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记忆：上海那些大学的老建筑

　　建筑是一种生产活动，又是一种文化现象，建筑是外在的精神，建筑是无声的指引。建筑体现着文化。建筑本身是美，但却是静态的美，而富于建筑精神及灵魂的，是那些匆匆而来，却为其驻足的人物。那些人，那些事也许随着时间的过往逐渐消散，但那建筑，留下的却是最不朽的，精神。 

　　李登辉——因重名而被选择性遗忘的复旦大师 

　　 

　　

　　复旦大学相辉堂，原名登辉堂，建于1947年，是复旦大学校园内最具历史意义的建筑之一，被誉为复旦人共同的精神家园。其命名来源于马相伯和李登辉两位先生。马相伯先生是复旦的创始人，李登辉先生是复旦的重要建设者，相辉堂是复旦人对他们永恒的纪念。 

　　相辉堂不仅是全校师生集会的重要场所，而且还成为外国政要访华来沪发表演讲的重要场所之一。据不完全统计，在相辉堂做过演讲的国际知名人物，先后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法国总统德斯坦、法国共产党总书记马歇、美国总统里根等。因此，相辉堂不仅见证了复旦大学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沧桑，也记载了时代发展的风云变幻。她所承载的意义，已不再局限于复旦园——她已经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坐标点。 

　　

　　把复旦创建成中国的耶鲁 

　　李登辉，1872年生于印尼。并非台湾的李登辉，而是在20世纪初与蔡元培、张伯苓、梅贻琦、晏阳初、竺可桢等齐名的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青年时代到美国耶鲁大学求学。1904年冬，33岁的李登辉来到上海，回到他的祖先已经离开七代的祖国。决心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多灾多难的祖国。 

　　复旦创立时，带有私立公助性质，进入民国后，复旦的性质发生变化，成为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李登辉认为，复旦的教学必须优于英国和美国人在中国开办的教会大学，并且必须与美国大学程度向衔接，使不能去外国留学的学生也能够进修高深的学术。1915年7月，李登辉参照母校耶鲁大学的课程说明书等文献，制定出复旦综合课程课程体系，它由课程、教师、教材、学分、学时、必修和选修几方面组成。 

　　李登辉决心把复旦变成中国的耶鲁。由于复旦毕业的学生品学兼优，1920年，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等名校致函李登辉：凡复旦大学毕业生，可直接升入上述美国名校，无须再进行考试；复旦各系科考试成绩在70分以上者，被美国各大学普遍承认。 

　　李登辉先生对复旦大学的建设所化费的心血和作出的贡献也是令人难忘的。在购置江湾土地和建设新校舍时，李先生经常往返徐家汇和江湾之间。当时上海市区与江湾之间尚未开筑公路，李先生为勘察复旦新校址，只得先坐淞沪铁路到江湾镇。然后再坐手推独轮车，行半小时许才能到达现场。当时校址内外丛塚遍野，渺无人烟，不少人认为这里不宜建校，但李先生坚持自己的远见，经过多年经营，终于使学校初具规模，奠定了今天复旦大学的基础，在主持复旦大学补习部期间，为躲避敌伪的压力，坚持教学，李先生带领师生三迁校址，最后在赫德路赁屋开学，直至抗战胜利。抗战期间原复旦大学校址为伪上海大学占用，多所损毁。抗战胜利后，复旦迁回上海，与补习部合并，两地师生人数骤增，原已有损坏的校舍远不能满足需要，李先生就带领全校师生用数月功夫拓建新校舍。其后，李先生虽已患盲疾并辞去大学校务，但仍随时关心学校。直至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复旦大学和附中的教学。据顾仲彝教授回忆，1947年九月初的一天，他去看望李先生，李先生抓住顾的手用已不很清楚的说:“我知道你很忙，不过附中必须你去帮忙，我叫教务处排上课了，你千万不要推辞。”  

