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理论论文汇总十篇

栏目：生活资讯时间：2023-07-09

　　艺术理论论文篇（1）

　　这两者深化的对应关系，即电视艺术理论批评建设与美学的深化应当取决于并对应着整个社会改革大潮的深化，本来是老生常谈的一条原则。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之一，就是理论来源于实践，实践是理论发展的动力，是检验理论的唯一标准。理论的生命在于它或迟或早能指导实践。但是，较长时期以来，无论是文学还是电视艺术领域，每当创作的实践顺应整个社会变革思潮的前进，冲破了现成理论框架的束缚，即现成的理论已经阐释和概括不了新鲜的创作经验，甚至已经证明现成的某种理论指导是有悖于创作的发展时，我们往往不是科学地考虑理论自身应当如何调整、充实和发展，而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创作“越了轨”。这种僵化的思维定势不仅妨碍了创作的繁荣，而且也自然损害了理论自身的声誉和尊严。

　　物极必板。于是创作界有了一种责难理论、甚至排斥理论的呼声，理论界自身似乎也有人提出了一种索性主张建设“与创作实践根本不搭界”的“纯理论”的主张。而日新月异的创作现实，又总是对应着社会变革的历史大潮的，因此这“纯理论”也就自然与社会改革“不搭界”了。

　　我不否认，文学、电视艺术理论建设尤其是美学建设确实都应有专门人才侧重于对艺术本体进行高层次抽象思维的“纯理论”建设。而我们民族传统的文艺理论之所以抽象思维能力和逻辑演绎能力都还不够发达，恐怕也多少与我们缺乏这种“纯理论”建设有关。这一点，只消把刘勰的《文心雕龙》、陆机的《文赋》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贺拉斯的《诗艺》作个比较，便看得非常清楚。黑格尔曾指出中国哲学思辨不发达，连孔子的著述也只是“道德箴言”。翻一翻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也可以发现一个发人深思的现象：在中国，代数学很早就很发达，而几何学则不然。这大概是因为代数重在“求算”，而几何则重在“求证”。凡“求算”的都很早就算出来了，如南北朝时代的祖冲之，就早于欧洲人一千多年推算出圆周率π的值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并著有《缀术》、《九章术义注》等书。但凡“求证”的则很晚才证出来，如古希腊就已发现的几何学上的欧几里德定理，我们一直到明朝才由徐光启在《几何原本》中译介过来。这些都足以证明我们民族文化传统中实际存在的这一弱点。说它是弱点，因为正如恩格斯所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从这个意义上讲，呼吁整个电影理论建设中应有专门人才去从事这种“纯理论”建设，以促进理论思维的深化和提高，自有其合理性和迫切性。

　　但即使是这种“纯理论”建设，我以为也必须对应整个社会改革深化的大潮，也必须从整个社会改革深化的大潮中自觉汲取动力。从发生论的观点看，无论是文学界还是电影界，新的理论研究思潮和新的批评方法的崛起，从根本上讲，都是既起因于对整个社会改革、开放的时代思潮的观照，又是整个社会改革、开放的时代思潮在审美领域里抽象思维成果的直接体现。试想，没有社会改革、开放的总背景，西方文艺理论批评的一些新鲜思维成果，如阐释学、现象学、符号学和意识形态分析、精神分析方法等等，能引进到我国新时期的文艺理论批评领域里来吗？文学、影视艺术理论批评的日趋细密化、理论化、科学化，是对应着整个社会改革的深化，理论批评自身也随之深化的必然结果。而且，一个国家电视艺术理论批评与美学的建设，无论是实践性强的理论建设还是所谓的抽象性强的“纯理论”建设，都不能脱离这个国家的国情和它的经济实力及文化传统。因此，在我国，理论批评要深化，要发展，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也需要建立自身的尊严和相对独立的品格。但无论如何，文艺理论批评思潮的深化，只有更自觉地对应整个社会变革思潮的深化，并自觉地从中汲取动力，才是有源之流，才能形成浩博之势。

　　二

　　关于借鉴西方影视艺术理论和整个文艺理论的间接思维成果与对我国电视艺术创作的直接科学抽象的关系问题。

　　这一问题实际上是前一问题的深化。无疑，理论的建设和发展既是一个历史积累和横向借鉴的过程，也是一个对现实的创作实践经验进行直接抽象并上升为理论的范畴和逻辑体系的过程。这两者虽有区别，但归根结底是统一在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由于直接从创作实践经验中进行科学抽象并建构理论体系的任务极其艰巨，而任何个人的才智和精力都是有限的，包括刘勰那样的大师，也很难说全靠这种直接抽象建构他的理论框架。这就需要借鉴和吸收古代和外国的间接思维成果。新时期社会开放和文化开放以来，西方文艺理论批评的一些新鲜思维成果被介绍进来。这是大好事。因为从宏观上讲，开放带来的认识线索的多维化和理论批评的多样化，是以承认事物本身（包括影视艺术）的复杂性、整体性为理论前提的，它打破了那种僵化的大一统的简单的理论批评模式。从微观上讲，开放引进的西方文学理论批评的新鲜思维成果，有助于电视艺术学科领域的理论研究走向细密化、科学化，以利于对电影活力（从创作到发行放映乃至批评研究）的各个环节和局部进行深入的、精细的研究剖析，推动我们电视艺术理论思维的日益全面和科学。但我感到，文学、影视界有一批最富创造力、最有潜力的理论新秀，其兴趣和希望似乎较多地寄托在对西方文艺理论间接思维成果的吸收上，他们往往倾其精力研读和套用这些间接的思维成果，写出了一批不仅在观念上、方法上，乃至在思辨上、文风上都“东施效颦”式的文章。甚至有人还从西方生吞活剥地“借”来一种批评模式，然后用以“读解”某一部中国电影或电视剧，最终证明西方批评模式的“正确”和“灵验”。这是不足取的。倘陶醉于此，我很怀疑在理论上能真有建树。因为建设新理论的难点，恐不仅只在如何借鉴和吸收间接思维成果上，更重要的是如何在今天的时代水平上把间接的思维成果消化，并同直接的对我国创作实践经验的科学抽象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我国著名的电影美学家钟惦fěi＠①先生生前就反复强调过：“电影美学的时代使命和历史使命，既要从银幕上去寻求，更要从银幕下受其感染的观众中去寻求。”（注：《电影美学·1982后记》第344页，中国文联联合出版公司1983年版。）此言极是。

　　我这样说，是基于确实感到这种结合有加以强调的必要。当然，西方文艺理论批评的新鲜思维成果，自有其不可否认的学术价值和借鉴意义。但从宏观的战略意义上看，我们仍须保持一种科学的、清醒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例如，有一位青年学者著文介绍说，西方的文艺理论表现为越来越远离创作实践，它们仅仅对文艺现象作形而上的阐释，并以脱离形而下的创作经验而自豪。这种鄙视创作实践并不以指导创作实践为己任的理论，虽然很难说它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因为实际上它最终还是要以各种形式作用于文艺思维和文艺实践的），但它的弊端和不足也是明显的。有时连一个一说就明、一道就破的文艺现象，也要用一连串的繁琐概念加以玄虚的描述。至于西方美学中各派分庭抗礼，各执一端，相互否定而在理论范畴和逻辑体系上较少渗透互补的情况，更是多有存在。因此，有鉴于我们的国情和文化传统，我仍然主张既注重纯粹思辨的理论演绎能力的培养，也更注重用对直接经验的归纳来弥补其不足，并以此来沟通理论与实践间的信息交流；主张既注重借鉴和吸收间接思维成果，也更注重直接从现实经验中进行科学抽象；主张既注重防止以整体意识和大一统观念去制约电影电视艺术理论思维的多元化发展进程，也更注重提醒潜心从事于影视艺术理论批评与美学研究的某一学科分支的微观研究的同志，能正确估量本学科分支的微观研究在提高全民族电影文化水平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样，两者相辅相成，结合互补，才能较少片面性。

　　三

　　关于我国电视艺术理论批评与美学的建设，乃至整个电视文化的建设，需要具备一种“着意于久远”的战略眼光的问题。

　　应当承认，无论从整个社会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的需要看，还是从电影创作日趋繁荣呼唤理论引导的需要看，我们的电视艺术理论批评都是有愧的。造成这种滞后现状的因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但恐怕有一条是很重要的，即我们缺乏一种“着意于久远”的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战略眼光。

　　目前，电视艺术理论批评与美学研究还很难说得上已经深化。现状是：就电视艺术批评与美学研究队伍而言，似乎还未能在宏观的战略眼光下统筹规划，合理安排人才。北京虽然有专门的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北京广播学院、电视艺术家协会，三家的理论队伍却各自为战，缺少分工协作；此外的理论批评队伍则大都从属于中央和地方的电视台。将理论建设的使命附属于播出单位，理论批评联系实践的优势明显，但其独立品格和尊严恐难以保证。但令人欣喜的是，自近年以来，越来越多的电视台，都先后建立或开始筹建专门的理论研究机构。这必将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而不少高等院校文科也纷纷开设影视艺术理论与电影美学选修课，一支由高校从事影视艺术教学的师资组成的影视艺术理论批评与美学研究的生力军正在形成。尽管如此，就影视艺术理论批评与美学建设而言，由于缺少战略考虑和统筹安排，影视艺术理论研究、影视艺术作品批评和影视创作规律探索，在目前还基本上是混为一体的。这也不利于理论批评的深化和科学化。这三方面应当有区别也有联系。从事具体研究工作的同志也应发挥自己的优势，侧重于在某一方面有所深化。这样，理论思维和批评水平才可能改变平庸浅薄和就事论事的局面而强化理论深度，才可望顺应社会改革大潮的深化，升腾到更加科学化、细密化的新水准。至于影视艺术美学，才可能在此基础上真正进行哲学领域里形而上的抽象、概括。正如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所言：“审美的最高境界是哲学。”这样，影视艺术理论批评与美学建设才可望作为“着意于久远”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无愧于伟大时代和伟大人民。

