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拾遗——“南汉之役”：皇太极征讨朝鲜

　　天聪元年（1627），后金入侵朝鲜的“丁卯胡乱”结束后，朝鲜与后金约为兄弟之国，在表面上向后金作出了臣服。然而，相对于后金，朝鲜具有高度发达的文明，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深厚，一向以“小中华”自居，对于向一个由落后的渔猎民族建立起来的野蛮之邦臣服，严重缺乏伦理与文化认同，乃至于根本就是不屑一顾。况且明朝与朝鲜之间的藩属关系已经持续了数百年，两国之间交往密切，关系深厚。万历年间，明朝还出兵朝鲜，与侵朝的日本丰臣秀吉苦战八年，帮助朝鲜复国，由此更使朝鲜对明朝感激涕零，不忍背弃。再加上“丁卯胡乱”结束后，一向贪财的后金军统帅阿敏认为“朝鲜王虽已盟誓，吾等并未与盟，军还时，可仍纵兵掠之”，不顾贝勒岳托等人的反对，在后金、朝鲜已经议和的情况下依然纵兵大掠三日，使得朝鲜境内一片狼藉。这更直接加重了朝鲜与后金之间的敌对情绪。

　　一切的一切，都令对清朝口服心不服的朝鲜国王李倧在此后继续选择站在明朝一边。“丁卯胡乱”结束后不久，李倧便派出使者出使明朝，“疏奏被兵情节”，并表明与后金议和不过只是“羁縻之术”。明朝崇祯皇帝对此深表理解，派黄孙茂持节前往朝鲜安抚。黄孙茂抵朝后，大力宣传明朝“一视无间”的外交政策，向朝鲜晓以“两国近领，须结邦交，勿成仇敌”的大义，深得朝鲜上下爱戴，朝鲜专为黄孙茂树立“清德不忘”碑，以表示两国之间的友好。朝鲜还继续默许明军驻守其境内的皮岛，使明军以此为基地袭扰后金。而在与明朝继续往来的同时，朝鲜对后金却是阳奉阴违，对其提出的各项要求也是百般推辞，甚至于公开抗拒。

　　天聪元年（1627）十二月，“丁卯胡乱”刚刚结束，皇太极便派参将英额尔岱、游击霸奇兰前往朝鲜，要求李倧卖给后金粮食。李倧借口“残破”，仅仅拿出一千石粮食以平价卖给后金，以作应付。对于后金提出的“开市”要求，朝鲜也是一拖再拖，到最后不得已开市时，仅仅只是以“土产交易”而已。至于后金急需的绸缎、青布等物资，朝鲜也表示无以置办。

　　除了拒绝向后金提供物资支援外，朝鲜还多次拒绝后金提出的协助征明的要求。天聪五年（1631），皇太极准备出征皮岛，向朝鲜征调兵船，李倧居然对来使回答：“明国犹吾父也，助人攻吾父之国，可乎？”天聪七年（1633），明军毛文龙旧部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在登莱叛乱兵败，出海降金，后金希望朝鲜接济三人，朝鲜却协同明军对三人加以拦截，并再一次拒绝后金的征粮要求。

　　由此可见，“丁卯胡乱”并未使皇太极达到出兵的预想目的，朝鲜依旧与明朝联络不绝，向明军提供便利，后金日后征明时，朝鲜依然可能成为后金后方的忧患。后金也未能从朝鲜获得任何有效的包括物资、军事在内的支持。朝鲜对后金的蔑视以及多次抗拒，更使得皇太极恼羞成怒，决心通过发动一场新的战争彻底征服朝鲜，一劳永逸地解决朝鲜问题。可以说，皇太极此时已经有了再次兴兵攻打朝鲜的一切动机，其所欠缺的，仅仅只是一个理由而已。而对朝鲜而言相当不幸的是，这个理由很快就到来了。

　　崇德元年（1636）正月，由于皇太极在去年征讨蒙古时得到了元传国玺，八和硕贝勒及外藩蒙古四十九旗请求为皇太极上皇帝尊号。志得意满的皇太极借口“朝鲜兄弟之国，宜与共议”，派使臣将此事通报朝鲜，实际上是希望朝鲜参与劝进。消息传来，朝鲜国内上下一片哗然，几乎所有大臣都一致表示反对，纷纷慷慨陈词，要求朝鲜国王“斩虏使，焚虏书，以明大义”，甚至宣扬“虽以国毙，可以有辞于天下后世也”的论调。

