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音乐：曲牌和板腔

　　古代戏剧论丛

　　目录

　　宋杂剧

　　诸宫调和金院本

　　元杂剧

　　宋元南戏

　　明清传奇

　　戏曲音乐：曲牌和板腔

　　宋杂剧，宋代各种歌舞、杂戏的统称。也是中国戏曲的最早形式。金元时称为院本。演出时先演一节由五个脚色出场的小歌舞，称为“艳段”；再演“正杂剧”，内容或是一段滑稽戏，或是以大曲曲调演唱故事。南宋吴自牧《武林旧事》载有“官本杂剧”剧名二百八十个。

　　简介

　　宋代的杂剧是由滑稽表演、歌舞和杂戏组合而成的一种综合性戏曲。北宋时盛行于东京，南宋时临安也很流行。演出时一般由四个角色组成，有的增添一人。北宋的杂剧分为“艳段”和“正杂剧”两个部分。“艳段”是在正剧上演前表演的一段日常生活中的熟事。“正杂剧”又分为两段，表演一个完整的故事，是杂剧的主体。到了南宋，杂剧变为三个部分，即“艳段”“正杂剧”“杂扮”。“杂扮”是由民间的滑稽戏演变而来的，作为杂剧之后的散段，又称“杂班”或“拔扣”。后来，北方的杂剧逐渐发展为元杂剧，南方的杂剧逐渐发展为宋元南戏。

　　 

　　绢画

　　戏曲文物。宋无名氏绘制。共存两幅，现藏故宫博物院。一为宋杂剧《眼药酸》图，此幅高23.8厘米，宽24.5厘米，所画内容与周密《武林旧事》“官本杂剧段数”中记载的《眼药酸》相同。画中右方一人腰间所插扇上有草书的“诨”字，当是副末色；左方一人头戴高帽，身着大袖宽袍，衣帽上均画有眼睛图案，扮眼科医生形象，当为宋杂剧中发乔的副净色。

　　另一绢画高24厘米，宽24.3厘米，图中绘二角色，皆为女子扮演。右方一人，背后插一扇，上书“末色”二字，是宋杂剧中副末色专用的道具；左方一人头戴诨裹，有斗笠等道具置于地上，似为副净色。两人均作打拱状。这两幅绢画反映了宋杂剧一般的演出形式。

　　 

　　文物考证

　　宋杂剧和金院本--安阳戏剧文化钩沉之七

　　1951年安阳县天喜镇发掘之北宋墓，内有一杂剧演出图，其中人物共5人，皆男性，一人戴相纱演唱。由于宋代经济的发展，北方一些重要都市的游乐区勾栏、瓦舍和创作机构“书会”应运而生，诗词、散文呈现出多彩的局面，特别是民间文学“话本”的出现，深刻反映了现实生活，细致刻画了不同阶层的人物，抨击了社会上不合理现象。为戏剧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那时演出的杂剧没有剧本，后来为了方便交流和传授，才逐渐由社会上那些潦倒落魄的文人记录下来，同时又和伎艺人合作创作了一些剧本，成为最早的专业剧作家。

　　宋杂剧是宋代各种滑稽表演和歌舞杂戏的总称，是在继承隋唐参军戏和歌舞戏的基础上，广泛吸收曲艺、歌舞的伎艺发展而成的戏曲。据《都城纪胜》载：“杂剧中，末泥为长，每四人或五人为一场，先做寻常熟事一段，名曰：艳段；次做正杂剧，通名为两段。”“杂扮或杂班，又名技和，乃为杂剧之散段。”即演出以“末泥”角色为首，四人或五人参加演出，戏剧结构为艳段、正杂剧二段，杂扮四部分。戏分两类，一是以对话为主的滑稽逗乐杂剧，二是以歌舞为主的歌舞杂剧。

　　1983年安阳蒋村发现一金大定二十六年(1186年)魏公墓，墓室左侧的墓壁上有一砖砌仿木舞台，台上一字排有五个戏乐砖俑，居中稍靠前者为一女俑，是一组戏乐伎艺人在固定舞台上表演的场面。金代演出的戏曲称院本，院即行院，是娼妓住的地方，院本是行院中伎艺人演出的节目。院本的体制、内容、规格大体上和宋杂剧相同，《辍耕录》载：“院本、杂剧，其实一也。”其结构为：艳段、正院本、杂砌三部分。

　　安阳蒋村金墓戏乐俑说明，那时安阳一带杂剧、院本的演出已很普遍。其演出作场已搬上舞台，初步具备了舞台表演形制，完全采用代言体。有舞有做，一人主唱，其他演员唱少，主要是宾白，并退居次要“杂色”。演唱系不同宫调，为曲艺中诸宫调与金院本的结合。表演上“插科打诨”的滑稽逗乐成份减少，代之以突出人物故事、戏剧性，但演出规制仍很简陋，人员较少。

　　 

　　名著引用

　　《水浒传》与杭州的宋杂剧

　　北宋时流行于汴梁(开封)的“宋杂剧”已不断向人物和故事方面发展了，但宋杂剧的扮演人物、表现故事以及演出体制的定型还是南渡后数十年间事。到了南宋，杭州成为中国戏剧活动的中心，而作为戏剧传统的代表“宋杂剧”的含义也有了比较严格的范围，而且宋杂剧的地位也提高到当时各种艺术品类之首。南宋杭州，非但有如“排绿社”的杂剧艺人的行会组织，而且在当时“书会”中还有不少写作杂剧的“书会先生”。

　　在《水浒传》第八十二回“梁山泊分金大买市，宋公明全伙受招安”这回书里，作者比较具体地描述了宋徽宗在文德殿亲御宝座陪宴宋江等之间也搬演了宋杂剧。作者还对搬演宋杂剧的全过程作了较为详细的描述。而在《水浒》第八十二回在文德殿宫廷大宴上搬演的杂剧中，参加演出的艺人也有:杂剧色、笛色、鼓色、筝色、瑟色“散做乐工”一百二十名。

　　宋杂剧在演出形式上的一个基本特点是一个“杂”字。它是由教坊司组合“散乐”“百戏”“队舞”以及“杂剧”等综合性的艺术大会演。《水浒》记述“文德殿”的宫廷大宴上，在序曲之后，便是由“百二十散做乐工”穿插表演“散乐”。散乐即宋代的百戏，如扛鼎、寻撞、吞刀、履火之类的杂技。南宋“天基圣节”的宫廷大宴上，在演出杂剧过程中穿插演出了如《祝寿进香仙人》《永团圆》《寿果放生》《巧百戏》等杂技。再说在《水浒》第五十一回艺人白秀英在演唱诸宫调时，也穿插表演了“那一般打散”，“打散”也即是“散乐”。这些也是南宋杭州宫廷杂剧演出的情况相类似。特别是“舞队”的表演也备受观者的青睐。《水浒》作者对宋杂剧表演形式上的歌舞特点也进行了具体而生动的描述。

　　《水浒传》在文德殿宫廷大宴上，由“八个排长”，“簇拥着四个美人，歌舞双行，吹弹并举”。歌唱的曲牌就有《朝天子》《朝圣朝》《感皇恩》《殿前欢》，它们的“歌喉似新莺宛转”。舞蹈节目有《醉回回》《活观音》《柳青娘》《鲍老儿》，她们的“舞腰如细柳牵风”。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其中《鲍老儿》这个舞蹈。《鲍老儿》这是一个北宋还没有的，但在南宋的杭州却非常流行、极受欢迎的民间滑稽舞蹈。宋元杭州《舞鲍老》之兴盛对那位既热爱又熟悉杭州的施耐庵来说，必然要将其写进他的《水浒传》中去。非但在八十二回文德殿宫廷大宴上搬演宋杂剧的过程中写到了《鲍老儿》的舞蹈，而且在第三十三回宋江等在清风镇上观看元宵圣火队里“那跳鲍老的，身躯扭的村村势势的，宋江看了，呵呵大笑”。

　　《水浒传》第八十二回描述的在文德殿上搬演宋杂剧的过程中，虽然也穿插了一些散乐、歌舞，但从整个演出的过程来看其主体部分还是演出宋杂剧。演出的宋杂剧包括“歌舞杂剧”与“滑稽杂剧”两个组成部分。歌舞杂剧乃是一种用“大曲”“法曲”或“词牌”来表演一个具有较简单故事的歌舞戏。当时这类偏重歌舞的杂剧，约占“官本杂剧段数”的半数以上。

　　《水浒传》第八十二回在文德殿上演出的歌舞杂剧《玄宗梦游广寒殿》，这是一个富有浪漫主义神话色彩的歌舞戏。很可能是唐宋风行一时的宫廷大曲舞《霓裳羽衣曲》。唐玄宗部分地吸收了《婆罗门曲》创制的《霓裳羽衣曲》，确是与《水浒传》里提到的歌舞杂剧《玄宗梦游广殿》一样创造出了神仙般的意象，表现出了如仙境般的浪漫色彩。

　　《水浒传》第八十二回对宋徽宗在文德殿的宫廷大宴上演出“宋杂剧”的描述，虽然以北宋为故事背景，却是以南宋杭州的杂剧作为素材。但《水浒传》关于“宋杂剧”的角色分工、表演的形式、演出体制的描写比之《武林旧事》《梦梁录》等更为具体、详细、完整。这无疑为研究我国戏剧史提供了一份相当珍贵的资料。

　　《水浒传》第八十二回在写到滑稽角色“净色”时，对“净色”的表演有这样的描写：其实，所谓“院本”乃是金代时对杂剧的称谓。金院本与宋杂剧本是同一种艺术形式，元人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五：“院本、杂剧，其实一也。”可以说仅因宋金南北地域不同才有杂剧与院本的不同名称。而且杂剧与院本滑稽诙谐和讽刺嘲弄的特点也是相同的，《梦梁录》说“杂剧全用故事，务在滑稽”；《青楼集志》也说“院本大率不过谑浪调笑”。因此，《水浒传》第八十二回在文德殿上演出的杂剧便是南宋时杭州的“宋杂剧”;而在演出“宋杂剧”中提到的打诨插科的“院本”却是仍在杭州演出的“金院本”。两者演出的时代是完全不同的。这是由于《水浒传》故事的历代背景是在宋代，而作为施耐庵却是元末明初杭州的书会才人。

　　 

　　剧中舞蹈

　　中国戏曲宋杂剧中的舞蹈

　　宋杂剧的出现是中国戏曲渐趋成熟的标志。宋杂剧是继承了唐参军戏、歌舞戏的传统，又广泛地吸收了民间说唱、杂耍、武艺和唐宋大曲而形成的一种新的歌舞与故事表演初步结合的艺术。因为当时还常与杂技、乐舞同时演出，故以杂剧称之。戏曲表演，特别是舞蹈化动作，是以角色行当为重要特征的，这种艺术化、规范化的性格类型的行当表演，是戏曲舞蹈的特色。从现存文物中就可以看出宋杂剧不同角色行当的不同服装和道具，由此可以想见其不同的舞姿与舞容。

　　1952年，河南禹县白沙宋墓出土的戏剧人物砖雕，可为宋杂剧角色行当的形象物证）。这组砖雕共四人，由左向右：第一人头戴簪花幞头，身穿圆领长衫，左手叉腰，右手下垂，似在甩袖，面呈喜色；第二人头戴展角幞头，身穿圆领长袍，外套宽袖对襟大衣，双手秉笏；第三人头戴软巾，身穿短衫，腰束带，下穿短裤，一手抚胸，一手下垂；第四人头戴软巾诨裹，身穿圆领长袍，腰束带，右手持一竹竿，左手抓腰带。这四人从其手持道具和服饰装扮来看，与文献记载的宋杂剧角色是一致的。宋人吴自牧在《梦梁录》卷二十“妓乐”条中有关于杂剧演出情况的记载：“……杂剧中末泥为长，每一场四人或五人。”并且明确指出这四个角色分别为“末泥”“引戏”“副净”“副末”。若添一人，则是名曰“装孤”的角色。上图这四个砖雕的人物，就是宋杂剧的四个固定角色，第一个头戴簪花幞头、甩手仰观者，就是为长的“末泥”；第二个持笏者就是“装孤”；第三个短衫抚胸者为“副末”；第四个持竹竿者，大概就是“引戏”了。