　　四

　　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电影美学体系，是老一辈文艺家、电影家的夙愿。我的恩师钟惦fěi＠①先生，早在五十年代，便“不甘寂寞，想写一本电影美学”（注：《中国电影艺术必须解决的一个新课题：电影美学》见《钟惦fěi＠①文集·下》第83页，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但一场反右斗争的扩大化，令他蒙冤罹难。二十余载，只能在写检讨中过日子。直至年逾花甲，才在新时期抱病组织班底，受命主编《电影美学》。只可惜，仅仅出完《电影美学·1982》和《电影美学·1984》，病魔便夺走了这位“松竹梅品格皆备，才学识集于一身”的电影美学家宝贵的生命。但他留给我们的千古文章，为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电影美学体系，也为我们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电视艺术美学体系，指明了方向和要领。我们应当认真继承，反复领会，付诸实践，受用无穷。

　　在周扬为《电影美学·1982》所作的序中，钟惦fěi＠①融入了自己数十年来对电影美学研究的思考成果（据笔者亲身经历，知周扬这篇序的起草者即是钟惦fěi＠①）。他指出，八十年代初，“哲学美学研究之风大甚，而艺术诸门类则多忙于自身的实践，无暇顾及这方面的事情，这种状况应该改变。”这篇序精辟地阐明了建设中国电影美学所应遵循的主要原则。一是“电影美学的根本问题还是由电影与社会的关系决定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建成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私有观念并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高度发达的社会，这既是我们的政治纲领，也是我们的审美理想。”“没有这样的审美理想，电影美学就将失去它崇高的目的和本身应当具有的魅力。”二是“我们的电影，正如其它艺术一样，是为人民的，首先是为劳动人民的。”“近五十年和更长时期的中国电影，应该成为中国电影美学的研究对象。所谓精通业务，就是要懂得业务自身的历史和现状。轻视自己的传统和经验是不对的。”三是“电影是一门国际性很强的艺术，我们决不可以闭目塞听，固步自封”，要善于吸取西方电影美学中适合中国国情的营养，“为我们所用，而不是‘随风飘去’”。四是要“建立良好的学风”。“美学上有些问题争论了几百年，几千年，至今没有结论。我们的学术和艺术正是在这种争论和不同艺术风格的竞赛中逐渐有所进步和有所突破的。”（注：见《电影美学·1982后记》第1～4页，中国文联联合出版公司1983年版。）

　　上述四条，从指导思想到研究思路、再到学风建设上，为电影美学研究及其学科建设提出了极为重要、精辟的意见，是我们后学者创建电影美学体系的宝贵精神财富。此外，新时期以来，钟惦fěi＠①还就电影美学课题，发表了一系列闪烁着真知灼见光芒的论文，如《中国电影艺术必须解决的一个新课题：电影美学》（注：见《钟惦fěi＠①文集》第83页，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电影美学问题·序》（注：见《钟惦fěi＠①文集》第196页，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回声——电影美学札记之一》（注：见《钟惦fěi＠①文集》第230页，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拟〈电影美学〉序言》（注：见《钟惦fěi＠①文集》第254页，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电影美学的追求》（注：见《钟惦fěi＠①文集》第294页，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论电影美》（注：见《钟惦fěi＠①文集》第414页，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论社会观念与电影观念的更新》（注：见《钟惦fěi＠①文集》第453页，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电影美学·1984编后记》、《平安里美学——又说〈乡音〉》、《致〈电影美学〉写作组诸同志》、《电影学的思考方向》等。他深刻指出：“美学是一门边缘性的学科，电影美学尤其如此。它不仅涉及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诸方面，并且在通常情况下显得更突出，而且在艺术诸门类中也具有边缘性，使它既从诸联系中认识它之所以成为综合艺术；又从区别中把握电影的特性。这就是我们的美学不等于政治，却比政治更深；不等于世界观，却比世界观更具有实在的内容的粗略叙述。不比诸姐妹艺术源远流长，造诣高而且深，却使诸姐妹艺术在银幕上发出难以磨灭的异彩。电影美学作为一门新的学科，艺术家可以不承认它，但更严峻的还在于它是否承认艺术家。”

　　这段话，字字珠玑，不仅对电影美学建设，而且对电视艺术美学建设，都具有明鉴作用，足以令我们深长思之。

　　五

　　论及电影美学，钟惦fěi＠①先生还有一句名言：“我们的电影美学一刻也不能脱离我国的广大观念。这是我们的电影美学意识中最根本的意识。”这话，同样适用于受众面更广的电视艺术美学。

　　电影观众学即电影接受美学，是电影美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再玄妙的电影，倘无观众，是无法实现其价值的。新时期以来的电影创作，提倡适应大众的审美需求，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是，也出现了那种以“玩艺术”为宗旨的令大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发行拷贝数几乎为零的如《雾界》这样的作品。因此，我们必须劝导电影艺术家们，万勿躲在象牙塔里，孤芳自赏，脱离大众的审美需求，搞贵族艺术，这是决无出息的。但这只是重要的一方面。同等重要的另一方面，是必须着力于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下功夫提高大众的文化修养和审美情趣。须知，适应大众的审美需求乃是为了提高大众的审美素养，在提高的指导下去适应，适应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这才是全面、正确、辩证地认识和处理精神生产和文化消费关系的正途。

　　勿庸讳言，无论在电影领域，还是在电视艺术领域，时下对“观赏性”的认识，都存在着必须引起严重关注的片面性。

　　一种是远离大众审美需求，无视观赏性。如前所述，这较易识别，其谬误显而易见。

　　另一种是盲目追求观赏性，片面抬高观赏性的地位和价值。这往往是在“尊重观众”的唯物史观旗号下堂而皇之地进行的，因此，较难识别，常常以假乱真。其实，所谓观赏性，与思想性、艺术性原本不是同一逻辑起点上抽象出来的同一范畴里的概念。前者是以观赏者的接受效应为逻辑起点抽象出来的概念，属接受美学范畴：后两者均为以艺术品自身的品格为逻辑起点抽象出来的概念，属作品美学范畴。按照语言学、逻辑学的规范，要求在同一逻辑起点上抽象出来的概念，才能在一定范畴里进行推理，从而保证判断的科学性。显然，硬将观赏性与思想性、艺术性拉到同一范畴在同一层次上进行推理、作出判断，是欠科学的。更何况，观赏性虽然与思想性、艺术性有联系，但决定它的主要因素不是艺术品自身的历史品格和美学品格，而是观赏者的人生阅历、文化修养和审美情趣。譬如，电视连续剧《孔子》，在山东大学从事儒学研究的教授们那里，看得津津有味，观赏性甚高；而在文化素养较差的城市“盲流”那里，却知音寥寥，观赏性甚差。由此可见，观赏性与作品本身关系并不直接；决定它的，倒是观赏者的人生阅历、文化修养和审美情趣。再，观赏性还是个变量，而非恒量。昔日的“毒草”，今成“重放的鲜花”。如老舍的《茶馆》，五十年代演出，因其舞台上烧了纸钱，适逢“一化三改造”刚过，于是被斥为“替资本家招魂”，观赏的结论是“毒草”；而新时期以来，只消于是之先生在北京人艺舞台上一站，便被观赏者赞为“一身都是文化”，《茶馆》成了传世之作。且，即便在同一历史条件下，审美接受空间不同，观赏效应亦迥异。评委们评奖，在审看间里正襟危坐、专心致志地看，与回到家里一边喝茶一边聊天一边看，其观赏效果能一样吗？惟其如此，以接受美学为一门严格意义上的学科计，倘给观赏性下一定义，则至少应表述为：它虽然与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有联系，但主要取决于观赏者的人生阅历、文化修养和审美情趣，以及观赏者与作品发生关系的历史条件、文化背景、审美空间的一种综合效应。这是极为复杂的。

　　我这样分析观赏性，绝非咬文嚼字，更不是玩概念游戏，而是事关电影美学和电视艺术美学建设的大计。理论思维与美学思维的失之毫厘，势必造成创作实践里的谬以千里。此类教训，历历可鉴。

　　艺术理论论文篇（2）

　　艺术理论对创作的指导作用

　　印象派是法国19世纪下半期一个重要的艺术流派。19世纪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光学的迅猛发展，在光学原理和实践的启发下，印象派尤其注重研究外光对物体所产生的稍纵即逝的视觉效果。正是在这一艺术理论的指导下，印象派开创了艺术的先河，为现代艺术的发展开启了一扇新的天窗。因此，印象派的画家在创作时更为关心的是画面的美感与物象在外光条件下的变换，他们的作品也大多醉心于色彩和光线，并以此来更好地表现其作品的色感和光感，正如莫奈所说“唯一的希望是和自然密切地结合”。这种做法与以前西方绘画理论中注重绘画题材的说教性截然不同。我们不难看出艺术理论的重要性，创作理论决定了创作时的创作方向以及最后的作品表现，它不仅影响画家的个人创作，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将会影响整个时代艺术的发展走向。艺术理论对创作的指导作用不仅表现在西方，东方同样如此。我国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思想界就极为活跃，科学文化及文学艺术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这一时期的艺术理论可谓“百家争鸣”，极为丰富，特别是顾恺之对中国绘画的发展产生过极为深远的影响[4]。一千多年来，中国山水画并未向两个极端发展，它既不会像自然主义那样照搬对象，也不会漫无目的地玩弄笔墨，而是自始至终沿着形神兼备的道路发展，这充分说明了艺术理论对艺术创作的指导作用[5]。由此可见，艺术理论可以指导艺术家进行艺术创作，使他们少走弯路。日常创作中或许我们无法确切而精确地感受到理论对创作的指导作用，从而易单纯地认为创作仅仅是对视觉美感的一种描绘，其实不然，理论知识往往内在地支撑着创作者对美感的认识和感悟。艺术创作体现的就是艺术家全部的修养和智慧，艺术家往往是按照“学问要博，生活要广，认识要深，情感要真，立意要新，想象要丰富锐敏，意象要饱含意蕴，形象要栩栩传神”的审美要求和标准进行创作的。因此，艺术的永久生命力就在于它具有不可替代的独创性。综上所述，艺术理论对艺术创作的指导作用，可谓体现的淋漓尽致。艺术理论不断的推陈出新引导艺术家创作出赋予时代特征的艺术作品，同时在艺术理论的指导下，艺术家才能不断地突破思维的禁锢和固守的疆域，从而创作出一件件精彩绝伦、流传千古的艺术作品。

