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江地区文化与寻根

　　◇周才金

　　怒江第一湾

　　辛丑年末，怒江州文联和州民族宗教委组织实施，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云南省六届作协理事、怒江州作协原主席罗世保先生主编的民族文化书籍《白族——那马·勒墨人文学史》，由云南出版集团、云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该书的出版，填补了怒江民族支系没有书面文学史的空白，对那马人、勒墨人乃至怒江地区民族文化建设必将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作为白族支系勒墨人中的一员，笔者荣幸承担了该书的部分编撰工作。基于此，使笔者斗胆下笔，以初步梳理怒江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现象，并简要解读地区文化背景与走向。

　　01.文化与文学

　　要解读怒江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我们应当先明确文化与文学的概念。

　　文化是人类创造事物的总和。早在原始社会，人类就已经形成第一次分工，产生了农业民族和畜牧民族。早期的文化是在农业民族中产生的，因为畜牧民族要逐水草而居，居无定所，不容易产生大规模的聚居，对文字也没有迫切的需要；而农业民族容易形成大部落，比如兴修水利就需要大量协同工作的人群，所以最早的国家和奴隶制都产生于农业民族。有了国家和奴隶制，才能产生大批有闲阶级，他们发明了文字、音乐、绘画、舞蹈，促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第二次分工，从而产生狭义的文化；而广义的文化是指所有人类的活动。

　　“文学的本质在于它的想象性、虚构性与创造性”“文学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艺术整体”（《文学理论》[美]勒内·韦勒克与奥斯汀·沃伦合著）。《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寻根》序言中，北京大学中文系温儒敏教授指出：置放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脉络中，审视少数民族文学与主流文学间的互动，以此把握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寻根与中国文学文化寻根的共性与个性，彰显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寻根的独异个性色彩。这种研究打破了少数民族文学与主流文学间的壁垒，改变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被隔离在自我封闭的系统内部进行的状态。这是一种方法论的突破。

　　综上，可以笼统地认为：

　　一，文化是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同时，文化也是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确切地说，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地理历史、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

　　二，文化是学习得来的，而不是通过遗传而天生具有的。生理的满足方式是由文化决定的，每种文化决定这些需求如何得到满足。从这一角度看，非人类的灵长目动物也有各种文化行为的能力，但是这些文化行为只是单向的文化表现如吃白蚁的方式、警戒的呼喊声等；这和人类社会中庞大复杂的文化象征体系相比较显得有些微不足道。

　　三，文学是文化现象，它归属于文化。文化现象与经济现象、政治现象相比，它的特点是内涵深邃，变化比较缓慢，具有很大的延续性和稳定性。文化与其说是某种意境完成的结果，不如说是趋于完成的过程。

　　四，文学是以语言、文字为手段，通过塑造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种艺术，起源于人类的生产劳动。最早出现的是口头文学，一般是与音乐联结为可以演唱的抒情诗歌。

　　弄懂了文化与文学的异同，就让我们一起来检索怒江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吧。

　　02.地区历史

　　早在西汉时期（公元前202年至公元8年），怒江地区就已纳入祖国版图。此后，无论政权如何更替，岁月如何悠长，怒江始终都在祖国母亲的怀抱中渐渐成长。

　　1911年辛亥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后，云南“怒俅殖边总队”分路进入怒江，成立了知子罗、上帕、菖蒲桶三个“殖边公署”，在兰坪县营盘街设立“殖边总局”，对这一边区直接行使军政管辖权，将属保山县的登埂、鲁掌、卯照及原属云龙县的六库、大兴地等地合并，成立鲁掌行政公署。民国五年（1916年），各殖边公署改为行政公署。民国十七年至二十二年（1928—1933年），各行政公署先后改为泸水、碧江、福贡、贡山设治局，分隶于丽江和腾冲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1950年，分属丽江专区和保山专区。1954年8月23日，设立怒江傈僳族自治区，自治区人民政府驻碧江县知子罗。1973年，怒江傈僳族自治州革命委员会由碧江县知子罗迁泸水县六库区新寨乡。2021年未，怒江州总面积14703平方千米，辖1市3县，总人口57万人。

　　基于悠久的历史痕迹，加之独具一格的自然环境，怒江地区已经是民族文化资源的富集之地，是目前全省乃至全国原生态文化保存较为完好的地区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怒江流域绝大部分地区属于原始社会晚期，少数地方出现了家长奴隶制和封建社会的雏形。整体上看，全区处于原始社会初步向奴隶社会过渡的社会形态。当时怒江北部与藏区的农奴制社会相邻，东部与已进人封建社会的白族、纳西族、汉族隔山而治，南部以大理、保山为代表的土司制，不断由南向北沿怒江河谷推进。在泸水腹地的卯照、六库、老窝等地扎根，形成对社会变革起主流作用的土司制社会形态，并初显了封建社会的雏形。地处澜沧江流域的兰坪县除营盘、啦井、通甸等地外，社会发展形态也基本与怒江流域同属一个层次，甚至略低一些。加之有碧罗雪山的阻隔，发生在该县境内的一些社会变革对怒江全境并没有产生较大影响。故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怒江地区是多种社会形态的接合部和多种社会发展变革的缓冲区，多种社会形态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不同层次、不同民族、不同特色的区域文化。

