极向上情怀的有效形式。

　　青少年在其涉世未深、急于了解社会和自我时,用自己的方式去重新建构一种自己能够感觉到的、存在于内心的价值体系与精神世界,进而体验和建构自己能够有效适应的文化生活。尽管有些青少年亚文化表现的比较极端和消极,但是诸多的青少年亚文化的文本,“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年轻人的积极行动。”②

　　二、当代社会在背景下青少年参与文化创造的特殊表现形式

　　工业社会在带给人们科技的高速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也给了人们一种功利主义、工具理性等负性的价值取向,带给人们理想化、标准化的思维模式。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认为“现代化即理性化”,在现代社会中,工具理性和认知理性以科学技术、管理制度、法律制度等具体形式体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左右着我们的全部社会行为。使得人们无休止地追求着真理、完美和财富,在价值判断中,处于是与非、对与错、善与恶、美与丑的两极的选择之中,精神世界被割裂和线性化,使得人在其精神生活中焦虑频频,不甚重负。青少年借助种种自己认可的文化形式,常常不求其高雅和规范,只求一种表达,甚至是呐喊,主题涉及到人生、社会,更多的是人的情感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是最不容易触犯理性与规范的。只要你去解读一下流行歌曲的曲调与歌词,即可略见一斑。例如,透过流行歌曲“死了都要爱”,你会解读出青少年内心的烦恼和无奈。也要看到,在这种亚文化表达之外,他们总体上对于社会主流文化的接受还是很自觉的。

　　当代社会,青少年亚文化虽然层出不穷,其中的主要意义是作为一代人、一个特定的年龄群体用他们的方式,对文化的变迁与引发的精神震撼的回应,尽管在许多方面不尽人意。美国人类学家,著名的文化心理学家的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在她的《文化与承诺》指出,“20世纪末,我们将走向融为一体的世界性文化的洪流之中,并且真正使做一个完全清醒的世界公民的梦想成为现实,而这正是人类现状之中一个十分重要而又赫然醒目的特征。”③“不论已经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如果在这一变化的同时未能创造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我就不相信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了解所有外来文化和原始文化,了解这些文化的成员们为人类文明做出的全部贡献。”④米德还提出了后喻文化的理论,用以说明当代社会的变迁、青少年在成长中已经参与了文化的创造。青少年亚文化可以被视为在当代社会在背景下青少年参与文化创造的特殊表现形式。

　　三、青少年亚文化是青少年群体的自我建构

　　1992心理学家K.勒温将青少年称为“边缘人”(Marginal men),指出其特点是缺乏安定感、容易神经过敏和处于紧张状态,他们常常靠自己的文化来对抗成年人的主流文化,以取得某种安定感⑤。实质上所谓的对抗,就如同心理学意义上的青少年要与父母进行情感分离一样,是一种成长的过程,分离是为了从更深的意义上与父母保持更为持久的情感关系,没有分离就没有成长。反抗只是一种“空”的境地,远离价值判断,是在意识和无意识之间,在避开价值判断的空间进行的对话和表达,用以独立的体验世界的意义。

　　成人的教导、书本知识的学习、习题的练习主要掌握的是经验,参与文化的创造和表达则是一种体验,体验可以从中发现和获得意义,这也是青少年在没有独立判断能力、独立的社会地位时的一种类似游戏的方式。实质上,成人如果以平常心加以反思就会发现,自己在年轻时,也曾经有过属于自己那个时代青少年的特有的亚文化形式和内容。实际上,当青少年心理能量发展起来以后,这种文化的表达形式就不具有原初的魅力了,高中生就远没有初中生对影视文化和明星有那种狂热的追捧,大学生群体理性成分也大大胜于中学生。青少年个体在对群体的亚文化形式传播中,也保持着独立的判断能力,许多低俗的文化形式,并没有绝对广泛的市场。因为亚文化的传播只是成长中的过程和手段,而非目的。青少年更多的是诸多的文化的体验中感悟到生命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青少年亚文化是青少年群体成长中的一种重要的文本和教育资源。青少年亚文化不同于反文化。反文化是以为其主要目标,而亚文化则是一种中间状态的文化形式和文本,其主要的目标是独立的价值体验、情感表达与心理成长,所以透过青少年亚文化的文本,理解青少年的心理需求与状态应该是最为有效和直接的。青少年亚文化以其娱乐性、丰富性、普及性被广大青少年所热衷。如果能够丰富青少年的文化生活,提高其文化鉴赏能力,培育其文化表达才能,通过价值体验的方式传承社会主导的价值观念,青少年亚文化的积极因素必将成为主导因素,有效地伴随与促进着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特注:本论文为2007年度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指导项目“青少年学生亚文化的心理健康教育价值研究”项目编号为07SJD880035课题的研究论文