　　艺术理论对艺术创作的指导作用

　　（一）基础理论知识对艺术创作的指导作用早在几千年前艺术的前行者便将发现的绘画规律记录在案，宝贵的基础技术理论对我们进行艺术创作起到了基础指导作用。每一次技术理论上的革新都会给艺术创作领域带来一股变革之风。15世纪以扬•凡•艾克为代表的尼德兰画家发现用油与颜料调和后，画出来的作品色彩鲜艳而充满光感。正是这一技术理论的推广与革新，形成了现今油画的基本雏形，油画作品得以长时间的保存，随后的艺术家在创作中不断探索油画技法都与这一技术理论的推广无法分离。基础理论知识不单对艺术家的创作有启发指导作用，而且在更多的时候它是艺术家进行艺术创作时参照的基本规律，比如绘画大师达芬奇的艺术创作之路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道理。对艺术与科学等多个门类都有深入研究的伟大人物达芬奇，不仅是一位跨时代的画家，也是位杰出的艺术理论家，他的理论散见于他流传下来的大量笔记与草图中。这些绘画经验的总结与传递，对16世纪后期西方绘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即使是在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这些理论知识对我们的艺术创作仍然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因此我们在进行艺术创作时不能仅仅只注重画面的形式与趣味，而忽视基本功的训练和理论知识的学习，甚至对传统绘画持怀疑与否定的态度，认为传统的基础理论禁锢了艺术家的创作思维。纵观古今中外的美术史，我们不难发现毕加索、马蒂斯、蒙克等多位西方现代主义大师，都有着扎实的绘画功力，他们都是在充分掌握了绘画的基础技术理论后，再忠于自己的主观意识然后进行艺术创作的。艺术创作如果离开了基础技术理论的指导，那么艺术家的艺术创作之路终究会黔驴技穷。

　　艺术理论论文篇（3）

　　2大节与余技

　　“大节”与“余技”。松年在《颐年论画》中提到“书画清高，首重人品”。更是举出历史上书画技艺高超而不入画品的例子，用以说明“大节已亏，其余技更是一钱不值”论断。蔡京、秦桧、严嵩之流，弄权误国，结党营私，损公肥己，这些恶性都是政治知识分子所深恶痛绝与不耻的。谈到董其昌及赵孟頫，我们可以知道，人品等于画品的话语权和评判权掌握在文化知识分子及上层地主阶级手里。董其昌的所作所为算不上大奸大恶，在当时知识分子眼中虽有非议，却只是饭后茶余的谈资，在明末土地兼并的历史现实面前，也许知识分子认为这件事于国于民没有实质性伤害。如此推断，赵孟頫更是无甚瑕疵。所以，作为有闲阶层消遣骋怀的艺术及其附属评价标准在具体操作上是存在变量的。在“大节”问题上，绘画、书法只是成了人生的“余技”，这其实还是重复了儒学审美标准。如果按照老庄人品概念，没有多少人能够钉上历史的耻辱柱。所以，聪明的评论家们在评论画品时以老庄审美哲学为趣味评判标准，在涉及到人品时便自觉启用儒家哲学的认识审美标准。随着文人艺术的发展，尤其是经过明代中后期文人艺术理论的的阐释、传播，人品与否已经成为评判画品高下的必要非充分要件。这一点是任何一个人都无法改变的事实。

　　3书画，如也

　　“诗为心声，书为心画。”艺术是人类意识形态的物化形式，不自觉的就已经沾染了特定文化形态的评判规则。绘画艺术中所谓的达到高层次阶段，不是比功力的深厚，比章法、点画的精巧，而是比作者的精神、胸襟、气质与修养。刘熙载：“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3]明•项穆论“柳公权曰：心正则笔正。余金曰：人正则书正。心为人之帅，心正则人正矣。笔为书之充，笔正则事正矣。……若所谓诚意者，即以此心端己澄神，勿虚勿贰也。致知者，即以此心审其得失，明乎取舍也。格物者，即以此心博习精察，不自专用也。正心之外，岂更有说哉。由此笃行，至于深造，自然秉笔思生，临池志逸，新中更新，妙之，非维不奇而自奇，抑奕己正而物正矣。”[3]刘熙载和项穆探讨的只是书法理论上的“如人”问题。由于“书画同源”，绘画艺术也就因为其笔端性情而具有了人格化的倾向，“人正则书正”，人品问题已经在书画艺术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明代中后期盛行的是王阳明的“心学”，加之当时文人盛行结社集会，抨击时政，社会责任意识空前发达，作为当时主流艺术形式———文人画，对其评判审美不可避免的带有儒学审美倾向。明代李日华在《紫桃轩杂缀》中论“笔墨小技耳，非清操卓行则不工。”[3]在李日华看来，笔墨必须要为艺者“清操卓行”才算上乘，不过这里还是重复孔子“笔墨小技”、“余技”的论调。又如清代“小四王”之王昱倡导：“学画者先贵立品。立品之人，笔墨外自有一种正大光明之概；否则，画虽可观，却有一种不正之气，隐跃毫端。”[3]在这些艺术家眼中，人品已经成为艺术必须具备而不可缺少的根基。“沉湎于酒，贪恋于色，剥削于财，任性于气，倚清高之艺为恶赖之行，重财轻友，认利不认人。”这是松年对品节亏欠的简要概述。中国人在处事待物上讲究一个度，超过一定的规则就成了恶行。其中酒、色、财、气一旦坠入沉湎、贪恋、剥削、任性的乖戾之境，必然会成为儒士文人们所鄙视不耻的行为。儒学教义正是从根本上规整士人的行为，使其一言一行符合法度、理性的要求。这反映在艺术上就是：艺术家虽然旷达不羁，醉心山林，可是其内心深处还是以儒学的旨归的。李贽、叶燮发展了艺术创作中的“才、胆、识、力”四要素。[4]这四个要素对认识人品与画品的内涵有非常大的作用。人品的内涵发展到清代，包含的寓意不断的得到补充、修补、扩大，既包含艺术家的学问、才识，也包含社会责任和政治抱负。民国陈师曾更是将人品、学问、才情、思想四要素作为文人画的必备要件。从整体上来讲，这四者其实就是人品的潜在内涵。

　　艺术理论论文篇（4）

　　关键词艺术意义艺术家艺术作品艺术活动

　　谈到艺术，我们毫不犹豫地可以说出一系列艺术作品，同时我们可以举出无数的艺术家。但是，当我们真正追问是什么使他们（它们）成为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的问题，艺术的内在本质究竟是什么时，我们又变得茫然起来。艺术是什么？对于此，前人已经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回答，而且接着他们的思考，我们仍可以继续回答下去。在前人已经提出的所有解释中，任何一种解释都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任何一种解释也并不是有道理，我们即使将所有的解释加在一起也还无法说明什么是艺术。

　　“艺术是什么？”这一艺术定义问题本身作为一个传统的形而上学的命题，与“美”的定义等问题一道，在西方现当代美学尤其是英美分析哲学美学中成为一个主要的问题，并且已被认为是一个没有实体的自我循环的假命题而多被诟病。此前从狄尔泰已经开始对艺术的本体问题不作追寻，他的探讨退出了本体问题而讨论艺术的意义。他认为艺术在上下文中才有意义；艺术在特定的历史中才有意义；艺术在人们的兴趣（关注）中才有意义，因此不存在没有前提（先决条件）的艺术。分析哲学的先驱乔治·E·摩尔认为，“美”不是一个自然客体，故不能采用像自然科学下定义的方式来加以界定，而只能采用直觉来把握；早期维特根斯坦也认为美属于不可言说的东西，对不可言说的东西，人们只能保持沉默。著名分析哲学家艾耶尔则断定，由于美学的命题基本上没有实指，所以都是“妄命题”。因此，美国美学家莫里斯·韦兹和肯尼克，都根本否定给艺术下定义的做法，宣称艺术是不可定义的。所以，在这些理论来看，艺术什么也不是，什么都不是的就是艺术，艺术的本体在它的宾词后没有成立的可能性。

　　但是这种没有可能的可能性，恰恰是我们思考的起点。对艺术的本质问题的追问的不可置否性，在现代艺术中显示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它显示着并不具有实体的艺术，也就是这种无有的存在，如何在人的心灵中变现为实体的艺术活动、艺术家和艺术作品。很显然，面对“什么是艺术”这类问题，我们并不是要放弃对艺术的追问，而是要改变这种本质主义的追问方式，必须首先思考艺术之为艺术的心灵特质，放在对人的艺术活动的考察上，使我们的思考直接从“什么是艺术”的问题前的问题开始。通过艺术活动的分析，进而从艺术作品、艺术家、艺术接受等所有的艺术活动的相互关系，也就是艺术与心灵的关系中去寻求艺术的意义。

　　一、艺术和艺术作品

　　探讨艺术问题，通常我们首先从分析艺术作品入手。根据经验，我们很容易判断出艺术品与非艺术品，我们在聆听音乐、欣赏绘画、阅读小说、观看舞蹈等艺术活动中，不假思索地认为它们都是艺术品，而且我们会有意识地去评判它们的艺术水平的高低。但问题也就随之产生了，我们凭什么说它是艺术品或是非艺术品，如果作为艺术品，它们的水平高下是如何确定的，我们判断的基准在于什么，也就是说，艺术作品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内在含义也就是，在我们所面对的众多物品面前，如何判断哪个是艺术品，艺术品符合什么条件才能被称为艺术品，我们怎样确定艺术品的水准的高低。显然，我们通常的判断是建立在对作为艺术品的基本构成的涵义的理解上，这种判断在我们当下的话语系统中是有效的，比如在特定的时限或氛围中，可是一旦超出这个范围，问题可能会变得复杂起来。究其实，我们对艺术品和非艺术品的追问，回到根本上也就是对艺术问题的追问。因为我们在划分艺术品和非艺术品时，我们已经存有了艺术的观念在指导着我们这样做，不管这种观念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地支配着我们。这就是说，我们对艺术品本身的追问，也就隐含着对艺术问题的追问。所以，探讨何为艺术作品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成了艺术探讨的奠基性问题。但这一探究从一开始就显得困难重重，问题遍布。

