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简析

　　     韦伯区分了四种主要的禁欲新教形式，即加尔文宗（Calvinism）、虔信派（Pietism）、卫理公会（Methodism）以及再洗礼派（Baptist）。韦伯指出，他的关切在于，“洞察那些经由宗教信仰于宗教生活的实践而产生出来的心理动力，此种动力为生活样式指定了方法，并让个人固守这样的方向；此一动力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发源于宗教信仰观念的特性”（韦伯，2007：76）。而对于可能会遭致神学上的争议，韦伯指出可能的“新意”在于明确“禁欲的合理性格及其对近代‘生活形态’所具有的意义”。韦伯着重要分析的是加尔文宗，这其中最具特征的教义乃是“上帝预选说”（Gnadenwahl）。此种教义的形成端赖于两个重要途径，其一，自奥古斯丁以来，基督教史上一再发生的现象，正是在那些最积极且最热情的崇信者身上所见的宗教救赎之感，总是与这种确定的感受连接在一起，亦即感觉一切莫非是基于一种客观力量的作用，丝毫不能归功于自己的价值。其二，神的可怕裁定不是路德那样由体验得到，而是思索而来的；随着加尔文只想念神而不想念人的宗教关怀在思想上的一贯性愈益提高，这种教义的重要性也更加升高；并非神为人而存在，而是人为神而存在；世人当中仅由一小部分才能蒙召得救这件事若有什么意义可言，也就仅止于作为神荣耀自己尊高的手段而已。（韦伯，2007：80-82）此种教义所产生的后果在于：个人内心空前的孤独感。对感官文化的厌弃，造就了毫无幻想且带有悲观色彩的那种个人主义的根源，“现世注定是为了神的自我光耀而存在，被神拣选的基督徒的使命，而且唯一的使命就是在现世内遵行神的戒律，各尽其本分来增加神的荣光”（韦伯，2007：89）。

　　     但是，这种看似令人绝望的教义在韦伯看来却是存在一种塑造伦理生活的可能。正是凭借着俗世与天国之间的紧张，使得人需要不断反思、审视自己的生活，并且能够发展出一套理性生活样式之系统化建构的方法，其目的在于，克服自然状态，让人摆脱非理性的冲动与人对俗世与自然的依赖，使人服从于由计划的意志的支配之下，不断自我检视一己的行为，且审慎思量自己行为的伦理价值。这被韦伯称为理性的禁欲，与巫术性禁欲不同（韦伯在《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中回应尼采的时候对此一概念有明确的论述），它是致力于使人有能力抑制“一时的感情”，坚守并激活“一贯的动机”，尤其是禁欲所“锻炼”出来的动机，即在心理的意义上，培养人形成一种“人格”。韦伯指出，他的论述与某些流行的看法相反，“此种禁欲的目标在于使人过一种警醒、自觉而明彻的生活，而其迫切的课题则是去除无拘无束的、本能的生活享乐，最重要的手段则是让信徒的生活样式有秩序”（韦伯，2007：104）。这种禁欲与中世纪修道院里的那种禁欲的不同在于，“福音的劝告”被废除，即由个人来孤独的面对上帝，并且借此将禁欲转变为纯粹世俗内的事物。路德宗则是由于其恩宠论而欠缺缺迫使生活在讲求方法的方式下理性化。随后韦伯指出，决定信仰之禁欲性格的这种驱动力，本身无疑可以从不同种类的宗教动机产生出来，加尔文教的预定论不过是种种可能性之一（韦伯，2007：114）。这也是他不同于马克思的单一因果决定论，而倡导因果多元的特征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