　　宋杂剧中的舞蹈还不像后世一样成熟，但独舞和对舞，边说边舞的场面可能已经存在。这从宋杂剧中五人作场、三段演出的形式可见端倪。据《梦梁录》载，这三段演出：“先做寻常熟事一段，名曰'艳段’，次做正杂剧，通名两段……又有杂扮，或曰杂班……乃杂剧之后散段也。”从1958年河南偃师酒流沟出土的宋墓杂剧砖雕可以看出这种表演的情况。这五个角色分别雕刻在三块砖上，第一块雕一人，戴簪花幞头，穿圆领长袍束带，侧身面向左方，双手展示一幅画卷，从其脑后露发髻，小脚女莲钩可以推断为女子所扮演的角色；第二块砖雕二人，右方一人头戴展角幞头，身穿宽袖长袍，左手持笏，右手置笏上；左方一人戴东坡巾，穿圆领窄袖长袍，腰束带，右手持一印匣，左手指对方，似在对话；第三块亦雕二人，右方一人，戴软巾诨裹，身着短衫，敞胸露腹，左手置于腹部，右手二指入口，似打口哨；左方一人，头戴展角软巾，身着短衫，坦胸露腹，乳脐毕现，左手托一鸟笼，内有小鸟，他伸手逗鸟，面向对方，两人皆做丁字舞步，神态动作都似在对话。这三块砖雕，第一块描绘的是“艳段”演出，“艳段”是开场前的帽戏，多是歌舞小段，是祝福祈瑞一类所谓“先做寻常熟事一段”。这里展示画卷的表演，很像后世戏曲正剧开场前的“跳加官”一类独舞小戏。在整个演出中有静场的作用，且可为正式演出作铺垫，宋代话本表演中也有类似情形。第二块砖上的两个人物，从他们手中的笏、印道具看，表演的是官场戏——正杂剧。宋代的正杂剧者，主要是表演官场生活，即所谓“官本杂剧”。第三块描绘的就是“散段”，又称“散耍”，多是表现市井生活，并有喜剧调笑色彩。从宋杂剧直承参军戏、踏摇娘的传统，加上宋代都会经济的发展，城乡差别的产生，在语言和形态上表演不同地区的风俗人情，以资观玩，此中就可能有些口技、歌舞小段的表演。从他们身姿步态看，显然是舞蹈化的生活动作。宋杂剧除了这种每段带有滑稽逗弄的表演，还有一些吸收武技和舞蹈的连贯故事的表演。《东京梦华录·中元节》载：“构肆乐人，自过七夕，便般《目莲救母》杂剧，直至十五日止，观者增倍。”这种戏的表演技艺，从明人张岱《陶庵梦忆》里的描绘可见盛时情况，可能宋代还没有明代那样热闹。

　　宋代风俗画中保存了两幅杂剧演出的绢质彩图，都是无名氏的作品。一帧描绘的内容，与宋人周密《武林旧事》卷十“官本杂剧段数”内所记之《眼药酸》近似。左方一人扮作眼科医生，头戴皂色奇特高帽和橙色大袖宽袍，前后挂满绘有眼睛的幌子，斜背的药袋面更有浓眉精眸的一只大眼。众多的眼睛幌子，显示了他江湖眼科郎中的身份，特别是他高冠前那颗似后世戏曲舞台英雄冠前的绒球一样的大眼球，尤为奇特。宋代各种行业服装式样都有一定规格，《东京梦华录》卷五“民俗”条载：“其卖药卖卦，皆具冠带，至于乞丐者，亦有规格。稍以懈怠，众所不容。其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谓如香铺香人，即顶帽披背；质库掌事，即著皂衫角带，不顶帽之类。街市行人，便认得是何目色。”眼医在当时是专门职业，山西右玉宝宁寺元代水陆画中已有眼医形象，衣着也是长袍戴冠，挎绘有眼球的药袋。但冠不如绢画人物之高，而眼球尤其少而简，只起幌子作用。由此可以看出杂剧人物的服装来源于生活，却又大大不同于生活。从画面眼医脚穿红钩鞋，玉手纤纤看，似是女演员所扮，他伸出右手，食指直立，拇指朝前，对着面前患者的右眼，似招似诀；另一人物右肩负杖，腰间所插破扇上有草书“诨”字，其人当为副末色，为发乔之副净色。他头巾诨扎作冲天形状，身穿圆领青衫，衣角扎入腰带，白裤练鞋，袖捋至肘，有意露出手臂的“点青”，一副市井打扮。“点青”又名扎青，就是文身、刺花绣。所谓“锦体绣文”，是古老的吴越之民俗“祝发文身”的遗存，宋代成为流行习俗，多为市井游民所好，《水浒》描写的梁山好汉九曲纹龙史进，就是满身花绣。宋代甚至结为社团《武林旧事》卷三“社会”条中有“锦体社：花绣”。这种文身社团的成员，不少是武术、杂技艺术的业余爱好者，在迎神赛会时又是各种民俗舞蹈的表演者。右玉宝宁寺水陆画里就有一位上体刺满花绣的杂技表演者。《眼药酸》的“酸”字一般指秀才士子，咬文嚼墨而却不太懂世情的腐儒行径，这位眼医明显是位青年士子。他沿街兜售眼药时，碰上这位市民，指着他的眼睛说其有病，结果由于不识时务，反被那人打了一顿棍子，此中调笑舞弄，配上他衣饰上的种种装饰，可能颇有舞趣。

　　另一帧绢画，画两人相对作揖。其所属行业、所演剧目不详，但从其外面草草穿着男子衣服，里面露出的本衣皆是小袖对襟旋袄，内束抹胸，下着钩鞋，巾露发鬓，耳有坠饰看，皆是女子装扮。她们装扮男子，甚为潦草，只是在女装外加些男子衣饰，以取象征。左方一人，幞头诨裹，旋袄外斜罩一件男式长衫，身后地上有扁担、竹笠，似扮演一农人或樵夫。值得注意的是他膝下套网般的那个绑腿，就是契丹服饰中的所谓“钓敦”的仿制品。民族矛盾尖锐的宋代，同时也增加了民族交往，契丹服饰的“钓敦”甚至成为宋代妇女的时髦装饰，这可说是极有趣的服饰文化现象。《宋史·舆服志五》载宋徽宗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曾下诏：“敢为契丹服若毡笠，钓敦之类者，以违御笔论。钓敦，今谓之袜裤，妇女之服也。”右方演员装扮更简，只在头上戴一顶罗帽以为男子象征，他腰后插有一扇，中裂为二，上有正楷“末色”二字，这是宋杂剧副末色专用道具。另外，他腰前似插着一棒状物，似为打击之用，与《眼药酸》图中市井老者所持之杖功用相似。宋杂剧中常与副末捉对者应是副净，副净是副末的击打对象，这两帧绢画中，副净位置的角色皆由女子扮演，而且不涂花脸，令人费解。从这幅画中的角色装扮看，这段表演可能是宋杂剧中的“散段”表演。两幅右方均有一套支架平面鼓，这幅鼓上还放有鼓箭、甩子。可见这种鼓在宋杂剧里是常用的乐器，与笛、拍板配合，既是瓦肆说唱伎艺和杂技的伴奏，又为宋杂剧吸收。元刻《事林广记》蹴鞠图中，就伴有架子平面鼓、笛、拍板三种乐器。此图上由四五个竹片系绳制作的“甩子”，却是宋杂剧文物中仅见之物。也许在这个“散段”之后还有说唱演出，或剧中人物扮演相应的角色之用？“甩子”今称“碎子”，至今是一些地方剧种和说唱艺术中的常用乐器。

　　宋杂剧的表演流传地域甚广，除了河南、山西等中原地区和开封、杭州这两宋京都有繁盛的演出外，西南边远地区亦甚为兴盛。这从四周环山的四川广元市郊发现的宋墓杂剧、大曲石刻形象，可得物证。1975年2月，位于广元市的072医院院址施工中，发现了一座修造于南宋宁宗嘉泰四年的石砌双室墓。墓门南向，西为女墓室，左右两侧壁石板浮雕《孝行故事图》。东方男墓室，两侧石板浮雕杂剧演出图，共四幅，每侧二图，雕于一块石板。图皆有直角边框，为长方形。

　　第一图雕二人，左一人裹直角幞头。腰系带，内着裤，以手绞袖向右一人作拱揖科；右一人正面曲肘折袖对左边人作或拒或应之舞姿，惜头部残损，着长袖衫，内着裤。对于这幅图像，有人说是《踏摇娘》之演出，有人认为不确。从四幅图对照看，还是杂剧的“艳段”为当。两人对舞作态，比起偃师县酒流沟水库宋墓砖雕上一人展图表演“艳段”的舞姿来，显然丰富多了。

　　第二图雕三人，为伴奏乐队。所执乐器有杖鼓一、筚篥一、教坊鼓一。乐队正在为杂剧演出伴奏。

　　第三图雕二人，皆平民装束，裹帕，身着圆领窄袖袍服，乘靴着裤，互相背坐于一大石之上。左一人以右手食、中二指背指另一人，右一人用右手握左脚，屈膝架在右腿上，另一人似愤懑科，右后阴线刻粗竹竿数株。这两人表情极为生动，坐姿中显出舞姿形态，正是戏曲舞蹈的特色，画面出现石、竹，当是剧情环境的描述。

　　第四图亦为两人，皆官人打扮，裹展角幞头，穿圆领大袖袍服，长及足，腰束带，每人双手持笏板，相向作敬揖科，显然这是官本杂剧的演出。

　　广元南宋杂剧石刻的发现，不仅证明了宋杂剧流传地域之广，而且舞姿的生动，背景且末的增加，都说明了宋杂剧舞蹈渐次丰富的情况。从这些绢画、砖石雕刻中，还可看出宋杂剧“散段”演出多为女艺人，特别是杂扮演出中，女艺人更占重要地位，这恐怕与宋大曲中多是女演员有关。《武林旧事》所记艺人名字，如眼里乔、笑靥儿、韵梅头、自来俏等，似皆为女艺人之名。两幅绢画的四个人物中，三个是女角扮演，也说明当时女艺人之盛。有名的女杂剧艺人丁都赛砖雕像的发现，也说明当时人们对女明星的喜爱之情。

　　一、诸宫调

　　诸宫调是一种古老的汉族民间艺术，属于中国北宋、金、元时期的一种大型说唱文学。是从变文和教坊大曲、杂曲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因集若干套不同宫调的曲子轮递歌唱而得名。诸宫调以说唱为主，又因为它用琵琶等乐器伴奏，故又称“弹词”或“弦索”。

　　诸宫调，由北宋神宗熙宁至哲宗元年间，泽州（今山西晋城）艺人孔三传来到文艺演出百花竞放的东京，最先创造了诸宫调。

　　诸宫调由韵文和散文两部分组成，演唱时采取歌唱和说白相间的方式，属叙事体，其中唱词有接近代言体的部分。诸宫调为后世戏曲音乐开辟了道路。宋代已用诸宫调的曲调来演唱宋杂剧了。至元代，其曲调对北方杂剧的形成却起了重要的影响，它的重要的艺术手段，都为元杂剧所吸收。它为中国汉族戏曲艺术的成熟奠定了基础。