　　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的艺术“模仿说”是雄霸西方千年的艺术理论，模仿说被作为经典的艺术理论在东西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实际上这一理论是直接以艺术作品为逻辑起点来探讨艺术的。柏拉图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理念，现实世界是对理念世界的模仿，作为艺术的艺术品又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这种模仿也就是不真实的、虚幻的。另一位哲人亚里士多德则肯定了现实世界的真实性，因而也就肯定了模仿它的艺术的真实性。后来古罗马美学家贺拉斯也继承了艺术模仿说，直到17世纪，古典主义艺术家们还提出了“艺术模仿自然”的原则，以再现现实为宗旨的现实主义文艺可以说是模仿说的最高发展阶段。虽然，随着西方现代艺术的崛起，在各种全新观念的冲击下，这一理论遭受严重的挑战而变得如此不堪，但在我国当代的一些僵化和陈旧的艺术理论中还有极大的市场，以一种变形了的“反映论”艺术观的面目出现。这一理论探讨的是艺术的本质问题，但实际上却是从艺术作品的问题开始的，分析了艺术作品和自然、理念、事物的关系。模仿说把艺术与现实世界联系在一起，把艺术看成是再现和认识世界的一种特殊的方式，从艺术作品产生的源泉来把握艺术本质。然而，其根本问题在于，一方面它把艺术局限于“模仿”世界的认识论范围；另一方面，它忽视了艺术创造的主体性。根本的问题也就在于把对艺术的探讨以艺术作品为逻辑起点，这样自然就把艺术的问题置换为艺术作品的问题。显然，严格地讲，艺术和艺术作品是有差别的，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含混了起来。

　　因此，从艺术作品作为逻辑出发点来探讨艺术的本质的主要问题就在于，这种探讨首先就预设了艺术是一种现实的存在，认为艺术品是一种区别于自然、理念等的存在物，然后去探讨它和世界的特殊的联系。但在这其中有两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其一也就是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在艺术之所以成立的预设中也就包含着艺术之为艺术的本质主义假定，反过来正因为有了这种预设和前提，艺术作品才得以成立和显现。显而易见，这自然就导致了对艺术的真实意义问题的掩盖，其所探讨的出发点即逻辑起点是艺术作品而不是艺术，但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这些艺术作品存在的逻辑前提又是什么？艺术作品是怎样从世界中剥离出来的？我们怎样认定这些悲剧、史诗、雕塑等就是艺术作品而不是其他？这样，艺术的意义的真正问题就掩盖在本质主义的预设之中了，艺术的问题就变为艺术作品的问题。其二，既然艺术作品是艺术的现实存在物，它是对世界的模仿，它所体现的是艺术作品和世界的关系，那么，在这种关系中，艺术家作为这种活动的直接介入者，他的意义又何在呢？艺术家在这种模仿世界或理念的活动中，不介入自己的任何理解而机械、本真地模仿自然或再现理念，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反过来，恰恰是艺术家的活动，使得本真从遮蔽中绽出，使得艺术作品充满了生气，这样，艺术家的活动正是决定艺术作品水准高低的主导因素。所以，单方面地从艺术作品出发来探求艺术问题，显然就掩盖和遮蔽了艺术的最基准的问题。也就是艺术的意义的真实问题。

　　艺术模仿说以艺术作品与世界的关系为其探讨的主要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艺术的这种无限多样的自由创造性，因为它一味地强调艺术和现实世界的完全的符合。但事实情况是，艺术就是艺术，它和现实就是不一样的，绘画中的颜色在现实中我们可能根本见不到，小说总归是一种编造的故事，但它们却又实实在在地影响着人，使人神情激荡，思绪飞扬。为什么又会如此呢？显而易见，用艺术作品和现实之间的这种生硬的关系来说明这些问题，已显得极为力不从心了。这样，就使得我们不得不又向前迈进一步，把探索的目光聚焦于艺术作品的现实来源，也就是艺术的制作者，即艺术家。

　　二、艺术和艺术家

　　艺术家，通常认为，就是艺术的制作者。艺术首先是艺术家制作出来的物品，自然地，是艺术家使艺术成为艺术，没有艺术家，艺术似乎是不可能的，艺术家以及他的艺术制作活动是艺术的主导因素。逻辑地看，艺术活动首先是艺术家的制作活动，艺术作品也是艺术家的制作活动的最后结果。

　　随着西方近性主义的高扬，人的价值，个性自由，人的主体性等问题得到了普遍的关注，浪漫主义艺术潮流也随之勃兴，艺术强调艺术家个性的自由张扬和展现，自由、创造、天才等概念成了这种潮流的主导性范畴，艺术家成为艺术的主导因素。与之相应的是艺术“表现说”对传统的“模仿说”的反叛。18、19世纪的浪漫主义思潮，标榜“自我表现”，冲破了“模仿说”的罗网，“表现说”于是兴起。表现说批评模仿机械复制，强调艺术必须以表现主体情感为主。康德最早提出“天才”论，强调艺术是天才的创造和表现，提出天才是和模仿精神是完全对立的观点。在康德的先验哲学中，主体性问题被强调到了极致，人是目的的问题是康德哲学的基本出发点，这样，他就是从艺术家的活动出发，肯定了天才和创造在艺术制作中的巨大意义，他认为天才是一种天赋的能力，这种天赋因素是艺术的决定因素，这样艺术家在艺术制作中的作用被康德充分地加以肯定了。德国浪漫派画家德拉克洛瓦认为，人即使练习作画，感情的表达也应该放在第一位。德国直觉主义哲学家柏格森认为，诗意是表现心灵状态的。意大利表现主义美学家克罗齐更是干脆宣称艺术即直觉，即抒情的表现。表现说把艺术本质同艺术家主体情感的表现联系起来，突出了艺术的审美特性。中国的言志说、心生说和缘情说大致上是与表现说相类似的观点。较之模仿说，表现说不是从艺术作品而是从艺术家作为逻辑起点来探讨艺术的意义问题，更明确地来说，就是把艺术家的情感作为艺术的核心和关键性问题。但同样可以看出，在这种以艺术家以及艺术家的情感为主导的艺术问题的探讨中，照样包含着对艺术更为极端的本质主义化的倾向。

　　首先，艺术活动是以艺术家为主体的活动，我们绝对不否认艺术家对艺术制作活动的意义，正因为艺术家的存在以及艺术家的制作活动的水准的高低，就自然决定了艺术作品的产生和水准的高低，否则那些非凡、伟大的艺术作品是不会产生的。但是，我们把问题拓展开来看，如果说，艺术家的制作的结果是艺术作品，推而广之，就是艺术。那么，是什么使得艺术家的制作得以成立？也就是说成为艺术作品，成为艺术，是他赋予的他的制作品的风格，还是情感，还是其他？这些都无法说明这一问题，而且会使问题再一次陷入到循环论证中而无法自拔。进一步的问题也就是，在艺术家的制作活动开始之前或进行中，他是否明确或已意识到他正进行着艺术活动，是否明确他的制作的结果将是一件艺术品而不是其他，如果是这样，那他已经就是按照艺术的模式和规则来进行艺术产生，那么，艺术的创造性又怎样灌注其中，艺术家的主体性又如何体现出来呢？这些问题又涉及到了艺术的意义问题，这就促使我们从其他方面而不是从艺术家出发去探究。显然，从艺术家为逻辑起点来探讨艺术的意义，认为艺术家就是艺术的立法者，艺术家使艺术作品得以成立的观点，同样使得问题简单化了。不难发现，艺术创造并非艺术家为遵守规则而遵守规则，实际上只是为了某种艺术创造才去遵守这样或那样的规则，艺术家不是遵循了某些规则而成就了艺术。因此，需要有另一种线索来研究艺术家是如何赋予艺术品的艺术性或者艺术质量以及艺术规则的艺术质量。

　　其次，艺术是一种以情感为主的活动，情感的激荡构成了艺术活动的基本意义。但是，如果仅仅承认只有艺术家具备情感的表现能力，只有艺术家的天才能力才能超越事物的表面，捕捉到那最为动人的情感，那么，问题是这种情感能表现出来吗？即使能够表现，我们又如何体验到这种表现呢？这里问题还是不少。正如我们前面已否定的，艺术本来什么也不是，我们不要试图给艺术负载什么文化、情感等的因素在其中，但情感表现主义却把模仿说中的再现自然或理念暗换为表现情感，这种情感中心主义，实际上没有什么大的突破，反而以一种模糊的情感来惑乱视听，使艺术被一种不知所云的神秘主义面纱所笼罩，或是成为肤浅的弗洛伊德主义者的某种阴暗、病态心理的暗示，把崇高的艺术变成了类似原始巫术一样的神神道道的东西。本来情感使艺术充满活力，但情感表现主义所要求的情感的意味和表现，实际上是对情感的一种贬低和严重的曲解。

　　从艺术家出发探讨艺术的基本思路是，因为存在艺术家，艺术才成为可能，不管来自于理念还是自然，还是表现历史、情感等，它的一个基本的前提是艺术就是艺术家的制作。其中关键的问题是，就是艺术家以及他们的这些有意识地向自然或理念模仿或是表现情感的活动，艺术才赖以成立，艺术品才从自然中分离出来。这样，艺术家成了艺术制作的主体，相应地，艺术家之外的与之对立的自然、理念或情感则成了艺术的源泉和来源，是为客体。这是一种表面化的探求和本质主义的预设，因为根据这一观点，我们自然可以推出，在艺术之前，已经存在着所谓的艺术之为艺术的实体，不管它是在自然或是理念、历史、甚至情感之中，只不过是艺术家把它抽取出来而已，艺术家在这里扮演的是一个抽取的角色。这样，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两个对立的因素：艺术的本体和艺术的诸现象，即艺术作为艺术的本质和艺术家、作品等，艺术之为艺术的东西自然地隐藏在事物背后，艺术家将它开掘出来，艺术家就成了艺术的代言人。

