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哲学教育｜哲学教育的历史、现状与未来

　　提及哲学教育，正像提及哲学一样，我们不能不从中国转向西方，并且不能不从现代回到古典。西方教育经历了从希腊教育、罗马教育、拜占庭教育、西欧中世纪教育到西方近现代教育几个历史发展阶段。其中，哲学教育只是在希腊教育中才能居于中心地位，起着主导作用。

　　所谓古典教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以古代希腊，尤其雅典的教育制度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教育思想为典范的教育模式。古典教育就是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自由教育就是人文教育，与之相对应的就是技能教育（skill education）。在古希腊，自由教育（人文教育）是自由人（奴隶主贵族）的教育，技能教育是奴隶的教育。前者是以受教育者具有闲暇为前提，以受教育者充分利用闲暇为手段，目的在于探索纯粹理论知识，以自由发展理性为目标的教育。后者属于职业训练。前者高尚，后者卑下。关于自由教育与职业训练的区分，反映了在古希腊，不同等级、阶级和阶层的人们只能享受不同的教育。中国通常把“自由教育”意译为“通才教育”或“博文教育”、“通识教育”或“博雅教育”，或者“文雅教育”，以别于学习各种专门知识的学科专业教育。

　　自由教育（人文教育）与技能教育的矛盾，或通才教育（博文教育）、通识教育（博雅教育）与学科教育（专业教育）的矛盾是贯穿整个西方教育制度史和教育思想史的一对基本矛盾。

　　斯巴达和雅典的教育体制代表了古代希腊教育的两种不同的类型。在某种意义上，斯巴达式的教育是极权主义教育的典范，儿童的生育、养育和教育均由国家监管，尚武教育（军事、体育）是其主要特征。雅典式的教育是自由主义教育的典范，儿童教育是家庭的职责和家长的义务，除体育、军事外，广泛涉猎其他人文教育领域。斯巴达教育的理想化部分表现在柏拉图的教育思想中，如儿童公有、教育公有等，而亚里士多德的教育思想则反映了雅典教育的精神。雅典教育是名副其实的公民教育，只有在公民教育中，才有哲学教育的地位和作用。

　　在古代希腊雅典的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上，智者的教育理论和实践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当时在希腊，尤其在雅典，有一批专门收徒取酬，传授所谓政治技艺的职业教师，号称“智者”。在柏拉图对话录《普罗泰戈拉篇》中，普罗泰戈拉讲了一个神话，用这个神话来说明智者传授的是一种不同于其他技艺的政治技艺，通过这种政治技艺人们获得廉耻和公正的美德，从而维系政治社会。在这篇对话中，普罗泰戈拉认为美德虽不是知识但可教，苏格拉底认为美德虽是知识但不可教。由于智者末流流于诡辩，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把智者看成是歪曲真理，玩弄似是而非的智慧的人，亦即诡辩论者。这是希腊哲学传统称哲学为“爱智慧”而不是“智慧”，称哲学家为“爱智者”而不是“智者”的根据所在。古希腊文philosophia，由philo（爱）和sophia（智慧）合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认为，智慧是属神的，只有神才能称为“智者”；而属人的则是爱智慧，人只能称为“爱智者”。依照古希腊文原义，作为爱智慧，哲学既是一种学问，也是一种修行。换句话说，前者是理论知识可教可学，后者是实践知识不可教不可学。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具有系统的教育思想。首先，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注意到儿童教育问题。在西方教育史上，柏拉图是第一个提出完整的学前教育思想并建立了完整的学前教育体系的人。同样，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系统地探讨了儿童教育问题，从优生、节育到儿童教育，尤其论述了儿童教育的四门科目——读写（书算）、绘画、体操（体育）、音乐。其次，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关于儿童教育的思想是服从于他们关于公民教育的理念的。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提出“关于教育和培养公民的原则纲要”。柏拉图认为，除了体操（体育）和音乐之外，自由人还需要继续学习几门课程——算术（算学）、几何学（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天文学、和声学，直到辩证法。这些为后来形成所谓七艺（seven liberal arts）奠定了基础。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批评了斯巴达的尚武教育，为雅典的人文教育作了辩护。亚里士多德认为，教育不应当是斯巴达式的片面教育，只顾身体，不顾心灵；而应当是雅典式的全面教育，兼顾身心。最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讨论了哲学教育问题。