　　产生背景

　　诸宫调是中国宋代一种说唱伎艺，因集若干套不同宫调的曲子轮递歌唱，故名。宫，是中国古代各种音阶中的第—级音，以宫作为音阶起点的曲子称为宫调。由多种宫调组合成—个完整的长曲，就是诸宫调。

　　诸宫调又称“话本”，像《西厢记诸宫调》卷一以“这本话儿”代指将要说唱的故事；120回本《水浒传》第51回写诸宫调演员白秀英的开场白：“今日秀英招牌上明写这这场话本，是一段风流缊藉的格范，唤作《豫章城双渐赶苏卿》”。这说明诸宫调与汉族民间说话是孪生的艺术种类。诸宫调作品出现的代言体虚实，与小说话本对人物声口的模拟，有着密切的关系。

　　诸宫调与前此的说唱、歌舞均有渊源关系。它继承了唐代变文韵散相间的体制，发展了以同一词调重复多遍并间以说白的鼓子词，以一诗一词交替演唱并与歌舞结合的“转踏”和集合若干同一宫调的曲调为一套曲的“唱赚”的结构。比起上述鼓子词、转踏和唱赚来，诸宫调篇幅更大，结构也更加宏传，可以表现更为复杂的内容。一方面，它既能象长篇叙事诗一样，使故事得到自由发展；另一方面，它的部分唱词又兼有代言体特征，能造成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效果。由于它交互使用具有不同宫调、声情的曲子，又为表达比较丰富的感情内容提供了条件。它是由说唱、歌舞到戏曲的演化过程中的过渡形式。

　　历史沿革

　　北宋：

　　诸宫调始于北宋。宋代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载熙宁元年间“泽州有孔三传者，首创诸宫调古传”。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有“说唱诸宫调，昨汴京有孔三传，编成传奇灵怪，入曲说唱”的记录。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记崇宁、大观以来“京瓦伎艺”有“孔三传耍秀才诸宫调”。诸宫调大约在宋金对峙期间已经成熟，并达到极高的水平。现存金中叶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可以说就是它的代表作品之一。

　　南宋：

　　至南宋时，《梦粱录》记载“说唱诸宫调……今杭城有女流熊保保及后辈女童皆效此，说唱亦精，于上鼓板无二也”。据《梦粱录》《武林旧事》《夷坚志》等书记载，南渡以后，当时在都城临安（今杭州）的诸宫调艺人知姓名者约6、7人。诸宫调传至南方以后，由于曲调腔谱的变化，产生了南诸宫调。如《永乐大典》中的戏文《张协状元》，有一段诸宫调曲词即是南诸宫调。同时，传入北方金邦的燕京等地，在音乐上也有一些变化。南宋时诸宫调相当流行，周密《武林旧事》卷六所载“诸色伎艺人”中，有“诸宫调传奇”一项，提到当时诸宫调演员有“高郎妇”等四人。同书卷十“官本杂剧段数”中有以诸宫调演唱的官本杂剧《诸宫调卦册儿》《诸宫调霸王》二种诸宫调在元代仍较流行。从元杂剧《诸宫调风月紫云亭》来看，宋末元初还有“冲州撞府”、四处流动“作场”演出的诸宫调班子在活动。元代夏庭芝《青楼集》中记载杂剧演员赵真真、杨玉娥、秦玉莲、秦小莲等曾唱诸宫调。但到元代末年,诸宫调逐渐趋向衰落。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七载：“金章宗时董解元所编《西厢记》，世代未远，尚罕有人能解之者”，诸宫调遂趋于衰落。

　　元明清：

　　元杂剧进入兴盛时期，诸宫调开始衰亡。久而久之，渐渐为人们所陌生。

　　明清两代，人们已不知诸宫调为何物，以至对《董西厢》的称呼纷纭杂乱。朱权称之为“北曲”（《太和正音谱》），胡应麟称之为“传奇”（《少室山房笔丛》），徐渭称之为“弹唱词”（《北本西厢记题记》），沈德符谓之“院本”（《顾曲杂言》），毛奇龄谓之“弹词”（《西河词话》），梁廷谓之“弦索”（《曲话》）。可见明清时人对诸宫调已茫然不知。诸宫调徒存其名，其实（作品实体）已被丢失。作品实体被丢失的原因主要在于诸宫调在元杂剧兴盛之后很快衰落下去，作品纷纷佚散。《董西厢》虽被完整地保存下来了，而由于钟嗣成的《录鬼簿》称之为“乐府”，以致后人不知它为诸宫调作品。虽然王伯成的《天宝遗事》为贾仲明的《录鬼簿续编》指明是诸宫调，但由于只残存曲辞，且已“曲化”，与《董西厢》这部“词体”诸宫调作品存在很大的差异。当人们以《天宝遗事》为参照时，很难将《董西厢》与诸宫调联系进来。又由于明清的学者所能见到的诸宫调作品只有这两部，无法探寻出诸宫调由“词体”向“曲体”进化的轨迹。因此，长期以来人们不知《董西厢》为何种艺术作品，只得胡乱揣猜，以至出现如此五花八门的称谓。

　　近代：

　　直到20世纪初，丢失的诸宫调实体才被找回。大学者王国维第一个发现《董西厢》就是诸宫调作品。他在1908年成书的《曲录》中仍将《董西厢》与《天宝遗事》并归于“传奇部”，直到1912年才考证《董西厢》为诸宫调作品:“此编（《董西厢》）之为诸宫调有三证:本书卷一《太平赚词》云:“俺平生情性好疏狂，疏狂的情性难拘束。一回家想么，诗魔多，爱选多情曲。比前贤乐府不中听，在诸宫调里却著数。”此开卷自叙作词缘起，而自云在诸宫调里，其证一也。元凌云翰《柘轩词》有《定风波》词赋《崔莺莺传》云:“翻残金旧日诸宫调本，才入时人听。”则金人所赋《西厢词》为诸宫调，其证二也。此书体例，求之古曲，无一相似。独元王伯成《天宝遗事》见于《雍熙乐府》《九宫大成》所选者大致相同。而元钟嗣成《录鬼簿》卷上于王伯成条下注云:“有《天宝遗事》诸宫调行于世。”王词既为诸宫调，则董词之为诸宫调无疑。

　　王国维的考证是有力的。不久，《刘知远诸宫调》和戏文《张协状元》先后被发现，证明了王国维的判断是正确的。丢失已久的诸宫调作品实体被重新找回，无疑是学术界一件重大的事情，王国维功不可没。从此词曲学界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诸宫调研究。王国维是这一领域的拓荒者，正如郑振铎在《宋金元诸宫调考》中所说:“诸宫调的研究，自当以王氏为开始。”

　　《刘知远诸宫调》是于1907年至1908年在新疆黑水古城发现的。郑振铎从向达那里获得一部手抄本，后又在赵斐云处见到原书的影片。1932年，郑振铎写成了《宋金元诸宫调考》，奠定了我国诸宫调研究的基础。此后，诸宫调这一艺术样式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注意。

　　首创人物

　　约在北宋神宗熙宁至哲宗元年间，山西晋城(时称泽州)艺人孔三传来到文艺演出百花竞放的东京，最先诸宫调以唱为主，宋人王灼《碧鸡漫志》记载，诸宫调为北宋熙宁至元祐年间泽州（今山西晋城）人孔三传首创，这是一种以调性变化（兼调高和调式两方面）丰富而得名的说唱音乐。它最早是在北宋都城东京(开封)创立的。创造了诸宫调。其表现形式有说有唱，以唱为主。说的部分为白话散文，唱的部分就是按不同宫调曲谱规格创作的韵文，音乐上吸收了前代乐曲及宋代民间小调的精华。伴奏可少可多，可以是一两件小乐器，也可以是由多种乐器组成的乐队。《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一书中列举的诸宫调著名演员，第一个就是孔三传，此外还有耍秀才。《都城纪胜》“瓦舍众伎”一节中清楚地说明了它的源处：“诸宫调本京师(开封)孔三传，编撰传奇灵怪，入曲说唱。”这一新颖活泼的文艺样式，不论是在瓦子勾栏，还是在达官贵人的府第，都很受欢迎。可惜当时的作品没有被流传下来。

　　诸宫调在宋都东京创立后，不但使整个宋代说唱曲艺艺术更加多姿多彩，而且影响波及到后世戏曲。元杂剧的形成直接受诸宫调影响，就是从现代戏曲和许多说唱结合的曲艺节目中，仍可以看到诸宫调的影子。

　　据宋代王灼著《碧鸡漫志》卷二记载：

　　“……兖州有孔三传者，首创诸宫调古传，士大夫皆能诵之”。既然“士大夫皆能诵之”，可见诸宫调这种说唱艺术在当时的文人阶层中非常流行。然而《中国古代音乐史稿》载：“《诸宫调》的编写者大都不是文人而是民间艺人”。无论诸宫调的创作者及欣赏者是何人，从现存的诸宫调都不难看出，它的歌词内容是较文人化的，它的措辞也非常典雅，与通俗、朴实、简洁的民歌歌词有着很大差别的。这种“雅”的特点也还是因为其乐曲来源——大曲、词调，大都是文人音乐的缘故。

　　虽然诸宫调这种说唱形式到明代已经衰落，正如《辍耕录》中所述，金章宗时董西厢虽世代未远，但罕有人能解之。话虽如此，诸宫调却为南北曲音乐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表演形式

　　诸宫调是宋金元时流行的说唱体文学形式之一，它取同一宫调的若干曲牌联成短套，首尾一韵，再用不同宫调的许多短套联成长篇，以说唱长篇故事，因此称为“诸宫调”或“诸般宫调”。又因为它用琵琶等乐器伴奏，故又称“弹词”或“弦索”。

　　诸宫调由韵文和散文两部分组成，演唱时采取歌唱和说白相间的方式，基本上属叙事体，其中唱词有接近代言体的部分。诸宫调将唐宋以来的大曲、词调、缠令、缠达、唱赚以及当时北方流行的汉族民间乐曲，按其声律高低归入各个不同的宫调，用以说唱故事。《东京梦华录》记载孔三传、耍秀才曾在京都汴梁（今开封）演唱。诸宫调每段曲词唱完后有较短的说白，以便另起宫调接唱下去。曲词可长可短，比较灵活；又可用一、二套曲子连续演唱长篇故事，容量极大，状物写景，绘声绘色，语言通俗生动，在艺术上超越了以往的各种说唱艺术，获得了人们的喜爱。

　　诸宫调其原始形式是由不同宫调（调高与调式）的隽曲联缀而成，各曲之间插有说白，例如南戏《张协状元》开头所插的诸宫调就用《凤时春》（南仙吕宫、《小重山》（南双调）、《浪淘沙》（南越调）、《卫思园》《遶池游》（南商调）等五个不同宫调的隽曲联成，各曲间也插有说白。以后它在发展中又不断吸收了其他歌曲艺术的新因素（如唱赚等），其曲式也不断得到丰富，例如《刘知远诸宫调》除用了不同宫调的集曲以外，还用了不同宫调的套曲。北宋末年是诸宫调的鼎盛期。诸宫调虽然产生于北方，随着宋朝南渡，也传到了南方，遂有南北诸宫调之分。南北诸宫调的区别主要是曲调腔谱的变化。据研究者的意见，南诸宫调伴奏乐器主要是笛子；北诸宫调则是琵琶和筝。《董解元西厢记》就是北诸宫调，所有又称为《弦索西厢》；南戏《张协状元》中有一段诸宫调曲词即是南诸宫调。现代诸宫调作品保存最为完整者为金人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残缺不全者为《刘知远诸宫调》。诸宫调的出现，为后世戏曲音乐开辟了道路。

