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会作出狱后，住170平方米大房，02年去世追悼会千余人自发参加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陕西西安长乐西路安仁街，居住在这一带的居民，有一天忽然发现安仁街上开了一家新诊所，名字叫作“胡敏诊所”。

　　坐堂问诊的是一位年约六十岁，留着花白短发的老妇人。时常在诊所里进进出出的，还有一位年约七十的老者，人们猜测大约就是这位女医生的丈夫。

　　但见这老者高高的个子，也是花白的头发，却身材挺拔，衣衫整洁，走起路来，竟是标准的军人姿势，大家免不了都要对这老者生起种种猜测。

　　

　　然而，因为面生，原先没在安仁街上见过，又没有亲戚朋友可以打听，要知道这老两口的身份来历，实在是比登天还难。

　　从外人身上打听不出，那便只有直接不客气上门盘问了。既然是开了一家诊所，居民们免不了有个头痛脑热，就陆陆续续进诊所瞧病来了。

　　说是看病，大家一定要对这女医生老两口各种盘问。

　　盘问之下，安仁街的人们便知道了个大概。男的叫邱季龙，女的自然叫胡敏。男的以前是当兵出身，现在早退伍了，女的以前也是当兵的，是个随部队的军医。

　　

　　他们老两口就住在距离诊所不远处的21号楼。孩子们大了，都在外地工作，老两口闲来无事，就开了个小诊所，打发打发时间，顺便也挣点钱，补贴家用。

　　被居民们这么一打听，等于是给胡敏诊所做了一个免费的宣传。一听说这老妇人竟然是军医出身，曾经在战场救治伤员的，她和自己的丈夫也是在战场上相识的，大家便不免要对老两口崇敬钦佩起来。

　　来诊所看病的，眼见胡医生对病人热情细心，态度和蔼，瞧起病来一丝不苟，药到病除，大家一传十十传百，一旦家里有人不舒服，都第一时间想到胡医生，然后直奔胡敏诊所而来。

　　

　　这诊所一开就是两年，随着口碑越来越好，四里八乡来胡敏诊所看病的人也越来越多，有时候简直是人满为患。

　　老两口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哪里架得住这么成天如同年轻人一般高负荷运转？更重要的是，随着胡敏诊所名声越来越大，老两口的真实身份，最终被好事者传了出去。

　　原来，这个名叫邱季龙的老者，真实名字是邱会作。当来自西安当地越来越多的干部子弟，络绎不绝前来胡敏诊所探望拜访他们父辈眼里的老首长的时候，邱会作和妻子胡敏一商议，决定将胡敏诊所关停。

　　因为一来，每日接待病人太多，老两口实在是忙不过来；二来，他们的真实身份已经大白于世人，继续给安仁街的居民看病，怕是会有许多不便。

　　然而，即使关停了胡敏诊所，即使选择远离大众视线，多年后，当邱会作不幸离世时，仍然有一千多人自发到北京参加了他的追悼会。人们记得他的丰功伟绩，记得他虽有遗憾不足却英勇传奇的一生。

　　

　　1914年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一户贫苦家庭的邱会作，15岁时就和哥哥邱会佳一道加入了兴国县地方武装，后来又被编入红五军团，负责部队宣传工作。

　　两年后，17岁的邱会作，就当上了宣传队长。后来，邱会作又入红军大学读书，不久，就被组织培养成一名出色的后勤干部。

　　红军长征和抗战期间，邱会作一直负责部队后勤工作。他为人机敏灵活，手勤脑勤，主意又多，为红军胜利长征和抗战时期军需供应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邱会作和妻子胡敏的相识是在1939年。那时候，胡敏已经是一名八路军战士了，在延安红军卫校学习。

　　胡敏第一次见到二十来岁走过长征的红军战士邱会作，内心的崇敬之情溢于言表。邱会作也喜欢上了这个邻家小妹妹一般活泼可爱的女孩。

　　这一年年底，他们就结婚了。婚后，胡敏和丈夫邱会作一道被派到南方开展革命工作，后进入新四军第四师，胡敏担任第四师司令部卫生所所长兼医生。

　　