　　以艺术家为逻辑起点出发对艺术的意义的追问，使得艺术的意义探寻问题向本质主义更深地推进了一步，沿着这一思路下去，艺术欣赏或艺术接受就成了二次开掘的工作，作为艺术接受者的活动就是猜谜式的或是破译密码式的工作，我们面对艺术，就要愁眉难展、费尽心力地再次去找寻艺术家植入到艺术作品中的这种意义，但是，是否存在这种永恒的意义呢？这种寻找意义的活动是否构成了艺术活动呢？这种寻求意义的意义又是什么？解释学艺术理论便试图从艺术接受方面来完成这样的工作。

　　三、艺术和艺术接受

　　当从艺术作品和艺术家出发对艺术的探讨充满问题时，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焦于以往的理论中关注甚少或根本没有关注的艺术接受问题上来。艺术接受包括艺术接受者及其接受活动，是对艺术作品的一种体验、感悟和评价；在这种接受活动中，通过对艺术作品的现实的存在的感受和思考，我们可能会和艺术作品一起构成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世界，获得一种情感上的体悟和评价。显然，这不单纯是个体当下的评价、接受的行为，同时也是在文化和文明的作用下产生的行为。因为这种接受、评价、体验的行为的复杂多样性和易变性，就使得这一过程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而难以把握，所以，因其无序性和随机性的特点，以往的研究多不予关注。但它确实是艺术活动中十分重要的组成因素，而且是艺术活动的直接发生者。20世纪以来的解释学艺术理论便试图以此为出发点来读解艺术、艺术作品。

　　解释学艺术理论把艺术接受作为艺术活动的主体，其基本观点在于强调从艺术接受者出发的对“文本”阐释和读解的多样性，肯定了艺术接受中“前结构”和接受中的误读和解释的合法性，由此达到对传统的艺术理论所认为的艺术的中心意义的消解。解释学艺术理论从艺术接受出发探讨艺术，是针对传统的艺术表现论而言的，这一理论首先要询问的是艺术中究竟有没有这种恒定不变的意义中心，作为艺术接受活动的实质究竟是不是对这种恒定的中心意义的寻找。在这一前提下，他们认为，在艺术接受活动中，这种“前结构”，也即“历史视阈”是影响接受的基本因素，它构成一种“合法的偏见”，所以，对于接受来说，不存在所谓的与文本符合或发现中心意义的问题，而是由文本和接受构成了另一个世界，在这一世界中，文本向接受者敞开，接受者也向文本敞开；故而，艺术接受中对艺术的理解，不是要指向那意义，进入艺术之中，绝对占有艺术所构成的世界，而是将自己是“非现实化”，将自己“暴露”给文本；在艺术接受中，是力图和自我构筑的“他者”不断地对话，形成一个不同的世界和新的视野。所以，解释学艺术理论强调艺术接受对艺术的意义，不但主张艺术接受者对艺术意义的占有，而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种占有对接受者自己的创造和激发。这样，传统的艺术的永恒、普遍的中心意义消解了，艺术不再是反映现实或表现情感的东西，它没有普遍的标准，永恒的意义，一切都在解释和对话中不断地展现，不断地开启着新的世界。在这一理论中，他们提出“读者中心主义”的口号，力图解构艺术作品、艺术家的在艺术中的意义，这样，艺术作品的范围大大扩展，艺术家的创造不再对作品具有决定意义，甚至作者彻底地从接受视野中消失了。

　　但解释学艺术理论的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果真像他们所描述的，任何文本，在认识视界中是真理，而在审美视界中是艺术，全由接受者的读解来决定，那么，艺术的意义的规定性几乎等于零。这样，艺术创造、艺术家甚至纯粹的艺术作品都会从人们的视阈中消失，我们可能面对的一切都会成为艺术的世界，我们的一切活动都可能会成为艺术化的活动，在我们随意性的指称中，艺术就诞生了，那么，艺术还有什么意义和规定性而言呢？所以，这又不得不迫使我们把问题引向纵深。

　　从艺术接受出发来探讨艺术的意义，对艺术的本质和中心意义的消解，强调艺术接受的意义，从而强调艺术阐释的多元化和不确定性，这是现代哲学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反叛在艺术理论中的体现。这样，在艺术接受的误读和敞开中，“我”和“艺术”构筑着世界，艺术活动成了艺术的意义探究的核心，艺术经验和审美经验则是艺术中主要强调的因素，对艺术的意义的探讨就直接指向了人的心灵的意义的探讨。在这里，艺术不再是模仿现实或理念等事物，或不再是情感的不断表现，艺术没有这个必要，艺术的意义变成了一种行动，一种构筑着“别样”世界的活动，艺术的意义在于将自己“暴露”在世界中，世界向自己的一种展开和敞亮，正是在这种沉沦和上升中，艺术的意义开启了。所以，解释学艺术理论引人注目的地方就在于将艺术的意义的探讨最终指向了艺术活动，指向了人的心灵。

　　四、艺术和艺术活动

　　从前面的分析我们看出，不论是模仿说还是表现说，不管是从艺术作品还是从艺术家出发来探讨艺术，都包含有一个不可克服的问题，都企图从让艺术来负载一些什么东西在里边，不论是作品中对世界的反映，或是艺术家感情的宣泄，都试图把理念或情感的内质强加给艺术，这是一种本质主义对艺术的否定，它在给艺术赋予一定的本质的时候，恰恰就将艺术彻底背离了。所以，我们认为，对艺术的意义的阐释的最大的问题是极端的知识化。人的任何活动都有相应的知识，归纳性的、解释性的或是反思性的等等，艺术作为人的一种活动，也被限制在知识的规范中了，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咎于美学理论。作为艺术的规范性理论，美学理论已严重地背离了艺术，由于它过分的和极端的知识化倾向，使艺术被淹没在空洞的理论中。而要试图探讨艺术的意义，除了摆脱这种空洞理论的束缚外，最主要的还在于溯本逐源，从艺术活动的本初谈起。而解释学艺术理论的努力则扭转了这个方向，它更重视艺术是一种活动，在这种阐释的行动中，艺术和接受对自我和世界的意义的构筑和开启。因此，我们强调，艺术什么也不表现，什么也不反映，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的就是艺术！所以，对艺术的意义的探讨，从艺术作品、艺术家或是艺术接受出发，最终都要归结到对人的艺术活动的探讨中去。

　　艺术活动的根本所在就是构筑另一个世界的活动。我们之所以提出艺术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的就是艺术的极端的观点，并不是彻底的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的遁词，而是要彻底否定所谓的艺术批评和美学理论对艺术是什么的概念化和知识化的思考，艺术开启的本来是一个非凡别样而不同平常的世界，而我们的理论总是试图将它纳入到我们正常的世界中来思考，这就从根本上将艺术背离了。所以，我们所要否定的就是对艺术是什么的提问。因此，问题最后会变为艺术可能的意义，艺术能够给予什么的追问，而这种追问只能再回到艺术活动中去探究，因为艺术活动是艺术的基本的和原初的起点。

　　如果我们以艺术活动作为艺术的意义问题的起点，那么我们又如何来描述艺术活动呢？人的活动纷繁复杂，究竟那些属于艺术活动？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又会变得困惑。但是，我们先验地认为人就是一个活动的主体的话，那么艺术活动也就是人的所有活动中的一种，这种活动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一种再造另一世界的活动，它是一种心灵构筑意义的活动。

　　艺术理论论文篇（5）

　　关键词:美学、哲学、艺术、浪漫主义、审美

　　Abstract

　　Aestheticsmustbeusedasamediumwhenphilosophyasthesupremeformofhuman’srationneedstoinfluenceartistwhichisthesupremeformofhuman’ssensibility.AesthesticsasthebranchofthephilosophyhasexertedrationalmethodtoresearchsensibitityrecognitionsinceBaumgartenusedthisconceptatthefirsttime.ThenHegelcalledaestheticsasartist’sphilosophysimply,andhepointedoutclearlythataestheticsplayedthebridge/srolebetweenartistandphilosophy.So,wemustresrarchKant’saesthetics’sphilosophyconstructatfirstifwewanttoresearchKant’sinfluenceinartist.KantwhoisthefirstpersoninthefiledofGermanclassicaestheticsbuilthisaestheticssystemonthebaseofsubjectivementalistic.Histheorymakegreatinfluenceinbotheastaestheticsandwest.ThistextcatchsholdofthecoreofKant’saesthetics’smeaningasthebridge.ThenitelaboratesKant’sartistessentialpointandtheimportantmeritfromtheuniformtheoryheightoftastetheory、freedomtheoryandKant’saesthetics’sphilosophyconstruct.

　　Keyworld:aesthetics、philosophy、artist、romanticism、aesthetics

　　绪论

　　由于本人学识浅薄，对康德研究不深，无力综合阐述东西方没康德研究的现状，仅对中国对康德研究的状况做一简要说明。中国对康德美学的研究有近百年的历史，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二十世纪初期，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大力引进康德美学，直接将其作为美育的学理根据。第二阶段是在建国后作为唯心主义美学的代表，康德美学受到严厉批评。在这一阶段，学界对康德美学持一种排斥态度。第三阶段是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康德美学研究在中国真正进入兴盛时期。这一时期发表了一系列研究康德的学术专著和论文，如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蒋孔阳的《德国古典美学》、徐晓庚的《康德美学研究》等。总之，康德美学研究呈现开放性，多样性的状态，不过相关专著主要偏重对康德美学的研究以及康德对美学的影响。限于本人学力有限，对康德美学进行系统、全方位的研究，范围太大，力所不及，故希图以康德美学中的自由论、本体论等基本理论为中介，来阐述康德哲学体系对艺术的影响。

　　本文以哲学与艺术的关系为先导，通过美学这一中介来阐述康德哲学对艺术的影响，从而让我们更好的认识艺术的本质—审美。在理路上弄清康德与艺术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不是表现在形式的层面，而是从思想的层面，问题的层面来系统表述。

　　第1章：艺术与哲学的关系

　　1.1哲学对艺术的影响

　　作为人类精神文化领域的两座不同性质的高峰，艺术和哲学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哲学是研究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问，它主要研究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等领域，带有普遍性的根本规律，而艺术则纯粹体现出人类感性的灿烂。哲学代表着人类理性的最高形式，艺术代表着人类感性的最高形式。哲学主要通过美学这一中介对艺术产生重大的影响，哲学对艺术产生重大影响，同时艺术也通过自己的特殊方式，传播和体现一定的哲学理念，对哲学也产生影响。