　　满朝喧嚣当中，朝鲜国内只有崔鸣吉等极少数大臣清醒地认识到了后金与朝鲜之间的实力差距，主张不可盲目从事，忤逆后金，以招致兵灾。但这种“软弱”的意见根本不可能被朝鲜君臣所接受。崔鸣吉只有叹息“生灵鱼肉，宗社播越。到此地头，咎将谁任？”而已。在一片众口铄金之下，朝鲜国王仁祖李倧拒见后金使臣，并拒收国书。后金使臣离开王京（汉城）时，还遭到了朝鲜百姓的围攻：“观者塞路，顽童或掷瓦砾以辱之。”

　　皇太极在得知朝鲜的作为后怒火中烧。四月，皇太极在盛京举行登基典礼，改元称帝，正式建立大清。朝鲜虽然也派遣使臣来贺，却拒绝向皇太极参拜，不行大礼。使臣回国时，更将皇太极致朝鲜国王李倧的书信弃之境上，称清朝对朝鲜“忽生异心，以势逼迫”，此行是“一切羞辱，俱已受尽”，为“古今所无之事”。皇太极闻讯，积蓄已久的愤怒彻底爆发，正式决定倾国征伐朝鲜。

　　崇德元年（1636）九月，清军第二次入塞归来后，皇太极开始着手准备征讨朝鲜。皇太极下令岳托“简阅甲士”，命每一至两个牛录提供相应数量的步兵、骑兵、护军、盔甲、弓箭及攻城器械等，士兵每人带半月行粮，限十一月二十九日集合。为了壮大军势，皇太极还下令蒙古各部派兵助战。十二月一日，皇太极留济尔哈朗、阿济格、阿巴泰分守辽东要地，以防明朝侵扰，自己则亲率代善、多尔衮、多铎、豪格、岳托等满洲贵族从盛京出征，麾下兵马号称十万之众。朝鲜所称的“丙子胡乱”正式爆发。

　　与九年之前的“丁卯胡乱”不同，“丙子胡乱”发生前两年的天聪八年（1634），皇太极率军西征，一直以来与清朝为敌的察哈尔部可汗林丹汗出逃后身染天花，死于青海湖。林丹汗妻苏泰太后、子额哲亦于次年向皇太极归降，漠南蒙古各部相继向清朝臣服；清朝在与明朝的战事当中也是节节胜利，不仅在辽东战场上占据了绝对优势，还先后于天聪三年（1629）九月、崇德元年（1636）六月两次绕开宁锦防线，取道蒙古，突破长城各口入塞劫掠，沿途明军基本上都是一触即溃，大小城池亦无力阻挡，清军所获金银人畜无数。在此情况下，明朝自顾不暇，根本无力支援朝鲜。因此，皇太极这次能够一心一意地对朝鲜进行征讨，而丝毫不用担心己方的后顾之忧。所以这次的“丙子胡乱”，也就不会像“丁卯胡乱”那样草草收场，而是要将朝鲜完全征服，以彻底打碎明朝对后金构筑的弧形包围圈。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皇太极本人此次御驾亲征，就是这一点极为有力的体现。

　　在经过了七天的行军后，清军于十二月九日抵达鸭绿江对岸的镇江，次日清军即分兵左右两翼过江。朝鲜军队虽“长于步战鸟铳”，但缺乏有力的骑兵，又久疏训练，军纪废弛，根本阻挡不住强悍的八旗铁骑。清军右翼军迅速攻陷朝鲜重镇义州，此后又一路连克郭山、定州等地，十四日进入平壤，接着直抵王京城下。面对清军的强大攻势以及朝鲜军队的不堪一击，慌了手脚的李倧连忙效仿“丁卯胡乱”时的故例，将王妃、王子和大臣妻子等家眷送往江华岛避难，自己则率领一部分军队及文武百官逃往汉城以东四十里的南汉山城进行固守，企图在此等待勤王军的到来。

　　清军在得知李倧出逃的消息后，立即紧随而至，树栅将南汉山城紧紧包围。此后，清军对南汉山城采取了围而不攻的策略，企图以军事压力逼迫李倧主动投降，皇太极本人也于十二月二十九日抵达城下。与此同时，已然是空城一座的朝鲜国都王京，在十二月三十日被清军攻破。