　　①Stuart Hall and Paddy Whannel,The Popular Arts,Boston;Beacon Pres②③New York,Pantheon Books,1967,P276

　　②③④玛格丽特.米德著,周晓虹等译《文化与承诺》,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

　　⑤Lewin,K.ResolDing Social Conflicts[M].New York:Harper,1948

　　参考文献:

　　1.(美)迪克.赫伯迪格.(Dick Hebdige)著.陆道夫.胡疆锋译《亚文化 风格的意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卢德平著.《青年文化的符号学阐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3.罗康隆著.《文化适应与文化制衡》.民族出版社,2007

　　青年亚文化论文篇6

　　[关键词]青少年犯罪；亚文化；越轨；对策

　　[作者简介]刘寿堂，重庆师范大学社会工作系教师，硕士，重庆400047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6)08―0103―03

　　一、社会转型与青少年犯罪

　　所谓社会转型，通常是指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过渡过程，它是社会体制转轨、机制转换、观念转变的过程。特别是当下我国正在经历的这次社会转型在各个方面的影响极其深远：在以市场经济的建构为核心的同时，实现着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生态文明的转型；由封闭、半封闭的社会向开放型社会的转变；由单一性社会向多样性社会的转变；由伦理型社会向法理型社会的转变。随着我国改革力度的加大，改革进程的纵深推进，伴随社会转型而来的一些特征也将愈益明显：社会活力增加；人们的选择空间增大的同时社会分化加剧；社会成员流动加速；社会矛盾与摩擦增加等等。

　　社会转型带来的最大问题是社会失范，即社会规范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冲击，无视规范、亵渎规范、自立规范等社会现象更突出。一方面是原有规范的约束力遭到了无情的颠覆和瓦解；另一方面新的规范又没能够及时建构起来，从而催生出一些社会问题，比较典型的就是日益严重的青少年犯罪问题。

　　青少年犯罪问题成了一个受到各国普遍关注的全球性问题，甚至有学者把它与环境污染、吸毒贩毒并列为世界三大公害。据《新京报》2005年6月5日报道，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的统计资料让人震惊：在我国，青少年犯罪总数已经达到了全国刑事犯罪总数的70％以上。不仅如此，我国青少年犯罪还呈现出社会转型期所具有的特点：从犯罪的主体特征上看，犯罪的青少年呈现出低龄化、低学历化倾向。据统计，十四五岁少年犯罪案件占到了青少年犯罪案件总数的70％以上，而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青少年犯罪占了犯罪总数的80％；从犯罪的类型特征上看，财产性犯罪、暴力性犯罪和性犯罪是其最主要的犯罪形式，而其中暴力型犯罪渐趋严重。据调查，暴力犯罪已经达到青少年犯罪总数的67．2％；从实施犯罪的手段上看，青少年犯罪呈现出残忍性的同时也渐趋成人化、智能化。青少年因其心智尚未成熟，不能理性地判断、认识自己行为的性质、意义、后果，而又缺少成人的羞耻感和控制力，所以手段异常疯狂、狠毒。加之对现代高科技的逐步掌握，他们也开始利用一些智能手段实施犯罪。相互的认同感使特定的越轨亚文化在一定的“圈子”内流行，从而为犯罪团伙的形成提供了“合作氛围”，也催生了青少年团伙犯罪。

　　社会转型的加快，社会规范的软化与错位，价值信仰的缺失与迷茫，使社会呈现失范的状态，以个人或集团行为挑衅、冲突整个社会控制体系的现象增多；而青少年因其尚未建立起成熟、稳定的信仰体系和行为模式，在社会转型的宏大背景下更容易受到越轨亚文化的影响而迷失方向，从而严重触犯为法律和道德所保护的一些社会利益。