　　哲学对艺术的影响，第一表现在对艺术家的影响。艺术家在搞创作活动时，总会自觉或不自觉的被特定哲学思想影响，并通过自己的艺术作品或流露出来。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的关系是最古老，最本源性的文艺学问题，面对这一问题，康德认为，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的关系非时间前后的关系。存在于艺术作品之前的艺术家并不是艺术作品的起源，时间过程中在先的艺术家不决定在后的艺术作品，因为艺术家决定不了艺术作品的本质。同样，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的关系也非表象的经验关系。艺术作品并不栖息于艺术家，作品不是艺术家的属性。由此，艺术家与艺术作品之间并没有决定性因果关系，谁也决定不了谁。在本质方面，艺术家与艺术作品的本源是艺术。艺术决定艺术家，同时也决定了艺术作品。

　　哲学对艺术的影响，还表现在出现一批哲理性的艺术作品。例如浪漫主义是18世纪上半页到19世纪下半页欧洲艺术领域内的一个主要的艺术思潮。“欧洲浪漫主义与康德美学所面对的社会文化境遇是一样的”①，浪漫主义是对18世纪启蒙文学和启蒙主义批评哲学的继承。浪漫主义“肯定人和人的精神世界的价值，争取个性解放”。②浪漫主义者喜欢描写特殊的性格和事件，喜欢表现幻想的主观世界。因此，表现在艺术创作中就是对于人的精神世界的表达和个性的描述。异国情调、古代文学题材以及对自然界和自发生命力歌颂等常常成为他们描述的主要对象。如法国画家席里柯的《梅杜萨之筏》运用对比灿烂的色调、大胆的构图形成了自己艺术的创作特色。

　　哲学对艺术的影响，更表现在他能起到促使艺术潮流形成的作用。可以说各种艺术思潮总是与一定的哲学观想联系，具有各自不同的哲学基础。例如作为现代主义文学的重要流派之一的超现实主义，就是以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柏格森的“直觉主义”作为理论基根基。柏格森把所谓的“生命冲动”当作宇宙万物的主宰，宇宙间的万物都是由这种神秘力量派生的，他从唯心论和神秘论的立场出发，认为只有人的梦幻世界或直觉领域才能达到绝对真实，即所谓的“超现实”。于是，本世纪20年代在欧洲文艺界，形成了一贯遍及文学、美术、电影等领域的“超现实主义”流派。

　　当然，哲学对艺术的影响是相对的，并不是每个艺术家都在自己作品中表露哲学观点，更不是每个艺术作品都非得具有哲理性。与此同时，艺术也对哲学产生一定的影响，艺术可以启迪哲学家的思维，艺术作品也可以传播特定的哲学思想。尤其是哲学家对艺术的思考，往往成为其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康德、黑格尔等均是如此。

　　1.2美学作为哲学和艺术相互关系的桥梁

　　哲学作为人类理性的最高形式，要对作为人类感性最高形式的艺术产生影响，必须通过美学这一中介。美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自1750年德国美学家鲍姆嘉通首次使用这个概念时，就是用理性的方法来研究感性认识。黑格尔更是干脆将美学称之为“艺术哲学”，①明确指出美学在艺术和哲学之间的桥梁作用。当然，美学的范围和对象绝不仅仅限于艺术，美学的研究对象即包括艺术美，又包括自然美和其他一切现实美，以及审美主客体关系和审美意识等更具有普遍性的一般规律。“尽管美学的范围和对象非常广泛，它包括客观世界的美和人对客观世界的美的反映的全部领域，但作为审美意识的集中表现，艺术毕竟是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②哲学对艺术的影响，往往要经过美学这一中介来进行。古今中外许多著名哲学家，常常也是对艺术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美学家。例如，孔子提出了以“礼”、“乐”为中心的美学思想，并用“兴、观、群、怨”等范畴对诗的特点和动能作了概括，要求做到美与善的统一、文与质的统一等等，对后来整个封建时代的艺术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同样，在西方，康德认为艺术的本质是审美。这种美学思想影响这西方艺术发展。康德指出当人们处于审美中时，时刻感觉到全部生命力的洋溢和灵魂的升华，具有着自由解放的性质。康德认为审美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它不服务于任何具体功利却内在地指向某种总体性目的，这个总体性目的就是人的自由。正因为此，审美对人的生存而言具有必然性，它必然地使人产生生命的愉快。这种生命的愉快就是审美愉快，它是人在现象界中显现了本体自由的欢悦，是对人在日常生活中受到各种束缚的人的精神上的解放。因而，艺术不是自然的产品，它是人类有目的性活动实践的成果，同时要强调的是它必须是审美的。有目的性活动的时间成果不都是艺术，康德指出，艺术活动与科学不一样。科学是人类认知能力对经验的建构。科学活动必须以经验为基础，一旦超越了这个基础，科学便失去真理性而成为谬误。所以科学根本上是现象的、有限的，是不自由的，它受经验和认知能力的束缚。同时艺术也不同于一般的手工活动。手工活动是为挣得报酬，而艺术仿佛是一种游戏，不象手工活动那样被迫、痛苦。艺术的活动是真正自由化的活动，艺术所产生的效果是审美主客体的愉悦。

　　第2章：康德影响艺术的桥梁—康德美学

　　2.1康德美学的哲学框架

　　康德美学的基本架构建立在其批判哲学体系中，康德的哲学体系建构了康德的美学。可以说康德美学的构架是哲学的，将康德的哲学体系逻辑化展开才有可能阐释康德美学的特征、构造、功能，而逻辑化地展开康德哲学体系则必须依靠对欧洲近代哲学发展的历史视阈和境遇的把握。

　　欧洲从16世纪之后形成了两种哲学、美学传统，分别是经验主义和唯理主义。但是德国古典哲学和美学不是经验主义，德国古典哲学和美学认为，经验是个人的，每个个人的经验都不一样。因而，经验不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不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的东西是没有价值的。德国古典哲学和美学要建立的就是具有普遍性的原则体系，从而界定世界的模式。同样德国古典美学对唯理主义哲学和美学也有不满之处。首先，德国古典哲学认为经验十分重要，是一切认识的源泉和界域，超越经验就不可能是知识。其次，德国古典美学坚持认为，美和审美不是思维的，而是感性情感的，美学一词本意便是感性学。唯理主义和经验主义都只是对“我思”（唯理主义的理性、经验主义的感觉）之外怀疑，却没有对“我思”进行批判性的考察。康德认为，唯理主义的方法是一种叫做“先天分析判断”的方法。所以先天分析是指这种分析是超验的，与经验无关。康德认为认识不仅仅是唯理主义者所讲的某种形式，同时，也是经验主义讲的某些经验内容，而且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这便形成了康德的认识论。

　　康德认识论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知性，它是指“现象获得知识为自身属性的过程中的一个中介”。①康德认识论中还有一个特殊的概念：理性。康德认为“理性可视为在原理下保持悟性规律之统一能力”。②理性是指一种认识功能，这种认识功能是追求绝对认识的。绝对认识在康德著作中被表述为理念。康德的理性概念指出了人类认识的另一个特性，即认识不仅是对现实的把握过程，而且也是一种智慧，这种智慧是人活动超越性的表现。而康德的伦理学中则崇尚自由，充分蕴涵了主体性精神，全面展开了他的人道主义意蕴。以自由为本质，以人为目的，通过个人的主体实践实现感性和理性、个体和整体、个人和社会、手段和目的的统一。康德通过以上的认识论和论理学的哲学体系，作为康德美学代表的重要论著《判断力批判》一方面是作为起前两大批判的桥梁即认识论和伦理学的纽带，使其哲学成为一个有机的、系统的对人类生存与意识的描述和阐释；另一方面，也是对大量的审美、艺术现象的哲学分析。康德美学的突出成就是：一、通过对唯理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批判，在哲学中区分了真、善、美，真正给美以独立的价值。二、从审美出发，首先发现了美的特征与人的本质、个体性本质与自由的内在联系。康德认为，对于美，我们一方面要承认其个体性、经验性，另一方面也是承认它的必然性、普遍性。他认为“美是一个对象的合目的性的形式，但感觉到这形式时并不凭对于某一目的的表现”，体现了康德的美的目的性论。

　　康德的认识论、伦理学、美学具有极为深刻、丰富的内涵，其中的许多论点都成为当代美学研究的母题。而且，康德的思想不仅仅是当代学术知识和审美文化研究的宝库，更重要的是，它作为一种美学在影响着当代人的精神建造，他对人的理解标志着近代人类文化演化发展的方向。

　　2.2关于美的本质的论述

　　对美的本质的论述历来是建立美学体系的出发点。要研究美学就首先要论述美的本质，运用怎样的方法、持何种理念诠释美的本质决定了美学体系的构成。康德认为,美的本源来自于人的理性能力与知性能力之间的审美判断力,但美的本源不是美的本质。康德美学表达的是人本精神的理性，并且在理性基础建立自由理想和自我（个性）意识，充分显现了人的自由。“审美判断力在其判断活动中展开的涉及到质、量、关系、模态四个方面的规定性”①这才是美的真正本质。美的本质可以用来研究美的本源问题。在其中，对理性的绝对信仰形成了对自由的形而上意识和把美的本质纯形式化、理性化。康德美学强调的就是人在自由意志引导下实现自身人生价值、意义的主体性，所以也就可以把康德美学观归结为“美是自由”②—自由是审美的前提，自由是美的本质规定。