　　套曲的形式有两种：一为同宫调的一个曲调重复二次或三次后接尾声，一为同宫调的若干个不同曲调接尾声成为缠令的形式，所以这种诸宫调已是一种由不同宫调的单曲与套曲联成的大型套曲了。

　　演唱方式

　　诸宫调与传统的说唱艺术一脉相承。

　　它的曲辞仍属唐宋词系统。它的说白受到说话的影响。它还吸收了鼓子词、大曲、宋杂剧、缠令、唱赚等伎艺的长处，以丰富自己的艺术体制。

　　诸宫调具有自己独特的音乐体制。从宫调和曲牌看，它上承宋词而下启南北曲。它的音乐单位的组合形式有种：一曲独用、一曲带尾和多曲带尾。它的演唱方式为一人表演到底，其伴奏乐器主要是打击乐器，如锣鼓、拍板、方响等。诸宫调曲调来自唐、宋词调，唐、宋大曲，宋代唱赚的缠令以及当时流行的其他俗曲。从今存的诸宫调作品中可以看出其曲式包含有：单个曲牌的只曲；由一支曲牌反复或多次反复再加上尾声而构成的短套形式；用属于同一宫调的若干曲牌联接而成的套曲形式。这几种曲式，视故事内容情节的需要，用不同的方式组织起来，并间以说白，以说唱长篇故事。随着宋室南迁，诸宫调传到南方。如元代无名氏作南戏《张协状元》（《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其戏文开始部分由末色所唱诸宫调一段就是实例之一。诸宫调所用的伴奏乐器，宋时主要用鼓、板、笛；金、元时，有加用弦乐器和其他打击乐器，因此后来的明、清人又称诸宫调为“弹词”或“弹唱词”。

　　诸宫调的演唱方式，据《梦粱录》记载，早期是用鼓、板、笛等伴奏的。诸宫调在宋代表演时，一般由讲唱者自己击鼓，另外由他人用笛、拍板等乐器伴奏（宋洪迈《夷坚》），有时也可以单用水盏伴奏。《水浒全传》第51回描写艺人白秀英演唱时，自击锣和拍板打拍，旁有琵琶或筝伴奏，已改用弦索乐器。诸宫调有说有唱，以唱为主。每段曲词唱完后，有较短的说白，以便另起宫调接唱下曲。每段曲词或用双曲，或用双曲带尾声，或连用同宫调的数曲带尾声，以组成套曲，个别处只用单曲演唱。由于每段曲词可长可短，比较灵活，可用一、二百套曲子连续演唱，便于说唱长篇故事，状物写景、刻画人物都能绘声绘色，加以语言通俗生动，每回书的结尾都留下悬念，很能吸引听众，在艺术上超越了以往的各种说唱艺术形式。

　　艺术特点

　　诸宫调是宋、金、元时期的集诸家之大成、由不同宫调构成的大型说唱形式。诸宫调名称的由来是因其使用了多种宫调，多曲联缀，且体制宏大，长于表现较为复杂的故事情节。可惜大部分诸宫调在传承过程中流失了，现今所能见到的“诸宫调”本子已经很少，连断章残篇在内只有宋代《刘智远诸宫调》、金人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等。后者简称“董《西厢》”，是目前保存最完整的作品，全部的文字和三分之一的乐谱现存于《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调》中。

　　今见《新定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校译》，董《西厢》均收录在北词部分。这应该与它吸取了当时的北方音乐不无关系。对这些现存的北词《西厢记》曲调简单分析之后，不难看出两点显著的特征：

　　第一，多为眼起腔式，即弱拍起唱。这是北方音乐所具备的显著特征之一。

　　第二，这些曲调较多的终止在羽音，属于羽终止群体音乐。为什么会较多地终止在羽音呢？这与曲调来源有关。诸宫调主要来自唐、宋大曲与词调的演变。众所周知，唐代是一个空前繁盛的朝代，当时的对外开放政策促进了与外界的文化交流。于是，蒙古乐、西域乐、印度乐等都相继传入，从而促进了唐代音乐的蓬勃发展。在我们所接触的民间音乐中，汉族以外的兄弟民族及外来音乐大都以羽群体音乐最具特色，因此诸宫调突出的羽调式特点很可能就是在唐朝中国各民族音乐与外来音乐大融合之后的产物。可见，诸宫调的这两点音乐特征和它的曲调来源是有着密切关联的。

　　代表作品

　　今存诸宫调有12世纪初金无名氏的《刘知远诸宫调》，演述五代时后汉高祖刘知远发迹变泰的故事。全文共12则，今存不足5则。金章宗时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见《董解元西厢记》)，是迄今唯一保存完整的诸宫调作品。上述二种诸宫调,在创作时间上与两宋相值,所用宫调亦与宋教坊所用比较接近，表现了前期诸宫调在音乐上与宋代伎乐的承继关系。另外,元杂剧作家王伯成有《天宝遗事诸宫调》，以李隆基、杨玉环的故事为题材。今存54套曲及零星支曲,见于《雍熙乐府》《九宫大成谱》《太和正音谱》和《北词广正谱》中。《天宝遗事诸宫调》所用宫调、曲调以及曲子的联套方式（包括套曲长短和曲调的配合）均与元曲接近，说明了诸宫调到元代在音乐上的发展变化以及与元曲的互相影响。从现存资料看，诸宫调在北方，特别在金朝，曾有过长足的发展。宋、金诸宫调的内容颇为丰富。元人杨立斋套数〔般涉调·哨遍〕中载:“张五牛商正叔编双渐小卿”。《西厢记诸宫调》曲文中提到《崔韬逢雌虎》《郑子遇妖狐》《井底引银瓶》《双女夺夫》《离魂倩女》《谒浆崔护》《柳毅传书》等。元杂剧《诸宫调风月紫云亭》中提及《三国志》《五代史》《七国志》《六臂哪吒》等，可以看出诸宫调内容涉及烟粉、灵怪、朴刀、杆棒、神话历史等内容，题材相当广泛。

　　诸宫调的文学意义是十分明显的。它的题材大致可分三类：历史题材、爱情、题材和家庭婚姻题材。其中有些题材对后世的戏剧、小说具有开启作用。诸宫调具有通俗文学的艺术特性，表现为语言的通俗化、思想内容的世俗化和审美趣味的大众化。诸宫调作用所表现的主题，对后代影响较大，具有深远的文学史意义。

　　刘知远

　　《刘知远诸宫调》不知撰人，仅存残本。原书共有12卷，现只剩下一头一尾，共计5卷。作品叙述刘知远发及其与妻子李三娘悲欢离合的故事。其具体情节、细节与《五代史平话》及南戏《白兔记》，均互有出入。语言质朴，文句时有错讹，当非文人手笔。

　　天宝遗事

　　《天宝遗事诸宫调》，元王伯成撰。原作已经失传。今存辑佚本，共60套，只有曲词，没有说白。作品叙述天宝年间李隆基与杨玉环的爱情故事以及“安史之乱”所导致的二人的生死离别；其间有对李、杨悲剧命运的同情，亦有对杨玉环、安禄山“私情暗通”的谴责，还含有对“玄宗无道”的批判，思想内容较为复杂。其文辞则以典雅流畅见长。

　　西厢记

　　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又称为《西厢记弹词》或《弦索西厢》，通称《董西厢》。《董西厢》是今存宋金时期唯一完整的全本，也是中国文学中最长的韵文作品之一，堪称一部爱情的史诗，代表了宋金时代说唱文学的最高水平。同时，它也是王实甫《西厢记》以前写崔莺莺与张生爱情故事的最完美的作品。董解元的生平事迹无可考。据《录鬼》和《辍耕录》的记载，知道他大约生活于金代中叶金章宗时期（1190—1208）。“解元”是金、元时期对读书人的敬称，而非乡试头名的“解元”。他是一个接近下层社会的知识分子，生性放荡不羁，视礼教如粪土，他文学修养深厚，对唐代传奇、宋代词和民间诸宫调了若指掌。《董西厢》的题材来源于唐元稹的小说《会真记》（又名《莺莺传》）。原作是一个男子负心，怒乱终弃，给女子带来侮辱伤害的悲剧。《董西厢》结构宏伟，情节富于变化，它把原作不足三千字的传奇改为五多字的说唱文学作品，扩充为包含十四种宫调的一百九十三套组曲的有说有唱的长篇，它彻底改变了故事结局，把一出始乱终弃的悲剧改成了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纠正了原作认为莺莺是“尤物”和称许张生始乱终弃的行径为“善补过”的封建观念。并增添了佛殿奇逢、月下联吟、闹道场、张生害相思、莺莺问病、长亭送别、村店惊梦等许多情节。同时，莺莺、张生、红娘、老夫人等人物形象也立体丰满了起来，不再单一刻板。因为这许多改动，崔张的故事在传奇性之外，又多了反封建这一主题。

　　《董西厢》描写了书生张珙和相国千金崔莺莺之间曲折感人的爱情故事。书生张珙上朝应试赶考，途经普救寺，遇上了前来为亡父追荐的相国千金。二人一见钟情。但是，莺莺已有婚约在身，被许配给了表兄郑恒。叛军孙飞虎率部包围寺院，提出娶莺莺为妻的无理要求。张珙挺身而出，下书白马将军解围。崔母原答应能退兵者可以娶莺莺，但事后又后悔，不愿将女儿嫁给又穷又没势力的张珙。莺莺对其母甚为不满，愤怒反抗。在聪明机智的婢女红娘的帮助下，张珙与莺莺终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勇敢地走到了一起。崔母发现二人的私情后，逼着张珙上京赶考，不取得功名就不能回来见莺莺。两个有情人挥泪洒别，张珙到京考试，一举及第，衣锦荣归，终于与崔莺莺团圆，有情人终成眷属。全书以崔、张两人同老夫人的矛盾为主线，交错描写男女主人公的方式表现他们之间的爱情纠葛和性格发展，同时巧妙地穿插其他人的活动，使故事发展丝丝入扣。尤其在故事紧要关口，故意盘马弯弓，迟回不发，惯用“忽来红娘”“蓦地出聪”的转换写法，在山穷水尽之际，别出一段烟波。张生和崔莺莺是作者饱蘸赞美之笔塑造出来的爱情形象。在《董西厢》里，崔莺莺不再是受尽委屈而只能寄哀婉于尺牍诗柬的柔弱人物，她的自许婚事和大胆私奔都相当大胆，作者着力表现了她的勇敢抗争和大胆追求。同时，细腻生动地揭示了她的个性特征。而张生则再也不是那个始乱终弃的薄幸郎，他是个志诚专一天真可爱的清贫书生。他想方设法接近莺莺，赁居西厢，借故搭斋，月下吟诗，大有锲而不舍的劲头。他一介书生，却想追求相府的小姐，门不当户不对，又无媒妁之言，这种明知不可为而偏要为之的执着表现了张生“狂”且“呆”的性格。而红娘在《董西厢》里却成为一个活跃人物。这个下层奴婢热心地为崔张奔走，勇敢机智地向老夫人斗争。她身上充分体现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幽默和斗争精神。她出于成人之美的高尚品德，出于对老夫人食言的正义抵制，对崔张爱情由冷眼旁观转而热情赞助。她是作品中对封建家长制最有冲决力量的主要形象。作为封建礼教和包办婚姻的代表，老夫人这个人物也相当真实可信。她用封建传统思想来爱护女儿，却给女儿带来禁锢，她处处替女儿打算，却阻碍了她的幸福，她信奉礼教，但彻底败在充满青春活力的爱情手下。她的失败在所难免。在我国文学史上，《董西厢》是第一部把自由爱情当作主题并细致曲折地写出了它的全过程的成功之作，千百年来，一直是青年男女追求自由爱情的赞歌。

