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主人的狗永远不可能拆主人的台（1984）

　　原作者：Audre Lorde翻译：Cico；校对：柴来人导读：【合辑】导读女性主义理论：从现代性到后现代，对应选文72；单篇选文翻译不代表译者们的实质立场，欢迎加入我们翻译120+篇不同领域的选文本文章基于CC BY-NC-SA 4.0发布，仅供个人学习，如有侵犯您的布尔乔亚法权，请联系提醒号主践行游士删文跑路伦理网哲邻人部，一个自由自主的联合协作哲学翻译社群，欢迎有志者私信加入或投稿（翻译或原创）：lab_on_roof@163.com

　　导读：交叉性理论家对第二次浪潮中的“本质主义女性（essentialist woman）”的批判，也强调了后者对边缘女性的忽略(Spelman, 1988)。本质主义一词指的是对被定义成一个特定实体或团体之核心特征的先天的、固有的或不可或缺的属性之信仰\信念。这些属性不仅可以被用于将一个团体与其他团体进行区分（比如女性与男性），而且可以在集体政治实践中将该群体的成员联合在一起。第二次浪潮中的女性主义者经常引用“姐妹情谊（sisterhood）”这一概念来在政治上动员妇女，同时也展示妇女的共同关切。然而，无论妇女所共享的特征是否被理论化为生物的、心理的或社会的，本质主义都淡化轻视了她们经验中的差异。在《底边女人(The Inessential Woman)》（1988）中，伊丽莎白·V·斯佩尔曼（Elizabeth Spelman）把本质主义者看作“女性主义其族群中心论[ethnocentrism]的特洛伊木马”——美国妇女运动内部分裂的痛苦根源(1988: x)。

　　在《姐妹/局外人》（Sister/Outsider）（1984）一书中，奥德雷·洛德（Audre Lorde）认为以女性这一词来概括女性通常是错误的。她指出许多白人女性主义者忽视女性之间差异的案例。例如，她对她的白人女性主义者同志说到：“你们担心你们的孩子长大后会加入父权制并举报反对你们，我们担心我们的孩子会被从车上拖下来摁倒在地、在街上被射杀或窒息，而你们却对这些死去的孩子们之所以会死的原因选择视而不见。”(1984: 119)[2]。洛德还接着论述，如果我们想建立一个基于差异的成功的运动，那我们必须改变这些已被我们内化的压迫。在选文72中，她警告道：“好狗不咬主人，这就是成为坏狗的必要性”。

　　THE MASTER'S TOOLS WILL NEVER DISMANTLE THE MASTER'S HOUSE

　　一年之前，我同意参加纽约大学人文学院的一场会议。我以为我会评论那些处理差异在美国女性生活中作用的论文：种族差异，性存在（sexuality）差异，阶级和年龄的差异。一旦缺乏这些考虑，就会削弱任何女性主义讨论中的个体性和政治性。

　　这有一种特别的学术傲慢：设想某种关于女性主义理论的讨论，却不探讨我们之间的诸多差异，不考虑贫穷妇女、黑人和第三世界女性及女同性恋者的重要参与。尽管我站在这里，作为一名黑人女同性恋的女性主义者，被邀请在会议上唯一的有黑人女同性恋者的小组中发表评论，难道这就代表着黑人与女同性恋们的声音在此被表达了吗？所以说在这个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恐同症相互不可分割的国家，这次会议的视野是可悲的——这个会议在假设：女同性恋和黑人女性对于存在主义，对于色情，对于女性的文化和沉默，对于发展女性主义学说，或正统异性恋和权力——皆无话可说。当今天出席在这儿的两位黑人女性甚至是在会议前最后时刻被突然找到的，这在个人或政治上意味着什么呢？当种族主义父权制的工具被用来审视来自同一个父权制的成果，这又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只有最狭小最轻微的变革才是有可能的和被容许的。

　　没有考虑到任何女同性恋意识或第三世界女性意识，在这次会议上、在这些发表的文章中都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空白。例如，在一篇关于女性之间物质联系的文章中，我意识到这种非此即彼的教养模式完全无视了我作为黑人女同性恋的自我认知。在这篇文章中，没有探究女性之间的相互联系，没有探究互助支持的系统，没有探究存在于女同性恋或女性-定义之-女性之间的相互依靠。然而这篇文章却言之凿凿地表示，在父权制教养模式下，“那些想要解放自己的女人可能会为这个结果付出过高的代价。”

　　对于女性来说，相互支持的需求和渴望不是病态的，而是救赎的。在这个认知中，我们真正的力量重新被发现。正是这种真实的联系使父权制世界如此害怕。只是在父权制的构架之中，母职\怀孕才成为唯一对妇女开放的社会权力。