　　复旦大学的老校友常常以崇敬的口气谈起李登辉先生的高尚人格和博深的学问。李先生不慕荣利，以毕生从事教育文化事业为己任，为此他几次辞谢高官，而把全部精力献给教育事业。在任复旦大学校长期间，尽管校务繁忙，但仍先后担任哲学、伦理学、社会学、心理学、进化学、拉丁文、德文、修辞学等诸门课程，教学之余，他又编撰了许多教材和专著。李登辉先生主张“学术独立，思想自由”，要求学生“至诚，纯洁，无私，博爱”，他还倡导了“牺牲，服务，团结”的“复旦精神”。李先生培养的学生中有竺可桢同志那样的杰出的科学家，不能不说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正因为如此，当李先生逝世的噩耗传出。全国交化教育界皆为震惊，特别是散在国内外的复旦校友纷纷致函电吊唁，就不难理解了。已故的陈望道校长与李登辉先生共事二十多年，他在追悼李登辉先生时曾撰文说:李登辉先生“是复旦传统的象征”，他“专为青年的发展、中国的进步办教育”，这样的评价是并不过分的。  

　　1947年初夏，登辉堂在废墟上展现新容。7月5日，李校长在这里作了最后一次讲演。他满怀深情地对复旦学子说，你们现在穿的是学士制服，“你们穿过了以后，应当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应当从此对国家有所贡献”，一个大学毕业生“应当为社会服务，为人类牺牲”，“服务、牺牲、团结，是复旦的精神，更是你们的责任”。 【详细】 

　　叶恭绰——上海交大走出的爱国学者 

　　 

　　

　　上海交通大学工程馆建成于1932年，由张元济、王清穆、唐文治、蔡元培、陆梦雄等老校长会同部分老校友发起募集资金建造，钢筋水泥结构，呈“口”字形，面积11007平方米。工程馆由国际建筑大师邬达克设计。整体建筑充满力度，富有阳刚气度。因教室需要大面积采光窗，故邬达克在设计时把窗放大，窗间墙饰有断面呈“山”形的装饰肋，呈现出刚劲挺拔、强烈向上的力量。后门构成三个砖砌的哥特式火焰形尖券，反映出邬达克对形式美的娴熟把握。1947年为纪念老校长叶恭绰对学校建设的功绩，一度改名为恭绰馆，建国后又恢复了原名。 

　　工程馆曾是当时上海最现代化的实验室和工程教学楼之一，忠实地记录了现代工科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1933年12月，无线电发明家古列尔莫·马科尼在工程馆博物院，亲手把马可尼天线铜柱竖立于草坪上。1937年5月，诺贝尔奖获得者、量子物理学奠基人波尔在工程馆作了主题为“原子核”的学术讲座。在这座以机械、电机工程为主的教学楼里也成就了许多优秀人才，钱学森就是1934届的机械系学生。工程馆前方，矗立着交大百年校庆时设立的“灵石”纪念碑，上面镌刻着“巍巍师门，藏龙伏虎”八个金字，仿佛在讲述着工程馆的昨日、今朝和未来。 

　　不受外界之利诱而后读书真乐 

　　叶恭绰（1881年－1968年），早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仕学馆，后留学日本。民国初，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1920年12月，叶恭绰以交通部所属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上海南洋公学前身)、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北平铁路管理学校及北平邮电学校等四校移散各地，组织无系统、学科不联络，决定调整科目，提高课程，以宏造就，统一学制，以应培育人才需要，于次年提交阁议通过，总其名为“交通大学”，并出任交通总长兼任校长。 

　　

　　1920年8月，重任交通部总长的叶恭绰，大力引进西方科技，发展铁路、无线电事业，而科技的应用，培养人才又是当务之急。正是这一契机，让叶恭绰与教育结缘，并让他成为中国现代教育的先行者。在任职期间，叶恭绰组织修建铁路、建立无线电台和无线电收讯处的同时，大力创办铁路职工学校，设交通行政讲习所，发展职业教育，培养交通铁路专才。他还让国立图书馆影刊《四库全书》及公私藏书，亲自兼任京师大学校国学研究馆馆长。如今我们常用的广播一词，就是叶恭绰根据英文broadcasting首译的。 

　　创办交通大学并自任校长，是叶恭绰在教育上的重要一笔。1920年12月12日，叶恭绰以“交通要政，亟需专才”为由，拟订统一教育办法，将交通部所属之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合并改组为交通大学。  