　　它的文学成就也很高。董词善于叙述，无论景物点染，气氛烘托还是情节发展都挥洒自如。作者还善于提炼民间活泼生动的口语，吸收古典诗词里的句法和词汇，写成朴素而流畅的曲词。《董西厢》问世后，影响巨大，它所开创的青年男女幽期密约，反抗封建家长，最后大团圆的结局，被后人多次重复创作使用。许多优秀作家如汤显祖、曹雪芹等都从中吸取养料，后代出现的才子佳人小说创作也受它的启发。这种巨大影响，给封建统治者造成了恐怖。明清两代的卫道士都诬之为“诲淫”之作而一再加以禁毁。

　　影响价值

　　诸宫调，为后世戏曲音乐开辟了道路。宋《武林旧事·官本杂剧段数》载有《诸宫调霸王》《诸宫调卦册儿》2目，可见当时已用诸宫调的曲调来演唱宋杂剧了。至元代，说唱诸宫调虽已渐趋衰落，但其曲调对北方杂剧的形成却起了重要的影响，它的重要的艺术手段，都为元杂剧所吸收。元杂剧的分为旦本、末本，一本由一个角色主唱到底，套曲的组织方式，以及多用叙述的手法描写战争场面等，都直接受到诸宫调的影响。它为中国戏曲艺术的成熟奠定了基础。

　　由于诸宫调是一门民间艺术——市井伎艺，它很少见诸文献典籍之中。尽管王灼在《碧鸡漫志》卷二中说，“泽州孔三传者，首创诸宫调古传，士大夫皆能诵之”，但在士大夫文人笔下已不能见到有关孔三传这位诸宫调创始者的详细资料。这是十分遗憾的事。然而，诸宫调在中国文学史、戏剧史上的地位是无论如何也忽略不了的，它的承前启后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透过诸宫调，可以发现词向曲嬗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可以看到南北曲的艺术渊源和形成过程，可以认识中国古代音乐体系在宋金元时期的发展和变化。因此，研究诸宫调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二、金院本

　　院本，是宋杂剧在宋、金南北分治之后，保留在北方并得到发展的舞台艺术，其内容、形式、脚色以及“务在滑稽”、唱念应对通“遍”的艺术特点，也与宋杂剧一脉相承。

　　形成

　　两宋戏剧，均谓之“杂剧”，至金而始有“院本”之名。

　　北宋末年，金兵侵入汴京，徽宗赵佶和他的儿子钦宗赵桓都做了俘虏。赵佶的第八个儿子康王赵构在临安(今杭州)登基，建立南宋，以淮河为界与金人讲和，开始了南宋和金国对峙的局面。宋杂剧在北方金国直接发展为一种供“行院”(指妓院或民间演出组织)演出的院本。

　　价值

　　王国维在《戏曲考源》开篇就指出：“戏曲一体，崛起于金元之间”，明确指出戏曲起源于金元杂剧。在金中都时期，金院本作为古代戏曲文化达到空前鼎盛，为中国传统戏曲文化奠定了基石。

　　金院本为元杂剧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主要表现在：①元杂剧继承了金院本戏台的演出形式，由上、下场门出入，确定了中国戏曲独有的上下场的连场形式。②在金院本脚色分行基础上，扩充为旦、末、外、净、杂。

　　中国古代戏曲的发展有两条主要线索，一是从西周末年的俳优滑稽表演到西汉百戏中的角抵戏，再到唐代的参军戏，故事表演日渐丰富，逐渐成为戏剧的主体。另一条是由原始歌舞到隋朝“九部乐”的制定，再到唐代代面、钵头、踏摇娘等歌舞戏的演出，民间歌舞艺术获得极大的发展，为戏曲官调、曲牌、声韵的成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宋代是戏曲发展的关键时期。宋代在参军戏的基础上，吸收融合历代歌舞艺术和民间说话、讲唱、影戏、杂扮等技艺的成就，对滑稽故事表演和歌舞戏两条线索兼收并蓄、融会贯通，产生了宋杂剧、金诸宫调、金院本以及戏文等新的文学形式。到了元代，在金院本和宋杂剧的基础上，元杂剧具备了成熟戏曲的诸种因素，形成了前景壮观的发展势头。元代是我国戏曲繁荣兴盛的时期。元代戏曲主要分为杂剧和南戏两大类，二者各有自己的发展轨迹。由于南戏在元代前期处于发展的薄弱阶段，还不能与杂剧一争高下，所以代表元代最高文学成就的是元杂剧。明清两代，在通俗白话小说获得长足发展、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明清传奇也迎来了古代戏曲史上的第二个高峰。戏曲到明清两代分为杂剧和传奇两大类。到清中叶乾隆年间，传奇被地方戏取代。

　　摘自《中华活页文选》

　　元杂剧又称北杂剧，是元代用北曲演唱的汉族戏曲形式。形成于宋末，繁盛于元大德年间（13世纪后半期-14世纪）。主要代表作家有，关汉卿、郑光祖、马致远、白朴等。主要代表作有，《窦娥冤》《汉宫秋》《倩女离魂》《梧桐雨》等。其内容主要以揭露社会黑暗，反映人民疾苦为主，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主线明确，人物鲜明。其结构上最显著的特色是，四折一楔子和“一人主唱”。杂剧角色分为旦、末、净、杂。旦包括正旦、外旦、小旦、大旦、老旦、搽旦。正旦：歌唱的主要女演员。外旦、贴旦次要女演员。末包括正末、小末、冲末、副末。正末是歌唱的主要男演员，外末、副末是次要的男演员。冲末是首次上场的男演员。净是地位低下的喜剧性人物。杂是除以上三类外的演员。有孤（当官）、驾（皇帝）、卜儿（老妇人）、徕儿（小厮）、细酸（读书人）等。主唱元杂剧一般是一人主唱或男、女主角唱，主唱的角色不是正末，就是正旦，正旦主唱称旦本，如《窦娥冤》窦娥主唱。正末主唱的称为末本，如《汉宫秋》，汉元帝主唱。一般来说，一剧中一人主唱到底，这是通例。但也有少数剧本，随着剧情的发展，人物也有所变化。如《赚蒯通》，第一折正末扮张良，二、三、四折正末扮蒯通。这就出现了主唱人物的变换。

　　简介

　　元杂剧的形成是中国历史上各种表演艺术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时代的产物。元杂剧又称北杂剧、北曲、元曲。元杂剧是在金院本和诸宫调的直接影响之下，融合各种表演艺术形式而成的一种完整的戏剧形式。并在唐宋以来话本、词曲、讲唱文学的基础上创造了成熟的文学剧本。这比之以滑稽取笑为主的参军戏或宋杂剧可说已起了质的变化。作为一种成熟的戏剧，元杂剧在内容上不仅丰富了久已在汉族民间传唱的故事，而且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最喜爱的文艺形式之一。

　　金灭北宋、元灭金的过程，同时是北方人民反抗女真贵族、蒙古贵族的过程。人民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艰苦斗争，要求有战斗性和群众性较强的文艺形式加以表现；而构成戏曲艺术的各种因素到这时已经过长期的酝酿而融为一体。这样，元杂剧就在金院本和说唱诸宫调的基础上，由于现实的要求、群众的爱好，大大扩大了题材和内容，展开了中国戏曲史上辉煌灿烂的一页。在元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文人也发生分化。特别是元初，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又没有恢复科举制度，中下层文人的仕进道路大大缩小了，生活跟着下降。除了少数依附元朝统治者的官僚外，大多数文人和广大人民同样受到残酷的迫害，因此，他们和人民的关系比较密切。部分文人和汉族民间艺人结合，组成书会。他们一方面学习汉族民间艺术的成就，同时又把自己的才能贡献给杂剧的创作。书会的组织，汉族民间艺人和文人的合作对元杂剧的兴盛起了推进的作用。宋金元城市经济的发展为杂剧的兴盛准备了充裕的物质条件。适应统治阶级宴乐和广大市民的文化要求。同时，在农村也常常开展戏曲活动，晋南地区现存的舞台、壁画便是很好的证明(注：元代戏台在晋南普遍存在，现已初步鉴定了晋南的襄汾、临汾、洪洞、新绛、翼城等地的元代戏台八处。又山西洪赵县明应王庙内的元代杂剧演出壁画，帐额上端题作“大行散乐忠都秀在此作场”)。节日、庙会是农村的演出日，一些著名演员也经常到各地作场。这样就保持了戏曲在发展过程中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

　　此外，元朝的疆域广大，交通发达，密切了国际和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特别是北方诸民族乐曲的传播，对杂剧的兴盛也有一定的作用。元代的戏曲艺术称元杂剧。元杂剧的“唱”“云”“科”是它的艺术表演手段。三者之中的“科”，主要是做工，包括表情、舞蹈和武功。其中舞蹈有插入性的，如《铁拐李度金童玉女》第4折：“可看俺八仙舞一回你看（八仙上，歌舞科）。”此外，《刘玄德醉起黄鹤楼》中用了汉族民间舞队舞《村田乐》，《追韩信》中用了跑竹马等。元杂剧中这种插入性舞蹈还有《唐明皇秋夜梧桐雨》中安禄山的《胡旋》舞和杨贵妃的《霓裳羽衣》舞等。元杂剧中的武功技巧，也包含着许多舞蹈因素，如各种器械舞、对打、翻跟斗、扑旗踏跷等。另有一些剧如《小尉迟》中有“做调阵子科”、《马陵道》中有“卒子摆阵科”，这是一种队形舞蹈。元杂剧中其他做工，逐渐演变为程式化的舞蹈动作，用以表现人物情态，如《拜月亭》中的“正旦做害羞科”，“正旦做慌折惨打悲的科”等。当时的杂剧艺人，还给一些技巧性的舞蹈动作起了名字，如“扑红旗”“拖白练”“踏跷”等。

　　中国古代的宗教舞蹈，主要是巫教、道教和佛教舞蹈。巫教和道教是中国固有的宗教，自东汉以来，由印度传入的佛教大兴，至南北朝以及隋唐五代一直不衰。东汉桓帝等，祠佛“做倡乐，以求福祥”；北魏洛阳的景乐寺，设女乐，“歌声绕梁、舞袖徐转”；南朝梁武帝制“善哉”“大乐”等，名为正乐，是宣传佛法的。唐代十部乐之一的《西凉乐》中，有《于阗佛曲》，宋代宫廷队舞中有菩萨献香花队，也都是宣扬佛教的乐舞。元代以信仰萨满教（巫教）和喇嘛教（佛教）为主，在元朝的宫廷队舞充满了宗教迷信色彩。元代宫廷队舞，共分4队，元旦用《乐音王队》，天寿节用《寿星队》，朝会用《礼乐队》，宣扬佛法用《说法队》。每队分10个小队。在《乐音王队》的10个小队中，引队是乐队，有两个妇女队，一奏长春柳之曲，一执特丹花舞，在第10小队中还有妇女作花鞚稍子鼓舞，其余都是男子队舞，扮成神鬼相。在《说法队》中还有扮成八大金刚相的舞蹈。此外，还有《宝盖舞》《日月扇舞》《幢舞》《伞盖舞》《金翅鹏舞》，都是具有宗教色彩的舞蹈。元朝最著名的赞佛舞蹈，是元顺帝时创制的《十六天魔舞》，名为赞佛，实为娱人，在宫中演出时只有受过秘戒的宦官才准观看，并严禁汉族民间演出。