　　围城期间，清军先后在南汉山城周围与三股朝鲜援兵（数量分别为一万八千、五千与五百）进行了交战。尽管朝鲜勤王军拼死奋战，让清军付出了不小代价，甚至在正月初三的战斗中利用天降大雪、阴晦不明的有利气象条件，用鸟铳击伤了登高督战的清朝开国大将扬古利（时年六十六岁，伤重而死），但最终还是无力解围，只能撤退而去。此后朝鲜各道援军噤若寒蝉，面对清军纷纷畏缩不前。南汉山城与外界通讯断绝，彻底成为一座孤城。内援断绝的李倧又遣使向明朝告急。但如前文所述，明朝此时已经是风雨飘摇，又刚刚遭到清军入塞的打击，根本无力对朝鲜进行援助。当年万历援朝的壮举，在如今只能成为不可实现的幻梦。明登莱总兵陈洪范勉强准备率船出海，却被大风所阻，只能折回。

　　援兵无望的同时，随着被围日久，南汉山城内的情况也变得越来越恶化。城中粮草匮乏，到最后只能杀马充饥；天寒地冻，守城兵士却严重缺乏御寒的冬衣，只能用草席来抵挡凛冽的风雪，双手被冻得连兵器都拿不住。因而守军士气日益低落，战心全无。朝鲜吏曹判书崔鸣吉在事后对李倧的上疏中，回忆当时的困境道：“南汉之役，孤城守围四十余日，中外不通，命脉断绝。内而守堞将士冻馁垂死，外而八路援兵相继溃败，城中见粮不支旬日，而江都败报忽至，俄顷之间，军情汹汹，不测之变，迫在目前，当此之时，智者无所用其智，勇者无所施其勇。”清军更在城外望月峰上高升白旗，大书“招降”二字，以行攻心之计。并数度攻城，向李倧施加压力。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南汉山城此时已岌岌可危，被攻占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在此情况下，朝鲜朝廷内部开始进行了激烈的和战之争。吏曹判书崔鸣吉一如既往地坚持和议，提出了“存宗社”的主张。崔鸣吉认为，明朝对朝鲜有再造之恩，自然不忍擅自背弃，主战者皆出于爱国，心情亦可以理解。但值此社稷危亡，君臣坐守孤城之际，明明面临强敌，却还要高呼主战，甚至为此不惜亡国，无异于以卵击石，除了给一些大臣提供欺世盗名、沽名钓誉的机会以外，毫无益处可言。因此决不能再空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高调，而应当迅速向清朝求和，以挽救祖宗的宗庙社稷。但崔鸣吉的和议主张，遭到了礼曹判书金尚宪的坚决反对，朝中两派对立极为尖锐。朝鲜国王李倧惑于众议，迟迟不能决断。然而清军接下来的行动，很快就帮助李倧作出了决定。

　　在右翼军进围南汉山城的同时，多尔衮统率的左翼军经宽奠入长山口，一路攻克昌州、安州等地，随后向朝鲜宗室家属及官僚大臣避难的江华岛发起进攻。在攻打江华岛的过程中，清军利用黑龙江赫哲人制造的“飞舡轻小，旋转速快”的轻快战船，一举击溃了战船多为巨舟、行动缓慢的朝鲜水师，成功登岛，歼灭守岛鸟铳手千余，俘获朝鲜王妃、王子、大臣等近百人，并于正月二十六日将之送至南汉山城下。此举彻底摧垮了朝鲜君臣最后的心理防线。正月二十七日，李倧智穷力竭，不得不派大臣崔鸣吉等前往清营议和。清朝于是拟定了议和条款十一条，要求朝鲜承认：

　　一、当去明国之年号，绝明国之交往，献纳明国所与之诰命册印，躬来进谒。

　　二、尔以长子，并再令一子为质。诸大臣有子者以子，无子者以弟为质。尔有不讳，则朕立尔质子嗣位。

　　三、从此一应文行文移，奉大清国之正朔。

　　四、其万寿节及中宫千秋、皇子千秋、冬至、元旦及庆吊等事，俱行贡献之礼。并遣大臣及内宫奉表。其所进往来之表及朕降诏敕，或有事遣使传谕，尔与使臣相见之礼及尔陪臣谒见，并迎送馈使之礼，勿违明国旧例。