　　二、青少年犯罪的亚文化分析

　　导致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获得解释，如生理学的、心理学的、社会学的、法学的等等。而从文化特别是亚文化的角度对青少年犯罪进行剖析，可以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透析青少年犯罪诱因的崭新视角，从而使我们可以更全面地审视青少年犯罪这一社会痼疾。

　　(一)亚文化及其内涵

　　亚文化(subculture)的概念是由人类学家科恩(也有人主张是林德)率先提出来的。虽然对其内涵的界定还有分歧，但较主流的观点认为，它是指仅为社会上一部分成员所接受或为某一社会群体特有的文化，是与主文化相对而言的。亚文化通常具备以下几个特点：能够以其自身特征与主文化相区别；至少服从主文化的一部分规则；以与主文化的差异特征而拥有约束自己成员的行为规范；能够支持抱持该文化的少数群体实现特定的目标而整体行动；其成员意识到自己与主文化的差异与距离。亚文化的最大特征是它在一个社会中的非主流性，即它不处在社会的核心。它的存在反映了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不一律、人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可以把亚文化按照不同的标准作出不同的分类，常见的亚文化有民族亚文化、职业亚文化和越轨亚文化等。

　　相当一部分亚文化的存在是与主流文化相互补充、相互交流甚至相：互转化的，它能够与主文化在一定时空“和平共处”，成为一个特定社会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也有一些亚文化是反主文化的，它们往往偏离了主文化所设定的行为规范，挑衅或冲击主文化所倡导或保护的价值观念，相对于主文化来说，它们就是一种越轨。越轨亚文化往往为犯罪提供其所需要的外部文化环境。而青少年则是越轨亚文化的最主要信奉和持有者。

　　(二)越轨亚文化与青少年犯罪

　　社会越轨(social deviance)主要是指偏离或违反现存社会规范的行为。因为社会行为的复杂性和社会成员的多元性，在现实生活中偏离、违规范的现象是无法避免的。而在诸多的越轨行为中，犯罪是一种严重的越轨行为，它不仅偏离了一个社会所抱持的基本伦理道德，还触犯了为法律严格保护的社会利益。对于越轨现象，在西方学界有多种版本的理论解读，如默顿的社会失范理论、塞林的文化冲突理论等，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科恩的亚文化理论。科恩用文化的观点来对越轨现象进行探本溯源，认为犯罪亚文化群产生和维护的价值观念体系和行为倾向与主文化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相抵触、相背离，是犯罪和非法行为的真正根源。

　　的确，如果从亚文化的角度来认识日益严重的青少年犯罪现象，可以使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获得一些新的思路。尤其是当下处于社会转型加速时期，各种社会现象光怪陆离，各种思想观念扑朔迷离，而青少年因为其自身的特性无法完全控制、支配和主宰自己的行为。一方面，他们被赋予了追求社会主流价值的权利；另一方面，社会又不能完全为他们提供达到这个目标的有效手段。当社会下层青少年感到失望时，就自然会在特定群体中发展、衍生出一种与主文化相背离的亚文化，即越轨亚文化。这种文化本身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比如特定区域内的青少年以剃光头作为时尚，大量的“光头”招摇过市，在一些没有足够鉴赏或判断力的青少年眼中就是很“炫”的象征和标志，光头本身也就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它能够在一些青少年心中起到号召、导向的指引功能。

　　青少年要在成长过程中顺利实现由生物人到社会人的转变，需要一系列相应的社会条件，而现实社会生活样态的多元性、复杂性可能又无法完全满足这些需要。特别是主文化约束力的缺失和相对迟滞，使得青少年对主文化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产