　　产生的条件

　　元杂剧的兴起和繁荣有多种条件和因素：前代各种戏曲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杂剧形式上的各种借鉴，众多文人参预戏剧活动促进了剧本创作的繁荣，很多著名演员的出现也有助于杂剧的兴盛。当时戏剧演出的广泛，上自宫廷，下至平民社会，观赏戏剧演出成为一种娱乐习惯，演出的商业化带来的竞争性，也是杂剧兴盛的原因之一。而从文学剧本方面说，主要的一个因素是涌现了一些和人民保持密切联系的新型作家。他们有的是“书会才人”，有的是“职业演员”，更多的是怀才不遇或充任下级官吏的文人。这种身份和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的作品能够真实地反映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和生活愿望，也决定了作品的艺术成就的普遍提高。

　　兴盛的原因

　　一、戏曲兴盛的基本前提

　　1．城市城市经济的发展为元杂剧的兴盛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条件。南北各大城市都出现了各种伎艺集中演出的勾栏瓦肆，特别是作为都城的开封、大都、杭州等地更为繁盛。

　　2．观众统治阶级和广大市民的文化要求。元朝的贵族对歌舞、戏曲的爱好，有不少文献记载。

　　二、元杂剧兴盛原因的几种说法

　　作为元一代文学的代表，元杂剧在当时十分繁荣，从而使它在文学史上获得了和唐诗、宋词并称的地位。后人对其繁荣的说法不一。明沈德潜《万历野获编》和臧懋循《元曲选序》认为元代以词曲取士是元杂剧发达的原因。李开先说是元朝政治衰微，文人沉下僚的结果。王国维则把之归于元初科举之废。孙楷第的认识就全面了一些。他认为元宫廷特尚杂剧，时人之爱好，书会才人与俳优密切合作。

　　三、元杂剧兴盛的三大原因

　　1．艺术原因：各种戏曲艺术的积累和发展元杂剧是在金院本和诸宫调的直接影响之下，融合了各种表演艺术形式而成的一种完整的戏剧艺术。并在唐宋以来话本、词曲、讲唱文学的基础上创造的成熟的文学剧本。传奇小说、话本小说等为戏曲准备了故事内容，并且提供了为人民所熟知的人物形象；说唱诸宫调的乐曲组织和曲白结合形式直接影响了戏曲的体制；各种队舞使戏曲的舞蹈身段和扮相更加美化；傀儡戏、影戏也给吸取的舞蹈动作和脸谱以影响。它们的发展使戏曲表演艺术渐趋成熟，同时也为产生优秀的文学剧本准备了条件。

　　2．政治原因：元政府的文化政策汉族的知识分子在当时倍受歧视。“门第卑微”“职位不振”促使一部分人从事戏曲活动。

　　3．经济原因：城市的畸形发展。发展阶段元杂剧的发展可分为三期：初期，自蒙古灭金至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三十一年（1234—1294）。中期，自元成宗铁穆耳元贞元年至元文宗图帖睦尔至顺三年（1295—1332）。晚期，元顺帝帖睦尔统治时期（1333—1368）。初、中、晚三期，杂剧创作在地域上的变化，在内容和艺术表现上各自的特点。元代杂剧创作主体的分析。对元杂剧创作影响最大的两类作家。关汉卿，元代浪子文人的代表。

　　历史演变

　　元代杂剧是在前代戏曲艺术宋杂剧和金院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戏剧样式。它的最初出现大致是在金末元初，其间它经历了从不完备到完备的发展过程。杂剧体制的完备、成熟并开始兴盛起来是在蒙古王朝称元以后。到了成宗元贞、大德年间，杂剧的创作和演出进入鼎盛时期。杂剧最初流行于北方，以大都（今北京）为中心，遍布河南、河北。受方言的影响，它有不同的声腔流派，魏良辅《南词引正》说杂剧声腔有中州调、冀州调和小冀州调。这种北方声腔的剧种，很快流行于全国。元人夏庭芝撰著的《青楼集》记述了元代140多个著名戏曲演员（其中男演员30多人）的活动事。《青楼集》成书于至正十五年（1355），后又有增订，其时距元亡不远。它的记述说明元代的杂剧演出由北方发展到南方，遍布各地。

　　后杂剧开始南移，当时在江南溧阳作官的元淮就有诗咏及马致远《汉宫秋》和白朴《梧桐雨》等剧本，这时距元贞元年只有四、五年，而到元贞、大德年间，杂剧已是“举世行”，关汉卿、白朴等人的作品也已是“天下流行”了。元杂剧繁荣的过程中，出现了众多的作家和作品。在元代的各类文学作品中，杂剧作品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最为广泛。在元代各类文学作品中，也只有杂剧作品取得的成就最高。元代杂剧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比以前的文学较广泛而深入，尤其突出的是一些社会地位低下的普通人民普遍地被写入作品，乃至成为主要的正面人物形象，扩充和提高了宋代话本在这方面开拓的新领域。

　　元杂剧的很多作品抨击封建统治阶级的官僚、豪绅以及他们的帮凶、爪牙对普通人民的迫害和剥削，同时歌颂普通人民对封建统治集团所进行的各种形式的反抗。其中杰出的作品如关汉卿的《窦娥冤》，通过受冤屈的窦娥形象控诉被认为是世界的主宰——皇天后土：“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更是表达了十分强烈的反抗精神。元杂剧是一种包含有“唱”“念”“做”的戏剧样式，它的剧本描写人物故事则主要通过歌唱和念白。一些优秀剧本的唱词都在不同程度上呈现出诗剧的色彩。念白部分由于受唐、宋以来的戏剧传统的影响，常有插科打诨，颇富幽默趣味。元杂剧也经历了自盛而衰的过程，大体同这个过程相当，杂剧作家的创作活动，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约为元世祖至元初至成宗大德末年。这是人才辈出、作品争奇斗妍、各竞异彩的繁荣时期。除了关汉卿、王实甫和白朴、马致远这几位著名作家外，还有高文秀、纪君祥、杨显之、石君宝、尚仲贤、李好古、李文蔚等。其中活动年代较早的作家是关汉卿、白朴、石君宝、李文蔚、杨显之等。后期约自武宗至大年间至元末。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作家虽还不断出现，作品也产生不少，并且其中郑光祖、宫天挺等人的作品还有一些特色，但总的成就远不及前期。大致从英宗正统年间以后，就明显地呈现衰微状况。这一时期还有一个特点是创作中心由大都移向临安（今杭州）。

　　到了明代中叶以后，杂剧的演唱逐渐失传，顾起元《客座赘语》中说：“南都万历以前，公侯与缙绅及富家，凡有宴会、小集多用散乐，或三四人或多人唱大套北曲”；“若大席，则用教坊打院本（即演杂剧），乃北曲大四套者”；“后乃变为南唱……大会则用南戏。”据明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在万历以前杂剧演唱已经罕见，他于嘉靖末年聘请当时唯一精通北曲的老艺人顿仁教授女伶唱元杂剧；还记顿仁说：“此等词（指杂剧）并无人问及。”到了清代乾隆末年，叶堂《纳书楹曲谱》所收的可唱的元人杂剧（包括元明之际的作品）计有15种。这15种杂剧大抵每种只能唱一、二折，能够演出的更少。在能演出的折数中，以关汉卿的《单刀会》第三折（“训子”）和第四折（“单刀”）最为流行。但戏曲史家认为《纳书楹曲谱》所记乐谱（工尺谱）已非元杂剧原来唱法，而是所谓“元曲昆唱”。在元杂剧演唱方法失传或基本失传的同时，剧本也大量地散佚了，但流传下来的仍有不少。有关杂剧作家、作品的著录，自元末就开始。钟嗣成《录鬼簿》著录作家152人，作品450余种。贾仲明《录鬼簿续编》补充著录元明之际的作家71人，作品156种。到了明初，杂剧剧本还保留很多，李开先《闲居集？张小山小令后序》记载：“洪武初年，亲王之国，必以词曲一千七百本赐之”。从现存元杂剧中不少来自明代“御戏监本”和“内府本”这一迹象来看，李开先说法或许有所根据，而“一千七百本”中当有大量杂剧剧本。洪武时候的一位“亲王”，朱元璋的儿子朱权著《太和正音谱》，就著录了元代以及元明之际杂剧作家191人，作品560余种。李开先还说他藏有杂剧千余种。自那时以来，大量散佚，今存作品约计只有李开先所藏的四分之一。由于文献资料的缺少和鉴别作品的困难，

　　元杂剧具有完整、严密的结构体制

　　一、“四折一楔子”是元杂剧最常见的剧本结构形式，合为一本，每个剧本一般由四折戏组成，有时再加一个楔子，演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少数作品也有一本分为五折或六折的，还有用两个楔子的。通常一本就是一部戏，个别情节过长的戏，可写成多本，如王实甫《西厢记》共五本二十一折，杨景贤《西游记》六本二十四折，每本戏仍是四折。这很像后世的连台本戏或连续剧。一本戏限定由男主角（正末）或女主角（正旦）一个人歌唱，其他配角一般都只能道白不能唱。由男主角主唱的叫末本戏，女主角主唱的叫旦本戏。

　　所谓的“折”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幕”，首先是剧本情节的一个自然段落（又说是全剧矛盾冲突的自然段落），可以是一场（一个固定场景）戏，也可以包含多个场次；另外又是剧曲音乐组织的一个单元。四折即是开端、发展、高潮、结尾四个阶段，每折由一个有严格程序的套数构成。元杂剧在四折戏外，为了交代情节或贯穿线索，往往在全剧之首或折与折之间，加上一小段独立的戏，称为“楔子”。安排在第一折之前的，称为开场楔子；置于在各折之间的，称为过场楔子。楔子本义是木器榫合处为弥缝填裂而楔入的小木片，在元杂剧中它所起的是绵密针线或承前启后的作用。一本四折的形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如《赵氏孤儿》五折，《秋千记》六折，《西厢记》五本二十一折，杨景贤的《西游记》六本二十四折。此外在剧本的开头或结尾，还有“题目正名”就是用两句话或者四句话，标明剧情提要，确定剧本名称。如《窦娥冤》的题目正名为两句：“秉鉴持衡廉访法，感天动地窦娥冤”。

　　二、音乐曲调方面元杂剧以北方音乐为基础，因此有别称“北杂剧”，采用的是北曲联套的形式。每一折用一个套曲，每一个套曲一般都连缀同一宫调的若干支曲牌组成。每折一个套曲，常见的是第一折用仙吕，第二折用南吕，第三折用中吕，第四折用双调。少数剧本的各折，也有使用其他宫调的。在每一宫调之内，各有数十支曲牌。曲词就是按曲牌填写，一折之中的每支曲牌都压同一韵脚，不可换韵。有时又有向其它宫调借用一支或几支曲牌的情况，称为借宫。

　　三、杂剧角色分为旦、末、净、杂。旦包括正旦、外旦、小旦、大旦、老旦、搽旦。正旦：歌唱的主要女演员。外旦、贴旦次要女演员。末包括正末、小末、冲末、副末。正末是歌唱的主要男演员，外末、副末是次要的男演员。冲末是首次上场的男演员。净是地位低下的喜剧性人物。杂是除以上三类外的演员。有孤（当官）、驾（皇帝）、卜儿（老妇人）、徕儿（小厮）、细酸（读书人）等。

　　四、主唱元杂剧一般是一人主唱或男、女主角唱，主唱的角色不是正末，就是正旦，正旦主唱称旦本，如《窦娥冤》窦娥主唱。正末主唱的称为末本，如《汉宫秋》，汉元帝主唱。一般来说，一剧中一人主唱到底，这是通例。但也有少数剧本，随着剧情的发展，人物也有所变化。如《赚蒯通》，第一折正末扮张良，二、三、四折正末扮蒯通。这就出现了主唱人物的变换。