　　由于康德认为自在之物是没有与人发生关系的，是不可知的，故而他不把自己的研究点放在美的本质上，而是去研究美与审美判断，通过美与美的审美判断的研究来揭示了美的主观符合目的性；康德重视先天综合判断，把先天综合判断作为“我思”之外的存在，康德通过这一平台从人类的共通感的角度出发，研究了审美的普遍有效性，这也很符合当时德国古典美学的基本精神—从普遍性的角度来研究问题，而不重视个别性。先天综合判断同时也是康德美学的哲学出发点，康德的三大批判专著也是研究知、情、意。康德认为，人的心灵可以分为认识、快与不快的感情和愿望三部分，即知、情、意。与知、情、意相适应，人也有三种认识能力，即理解力、判断力和理性。既然“自在之物”不可知，那么，康德只有从人的先天法则去探求事物的真谛。因此，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探讨了理性认识的先天法则，又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探讨了道德意志的先天法则。继之，要阐述《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之间的联系纽带，康德又撰写了《判断力批判》，《判断力批判》是康德美学方面的专著。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尝试从先天法则出发，考察和分析了人的快与不快的感情，看看审美判断是否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性。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之所以把人们鉴赏美的事物所产生的感觉的普遍性叫做主观的普遍可传达性，就在于他假定人类都具有共通感，而这种共通感则是先天的，即是先天综合判断。在康德看来，“一个人的审美判断是主观的，却体现了主观而普遍的这一特点，因为他有理由推论他人也会产生与己相同的审美判断，即个人的审美判断及其愉快可以成为衡量他人是否产生审美判断或愉快的法则”。③由此可见，先天综合判断是康德美学的首要出发点，也是《判断力批判》的学理基础，也正是从先天综合判断着一理论基础出发，康德才揭示了审美的普遍性。

　　第3章：康德美学对艺术的影响

　　3.1艺术游戏论

　　在康德看来艺术是自由的，在这一点上艺术和游戏是相通的。康德认为最广义的艺术是指与“自然”相对的“人类实践”，即一切有意识的人类实践思想以及实践活动及其相对应的产物。在广义的艺术中，康德又将理论活动及其思想产物排除掉，剩下来的就是作为实践活动及其产物的较广义的艺术。而在实践活动中，康德又将仅凭正常人人人皆有的一般活动技能排除掉，剩下来的就是须以较高较专的活动技能为必要条件的艺术。这种具有较高技艺性的实践活动（因而可以称为“技艺活动”）及其产物就是中性的艺术，也就是处于最广义和最狭义艺术概念的中间状态的概念。在这中义的艺术中，康德又根据目的的内外在性和相关的自由性与不自由性将其分为自由的艺术与不自由的艺术（作为谋生劳动的“手艺”）两种。作为游戏的自由的技艺活动及其产物就是康德眼里的较狭义的艺术。在这较狭义的艺术中，如果主体的目的在于情感体验，那么，这就是“情感的艺术”，也即狭义的艺术。康德对艺术的定义到此并没结束，他又将情感分为由零散无序的感觉活动所产生的“”和由各种心理能力的和谐统一活动所产生的“美感”两种，所以，“情感的艺术”又分为“的艺术”和“美的艺术”。在康德看来，内容和形式必须统一，所以，以主体意识的和谐统一为特征的“美的艺术”就是康德眼中的最狭义的艺术。在康德看来：真正的艺术应该像生命体一样是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所以，他认为：只有“美的艺术”才是真正的艺术。

　　在阐明了艺术的定义之后，康德继续从自由论的理论出发来确定自己的基本游戏观，把游戏看作自由活动。至于游戏之所以自由的原因，康德的解释主要是：在内在目的的活动中，主体不必受外在事物的限制，因而是自由的。游戏正是因目的的内在性而自由的活动（而劳动则是因目的的外在性而不自由的活动）。在内在手段的活动中，主体不必依赖于外在事物，仅运动内在手段，因而是自由的。康德眼中的游戏与艺术一样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游戏泛指一切内在目的的活动，狭义的游戏仅指以“情感体验”为内在目的的活动。其中，狭义的游戏又分为两种：“快适的游戏”是以体验为目的的游戏；“美的游戏”则是以美感体验为目的的有形式的游戏。在康德看来，有形式的事物高于无形式的事物，美感高于；因而，“美的游戏”高于“快适的游戏”。因此，康德是把内在目的论（和内在手段论）为自由的“美的游戏”的自由论作为所论述的游戏论。

　　如前所述我们知道康德眼中的艺术是分多个层次的，各个层次的艺术在性质上都有所不同。因而，它们与游戏的关系也不尽相同。例如，康德所说的“的艺术”就是有受外部条件制约的（需要依赖一定的外在刺激的），也即不完全自由的。因而，“的艺术”并非纯粹的游戏，而是兼具游戏性与非游戏性的复合活动。从而，“的艺术”或更为广义的“情感的艺术”与游戏之间，都只是相对关系，而不是针对关系。至于作为技艺活动、实践活动和人类活动的艺术，无论从目的的性质还是从手段的性质上看，都既可以是自由的游戏活动，也可以是不自由的谋生活动。其中，“作为技艺活动的艺术与游戏是部分交叉关系，而作为实践活动的艺术或更为广义的作为人类活动的艺术则包容而又超出了游戏的范围”。①可见，在康德眼中，艺术与游戏的关系实际上是多种多样的。明确一点说，在康德眼里，实际上并非所有的艺术都是游戏，只有他设定的最狭义的艺术—“美的艺术”才是纯粹的游戏。即使是对于所谓“美的艺术”，我们也应该看到，康德对于这种艺术的性质的理解也是简单化的、理想化的的。因为创作主体在以意识内部和谐统一的方式从事创作活动时，除获得美感体验这一内在的目的外，实际上通常还会具有在思想感情上影响他人乃至谋求名利等外在目的，而符号艺术的传达媒介在多数情况下也是依赖于主体的。因而，在通常情况下，凡艺术家生活在现实社会中都会或多或少的受到功利的影响。由此，“美的艺术”的创作活动在具有自由的一面的同时也是具有不自由的一面的。这种矛盾不只存在于创作活动中，同时也存在于艺术鉴赏中。“美的艺术”的鉴赏活动，除了作者对于自己作品的自我鉴赏外，一般鉴赏主体至少在需要借助他人的作品这一点上是有所目的的，也即不自由的。可见，在通常情况下，康德的最狭义的艺术的鉴赏活动也是具有不自由的一面的。总之，“美的艺术”活动在具有游戏性的一面的同时通常也具有非游戏性的一面。由此，在一般情况下，说“美的艺术”活动就是游戏实际上只是以理想化存在的，或者说只是在理论中存在的。

　　在论述艺术的游戏性时，康德首先把艺术的前提性设定好，所说的艺术实际上只是指“美的艺术”。按照康德的理解，“美的艺术”的创作或接受活动是人以和谐统一的整体意识的“自由”的方式从中获得美感体验的精神活动。这种艺术活动，从目的上看，是以美感体验为内在目的的；从手段上看是以主体自身的“自由”心理活动为内在手段的；从方式上看，是以主体自由意识的和谐统一的“审美”方式进行的。“美的艺术”活动兼具审美性以及“自为”与“无待”意义上的双重自由，并具有和谐性及相关的有形式性，因而是最高层次的精神游戏。这就是康德眼中的“美的艺术”与游戏的关系，不过我们不难看出这种关系是纯理性的，存在于客观实在之外。

　　3.2艺术的自由

　　自由是美的无目的性的自由，是纯粹解放的人的审美自由。康德把“自由”看作艺术的精髓，“自由”这一概念本为卢梭提出，它指人的“天赋的”任意活动的合理性。康德采纳了卢梭这一概念，但却赋予其以创造性、积极的内涵，康德认为“自由”是指人的意志行为的自主性。他认为正是这一点上，艺术和游戏是相通的。康德认为的自由是“所谓自由是指绝对意义下的自由而言，那就是说，当思辨理性企图在因果联结系列中思维无制约者，应用原因性概念时所需要的那种自由，它非应用这样一种自由，就不能逃脱它所必须要陷入的二律背反。”③换言之，也是我们能够理解人的文化超越性和能动创新性的最终理由。他从自由论出发强调艺术创作中天才的想象力与独创性，可以使艺术达到美的境界。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将“通过以理性为基础的意志活动的创造叫作艺术”。①根据康德批判哲学的理解，在认识论中理性意为对感性与知性的限制，在本体论中理性是人所以为人的本质规定，在这里理性称为人的自由。康德所理解的“自由”是指“绝对自由”，绝对自由不同与一般的自由意志活动，自由的意志活动多种多样，如信仰、宗教、道德、法律等等，艺术所以不同于其他自由的意志活动在于艺术“凭借完全无利害观念的和不对某一对象或其表现方法的判断”，“不依赖概念而被当作一种必然的愉快”，“是一对象的合目的形式，在它不具有一个目的的表象而在对象上被知觉”，“不凭借概念而普遍令人愉快”。艺术美的本质与美的属性以及自由的关系就在于“艺术活动是美的本质展开的审美过程，艺术的根本属性是美，而美的本质的基础是自由”。②艺术自由不只跟从事艺术创作者有关，也不只与艺术鉴赏者有关，而是与所有生活在经济生活中的社会成员有关。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对当今社会政治与经济现实中的民主、自由问题的研究做出重要的贡献，他区分了作为首要目的的自由和作为主要手段的自由，“必须把人类自由作为发展的至高目的的自身固有的重要性，与各种形式的自由在促进人类自由上的工具性实效性区分开来”，同时他也强调了这两种自由的相互联系与促进的关系。

　　真正的艺术在创作和鉴赏过程中要是自由的，不是存在着利害功利关系的产物，艺术的产生是人的意识上的解放所造就的，艺术的内在本质是自由，自由促就了艺术。

　　3.3审美和艺术本质

　　关于艺术本质这个问题中外艺术史上许多学者对其进行探索过，结果意见纷同。

　　康德对艺术的看法体现了主观唯心主义思想，康德的艺术观是“自我意识的表现”和“生命本体的冲动”。康德认为“审美”是艺术的本质,而审美则是主体特殊的存在方式，审美的本质是人的本体的自由。艺术的“审美”在有限的形态中生成着无限的本体，有限的形态是形式，无限的本体是感受。在这个意义上，艺术的审美只能用感性来领会而不能用理性分析、言达。只有在领会、体悟的创造性活动中，有限的现象才能显现出无限的本体。基于以上理论康德认为艺术纯粹是作家艺术家的天才创造物，这种观点同时也影响着当时的浪漫主义批评思潮。浪漫主义在建构自己理论的初期就已有意识的进行一场新的造神运动，浪漫主义批评之神不是具体的、不可触犯的“圣贤”或者“哲人”，而是“天才”。这里的天才是一种心理功能而非指具体的人。