　　在枪林弹雨的战场，身为战地医生的胡敏，不惧危险，医术精湛，曾冒死挽救了太多战士的生命，为我军医疗卫生保障作出了重大贡献。她有一次成功挽救少将陈锐霆的生命，更是被传为佳话。

　　在抗战期间，专管后勤工作的邱会作，凭借精湛的财务知识和细心负责的工作态度，从军队粮草马匹到军备物资，凡是经过邱会作之手的，从未出现过任何纰漏，他为大后方的稳定，同样贡献极大。

　　

　　解放后，邱会作任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后勤工作同样做得非常出色，以至于1967年3月30日，周总理在总后机关大会上特意强调指出：“邱会作同志是我军最好的后勤部长。”

　　在解放战争期间，邱会作还从后勤走到阵前，担任过第八纵队政委，曾经先后5次参加围剿战斗，在辽沈、平津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

　　

　　在陕西西安居住期间，有一天晚上七点多钟的时候，邱会作听到了敲门声，打开门一看，是一个陌生人。只见这人也是个红光满面的老者。邱会作站在门口，茫然问道：“你找谁？”

　　“就找你啊。”对方快言快语，难掩激动之情。

　　“你不可能认识我啦。我是平津战役时你的俘虏啊。平津战役时，我们去收容所之前，你给我们讲了话，有一句话对我终生受益，那就是‘不要悲观，努力就有前途’。我听说你现在很困难，我也没有什么思想水平，只想用你过去教育我的这句话来回赠你。”

　　这天晚上，这位特殊的访客，在送上五盒蜂王浆之后，就匆匆下楼离开了，留下邱会作一个人在客厅沙发上默默坐了许久。

　　邱会作的思绪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夜晚，飞到了辽远久违的沙场。他记起了炮火连天的平津战役；记起了他们四野八纵队第一个冲破民权门，占领金汤桥；记起了八纵九纵队联手，一举歼敌15000人。

　　他只觉浑身激动颤抖起来。金戈铁马当日事，而今回首空泪垂。邱会作不觉老泪纵横。

　　是啊，就像这位特殊访客说的，自1971年秋天起，他在北京顺义县卫戍区，被撤销一切职务，接受审查，这一关，就是五年零三个月。后来，又入秦城监狱。

　　

　　与此同时，这年的10月12日，妻子胡敏也被撤销一切职务，接受审查，后来又被下放至陕西大荔县农场。自此之后，他们夫妻十年不相见。

　　好在阴霾终将过去。1981年，邱会作被判处16年有期徒刑。因为老病交加，数月后，邱会作被批准保外就医，又被安置到胡敏的家乡陕西西安，还批准妻子胡敏照顾其饮食起居。

　　

　　就这样，在21号楼的居民小区内，老两口有了一个两居室的房屋，每个月还有100元的生活补助。因为彼此都年龄大了，夫妇俩一商议，又请了一个保姆，更方便照顾邱会作的生活。

　　然而，这样一来，老两口就生活拮据起来。不得已，军医出身的胡敏才又干起了老本行，以此补贴家用。

　　1983年，邱会作的生活补助提高到每月200元，再加上妻子胡敏恢复了退休干部待遇，老夫妇俩这才手头逐渐宽裕起来。

　　1987年9月，于邱会作而言，是人生中一个特殊的月份。自1971年算起，到这年9月间，他的服刑期终于结束了，邱会作从此彻底恢复了自由身。

　　

　　当工作人员把白纸黑字盖有印章的释放证送到他手中的时候，邱会作感慨万千，他颤抖着双手，接过那张薄薄的释放证，顿觉有万钧之重。从此后，他真的不再是戴罪之身。

　　10月，公安部门又给他上了西安的户口。拿着印有自己名字的户口本，邱会作对站在一旁的妻子胡敏笑道：“大家都说我是陕西倒插门的老女婿，这下，我可真是倒插门女婿了。”

　　还记得初到西安那会儿，出生南方的他，很长时间不能适应西安的气候和环境。他希望这里冬天能有暖气，能随时洗热水澡。

　　

　　可是，刚来西安那会儿，邱会作不巧被安置在一个新建的小区，不但没有暖气，连洗澡的设施都没有。

　　好在，这些困难，后来都陆续解决了。晚年的邱会作，喜欢读书看报，喜欢书法，尤其喜欢书写毛主席的长征诗词。

　　