　　生质疑甚至逆反心态，从而为越轨亚文化的滋生留出了空间。更重要的是，越轨亚文化进一步为越轨和犯罪行为提供了理论上的价值观和行为的参照标准。亚文化的客观存在，特别是它以反主文化的姿态的存在，使一些与主文化相悖的行为以亚文化的立场来看具有了合理性甚至合法性。而此时主文化如果没能及时地有效地“矫正”，则会减轻、淡化因为背离主文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而在犯罪青少年心理上本能的恐慌和压力，其犯罪后的罪恶感和道德上的耻辱感也因此得以“释怀”。从而固化其犯罪心态。而亚文化本身的非规范性带给青少年的也是主文化所不能给予的刺激性和挑战性，它们既可能使越轨青少年获得物质上的“收益”，还可能带来精神上的“另类”享受和满足，这又会促使其犯罪行为发展和延续。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的分化必然也会带来青少年个体的分化，青少年群体利益的不平衡自然会加剧一部分青少年的现实挫折感、郁闷感，而“同病相怜”的境遇和心态也会撮合相同际遇的青少年快速形成群体亚文化。而这些亚文化往往因其偏离主文化而较少自律性和规范性，在随机性和任意性中容易得到强化，更易因其犯罪行为得逞、非法利益获取在群体内部迅速膨胀、放大、传播，使群体成员的犯罪意识从无到有、从模糊到明朗、从犹豫到决然；使成员的犯罪行为从自发到自觉、从个体到群体、从单一到复合。最后，在亚文化支配下的青少年的犯罪必然日益走向集团化和严重化。

　　(三)青少年犯罪亚文化产生的文化根源

　　应当说，越轨亚文化的存在有多方面的原因，诸如社会转型、体制转轨、利益多元化、权利觉醒、全球化影响等等，但笔者认为，现行主文化的不适当“缺席”和滞后也是越轨亚文化盛行的重要原因。

　　一方面，社会新现象不断涌现，需要新的价值理念来解释，包括支持或批判的立场与态度。而社会的主文化相应观念却没能够面对新的社会形态及时地调整。原有的主文化“既没有有力地支持社会的进步现象，也没有快速地批判社会的消极因素和一些犯罪现象”。涉世未深的青少年自然会迷茫和困惑，而现实又促使他们不得不作出自己的选择，亚文化的整合性与同化性使本来就具有叛逆精神的青少年趋之若鹜，在有意无意中投入亚文化的怀抱。

　　另一方面，社会主文化是成人世界的缩影，是被成年人主宰和定义的。它更多地以成年人的思维方式被表达和述说。成年人有着几十年生活的阅历和社会化的经验，而青少年正在经历着预期社会化甚至初始社会化，他们的世界与成人世界有着不同的轨迹。加之传统的主流文化总是以真理、规律、常识等“正襟危坐”的形象出现，对于青少年来说可能是面目可憎的，是高居云端而远离青少年的现实生活的，也是缺少内在吸引力的。影视剧中过分宣扬的所谓“暴力美学”也极为影响青少年的思想。当他们的一些理想或目标遇到挫折、预期社会化遭遇困境时，暴力就成了一种现实的工具。主文化中暴力文化的负面因素被不恰当地释放出来，并在特定群体形成“气候”，催生出“合理且合法”的犯罪行为。甚至可以说，近年来影视剧在所谓“唱响主旋律”的同时，也在复制、“批发”出各种亚文化，而大众传媒的威力也使得越轨亚文化借助现代科技的手段恶性滋长并疯狂传播，为青少年的越轨行为提供了土壤。

　　三、预防青少年犯罪的对策探讨

　　青年亚文化论文篇7

　　关键词：媒介；文化；；奇观；媒介素养教育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14-0287-01

　　一、费思克的文本与理论

　　和意义的生产是从大众文化所提供的资源中进行的。文化工业所批量炮制的流行文化就是人们自己的文化，是人们颠覆和反抗资本的有利武器。费思克认为大众传媒的文本建构是媒介与大众共同完成的，是一种“生产式文本”。《江南style》的走红完全是这首歌曲给受众带来的身体和心理的双重。一方面是该曲的动感节奏，据专家分析，“《江南style》中五个音节的核心节奏重复了100次以上。听到这个节拍后，自己会不自觉地晃动身体或跟着跳舞，加入音域广阔的合成音后，更给歌曲增添了轻快舒展的感觉。”由此可见，多数脍炙人口的流行歌曲在编排的时候都是考虑到受众的喜好的，都是精心设计的音乐文本；另一方面是该曲所映射的现实迎合了人们的内心。该音乐录像带里大量展现韩国江南区的富人生活形态，而鸟叔的歌词和动作等都反映了对富人高调奢华生活的鄙视，这使得很多生活不富裕的人内心产生了仇富和共鸣的心理。

　　二、的奇观――身体叙事

　　大众媒介将热闹、有趣、好看、好玩等奇观的基本元素激活了，随便一个理由就成为我们狂欢、消费的依据。《江南style》的每一个场景都生龙活虎，带给人热闹的感觉，已是中年的鸟叔摆着屁股、做出夸张的骑马动作并配合丰富的表情……这些完全造成该曲的火暴和风靡。