　　五、朕若征明国，降诏遣使，调尔步骑舟师或数万，或刻期会处，数目限期，不得有误。

　　六、军中俘获，过鸭绿江后，若有逃回者，执送本主，若欲赎还，听从两主之便。

　　七、尔与内外诸臣缔结婚媾，以固和好。

　　八、新旧城垣，不许擅筑。

　　九、尔国所有瓦尔喀，俱当刷送。

　　十、日本贸易，听尔如旧，当导其使者来朝，朕亦将遣使与彼往来也。其东边瓦尔喀，有私自逃居于彼者，不得复与贸易往来。尔若见瓦尔喀人，便当执送。

　　十一、每年进贡一次，其方物数目：黄金百两，白银千两，水牛角二百对，豹皮百张，鹿皮百张，茶千包，水獭皮四百张，青黍皮三百张，胡椒十斗，腰刀二十六口，顺刀二十口，苏木二百斤，大纸千卷，小纸千五百卷，五爪龙席四领，各样花席四十领，白苎布二百匹，各色绵绸二千匹，各色细麻布四百匹，各色细布万匹，布千四百匹，米万包。

　　在困守南汉山城四十七天后，李倧最终选择了投降。走投无路的李倧上书皇太极，完全接受了清朝提出的议和条款，甚至公开表示“自正月三十日以前则为明朝之臣子，正月三十日以后则为大清之臣子”。皇太极对此感到相当满意，随即谕告李倧，告知其“江华岛已克，家室无恙”的消息，要求李倧“速遵前诏，出城来见”。在获得了清朝所提供的关于自己家室安全的情况后，李倧脱下王服，身着青衣，于正月三十日亲率文武大臣及世子徒步自南汉山城西门出城，到清军大营投降，还将三名反清的主要大臣台谏官洪翼汉、弘文馆校理尹集、修撰吴达济缚送皇太极（后被押往盛京处死，朝鲜称之为“三学士”）。皇太极随即下令在汉江东岸的三田渡筑坛，接受李倧以罪臣身份所行的三跪九叩之礼，并与朝鲜定盟，签订《三田渡盟约》。此举标志着清朝与朝鲜之间君臣关系的正式确立。二月初二，达成此次征朝目标的皇太极统清军班师，李倧又率群臣出王京十里跪送。至此，“丙子胡乱”宣告结束。

　　“丙子胡乱”后，皇太极彻底征服了朝鲜这个明朝的藩属国，使其成为了自己的附庸，自蒙古之后，又除去了明朝的一大盟友，铲除了来自侧翼的威胁，解除了腹背受敌的不利状态，从此得以专心对明作战，以图逐鹿中原。同时，通过“丙子胡乱”期间在朝鲜的大肆劫掠，清朝获得了极为丰厚的物质收益，其中仅掳回国内充当奴隶的朝鲜百姓就达五十万人之多，从而极大缓解了清朝国内的经济压力与社会危机。而朝鲜此后按照《三田渡盟约》每年向清朝提供的岁贡，也为清朝提供了一项可谓丰厚的稳定收入来源，进一步促进了自身实力的增强。

　　除此之外，“丙子胡乱”后，尽管朝鲜仍然对清朝充满反感，为此将使臣出使中国时所撰写的笔记从明朝时的《朝天录》改名为《燕行记》以示鄙视，民间士人继续沿用明朝崇祯年号，甚至几度在暗地里企图联合日本、南明等反清势力共同抗清。但至少在公开层面上，相较于清朝显得实力弱小的朝鲜从此被迫放弃了支持明朝，还不得不在清朝的压迫下派兵参加对明战争：崇德二年（1637）五月，清军攻打皮岛，朝鲜派信川群守李崇元、宁边府使李浚出动黄海道战船五十艘随军；崇德六年（1641）三月，皇太极围攻锦州，朝鲜又派总兵柳琳、副将刁何良等率兵千人、厮卒五百与马一千一百五十五匹支援。可以说，这又从另一方面增强了清朝的军事实力。

　　由此可见，“丙子胡乱”的影响力，远远超越了朝鲜与清朝之间关系的范畴，是极为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