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最近反黑人情绪又开始高涨了？

　　如题

　　如果让我如何评价所谓的「反黑情绪」与其这种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泛滥与相关文化符号的传播，那么我会说：一场后政治的生命政治（post-political biopolitics）时代下的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景观（spectacles）中介操纵下的右翼民粹主义狂欢与共景监控（synopticon）游戏，背后掩盖这全球资本主义的「生活世界」意识形态幻象之下的结构化的矛盾与撕裂以及我们整个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背后的剥削-掠夺共存的种族化结构。因此，我们必然要用一种批判的态度对待这种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同时给予其存在背后的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治理技艺（art de gouverner）批判，以此同时我们需要设法在此之上探寻解放的道路。

　　资本主义之所以能继续存在下去，正是靠吸纳那些唯一能确保其生存的条件。——罗莎?卢森堡我们都知道意识形态幻象之所以是幻象，主要并不在于它是一种虚假意识，而在于意识形态在维护一种压迫性的权力，成为了一种克服社会冲突的适当手段。所以马克思会说：意识形态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生产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而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便是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社会的种族化结构在观念上的表现，并且具有一种维护、支持这种种族性结构的压迫性阶级权力关系的社会功能。为此，我们在批判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同时，应当先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种族化结构。总体而言，在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之中这种种族化结构适应于资本积累的需要，同时通过维持种族-帝国压迫（ricial-cum-imperal oppression）的生命政治的政治结构以维持。

　　「维护权力结构的意识形态幻象」为什么说资本主义是种族化的呢？美国政治哲学家/批判理论家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在她的作品《食人资本主义》（Cannibal Capitalism）之中对此有所讨论。首先我们可以从经济角度考察全球资本主义的种族性结构，罗莎?卢森堡在她著名的《资本积累论》（Die Akkumulation des Kapitals）中指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即资本的积累）依赖于对于前-资本主义世界的蚕食，也就是说「没有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资本积累也就无法进行。从这一点上看，积累是由啮破并同化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而成长起来的」。而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积累的方式也与此类似——在资本主义的「剥削」（exploitation）场所背后存在一个在结构上对这个社会系统是必要的「场所背后的场所」——这种隐秘的必要场所就是「掠夺」（expropriation）。出于工人的双重自由之下的剥削的秘密与资产阶级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我们都已经很熟悉了，不再赘述，而对掠夺而言，资本粗暴的没收属于他人/自然的财富，通过对劳动力、自然资源与土地的掠夺，资本在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同时提高了利润从而促进了资本增值、积累与扩大再生产，这一掠夺-剥削共存的体系是种族化的。弗雷泽在《食人资本主义》中这样描绘这种种族化结构：

　　那么，总的来说，掠夺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结构性特征，是没有得到承认的让剥削成为可能的隐蔽的前提条件。这两种掠夺绝不是分离和平行的过程，而是系统地交织在一起，是唯一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深深地彼此交织的两个侧立面。它们之间的区分线与杜波依斯所说的“肤色线”大致相关，这非常清楚，一点也不模糊。总而言之，这种对种族化的“他者”的掠夺成为了对“公民-工人”进行剥削的必要前提。另一套地位等级制度也是如此，它植根于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地理环境空间，将世界分为“中心”和“边缘”。从历史上看，中心区被认为是是象征性的剥削中心地带，而边缘区则被认为是象征性的被掠夺场所。这种划分从一开始就被明确地种族化了，与之相关的地位等级制度也是如此：大都市公民与被殖民者，自由人与奴隶，“欧洲人”与“土著人”，“白人”与“黑人”。这些等级制度也是为了区分被剥削的人口和地区与注定要被掠夺的人口和地区。新自由主义的流行增强了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性，也创造了「自由市场」神话之下的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工，而在这一国际分工中，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心位置的帝国主义国家成为了剥削的场所，而广大发展中国家成为了掠夺的场所，在这一过程中也塑造了作为政治-生命的公民-工人（citizen-worker）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作为例外（execptio）的赤裸生命的对立，这种对于第三世界人口的排除是生命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在以后讨论。随着新自由主义时代下帝国主义国家对人口流动的放开，大量来自第三世界/边缘世界的移民/难民涌入了中心国家（当然，S国的状况较为特殊，但是总体而言向着第一种靠拢），而这些处于中心国家内部的边缘国家人口也成为被掠夺的对象和排除于大写人民之外的赤裸生命，因此奈格里与哈特在他们的三部曲之中会说在这个帝国的年代中对生命政治的生产成为了一种新的生产形式。