　　人类的身体符号越来越受到重视，身体文化具有极高的使用价值；人类的眼球在今天受到了强烈的身体符号的感官刺激。像《江南style》，音乐的节奏和歌词完全调动了人的全身感官，不自觉的跟上音乐的节拍，夸张的扭动身躯，摆上骑马舞步，招摇伸展着双手，像是在召唤、，亦或是发泄，追随流行音乐尤其是摇滚音乐的痴迷者们很多时候不知道自己在迎合什么，只是单纯、机械的扭动身肢，像麻木不仁的机器一样，但在这个过程中，体验者感受到了音乐带给他们的。

　　三、青年亚文化与媒介素养教育

　　青少年是文化消费最活跃的人物，青少年在媒介文化领域扮演的不是被动接受者的角色而是主动创造者的角色。青少年的创造活动在经历边缘化的亚文化的发展过程后，最终被主流文化所改造并收编，融合成为主流的媒介文化形式。

　　抵抗是亚文化对主流文化和文化霸权的重要形式，即“个体将自我身份同至少另外某些身份相融合的过程”。“青少年依据共同的兴趣爱好，借助音乐、舞蹈、娱乐等建立起一种认同感。”《江南style》包含了一切青少年追随的元素，动感十足的曲风、简单易学的舞步和炫耀般的歌词让青少年信手拈来，成为谈资，让青少年在这种模仿中找到兴奋点。

　　而风格可以了解到一种文化的内在的东西。青年亚文化表现出来的主要风格总是围绕在“炫”、“酷”、“潮”这一类字眼上，总是希望能达到博人眼球的目的。

　　收编，是青年亚文化进入整个大社会之后的一种重要和主要形式。这也是主流文化和商业文化对待青年亚文化的态度和行为表现。无论我们打开电视还是收音机，浏览网页，观看广告，大街小巷到处充斥着这首歌曲，这正是主流文化对青少年文化的收编，这不仅保证了大众文化获得了新鲜血液，“本质上，是青年亚文化推动了大众文化不断向前发展。”

　　青年亚文化追求的这种短暂、快速消逝的感官刺激也是对主流文化的抵抗，针对这种现实情况，我们不应该单单依靠主流文化对青年亚文化的收编，而更多的是从改变青年人内心出发。首先，大众媒体应该在媒介教育上下足功夫，从传播之口把关，使青少年在接触新生流行文化的同时，学以致用、融会贯通，把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其次，媒介文化应转变传播方式方法，变“专制填鸭式”为“循循善诱式”，我们的媒体机构应该学习国外的成功引进方式，将主流文化合情合理的推销给青少年，灌输他们“主流文化与流行文化两者相辅相成”的新文化理念。

　　四、结语

　　从媒介主动制造信息吸引受众的注意力到受众越发的依赖、相信媒介、主动搜求媒介信息，媒介的地位应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媒介对人们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毫不夸张的说：媒介，已经完全具备改变整个世界的能力。而媒介所传播的，正是公众所接受和领悟的，也是未来社会发展方向的源头。当下的媒体，应该从把关人做起，传播优秀有营养的媒体事件，切实保障传播内容的高质量化，营造良好的媒介文化生态传播环境。媒介的作用，不仅仅是传播信息，更重要的是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发扬社会精神文化，是人类最重要的精神食粮。我们看到，未来的社会，媒介肩上的担子很重很重……

　　青年亚文化论文篇8

　　当记者问到荣获2014年度“新疆青年五四奖章”的感受时，祖力亚提说了三个字“没想到”。成为“五四青年奖章”候选人之后，她非常认真地看了每一位候选人相关资料，“他们都非常厉害，和这么多优秀青年竞争，心里没底。”她说。

　　当然，听到最后消息公布，她当选为2014年新疆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时，祖力亚提非常激动，因为她明白，这不同于其他教学科研奖项。“五四青年奖章”不仅要看个人业绩，还要考量候选人的社会贡献，精神品格，甚至人格魅力，要求很高。在她心目中，这枚五四青年奖章分量很重。