　　叶恭绰在交通大学开学典礼中讲云：“诸君皆学问中人，请先言学问之事。鄙人前自欧美归来，目击其新潮，颇有思感。尝以为请君修学当以三事为难衡：第一，研究学术，当以学术本身为前提，不受外力支配以达于学术独立境界。第二，人类生存世界贵有贡献，必能尽力致用方不负一生岁月。第三，学术独立斯不难应用，学术愈精，应用愈广，试申言之。夫学术之事，自有其精神与范围，非以外力逼迫而得善果者。我国积习以衡文为进取之阶，于是百艺均废惟儒术仅存。虽科聚酯制为其历附，亦由学者不察，不能辨科名学术为两事也。美国工艺之盛甲于世界，然说者谓其偏重出品之量及成功利益，以至学术之精神不敌欧陆，此又不辨利禄与学术为两事，是故求学术造诣之深，必先以学术为独立之事，不受外界之利诱，而后读书真乐，此所谓学术独立非必与致用分离”。又说：“交通大学自成立以来，积极改良已为有目共见，虽因出世甚晚，较之欧美先进相形见绌，然退而言之，彼之秘密我得窥见，彼之失败我未身尝，倘以最新最后之方法猛晋追求，未必无同趋一轨之日，是在我大学同人之努力矣”，叶恭绰治学、办校之闳观大愿昭然矣，交通大学发展成为我国近现代重要学府之一，叶氏应居首功。 

　　如今，沿用交通大学校名并同属交大大家庭的共有5所学校：上海交大、西安交大、西南交大、北京交大和台湾交大。1991年4月，西安交大95周年校庆前夕，学校东花园里竖立了老校长叶恭绰的塑像，2000年，该校普通邮资明信片“百年树人——西安交大千禧奉献”发行，其中之一就有叶恭绰老校长的塑像。而在北京交通大学，该校校训“知行”，就体现着叶恭绰所倡导的“知行统一”、“学理、应用并行注重”的办学理念。 【详细】

　　孟宪承——师范之师，华师学脉之魂 

　　 

　　

　　华东师范大学文史楼创建于1951年10月16日，是以大夏大学、光华大学为基础而建立的一所综合性大学。学校的中山北路校区，占地千亩，依傍着风光秀丽的苏州河，是全国闻名的花园学校。1930年大夏大学时期建造，为白色三层小楼，是校内最古老的建筑，原名“群贤堂”。现为上海普陀区第一批登记不可移动文物。柱式建筑为仿古典罗马式建筑风格，以正门前的四根立柱最为凸显。文史楼内屹立的塑像是华师大第一任校长、中国现代教育家孟宪承。钱锺书、胡适、徐志摩都曾留迹于此；鲁迅在文史楼前面的草坪上进行过演讲；吕思勉、施蛰存、王元化、许杰、徐中玉、钱谷融等一大批人文科学界的泰斗都曾在这里执教。这里是华东师大文脉之所在，文化气息最为浓厚，也是师大精神之象征。 

　　一级教授办学校，办教育 

　　1951年10月16日，新中国建立的第一所社会主义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成立，同年11月，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部长的孟宪承先生兼任校长。1952年后，他专任华东师大校长，直至1967年逝世。孟宪承先生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两位一级教授孟宪承与吕思勉 

　　孟校长早年毕业于南洋公学中院和圣约翰大学。1918年留学美国华盛顿大学，专攻教育学，获教育学硕士学位。1921年又赴英国伦敦大学研究生院深造。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东南大学、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浙江大学等校任教。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部长等职，并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他学贯中西，博通古今，在教育理论研究方面建树甚丰，著译等身，在文史哲等学科具有很深的造诣，通晓英语、法语，解放后还刻苦学习俄语1942年国民政府公布的全国首批29位部聘教授名单中，孟宪承先生是教育学科唯一的一位教授。1956年他被评为一级教授。 