　　在毛主席诗词的世界里，借着笔下酣畅淋漓的笔墨，邱会作仿佛又回到那段艰苦光辉的岁月。那时候，他后勤工作出色，被毛主席重视，被周总理夸赞。

　　他一次又一次记起带着同志们挖野菜，教同志们打草鞋的情景，还有他和妻子胡敏在延安度过的难忘岁月。

　　忆往昔，邱会作一次次泪水潸然。

　　

　　1992年，已是自由身的邱会作，经政府特批，和妻子胡敏一道住进了西安干休所，生活补助涨到了每月1500元，还分得了一套170平方米的住房，和原先的房间相比，条件简直好太多。

　　因为一向生活简朴惯了，骤然搬进这样宽大的住房，除了一台21英寸的电视机，偌大动的房间，到处都是空荡荡的墙壁和几样原先使用的半旧家具。

　　自搬进干休所，看新闻、读报纸、练习书法、做读书笔记，仍然是邱会作每天的必做功课。晚年的邱会作，还撰写出版了个人回忆录。

　　

　　不觉又是人间十年。他渐渐适应并爱上了在西安的生活，俨然把西安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是西安这片古老的土地，给了他相濡以沫的爱情，给了他血浓于水的亲情，给了他在人生风雨路途中最后的温暖和庇护。

　　不止一次，他饱含深情地对妻子和孩子们说道：“我愿意活在西安，死在西安，埋在西安，因为西安的组织上和各方面的人们对我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关照，使我更加坚强地度过了漫长的岁月。”

　　

　　然而，故土情深的邱会作，年愈老，对家乡的思念之情愈切。15岁跟随哥哥邱会佳离开家乡参军闹革命，后来，哥哥在广昌保卫战中壮烈牺牲，然后，直到解放前，邱会作一直没有回过家乡。

　　1962年，在阔别家乡三十年后，邱会作才匆匆回了一趟家乡，就住在家乡的县城招待所里，第二日就匆匆离开了。那一次，他甚至都没来得及好好看看自己的家乡，就和她匆匆作别，邱会作只觉满心怏怏。

　　不觉又是三十年。他如今热爱在西安的生活，却更想回到家乡看一看、走一走，和乡亲们说说话。可是，一想到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邱会作又一次次将自己回家的念想，无比痛苦地收拾起来。

　　

　　一别故乡三十年，他太想回家了，可是，他又有太多顾忌，不知道家乡的人们，还能不能接受他这个曾经犯过错误的游子。

　　这一耽搁犹豫，又是十年。当邱会作听说家乡江西兴国县正在修建将军广场，自己的塑像也在其中，他再也抑制不住思乡之情，下定决心要在有生之年回一趟家乡。

　　

　　然而，此时的邱会作，已经年近九十，就在他为着回兴国县家乡做着种种准备的时候，不幸因为意外摔伤，住院了。

　　这一病，邱会作就再也没能好起来。随着病情逐渐加重，根据组织上的安排，2001年底，邱会作又被送往北京接受治疗。一个人静静躺在协和医院高干病房的时候，邱会作知道自己余生，都再也没有机会回到家乡了。不觉泫然。

　　2002年8月3日，88岁的邱会作病逝于北京。邱会作去世后，他昔日的老战友、老部下，以及他们的后人还有社会各界群众，共有1300人自发参加了他的追悼会。

　　

　　晚年的邱会作，对自己犯过的错误，一再芥蒂于心，耿耿于怀，可是，人们更多记住的，还是他真诚认错的态度，记住他在革命战争年代的丰功伟绩，记住他为解放军后勤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

　　

　　多年后，回忆起父亲邱会作，长子邱路光曾深情地提笔写道：“我父亲在临终前，他曾向着西北方向点点头，自言自语地对陕西说了声谢谢。说此话时，他的眼睛里含满了泪水。”

　　

　　革命生涯年复年，血雨腥风竟半生，最后留在一代中将邱会作心上的，不是赫赫战功，不是一世英名，亦不是曾经犯下的桩桩错误，而是他对这方土地与人民的深深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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