　　在希腊，尤其在雅典，哲学教育是公民教育的最高形态。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教育思想是基于他们对于人性的理解。柏拉图明确将人性划分为理智、激情和欲望三个主要部分，认为理性是人性的最高部分，与理性对应的是知识，哲学是最高等级的知识。由此，柏拉图分别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设计了两种教育制度，认为哲学教育是培养城邦的统治阶级。亚里士多德更进一步明确将理性与德性、幸福连接起来，并且将德性划分为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两个基本方面，认为幸福的生活就是理性的生活和德性的生活。由此，亚里士多德主张哲学教育属于全体公民。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创办的学园，是他们哲学教育的实验。他们的哲学活动就是他们的教育活动。他们的哲学教育活动是为城邦政治服务的，以培养合格的公民为宗旨。

　　首先，希腊古典教育确立了哲学教育的目标模式——公民教育。公民既是被治理者，也是治理者，公民之间的关系和君臣之间的关系，和主奴之间的关系截然不同。亚里士多德把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划分开来，认为家庭（私人领域）存在着具有人身依附性质的三种关系——夫妇、父子、主奴，而城邦（公共领域）则存在着一种除妇女、儿童、奴隶和外邦人外的关系，这就是自由人（奴隶主贵族）之间的平等关系，也就是公民之间的关系。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首先阐明了哲学教育的主体——“哲学家的天赋”：“具有良好的记性，敏于理解，豁达大度，温文尔雅，爱好和亲近真理、正义、勇敢和节制”、“敏于学习，强于记忆、勇敢、大度”。[9]其次，柏拉图通过“太阳喻”和“洞穴喻”阐明了哲学教育的目的。所谓“太阳喻”，就是柏拉图把世界分为可见世界与可知世界，认为太阳照亮了可见世界，而善（好）则照亮了可知世界。可见世界包括肖像和事物，与之相应的是意见，包括猜测和相信；可知世界包括数学对象和理念（相、型或式），与之相应的是知识，包括了解和理解。所谓“洞穴喻”，就是柏拉图认为，人们在洞穴中由于没有太阳的照耀，因而只能看见事物的影子，不能看见事物本身；同样，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由于没有善（好）的照耀，因而只能看见理念的影子——事物，不能看见理念本身。因此，哲学教育是传授最高形态的知识（理解），认识理念。再次，柏拉图通过回忆说阐明了哲学教育的方法。人们是怎样认识理念的呢？柏拉图认为：认识就是灵魂的回忆。“学习就是回忆。”[10]柏拉图将知识和意见对立起来，认为关于感觉世界的意见是经验的，关于理念世界的知识是先验的，人们通过回忆获得知识。在柏拉图体系中，回忆说和灵魂不朽说、灵魂轮回说结合在一起。复次，柏拉图阐明了哲学教育的过程。柏拉图把算术（算学）、几何学（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天文学、和声学当作类似于法律序言的学习的准备阶段，把辩证法当作类似于法律正文的哲学学习的阶段。在西方哲学史上，柏拉图第一次运用“辩证法”这一概念，并将它提到哲学的高度，认为辩证法是最高级的知识，它不必凭借假设而可以认识理念和第一原则。柏拉图认为，“有无辩证法天赋的最主要的试金石”就是能在联系中看事物。他认为，一个人必须经过长期准备，到了50岁可以学习辩证法。最后，柏拉图阐明了哲学教育的任务。柏拉图将智慧、勇敢、节制、正义称为四种美德。他认为，其中最主要的是理智，它应当成为其他三部分美德的目标，以及其他一切事物的目标。因此，教育的目标是培养人的理智，这就是哲学教育的任务。

　　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论述了初等教育的四门科目——读写（书算）、绘画、体操（体育）、音乐，没有来得及论述高等教育的科目。但是，在《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哲学教育体系。亚里士多德将理智德性区分为知识的部分和推理（考虑）的部分，知识的部分的目标在于真，推理（考虑）的部分的目标在于正确。获得真和正确的五种方式是技艺、科学、明智、智慧和努斯。这里，除了科学、技艺之外，其他三种——明智、智慧、努斯都与哲学、哲学教育有关：明智属于实践智慧；努斯属于直觉智慧，同“始点”相关；智慧便是理论智慧。明智（实践智慧）、努斯（直觉智慧）、智慧（理论智慧）构成了哲学的三个领域，而培养上述三者则构成了哲学教育的三个目标。

