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卡片 002】《民法典》总则编：诚实信用原则

　　金苹果考研知识卡片来了！

　　时值6月，不少同学马上就要结束考研的一轮复习，对基础知识有了一定的了解和比较全面的梳理，接下来就是要注意把知识融会贯通，适当了解最新的理论前沿，并结合教材知识进行一定的拓展和串联，今天开始苹果君将推出重点热点知识卡片，帮助大家夯实基础，积累拓展！

　　今天推出的是002——民法总则编的知识卡片：

　　诚实信用原则

　　三

　　诚实信用原则

　　01体系定位

　　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民法基本原则，梁慧星教授、王利明教授均援引王泽鉴教授《诚信原则仅适用于债之关系？》一文，称诚信原则为现代民法“最高指导原则”，系“帝王条款（规则）”。

　　02法律依据

　　第七条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

　　03诚实信用原则的内涵

　　“诚实“要求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实事求是，诚实待人对涉及双方利益的事实应主动全面、真实地告之，不为欺诈、隐瞒，不故意利用对方的误解与所处险情为自己牟利，而是善意的告知对方误解之处，以及所处险情等。

　　“信用”要求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讲究信誉，恪守诺言，严格、善意、全面的履行自己承担的义务，不为违约、毁约或为加害性质的履行。

　　04诚信原则与权利滥用原则的关系

　　权利意味着自由，此不言而喻；任何自由均有其边界，亦毋庸置疑。

　　问题在于，如何为自由划界？《民法典》第130条确认：“民事主体按照自己的意愿依法行使权利，不受干涉。”因而法律所要关注的是权利的非正当行使。换言之，对于权利行使的限制必以消极规则的面目出现。与其他各项原则规定于《民法典》总则编第一章“基本规定”不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被规定于第五章“民事权利”，在划定权利界限方面，显然有着更为直接的相关性。

　　不过，禁止权利滥用原则迟至2017年始经《民法总则》进入制定法，在此之前，权利限制的规范依据，主要是《民法通则》第4条的诚信原则。然则此等均具权利限制效力的法律规范如何发挥功能？尤其是，诚信与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如何协调？这一问题的实质指向是，在此数项原则的共同作用下，如何把握权利自由及其限制之间的消长关系？（朱庆育，中国民法总则的希尔伯特问题，中外法学2023年第2期，第383-405页）

　　1.比较法域的实践

　　（1）德国法域

　　比较法上，诚信原则和权利滥用原则的关系不尽相同。德国法上有两项原则性规定可直接用于权利限制。一是第226条的恶意刁难之禁止：“权利之行使，不得仅以损害他人为目的。二是第242条的依诚实信用而给付：“债务人有义务依诚实信用之要求，并参酌交易习惯而履行给付。”前者亦称权利滥用之禁止，乃是民国民法典及我国现行民法典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比较法来源；后者则为著名的诚信原则。根据第226条，权利行使行为仅在客观上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害，尚不足以构成恶意行使权利之滥用行为，即使权利行使具有损害他人的意图，仍无法适用该法条，唯在损害他人是行使权利的唯一目的时，始可称为恶意刁难的权利滥用行为。但如今并非基于第226条而对权利行使加以限制，而是基于悖俗与诚信违反之禁止。德国学说与判例普遍认为，几乎所有权利滥用的判断，均须借助诚信原则而落入其适用场域之内。换言之，权利禁止滥用原则为诚信原则所吸收。

　　（2）法国法域

　　而法国法则以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吸收诚信原则。如今，法国关于权利滥用的判例覆盖了从所有权、契约关系到家庭、集体劳动关系乃至诉权运用等几乎所有私法领域，而诚信原则迄今仍只得到少量适用。原因在于，基于对“意思自治”观念的尊奉，法国学者普遍相信“契约所约即为正义”，因而民法典关于诚信与公平之规定一直被指责为缺乏实际意义。

　　（3）瑞士法域

　　瑞士在德国的基础上，将诚信与禁止权利滥用两项原则整合规定在同一条。瑞士民法典第2条规定：“（第1款）行使权利与履行义务，须依诚实信用为之。（第2款）显属权利滥用者，不受法律保护。”但无论吸收模式抑或分工模式，皆注意到诚信原则与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对于权利限制有着相近的功能，从而有意协调两项原则的适用关系。

　　（4）我国台湾地区法域

　　而我国台湾地区则采用重叠模式。民国民法典原仿德例于债编第219条规定：“行使债权、履行债务，应依诚实及信用方法。”1982年，台湾地区修正法典之总则部分，将其改列为总则编第148条第2款：“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依诚实及信用方法。”1999年债编修正又增列第245-1条，借助诚信原则将缔约过失制度法定化。民国民法典第148条规定：“权利之行使，不得以损害他人为主要目的。”该表述几乎是德文语句的逐字翻译，唯在一个关键之处作出改变，即将德国民法典第226条的“仅（nur）”以损害他人为目的放宽为以损害他人为“主要”目的。放宽的后果是，构成权利滥用者，“不必其目的全在损害他人”。自此，德国采“主观判断”标准的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得以有了“社会化”与“客观化”的转向空间，使得权利行使“具有社会化的内涵、伦理的性质及客观的判断标准”。

　　2.我国实证法

　　我国实证法在台湾地区的基础上又迈进一步。《民法典》新增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内容上，第132条（“民事主体不得滥用民事权利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删除权利行使目的之主观标准，仅保留客观标准，并且该客观标准较之台湾地区又大幅放宽，国家利益、他人合法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鼎足为三。《民法典总则编解释》第3条在此基础上作出细化。其中第1款为客观标准提供判定依据：“对于民法典第一百三十二条所称的滥用民事权利，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行使的对象、目的、时间、方式、造成当事人之间利益失衡的程度等因素作出认定。”第2款则仿照台湾地区新增主观标准并继续放宽：“行为人以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为主要目的行使民事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构成滥用民事权利。”如此，客观标准与主观标准符合其一，即可构成权利滥用。而在“禁止权利滥用”标准泛化下，背后蕴含的权利理念引人深思。多重限制下，权利限制较之自由行使似乎更具基础性。限制与自由此长彼消，当权利行使动辄得咎、限制因而成为出发点时，自由也就相应成为例外。而这并非进步的民法典应当采取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