　　通过艺术的本质，可以看出艺术基本特征就是审美性。从艺术生产的角度来看，任何艺术作品都必须具有以下两个条件：其一，它必须是人类艺术生产的产品；其二，它必须具有审美价值，即审美性。正是这两点，使艺术品和其它一切非艺术品区分开来。

　　艺术的审美性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艺术的审美性是人类审美意识的集中体现。强调的是审美意识。审美意识的产生和发展是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的，经历了由实用向审美的过渡，它离不开人类的社会实践。艺术也正是在这一进化历程中产生，成为人类审美活动的最高形式。通过美学理论我们知道，美的形态有两种—自然美与艺术美，二者之间的划分归根结底就在于是否存在人类的创造性劳动。所以，名山大川的自然美，虽然从原因来看，都是由于人类社会实践长期历史过程中审美主客体关系的建立从而把美的概念赋予在它们之上，但是，这些天然风景之美，毕竟都是大自然造就的，只能是自然美。艺术美却不同，艺术美凝聚着人类劳动和智慧。但并不是所有凝聚人类劳动和智慧的创造物就可以称为艺术品。只有那些具有审美价值和审美性能够给人以精神上的愉悦和人类创造物，才能称之艺术品。正因为这样，我们鉴赏艺术作品时才会感觉到一种精神上的愉悦，获得了一种审美享受。艺术的审美性，集中体现了人类的审美意识。艺术美作为现实的反映形态，它是艺术家创造性劳动的艺术产物，艺术美高于现实美，因为它是经过艺术家审美处理的，它比现实生活中的美更加集中和更加典型，能够更加充分地满足人的审美需要。

　　　　第二，艺术的审美性是真、善、美的结晶。艺术这种审美性的体现方式正是艺术美高于现实美的根本原因。由于通过艺术家的创造性劳动，把现实生活中的真、善、美凝聚到了艺术作品中，从而使艺术作品来自于现实而高于现实。当人们在欣赏艺术作品时，形式是第一位的，人们感受的是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所以艺术创作要在形式中融合进真、善、美，使它是作为艺术美直接体现出来。艺术中这种真、善、美的统一是以真和善为前提，通过审美性来体现。艺术中的“真”，并不等于生活真实，而是要通过艺术家的创造提炼加工，把生活真实升华为艺术真实，然后再通过艺术形象体现出来。同样，艺术中的“善”，也并不是直接的道德说教，而要通过艺术家的改造创作，使艺术家的人生态度和道德评价渗透到艺术作品之中。间接的体现为生动感人，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通过这艺术形象来体现艺术作品的审美性。

　　　　艺术的审美性不只是和美发生联系，同时它和“丑”也发生关系。生活中既有真、善、美，也有假、恶、丑。生活中“丑”的东西，融于到了艺术中那就生成了“美”，只不过这种美不是广义上的美，而是仅指艺术美。艺术家通过对“丑”的创造性劳动，同样要通过审美手段将生活中的“丑”在艺术作品中体现出来。这时的“丑”已经是经过审美处理的。在生活中既可以找到美的现象又可以找到丑的现象，在艺术中却一概都以审美性表现出来。生活中的“丑”经过艺术家的能动创造变成了艺术美。事物本身“丑”的性质并没有变，但是作为艺术形象它已经具有审美意义，因为它经过了艺术家的审美处理。

　　　　第三，艺术的审美性是内容美和形式美的统一。艺术一定有自己所独有的形式，没有形式的存在就构成不了艺术，每种艺术都有自己特殊的形式美，但是同时艺术又必须要有内容，没有内容的艺术是空洞的，只有内容美和形式美相统一才能形成艺术的审美性。各种艺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每个艺术门类在运用形式美的规则方面，已经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规律。然而，这些形式美的法则又并不是凝固不变的，艺术是不断变化发展的，贵在创新，随着艺术实践的不断发展，形式美的法则也在不断变化和发展。艺术家们在继承前人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寻找新的美的形式，从内容出发去选择最恰当的形式以加强美和艺术的表现力，从而使得艺术的形式美日益丰富和发展，从而推动艺术向前发展以及促成新的艺术潮流的产生。

　　3.4康德与浪漫主义

　　康德与浪漫主义的联系，确切说是与浪漫主义批评意识的联系根源在于康德与浪漫主义所处的社会背景是一致的。对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初的欧洲来说，法国大革命似乎带来了破坏性的结果。国民公会的恐怖和帝国政权的残暴使启蒙运动期盼的成果成了自由、平等、博爱的荒谬反动，所有的欧洲人都痛苦的目睹了个人权利遭到的粗暴践踏，社会生活的沉沦直接导致了精神领域的黑暗，理性在粉碎了神圣的宗教信条之后，又吞噬了理性自身。除了那些毫无价值的抽象教条之外，精神世界一无所有。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下，哲学、法律、道德、艺术、政治，几乎每一样社会文化领域都以自己独特方式消极或积极的表现着一种反叛。就批评界而言，新的意识应该是对枯燥的纯理主义批评倾向的拒绝，它应该解放各种情感与想象的束缚，改变对自然索然无味的陈腐趣味，打破关于文艺规则的神话欺骗，从而建立具有前卫意识的浪漫主义批评理论。

　　康德美学以其理性精神奠基了德国古典美学体系，同时康德美学拥有的以情感为本位、高扬想象之翼、倡导创作天才、追求审美价值的特征深刻的影响了欧洲浪漫主义批评意识从而也影响着浪漫主义艺术风格。浪漫主义批评意识的支柱之一是想象。情感以想象为结构，将情感视为文学本位的浪漫主义批评意识自然对想象格外重视。一般讲，浪漫主义把想象看作艺术家自由的选择艺术类别、追求艺术规律、表达艺术趣味的法则。浪漫主义理论所推崇的是“天才”。康德也从哲学方面指出美的艺术是天才的艺术，“美的艺术不能为自己设立规则，而只能按这规则来创作。但没有已定的规则，一个作品永远不能被称之为艺术。因此必须是自然在创作者的主体里面给予艺术以规则，这就是说，美的艺术只有作为天才的作品才有可能”。①而所谓“天才”就是“天生的心灵赋资，通过它，自然给艺术制定规则”。②天才本身是不可模仿的，而天才的作品作为自然赋予的艺术规则的范本则可以效仿。

　　浪漫主义的形成离不开康德的想象、天才等基本观念，康德的想象、天才等基本观念也构成了浪漫主义。康德的无目的合目的性的理论以及情感方面的建树在浪漫主义批评体系中都得以体现。作品的无目的而又合目的价值存在本源于作者的能力、心境、思想与情感在创作过程中的独立自主性。在浪漫主义批评家看来，作者的心灵与情感力量是艺术文本价值的最重要源泉。康德美学与浪漫主义批评意识如此相通是与它们所处的相同社会文化背景分不开的。

　　第4章：结论

　　康德对艺术的影响不是体现在表面形式上的点对点的照应，而是隐含在其内在相互联系关系中，评析康德对艺术的影响要从康德美学着手，以康德美学作为出发点和立足点。康德美学是架构在其批判哲学体系之上,康德的哲学体系建构了康德美学，要把握康德美学就要先掌握其基本的哲学体系，而康德哲学体系是复杂难懂的，所以研究康德任重道远。所幸的是国内外学者已对康德进行了艰苦的研究并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这为我们后人研究康德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不可否认，康德思想是深刻的，也正因如此他对艺术的影响才是久远的，因为没有思想就没有艺术。康德对艺术本质的颠覆以及对美的本质的阐述无一不对艺术和美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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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杨平：《康德与中国现代美学思想》，东方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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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瑜青：《康德经典文存》，第125页，上海大学出版社，2002。

　　②杨平：《康德与中国现代美学思想》，第83页，东方出版社，2002

　　③康德：《判断力批判》，第66页，商务印书馆，1985。

　　①杨平：《康德与中国现代美学思想》，第110页，东方出版社，2002

　　③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第2页，商务印书馆，1965

　　①康德：《判断力批判》，第163页，牛津大学出版社，1952。

　　艺术理论论文篇（6）

　　艺术批评与社会学的关系，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与界定艺术作品，就像批评家戴上一块滤色镜，过滤掉所有非社会学因素，只考虑作品的社会学属性，而非套用社会学或社会学概念(在英语文章或标题中，通常只使用socialmeaning、sociologically，以表示社会学角度)。比如从社会学角度看齐白石的虾，虾就只能是水族中的“小小老百姓”，看莫奈的《干草垛》，干草垛就只能是植物中的“平民大众”，看文人画的“四君子”，这四种植物便只能是“精神贵族”，而色彩、构图、笔法等形式要素则被忽略不计。

　　艺术理论与社会学的关系是前者成为后者的一个分支，一个专门研究艺术与社会关系的分支，如艺术与社会之间的各种相互影响，艺术在不同社会形态与历史时期的作用，艺术与人类社会的关系，等等。这是社会学的普遍性所要求的，也就是说，社会学必须解释属于其研究领域的一切社会现象及其内在关系，包括人与艺术的各种关系，否则其真理性便是不可靠的。需要说明的是，西方学科建设中通常把社会学与人类学放在一个系，因此，艺术社会学与艺术人类学是两个相邻学科。

　　从以上关系上看，即便中国当代艺术是有方向的，社会学转型也不成立，因为1、艺术不能转化为社会学。2、艺术批评的社会学角度只是艺术批评的方法或曰角度之一，与之并存和还有心理学方法、符号方法、结构主义、语言学方法、女性主义方法，等等，而这些方法经常是互相交叉的，不是互相排斥的。十五年来，这些方法都被用在中国当代艺术批评之中，如果说女性主义批评、符号学批评中有社会学的影子，那是因为它们之间的可交叉性，并不是什么转向。3、艺术理论的社会学转向只能是转向艺术社会学及艺术人类学，但如果这样的转向是存在的，那么艺术理论的符号学转向、女性主义转向、语言学转向等等便也是成立的，这么多的转向而且是相互交叉的转向，不是“晕头转向”才怪！

　　对于熟悉上述方法及其交叉关系的人来说，进一步的解释是多余的。但我知道读者中可能有我的大二学生，估计还有和他们一样的对这些方法不甚清楚的读者，因此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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