　　五、宾白在后世的戏曲中也叫道白或说白，前人对元杂剧的宾白大致有两种解释：徐渭《南词叙录》：“唱为主，白为宾，故曰宾白，言其明白易晓也。”单宇《菊坡丛话》：“北曲中有全宾全白。两人对说曰宾，一人自说曰白。”后者从训诂角度说明可能更准确些。它是曲词外演员说的话、包括人物的对白和独白，由白话和部分韵语组成，又称韵白和散白。对白与话剧的对话相似，独白兼有叙述的性质，在情节的发展和人物的塑造上起着重要的作用。

　　六、科介也称科范、科、介，指唱、白以外的动作，元杂剧中指示人物动作和表情的术语。一般来说，元杂剧剧本中的科表示四个方面的意思。一是人物一般的动作，如《汉宫秋》第一折写王嫱迎接汉元帝，注明“趋接科”二是表示人物的表情，一折毛延寿定计，注明“做忖科”三是表示武打动作，高文秀《襄阳会》四折“四将做混战科”四是指剧中穿插的歌舞动作。《梧桐雨》二折玉环舞蹈，“正旦做舞科”有时也表示剧中的舞台效果。《汉宫秋》“雁叫科”。

　　1．朱权《太和正音谱》的分类法他把元杂剧分为十二科：“一曰神仙道化；二曰隐居乐道（又曰林泉丘壑）；三曰披袍秉（也称君臣杂剧）；四曰忠臣烈士；五曰孝义廉节；六曰叱奸骂谗；七曰逐臣孤子；八曰钹刀赶棒（又名脱膊杂剧）；九曰风花雪月；十曰悲欢离合；十一曰烟花粉黛（也称花旦杂剧）；十二曰神头鬼面（即神佛杂剧）。分的太细，甚至有重叠的部分。

　　2．一般从体裁上分为悲剧、喜剧；从题材上分为公案戏、历史戏、爱情戏、社会戏、神话戏。四大悲剧：《窦娥冤》《梧桐雨》《赵氏孤儿》《汉宫秋》四大爱情剧：《西厢记》《墙头马上》《拜月亭》《倩女离魂》。

　　流传情况

　　成书于元文宗至顺元年的钟嗣成《录鬼簿》中记载的元代后期剧作家也大多活动于南方，这都说明杂剧最后发展成了全国性的剧种。杂剧开始南移当是在南宋王朝灭亡、元王朝统一全国以后。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八年，即宋亡以后的11年左右。

　　现存元杂剧的各种总集和选集，比较重要的有如下几种：①元刊《古今杂剧》30种。②《改定元贤传奇》，明李开先校订。③《古名家杂剧》，明陈与郊编刊。其中有部分明人作品。④《古今杂剧选》，明息机子编。其中有部分明初作品。⑤《元人杂剧选》，明顾曲斋编。其中有部分明人作品。⑥《元曲选》，明臧懋循编。其中有少量明人作品。⑦《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明赵琦美等录校。其中有部分明人作品。⑧《古今名剧合选》（包括《柳枝集》和《酹江集》），明代孟称舜编。其中有部分明人作品。近代刊本比较重要的有：①1941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刊行的王季烈编校《孤本元明杂剧》144种。所谓“孤本”，是指《元曲选》以外罕见流传的元明作品。②1953年古籍刊行社的《古本戏曲丛刊》初集以及稍后刊行的四集，都有元杂剧影印本。其中一部分是《元曲选》未收的，一部分是和《元曲选》版本不同的。③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隋树森编《元曲选外编》，收录了编者认为《元曲选》以外的元代杂剧62种。

　　文学地位

　　在元代的各类文学作品中，杂剧作品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最为广泛。元人胡□□在《送宋氏序》中这样来说明当时杂剧内容的广泛和题材的多样：“上则朝廷君臣政治之得失，下则闾里市井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厚薄，以至医药卜筮释道商贾之人情物性，殊方异域风俗语言之不同，无一物不得其情，不穷其态。”在元代各类文学作品中，也只有杂剧作品取得的成就最高。元代罗宗信为《中原音韵》写的序文说到当时已出现把“大元乐府”和唐诗、宋词“共称”的说法。按照《中原音韵》体例，所谓“大元乐府”指散曲和杂剧。后世的人也不断有这种说法，其中还有专把元杂剧和唐诗、宋词相提并论的。这种看法反映了元杂剧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代艺术。

　　杂剧作家

　　作家分期：

　　钟嗣成《录鬼簿》将元杂剧的作者分为三期：第一期（1234—1276）“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所录作者57人，皆北方人。第二期（1277—1340）“方今已亡名公才人余相知者，及已死才人不相知者”第三期（1341—1367）“方今才人相知者，及方今才人闻名而不相知者”2、而一般的研究者大多把元杂剧分为前后两期，以大德年间（1279—1307）为界。前期是高度繁盛的时期，作家作品的数量相当可观。当时活动的中心在大都，主要作家有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白朴等。后期活动的中心南移，主要作家有秦简夫、郑光祖、乔吉等。

　　元曲四大家：

　　【关汉卿】生平资料缺乏。据《录鬼簿》记载，很可能是元代太医院的一个医生。他是一位熟悉勾栏伎艺的戏曲家，“生而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藉风流，为一时之冠”(《析津志》)。在元代前期杂剧界他是领袖人物，和当时的杂剧作家杨显之、梁进之、费君祥等人都有交往。他娴熟地运用元代杂剧的形式，在塑造人物形象、处理戏剧冲突、运用戏曲语言等方面都有杰出的成就。在《窦娥冤》中，自始至终把戏集中在窦娥身上，先写她悲惨的身世，继之展开她和流氓地痞的冲突，再集中写贪官污吏对她的压迫，最后写她的复仇抗争。《单刀会》在正面展开关羽与鲁肃的冲突之前，先用两折的篇幅由乔公与司马徽烘托关羽的英雄气概，使关羽虽未上场却已有先声夺人的强烈效果。在《望江亭》《拜月亭》《西蜀梦》等剧里，出色的心理描写打开了人们内心世界的窗扉，成为塑造主要人物形象不可缺少的艺术手段。他善于提炼激动人心的戏剧情节，省略次要情节以突出主要事件。在《窦娥冤》里，安排了窦娥被屈斩后天地变色的奇迹，而对窦娥的结婚、丈夫的病死等一句带过，不浪费一点多余的笔墨。作为一位杰出的语言艺术大师，他汲取大量汉族民间生动的语言，熔铸精美的古典诗词，创造出一种生动流畅、本色当行的语言风格。这主要表现在人物语言的性格化上，曲白酷肖人物声口，符合人物身份。如《窦娥冤》中的说白：“婆婆，此后遇着冬时年节，月一十五，有瀽不了的浆水饭，瀽半碗儿与我吃，烧不了的纸钱，与窦娥烧一陌儿，则是看你死的孩儿面上。”这样朴素无华的说白，看不到加工的痕迹，非常符合窦娥这个封建社会里小媳妇的身份。关汉卿一生创作了60多个杂剧。他的悲剧《窦娥冤》“列入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王国维语）。1958年，关汉卿被提名为“世界文化名人”。

　　【马致远】代表作《汉宫秋》。

　　人物生平：马致远(1250-1321)，号“东篱”，元大都（今北京）人。元代著名戏曲作家、散曲家。所做杂剧今知有15种，《汉宫秋》是其代表作；散曲120多首，有辑本《东篱乐府》。青年时期仕途坎坷，中年中进士，曾任江浙行省官吏，后在大都（今北京）任工部主事。马致远晚年不满时政，隐居田园，以衔杯击缶自娱，死后葬于祖茔。　从他的散曲作品中，约略可以知道，他年轻时热衷功名，有“佐国心，拿云手”的政治抱负，但一直没能实现，在经过了“二十年漂泊生涯”之后，他看透了人生的耻辱，遂有退隐林泉的念头，晚年过着“林间友”“世外客”的闲适生活。马致远早年即参加了杂剧创作，是“贞元书会”的主要成员，与文士王伯成、李时中，艺人花李郎、红字李二都有交往，也是当时最著名的“四大家”之一。马致远从事杂剧创作的时间很长，名气也很大，有“曲状元”之誉。他的作品见于着录的有16种，今存《汉宫秋》《荐福碑》《岳阳楼》《青衫泪》《陈抟高卧》《任风子》6种，另有《黄粱梦》，是他和几位艺人合作的。以《汉宫秋》最著名。散曲有《东篱乐府》。小令《天净沙·秋思》脍炙人口，匠心独运，自然天成，丝毫不见雕琢痕迹，被誉为“秋思之祖”，已被载入苏教版语文初二课本。有名家评语：“一切景语皆情语。”

　　作品风格：豪放中显其飘逸、沉郁中见通脱之风格。

　　马致远杂剧的语言清丽，善于把比较朴实自然的语句锤炼得精致而富有表现力。曲文充满强烈的抒情性和主观性。

　　马致远的散曲。扩大题材领域，提高艺术意境。声调和谐优美，语言疏宕豪爽，雅俗兼备，词采清朗俊雅，而不浓艳，《太和正音谱》评为“马东篱之词，如朝阳鸣凤。其词典雅清丽，可与灵光景福两相颉颃，有振鬣长鸣万马皆瘖之意。又若神凤飞于九霄，岂可与凡鸟共语哉！宜列群英之上”。

　　个人作品：

　　1.杂剧：马致远着有杂剧十五种，存世的有《江州司马青衫泪》《破幽梦孤雁汉宫秋》《吕洞宾三醉岳阳楼》《半夜雷轰荐福碑》《马丹阳三度任风子》《开坛阐教黄粱梦》《西华山陈抟高卧》七种。马致远的散曲作品也负盛名，现存辑本《东篱乐府》一卷，收入小令104首，套数17套。其杂剧内容以神化道士为主，剧本全都涉及全真教的故事，元末明初贾仲明在诗中说：“万花丛中马神仙，百世集中说致远”“姓名香贯满梨园”。

　　在马致远生活的年代，蒙古统治者开始注意到“遵用汉法”和任用汉族文人，却又未能普遍实行，这给汉族文人带来一丝幻想和更多的失望。马致远早年曾有仕途上的抱负，他的一套失题的残曲中自称“写诗曾献上龙楼”，却长期毫无结果。后来担任地方小官吏，也是完全不能满意的，在职的时间大概也并不长。在这样的蹉跎经历中，他渐渐心灰意懒，一面怀着满腹牢骚，一面宣称看破了世俗名利，以隐士高人自居，同时又在道教中求解脱。

　　《汉宫秋》是马致远早期的作品，也是马致远杂剧中最著名的一种，敷演王昭君出塞和亲故事。历史上的这一事件，原只是汉元帝将一名宫女嫁给内附的南匈奴单于作为笼络手段，在《汉书》中的记载也很简单。而《后汉书·南匈奴传》加上了昭君自请出塞和辞别时元帝惊其美貌、欲留而不能的情节，使之带上一种故事色彩。后世笔记小说、文人诗篇及汉族民间讲唱文学屡屡提及此事，对历史事实多有增益改造。