　　同时，希腊古典教育确立了哲学教育的实现模式——对话教育。在西方教育史上，哲学教育这一古典形态以苏格拉底为人格典范。苏格拉底通过“对话”进行自己的哲学活动和教育活动。苏格拉底在“对话”中设立了“无知推定”的原则。苏格拉底所谓“自知其无知”亦即“人应当知道自己无知”[11]，就是认定这样一个前提：既然人人“无知”，也就证明“知识面前人人平等”。相反，柏拉图在《对话》中设立了“有知推定”的原则，认为人人先天具有知识，由于遗忘，变得无知，通过后天学习，亦即“回忆”——“学习就是回忆”[12]，就会唤醒一切知识。柏拉图帮助一个童奴学习（“回忆”）几何学正是这样一个例子。“无知推定”也好，“有知推定”也罢，都在消解权威预设，提供对话前提。

　　在古希腊罗马，哲学教育起先属于七艺中的一艺——辩证法（逻辑学），后来包括逻辑学、物理学（自然哲学）和伦理学（道德哲学）。这就是古典哲学教育的三个基本科目。但是，哲学教育这一古典形态在中世纪被宗教教育边缘化，当哲学成为神学的奴婢时，哲学教育也就成为神学教育的奴婢。在中世纪欧洲，以神学为核心，包括哲学、法学、医学是大学教育的四个基本科目。更进一步，哲学教育在近现代被科学教育边缘化。当文艺复兴打着“复兴古典文化”旗号时，科学的权威、技术的权威正在取代哲学的权威；当思想启蒙打着“理性”和“自由”的旗号时，这个“理性”和“自由”已经不是哲学的理性和自由，而是科学的理性和自由、技术的理性和自由。这也就是现代理性（经济理性、私人理性）和古代理性（政治理性、公共理性）的区别。文艺复兴以来，古典教育模式受到了现代性即教育的大众化和实利化的挑战。在西方教育史上，夸美纽斯是最早提出普及教育的思想家。教育的大众化和实利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哲学教育被边缘化。到了近现代，哲学系科变成“低等系科”，法学、医学和神学变成“高等系科”。所谓系科之争，归根结底是现代性与古典、现代性与传统之间的冲突。

　　近代西方大学模式大致分为两种：英国大学模式和德国大学模式。英国大学模式以英国的牛津、剑桥和法国的巴黎高师为代表，强调以希腊文和拉丁文为中心的西方古典人文教育。洛克倡导“绅士教育”，就表现了这样一个特点。德国大学模式强调学术自由、追求真理，以自然科学研究方向为取向（当时新型社会科学主要以自然科学为模板），确立研究型的专业性的教育，尤其注重发展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研究生院，建立专业系和学院、研究所和中心。洪堡反对等级学校，主张普及教育，在教育史上第一个提出大学教学应当与科研相结合。

　　现代西方大学模式主要就是美国大学模式。美国大学模式是“英国模式+德国模式”的混合型大学模式，美国大学是“英国式自由学院+德国式大学”的混合性组织。这种模式成型于20世纪40~50年代，其特点是：本科生教育秉承英国模式，强调通识教育，注重文化传承，而研究生教育则采取德国模式，注重研究、注重创新。

　　总之，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典教育就是所谓“博文教育”、“博雅教育”（liberal arts）、“文雅教育”，与技能教育、学科教育、专业教育相对应。哲学教育就其本性而言，是公民教育的最高形态；就其形式而言，是通过对话教育实现的。在古代希腊雅典人们心目中，作为公民教育和对话教育的哲学教育是自由人（奴隶主贵族）的教育，而技能教育则是奴隶的教育。现代性将这两者的地位和作用颠倒过来。正是这样，在古典教育中有最高地位和起最大作用的哲学教育日益式微。于今，教育的大众化和实利化倾向日益深重。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许多有识之士呼吁教育“回到古典”，作为公民教育和对话教育的哲学教育因此呼之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