　　女性之间的相互依靠支持是一条自由的道路，这允许我存在，并不是为了被利用，而是为了具有创造力。在被动的“我\存在”和主动的“我\存在”之间是有区别的。

　　仅仅主张“容忍\宽容对待女性之间的差异”，这是最恶心的改良主义。这全盘否定了差异在我们生活中的创造性作用。差异不仅是需要一点点宽容\容忍，而且要看作是一个必要两极（不同的双方）的支持性力量，在两极之间我们的创造力可以像辩证法一样迸发出来。只有这样，相互依靠的必要性才不会受到威胁。只有在不同力量的互相依存、相互承认并平等之中，才能产生在世界上寻求新的存在方式的力量，并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开辟道路。

　　在彼此（非支配性的）差异的相互依靠之中，存在着一种力量，能让我们安全地进入认知冲击\打开新的世界大门，并带回改变未来的真正愿景。差异是一种原始而有力的联系，我们的个人力量就是从这种联系中锻造出来的。

　　作为女性，我们被教导要不忽视我们之间的不同，要不就将差异视为分裂和起疑的根源，而不是将之视为改变的力量。若没有团体\共同体，就没有解放，只剩下个人与其所受压迫之间最脆弱、暂时性的休战。但是，团体\共同体绝不能意味着取消我们之间的差异，也不能假惺惺地假装这些差异不存在。

　　我们之中，那些处于这个社会对可接受女性的定义之外的人；我们之中，那些被抛入差异的熔炉中千锤百炼的人——那些贫穷的，那些女同性恋，那些黑人女性，那些年老的——都知道生存可不是学术能力。而是学会如何独立、不受欢迎有时还会被辱骂。是学会如何与其他那些被定义在结构之外的同伴建立共同事业，以便定义和寻求一个世界，在那里我们每一个人都能闪闪发光。而是学会如何接受我们之间的不同，而使之更强大。因为主人的工具永远不会拆毁主人的房梁\主人的狗永远不可能拆主人的台。他们可能会允许我们暂时地在他的游戏之中打败他，但他们永远也不会让我们带来真正的改变。这个事实只会威胁到那些依然将支配者的秩序定为她们唯一的支持来源的女性。

　　贫穷女性和有色人种女性知道婚姻奴隶制和卖淫的日常表现是有区别的，因为站在42号街（红灯区）上的是我们\她们的女孩。如果美国白人的女性主义理论不处理我们之间的差异，以及作为结果的我们所遭受压迫之中的差异，那你们又当如何处理这个事实：你坐在这里开女性主义理论的会议，而你家里却有一位女佣在帮你打扫房子、照顾孩子。那位女佣在很大概率上是贫穷女性还是有色人种女性？在种族主义的女性主义之下，还能有什么理论？

　　在一个对我们所有人都充满可能性的世界中，我们的个人愿景将为政治行动奠定基础。学院派女性主义者的失败是没有认识到差异是一种极其重要的力量，这是她们没能超越父权制的第一堂教训。在我们的世界里，差异会变成自我界定与赋权的力量。

　　为什么这里没有其他的有色人种女性来参加这次的会议呢？为什么给我打了两个电话就被算作是一种咨询？而我是黑人女性主义者的唯一可能的名字来源？尽管黑人小组成员的论文以女性之间重要且强有力的爱为结尾，但如果那些跨种族合作的女性主义者彼此之间并不相爱呢？

　　在女性主义学术圈内，这些问题的答案往往都是：“我们不知道该问谁。”但这是对于责任相同的逃避，同样的虚晃一枪，使黑人女性的艺术排除于女性的展览。黑人女性的作品被排除于大多数的女性主义出版物，除非是极偶然的“第三世界女性特刊”，黑人女性的文章从不在你们的阅读书单之中。但就如安德瑞妮?瑞奇（Adrienne Rich）在最近谈话中指出的那样：在过去的十年中，白人女性主义者在过去十年里对自己进行了如此大量的教育。那你们为什么不了解一下黑人女性以及我们之间的不同——白人和黑人——当这已是我们这场运动生存下去的关键？

　　今天的女性依旧被要求跨越男性无知的沟壑，教育男性认识到我们的存在和我们的诉求。这是所有压迫者的一个老套且主要的工具，目的是让被压迫者关注主人所关心的事情。现在我们听说，有色人种女性的任务是教育白人女性主义者——尽管我们的存在、我们的差异、我们在共同生存中的相对角色都面临着巨大阻力。这是一种精力的转移和对种族主义父权制思想悲剧性的重复。

　　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曾经说：“正是必须在了解我们生活的真实条件之后，我们才能汲取自身的力量，找到采取行动的理由。”

　　种族主义和恐同症是此时此地我们所有人真实的状况。我敦促在座的每一个人深入到内心深处的认知，触摸到那种对任何差异的恐惧和厌恶。看看它到底戴着谁的面目。在此之后，个人的即是政治的才可开始照亮我们所有的选择。

　　（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