　　马致远的《汉宫秋》在传说的基础上再加虚构，把汉和匈奴的关系写成衰弱的汉王朝为强大的匈奴所压迫；把昭君出塞的原因，写成毛延寿求贿不遂，在画像时丑化昭君，事败后逃往匈奴，引兵来攻，强索昭君；把元帝写成一个软弱无能、为群臣所挟制而又多愁善感、深爱王昭君的皇帝；把昭君的结局，写成在汉与匈奴交界处的黑龙江投江自杀。这样，《汉宫秋》成了一种假借一定的历史背景而加以大量虚构的宫廷爱情悲剧。　《汉宫秋》也许包含了一定的民族情绪。但是，我们要注意到马致远的基本人生态度，要么是在元朝统治下积极求取功名，要么是视一切价值标准为空幻，所以，在这方面过分强调是不适当的。这个剧本同现实生活直接相关的地方，主要是反映出在民族战争中个人的不幸。像金在蒙古压迫下曾以公主和亲，宋亡后后妃宫女都被掳去北方，这些当代史实都会给作者以较深的感受。而《汉宫秋》是一出末本戏，主要人物是汉元帝，剧中写皇帝都不能主宰自己、不能保有自己所爱的女人，那么，个人被命运所主宰、为历史的巨大变化所颠簸的这一内在情绪，也就表现得更强烈了。事实上，在马致远笔下的汉元帝，也更多地表现出普通人的情感和欲望。

　　《汉宫秋》中的第三折《梅花酒》写得尤其动人，他利用回环往复的手法，将汉元帝在昭君走后，凄婉的的神情形象地描写出来，也不愧为散曲高手。

　　当臣下以“女色败国”的理由劝汉元帝舍弃昭君时，他忿忿地说：“虽然似昭君般成败都皆有，谁似这做天子的官差不自由！”灞桥送别时，他感慨道：“早是俺夫妻悒快，小家儿出外也摇装。”

　　对夫妻恩爱的平民生活流露出羡慕之情。尤其第四折“孤雁惊梦”一大段凄婉哀怨的唱词，表现出汉元帝对情人的无限思恋，把剧本的悲剧气氛渲染得愈加浓郁。这里在塑造戏剧人物的同时，也直接抒发了作者对历史变迁、人生无常的感受。

　　《荐福碑》也是马致远的早期剧作，写落魄书生张镐时运不济，一再倒霉，甚至荐福寺长老让他拓印庙中碑文，卖钱作进京赶考的盘缠，半夜里都会有雷电把碑文击毁。后时来运转，在范仲淹资助下考取状元，飞黄腾达。剧中多处表现出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如：“这壁拦住贤路，那壁又挡住仕途。如今这越聪明越受聪明苦，越痴呆越享了痴呆福，越糊突越有了糊突富。”这个剧本集中反映了作者怀才不遇的牢骚和宿命的人生观，也反映出当代许多文人在社会地位极端低落的处境下的苦闷。

　　《青衫泪》是由白居易《琵琶行》敷演而成的爱情剧，虚构白居易与妓女裴兴奴的悲欢离合故事，中间插入商人与鸨母的欺骗破坏，造成戏剧纠葛。在士人、商人、妓女构成的三角关系中，妓女终究是爱士人而不爱商人，这也是落魄文人的一种自我陶醉。

　　马致远写得最多的是“神仙道化”剧。《岳阳楼》《陈抟高卧》《任风子》以及《黄粱梦》，都是演述全真教事迹，宣扬全真教教义的。这些道教神仙故事，主要倾向都是宣扬浮生若梦、富贵功名不足凭，要人们一空人我是非，摆脱家庭妻小在内的一切羁绊，在山林隐逸和寻仙访道中获得解脱与自由。剧中主张回避现实矛盾，反对人们为争取自身的现实利益而斗争，这是一种懦弱的悲观厌世的态度。但另一方面，剧中也对社会现状提出了批判，对以功名事业为核心的传统价值观提出了否定，把人生的“自适”放在更重要的地位，这也包涵着重视个体存在价值的意义，虽然作者未能找到实现个体价值的合理途径。在众多的元杂剧作家中，马致远的创作最集中地表现了当代文人的内心矛盾和思想苦闷，并由此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文化特征。与此相关联，马致远的剧作，大抵写实的能力并不强，人物形象的塑造也不怎么突出，戏剧冲突通常缺乏紧张性，而自我表现的成分却很多。包括《汉宫秋》这样的历史题材的作品在内，剧中人物往往游离戏剧冲突，作大段的抒情，这常常是作者在借剧中人物表现自己的喜怒哀乐。如《岳阳楼》中吕洞宾所唱《贺新郎》一曲：你看那龙争虎斗旧江山，我笑那曹操奸雄，我哭呵哀哉霸王好汉。为兴亡笑罢还悲叹，不觉的斜阳又晚。想咱这百年人，则在这捻指中间。空听得楼前茶客闹，争似江上野鸥闲，百年人光景皆虚幻。这实际是作者在其散曲中写过多次的一种人生感受。如上所述，马致远大多数杂剧的戏剧效果不是很强的。前人对他的杂剧评价很高，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剧中所抒发的人生情绪容易引起旧时代文人的共鸣，再就是语言艺术的高超。马致远杂剧的语言偏于典丽，但又不像《西厢记》《梧桐雨》那样华美，而是把比较朴实自然的语句锤炼得精致而富有表现力。如《汉宫秋》中写“惊雁”的一支《尧民歌》：呀呀的飞过蓼花汀，孤雁儿不离了凤凰城。画檐间铁马响丁丁，宝殿中御榻冷清清。寒也波更，萧萧落叶声，烛暗长门静。

　　2.散曲：马致远同时是撰写散曲的高手，是元代散曲大家，有“曲状元”之称。今存散曲约130多首，他的写景作如《秋思》，如诗如画，余韵无穷。他的叹世之作也能挥洒淋漓地表达情性，他在元代散曲作家中，被看做是“豪放”派的主将，他虽也有清婉的作品，但以疏宕宏放为主，他的语言熔诗词与口语为一炉，创造了曲的独特意境。

　　马致远的散曲特点：

　　马致远的散曲大致可分为4大类：写景、叹世、闺情、世象，作者善于运用多种修辞手法和人物形象鲜明等艺术特点。

　　【越调】天净沙·秋思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译文】远望黄昏时的乌鸦，正在寻觅枯藤老树栖息，近看有正依傍着小桥和流水伴居的人家，眼前只有一匹瘦马驮着漂泊的游子，在秋风古道上慢慢移步。看夕阳的余晖已经昏螟西下，羁旅在外漂泊的断肠人浪迹天涯。

　　【赏析·一】马致远的小令名作《天净沙·秋思》被称为“秋思之祖”。作品内容本身，简简单单，普普通通，叙述羁旅漂泊人，时逢黄昏，感应突袭。感而发，发而思，思而悲，悲而泣，泣而痛。

　　望秋野之悲凉气氛、“枯藤老树昏鸦”，荒凉凋谢的蒿草，孤枯败落的藤枝，蔓缠在饱经沧桑的老树上，时不交运的“昏鸦”，呱呱呱，声声催人心魄，把秋日黄昏的氛围一下子卷入落魄流浪人的心里。

　　冷冷清清，坐落的小桥，似给旅人铺路，又似让旅人沉落。路漫漫其修远兮，官宦仕途又几何。零汀的人，纶巾青衫，满身风尘，踽踽独行。“流水”“人家”，似喜似怨；万里原野，“流水”是意境，“人家”是夙愿，却难赋深情，一双哀淡的秋目，拂袖欲断水，愁绪任横流。驿站飘失了，残留的“古道”依然通向天际，功名利禄，仕途失意，难耐凄凉，是是非非，融进萧萧悲凉的“西风”。瘦弱羸马，驮着书卷，催着旅人，行吧行吧。人生失意常八九，文人的落魄，漂泊的流离，谁道世事不唯艰？

　　上段三句十八字，九个名词连缀成不涂浓墨的书画，亦无一个虚造硬加的词，不同的景物天衣无缝地和谐地造化在—起，不得不令人拍案道奇。这种音节和谐、情景交融、妙含无垠的小令曲，故有“枯藤老树写秋思，不许旁人赘一词”之誉，的确委实不过。

　　倘若只有这九个名词，岂不是遭后人“怡其笑矣”？

　　一组组巧妙的结合，伏着千万思绪惆怅，笔锋一转，漂泊者的坎坎坷坷，深层的意境，跃然跳出，一幅精美绝伦的古画浮在眼前！夕阳傍斜，“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萧萧凄凄，无声似有声：“断肠人在天涯”，顿时令人拊胸掩面哽咽，潸然泪下，泪悲情亦痛，化景为情，情从景出，勾勒出充满忧伤的旅人远离家乡，孤身漂泊的身影。

　　“悲落叶于劲秋”，秋古来触发深思。光阴如梦，往事堪嗟。马致远曾热衷于功名，但未得志，漂泊二十余载，五十入仕，看不惯黑暗的官场，退而隐居。《秋思》是他在漂泊旅途时的作品之一，现实的体验、愤世，自然而然地流露出对现实的不满。饱腹之学，无所用之。失意、痛苦、悲凉、孤独，一切衷肠，只能用枯秃的笔，痛吐出来，倾诉出来。

　　意深，含蓄无限，玩味无穷；调高，心驰物外，意溢于境。是境，是景，水乳交融，情景映衬；是意，是情；相辅相成，相济相生。怪不得王国维在《人间词话》曰：“文章之妙，亦一言蔽之，有境界而已。精品，不可不读；美文，不可不品。一曲《秋思》，心中隐隐作痛，悲泪欲出。

　　【赏析·二】这是马致远著名的小令，28个字勾画出一幅羁旅荒郊图。这支曲以断肠人触景生情组成。从标题上看出作者抒情的动机。

　　头两句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就给人造成一种冷落暗淡的气氛，又显示出一种清新幽静的境界，这里的枯藤，老树给人以凄凉的感觉，昏，点出时间已是傍晚；小桥流水人家给人感到幽雅闲致。12个字画出一幅深秋僻静的村野图景。古道西风瘦马，诗人描绘了一幅秋风萧瑟苍凉凄苦的意境，为僻静的村野图又增加一层荒凉感。

　　夕阳西下使这幅昏暗的画面有了几丝惨淡的光线，更加深了悲凉的气氛。诗人把十种平淡无奇的客观景物，巧妙地连缀起来，通过枯，老，昏，古，西，瘦六个字，将诗人的无限愁思自然的寓于图景中。最后一句，断肠人在天涯是点睛之笔，这时在深秋村野图的画面上，出现了一位漂泊天涯的游子，在残阳夕照的荒凉古道上，牵着一匹瘦马，迎着凄苦的秋风，信步满游，愁肠绞断，却不知自己的归宿在何方，透露了诗人怀才不遇的悲凉情怀，恰当地表现了主题，这首小令是采取寓情于景的手法来渲染气氛，显示主题，完美地表现了漂泊天涯的旅人的愁思。

　　[南吕]四块玉叹世三首

　　带野花，携村酒，烦恼如何到心头。谁能跃马常食肉？二顷田，一具牛，饱后休。

　　佐国心，拿云手，命里无时莫刚求。随时过遣休生受。几叶绵，一片绸，暖后休。

　　戴月行，披星走，孤馆寒食故乡秋。妻儿胖了咱消瘦。枕上忧，马上愁，死后休。

　　[双调]寿阳曲潇湘夜雨

　　渔灯暗，客梦回，一声声滴人心碎。孤舟五更家万里，是离人几行情泪。

　　[双调]寿阳曲烟寺晚钟

　　寒烟细，古寺清，近黄昏礼佛人静。顺西风晚钟三四声，怎生教老僧禅定？

　　[双调]寿阳曲山市晴岚

　　花村外，草店西，晚霞明雨收天霁。四围山一竿残照里，锦屏风又添铺翠。

　　[双调]寿阳曲远浦帆归

　　夕阳下，酒旆闲，两三航未曾着岸。落花水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