　　怒江各民族信奉多神，“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为州内各民族的信仰主流，本祖崇拜占主导地位。但随着藏传佛教落脚在怒江北部的丙中洛，融儒家思想的佛教、道教从东南方向进人怒江，上座部佛教呈北上怒江之势，天主教进人贡山怒族、藏族地区，基督教由内地传至澜沧江傈僳族聚居区为先导，迅速在僳僳族、怒族、独龙族聚居的怒江河谷和独龙江流域传播开来，对傈僳族、怒族、独龙族等世居民族的原始宗教信仰形成了变革式的冲击。从这一角度讲，怒江既是一个多宗教信仰的结合部，又是多种宗教势力的缓冲区。

　　怒江地区在这一特定地理环境、人文背景、社会关系和宗教势力的影响下，积淀起来的民族文化具有多元性和丰富性。只是因现代宗教进人怒江的时间较晚，因而对怒江的民族文化主体没有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原始宗教仍然是怒江各民族原生文化的重要根基和载体，这一点可以从境内各民族各种祭祀活动的“神歌”和名目繁多的神话、传说、典故以及大量的文化信息中可以得到佐证。

　　03.地区文化

　　怒江地区民族成分众多。有22个民族，其中傈僳族、白族、汉族、普米族、独龙族、怒族、景颇族、藏族等10个民族世居民族,而怒族和独龙族是怒江地区的特有民族。由于民族成分较多，文化的独特性、丰富性、多样性特征十分明显。

　　怒江地区民族历史悠久。根据对兰坪县古人类遗址考察发现，早在一万多年前，怒江地区就有人类活动。文化是一个历史的积淀过程，历史越悠久，文化积淀就越多，祖先留给我们的珍贵历史文化遗产就越丰厚。

　　怒江地区拥有不同层次的社会发展形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怒江地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雏形、封建社会锥形均有发育，但绝大部分地区仍为原始社会末期，孕育出多元和多梯次的民族文化独特环境。四是有不同方位、不同民族文化的交融。除了州内各民族的文化，周边还有藏族、纳西族、白族、汉族及缅族文化。经过长时间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交融，形成了无数个不同风格、独具特色的小地域文化。

　　怒江地区地处偏远、历史上交通不便,给民族文化形成了一道天然的保护屏障，使怒江的民族文化更多地免遭了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很好地保持了地域文化的原生性和原生形态，民族文化的地域属性和民族属性十分明显，具有别于其他地区的极高文化研究价值。这一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包含了各民族天文地理、生产生活、风土人情、人际关系、价值取向、伦理道德等方面，不论是神话传说，还是诗歌音乐、舞蹈宗教、礼仪习俗，都无不具有璀璨夺目、绚丽多姿的独特魅力。

　　04文化寻根

　　关注怒江地区民族文化的学者是那样深刻地感受到：民族文化被清融的痛楚与面临消亡的危机。他们以文学的方式艰难地担负起民族文脉传承的重任，以低回的姿态发掘并重新审视自身文化——这是一种可贵的担当。无疑，罗世保先生已经走出了该地区民族支系“文化寻根”的第一步。

　　“寻根”其实就是在“重述历史”。这是全球化时代对少数民族文化创伤的一种修复与建构。民族文学的“寻根”总是伴随着锥心之痛，往往会唱出文化的“挽歌”，这也是这类文学里最动人的情愫。因传统逝去而产生的失落之痛，不过是挣扎与无奈，那令人黯然神伤的非主流情绪还不一定是“正确”的，但文学感人的力量往往又来自这些哀伤与无奈。“寻根文学”的价值不只是作为一种文化史、精神史的记录，也在于不可复制的文化失落之痛——转化为审美的、可触动不同时代人类心灵的悲剧之痛。

　　纵观怒江文化和文化人的寻根之旅，我们不难发现，大多数学者总是有意无意地在提供某种警示：传统文化正在我们眼前消失！

　　其实，全球化也好，社会的迅猛变革与发展也罢，从一定的角度去评判，当然是合法的、进步的、势在必行的，但若从文化的角度看，却又未必。人类在这个问题上也可能有盲区，就像生态的灾难往往是由人类自身的过度索取所造成、却又可能无力自拔的那样。

　　文学虽然无力，但有时也可以提供某些“陌生化”的警示。另外，强势文化影响弱势文化，弱势文化也会很自然地努力保持自身的合法性。在异质文化彼此的碰撞中，双方的关系既是对抗的，也应当是相互吸纳的。理想的状态应当是：文化的变革创造，不是简单地放手让弱势文化完全被强势文化所同化，也不是让弱势文化总处于和强势文化对抗的旋涡之中。做好地区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并主动吸纳外来文化之精华，才能超越文化本身，达到地区文化与外来文明相互制约、相互沟通和共同发展的状态。显然，这样的“理想”在少数民族文学“寻根”过程中表现并不突出，却也留给文化人许多思考的空间。

　　诚然，怒江地区的文化学者和关注怒江发展的文化人都在努力着。近年来，中国作协会员、云南省作协理事密英文先生的《额哈窟底》，中国作协会员、鲁院37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彭愫英女士的《大峡谷的灵光》，兰坪民族文化研究学者蔡武森先生的《远去的游牧歌谣》等文学作品的相继出版发行，给怒江文坛又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对于怒江地区民族文化的走向，我们将拭目以待。

　　请相信怒江，相信未来。

　　大河弯弯

　　参考文献：

　　1.《文学理论》[美]勒内·韦勒克与奥斯汀·沃伦合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2月第1版，2020年11月第7次印刷。

　　2.《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寻根》[中]杨红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2月第1版，2019年2月第1次印刷。

　　3.《怒江·文化记忆》[中]普利颜著，民族出版社，2017年7月月第1版，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请即联系编辑人员，以便及时删除）

　　编辑：怒江州文联文艺评论家协会

　　举报/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