　　祖力亚提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从事教育，母亲是医生，她从小学开始就是名列前茅的尖子生。父母为她的优秀非常骄傲，这一点强烈地激励她更加努力学习。考取北京大学，一直读到博士毕业，然后回到新疆大学，受到学院重视，“一切都很顺”。祖力亚提说。

　　在专业选择上，她的家庭也很民主，去哪儿上学，学什么专业，都由子女自主。母亲曾经和她讨论能不能学医，但学科优势偏文的祖力亚提还是选择文科，父母也会尊重她的意见。

　　“父母对我影响最大的不是怎样教导，而是他们的自律和身体力行。”祖力亚提说：“他们在工作生活中的那种自律和勤奋的状态，是对我最大的鼓励。我写作业时，父母也在一边工作和学习。”

　　祖力亚提感叹自己赶上了一个新疆高等教育发展的时期，对人才的重视，使得像她这样的优秀青年教师获得了施展才华的良好平台。

　　选择了社会学，让祖力亚提获得了观察世界的全新视角，而且越学越觉得乐趣无穷。

　　当年北大招生时，祖力亚提本可以有其他选择，升入大二，还可以调换专业，但祖力亚提还是坚持了下来。她了解到，社会学虽然学科建立时间不长，但是非常有发展前景，而且许多社会学研究在国内影响很大。

　　社会学在研究社会问题中有自己独到的视角和方法，上课时，她经常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人和人的交往如何用角色和符号形象地界定行为规则？为什么在具体的不同情境中人是一个立体的多面体？如何从文化的视角看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读研究生之后，导师建议祖力亚提，人文社科研究最好与自己的生活背景相结合，从那之后，她的研究课题基本上都与新疆有关，关于民族教育，关于民族关系，关于宗教问题，关于现代文化，甚至是艾滋病研究。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祖力亚提认为，在学校期间她主要完成了专业理论方法的培训，但自己所学的理论一定要最终回馈为对社会经济发展有用的研究成果。

　　每个寒暑假，她都会在新疆各地做一些田野调查，多年来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和研究成果。

　　近几年，由于新疆案件的高发，新疆问题也受到国内外高度关注，作为研究新疆问题的青年学者，祖力亚提更加感受到肩上的责任重担沉甸甸的。

　　让祖力亚提记忆犹新的是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之后的8月份，他们承担了一项关于社会稳定的部级研究项目，需要去南疆喀什调研，由于突发，项目组讨论这次调研要不要去？谁去？当时，项目组成员非常团结，而且立场坚定，决定按计划开展调研。祖力亚提也踏上了去往喀什的调研之路。

　　他们在喀什做了大量的问卷和访谈，获得了宝贵的调查研究第一手资料。

　　这次去喀什的调研，让祖力亚提深深触动了。首先，他们一行人得到喀什干部群众的大力支持。更加让她难忘的是喀什普通农民表现出的朴素情怀。在他们的调研中，有一个问题是关于“如果出去旅游，你想去哪里”，有一位70多岁的老人说：“能告诉我的家乡在哪里吗？”他们说：“在湖南。”“那我想到的家乡看看。”老人说。在场的人无不感动于老人的朴素和真诚。

　　2013年，祖力亚提去和田调研洛浦县的文化产业，希望通过一些口口相传的传说，挖掘县城文化特色。他们几乎把当地所有民间知识都访谈了一遍，令祖力亚提感动的是，这些民间知识分子对于目前新疆很多大是大非问题认识得还是很清楚，他们喜欢读书，喜欢聊文学、历史和时事，他们对党的重大决策，包括惠民工程看得很清楚，对新疆历史、和田历史、包括宗教的发展，佛教对新疆文化的贡献看得也很清楚，这一切，让祖力亚提深深感到，智者在民间。

　　新疆未来大有可为

　　“新疆向东有13亿人口，向西也有13亿人口，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决定了新疆未来发展地位越来越重要。”祖力亚提说：“有国家的大力扶持和投入，我看好新疆未来的发展，作为新疆青年，要做好准备，在有利时机乘势而上，发挥主力作用。”

　　目前，由于新疆社会发展处于转型期，各种矛盾凸显，各种声音庞杂，扰乱了青年思想，年轻人会为就业、发展问题彷徨、疑虑，针对这种现象，祖力亚提指出，不管面对什么样的问题，首先要有一个信念，大的方向是好的，不论是全国还是新疆，社会经济是不断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