　　而由于帝国主义国家人口的肤色与亚非拉的受掠夺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肤色不同，维护国际分工的等级结构与这种权力关系的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自然有其存在的空间。虽然在资本的流动中，多元主义意识形态的推崇成为一种将更多事物纳入跨国资本的帝国之中是手段，而美国的主流「进步自由派」真是通过对这种虚伪的多元主义的鼓吹维护全球资本主义。但是作为其对立面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也并非什么现代世界的造反者，后者与前者一样共同维护了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与资本的积累。毕竟两种意识形态反映了我们这个跨国资本构成的帝国的两面：一面是奈格里和哈特所说的「一个无中心、去领土化的统治装置」（decen‐tered and deterritorializing apparatus of rule），拥有开放扩展的边界不断的整合进更多的元素，另一面是传统的世界体系论者所说的有中心的等级结构，而许多世界体系论者借此批判奈格里，我个人认为目前来看这一跨国资本的帝国一方面是有中心与等级的（当今是很容易可以看到中心），而在另一方面它也不断的整合进更多的元素进去，同时具有多中心化的趋势。然而无论是右翼民粹主义还是「进步」新自由主义掌握权力，其背后的跨国资本与其附庸（例如各路政客）则一路笑到银行。

　　政治的核心秘密不是主权，而是治理，不是上帝，而是天使，不是国王，而是臣僚，不是法律，而是治安（police），即它们形成和支撑的治理机制——吉奥乔?阿甘本资本的积累需要剥削/掠夺共同存在的种族化结构来维持，因此我们可以说全球资本主义在结构上是种族化的。为了维持这种种族化的经济体系，那么就需要相应的政治模式，毕竟资本的运动离不开公共权力的保障。而生命政治（biopolitics）便是建议在此之上的政治模式，正是通过生命政治之下的出生-生命与政治-民族-生命的分离，便可以从区分大写与小写的人民，在对公民-工人的治理之中排出出可供掠夺的神圣人（homo scar）/赤裸生命（nuda vita），而在现实之中，边缘国家的人口就变成了赤裸生命，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种族结构。当然，生命政治在排斥之外，还是对人口的治理。对此齐泽克提出了「后政治」（post-politics）概念，在后政治时代，政治被降低为一种治理的技术，而不再涉及根本的哲学或伦理学维度的问题，一切矛盾都可以通过技术性的协商、管理、调整而解决。由此，更多的部分可以被涵盖在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之中，同时可以塑造一种分歧弥合的生活世界的意识形态幻象。殊不知生活之下的幻象之下是撕裂与对抗，是对于神圣人的排斥，而马克思的幽灵也终将萦绕在这一「弥合」的周围。这种中心国家的生活世界幻象不仅塑造了不能排除的剩余与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也导致了一种排除神圣人保卫现代生活的市民意识形态。真是在后政治的生命政治时代的社会现实之中，右翼民粹主义得到了它得以存在的土壤。

　　我们可以通过引述关于自我与本我间关系的弗洛伊德主义设准而提出：现代生命政治是由如下原则所支持的——“哪里有赤裸生命，哪里就会有一个大写的人民。”但我们要立刻加以补充，该原则所成立的前提是，该原则反过来的表述也同样成立：“哪里有一个大写的人民，哪里就会有赤裸生命。”因此，那被认为已通过消灭人民（以犹太人为象征）而被克服的撕裂，又重新再生产自身，把整个德意志人民转变成一个被以死献祭的神圣生命，和一个必须（通过灭除精神病人和遗传性疾病患者）被无限净化的生物性身体。以一个不同但相类似的方式，今日那通过发展来灭除贫穷阶级的资本主义工程，不但在其自身之内再生产出了那被排除的人民，而且把整个第三世界人口尽皆转变成了赤裸生命。只有一种将不得不学会去思考西方那根本性的生命政治撕裂的政治，才能够停止这种摇摆，并为那划分人民和地球上所有城市的内战画上句号——《神圣人》阿甘本在《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中指出：神圣人原来是一个古罗马法律概念，指同时被排除在人法与神法之外的人，一个神圣人可以被随便蹂躏，但是不能被献祭给神。在这个被双重排斥的领域，人变成了纯粹的赤裸生命，而这种赤裸的生命存在于随时被主权权力滥用和剥夺走的境域之中，奥斯威辛集中营之中饿死的囚犯、难民营中受冻饿的难民与被美军炸弹炸死的伊拉克人民都是现代神圣人。阿甘本指出，神圣人的本质是例外，每一个人只要条件符合都可以成为现代社会中的神圣人，成为了被排斥之物。而现代资产阶级政治便建立在这种对论为赤裸生命的当代神圣人的不断排斥之下（当然在这个排斥之中认识-权力体系依然有用，例如说之前常见的healthy code）。从上文中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排斥机制与资本主义的种族结构形成了一种共谋——毕竟这种政治机制就建议在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之上。而作为后政治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卫道士的中心地区的小市民，在面对着原本作为没有政治-民族-生命的作为掠夺对象的有色人种，自然会产生一种排除有色人种的意识（毕竟是赤裸生命），受景观中介操纵之下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广泛传播的影响，这些人成为种族主义者并不奇怪。