　　作为华东师范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从选校址到提出师范类学生的培养问题、师范院校课程建设等方面的见解，为华东师范大学的建设，考虑了50年的发展空间，和远不止50年的发展方向。在办学指导思想上，孟宪承认为大学是最高的学府，大学的理想应该包括“智慧的创获”、“品性的陶熔”和“民族和社会的发展”。他十分强调培养师资，他认为提高教师的思想水平和学术水平是办好大学的根本。他大力主张大学应加强基础教学，要让学生掌握坚实的、广博的基础知识，不宜过早地分专业，同时还必须注意培养优良的校风和学风。 

　　他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建国初期华东师范大学创办了中国教育史研究班，他对研究生的学习要求十分严格，认为从事中国教育史的科学研究，必须经受严格的基本训练，如文献资料的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与方法的学习，外国语文的训练等。在他的治学态度和方法影响下，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中国教育史教学和研究人才。孟宪承不仅对高等教育理论颇有建树，而且对民众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也甚为关心。1933年，孟宪承在杭州亲手创建了一所民众教育实验学校，并在此期间对民众教育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著有《民众教育》、《民众需要的是什么教育》等论著，是我国民众教育的先驱之一。【详细】 

　　俞载道——同济大学结构之集大成者 

　　 

　　

　　同济大学大礼堂，建于1962年，由同济大学设计院的设计师俞载道、黄家骅、胡纫茉设计。它曾是远东最大的礼堂，净跨40米的拱形联方网架混凝土结构，被誉为当时同种类建筑的亚洲之最，人称“远东第一跨”，开阔的大礼堂大厅内没有一根柱子。该大礼堂原设计用作学生饭厅兼文艺演出场所，后改为礼堂。目前作为学校大礼堂使用。 

　　智慧、激情、战斗力集聚大礼堂 

　　俞载道教授是一位在同济大学求学、工作、生活了70年的知名学者。1944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土木系。建国后，历任同济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海洋程与海洋地质研究所所长，上海土木工程学会第三至五届常务理事兼工程结构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九三学社社员。黄艾桥撰写有关于俞载道教授的一本传记：《结构人生》，由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 

　　俞载道教授长期从事钢结构、钢筋混凝土结构、高耸结构及地震工程力学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个研究动力学和随机振动的学者。五十年代末在国内首次研究设计大跨度装配式钢筋混凝土联方架屋盖，而且设计了同济大学的大礼堂，此为亚洲最大跨网壳结构，成为同济大学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并且在在上海吴泾化工厂30万吨合成氨工程的动力基础设计中，采用钢梁统底盘构架式，达到节省用钢量和运转良好的双重效果。参与“海上钢筋混凝土多用平台可行研究”，1985年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著有《无线电塔桅钢结构》、《工程结构抗震动力学》、《随机振动理论及其应用》。 

　　时光倒流到45年前的1959年，俞载道所在的建筑设计院第一设计室接到重要任务，学校要在中轴线另一端建造可供3000名学生用膳的饭厅兼礼堂。当时，黄家骅是一室的建筑主任，39岁的俞载道是结构主任。 

　　 

　　

　　不久，一室建筑小组提出的长方形建筑平面方案顺利通过，建筑方案一定，结构方案也要马上配套。”在俞教授印象中，当时一共考虑了五、六种结构方案：钢筋混凝土双铰拱、双曲扁壳、多波圆柱长薄壳、圆柱短薄壳以及联方网架等。设计院吴景祥院长、黄家骅主任和庄秉权老教授都十分关心，大家从耗材量、视觉效果、施工难度、工期长短等多方面对方案对比，最后意见集中在装配整体式钢筋混凝土网架结构上，认为它既经济又美观，结构外露、轻巧、爽亮。 

　　1999年10月，大礼堂获“新中国50年上海经典建筑”提名奖消息传来，俞教授心情无法平静，“完全出乎意料之外”。远隔40年后，这一规模不大的建筑能获此荣誉，回想起参与结构设计的同事、同学们，如今在同济仅剩下他这位耄耋老人。“物在人去，我心中充满感伤怀旧的情结，那么多并肩战斗的难忘日子，此刻想来真不是滋味！”俞教授声音有些哽咽，“大礼堂诞生在那样的年月，它是一个集体的智慧、激情、战斗力的最好见证！” 【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