　　1967年，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La Société du Spectacle）中将我们这个时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称之为「巨大的景观的聚集」（accumulation de spectacles），而在此基础上德波展开了他的景观拜物教批判，同时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景观的操纵与统治功能。而阿甘本在《王国与荣耀——安济与治理的神学谱系》（Regno e la Gloria: Per una genealogia teologica dell'economia e del governo）中指出，政治不仅仅是治理（governo），还是荣耀（gloria），正是在人民（laos）的欢呼之中王国才得以建立。在古罗马存在着人民与群众（ochlos）的二分而正是在王国的保障权力运行的欢呼仪式之中，群众被转化为人民。而在生命政治之中，当代的欢呼形式随处可见——在人民主权/公民-人民的幌子之下以景观中介操纵之下的「一致赞同的治理」（government by consent）为表现。而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的各类种族主义-右翼民粹主义狂欢之中，景观中介的操纵随处可见——借此生命政治这下的一致赞同的治理与社会秩序的维护得以延续。而这种处于欢呼中的人民也成为了文化工业与文化景观的操纵对象，成为了共景监控（synopticon）游戏的参与者，通过多对少的方式排斥不正常的人与其他「生活世界的敌人」，在社交媒体上面不断的参与建议在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之上的生命政治游戏。

　　简而言之，资本主义在我们背后为我们决定的事情，现在应该由我们通过集体民主决策来决定——南希?弗雷泽上文中我们考察了资本积累所需的种族化结构与其建议在此之上的生命政治模式，以及维持中心国家与地区小市民生活世界幻象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而若要剔除这种意识形态幻象，必然要在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一种社会主义的方案以作为资本主义的结构替代品。南希?弗雷泽在《食人资本主义》开篇中便说社会批判需要回归资本批判（Kapitalkritik）的传统，同时提出了一种扩展的资本主义（expanded conception of capitalism）概念：长期以来存在着仅仅把资本主义视为一种经济体系的错误观念，然而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类型，还是一种制度化的社会类型。如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提出的嵌入（embed），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背后依赖着与其被套的社会政治基础（例如弗雷泽具体分析的种族化结构、社会再生产、公共权力…）。因此弗雷泽在提出了扩展版的资本主义概念的同时也提出了扩展版的社会主义（expanded conception of socialism）概念，无疑这一概念是针对欧美那些仅仅讲社会主义视为宏观调控下的福利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们提出的，而社会主义也绝非是一种经济制度［也与实存社义（RES）不同］，是一种建议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上的制度化政治与社会体系，作为扩展版资本主义的制度性替代品存在。

　　对扩展版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更加凸显出结构上的不公正，其中包括且远远超过了阶级剥削。社会主义的替代方案也必须纠正这些其他的不公正现象。它绝不是“仅仅”改变经济生产的组织，还必须改变后者与社会再生产的关系，以及与之相关的性别和性秩序。同样，它必须结束资本对自然的自由驰骋和对被征服民族的财富的掠夺，以及随之而来的种族/帝国压迫。总之，如果社会主义要纠正资本主义的不公正，不仅需要改变资本主义的经济，也需要改变资本主义的整个制度化秩序。南希?弗雷泽给出的方案是民主化，「简而言之，资本主义在我们背后为我们决定的事情，现在应该由我们通过集体民主决策来决定」，并且是一种贯彻在整个社会政治体系内部的更加全面的民主化，而非是现代政治体系之中的公共安济（oikonimia）式的形式民主与资本的自由。而新自由主义流行以来作为奈格里所说帝国权力表现的新宪政主义（new constitutionalism）的流行更是加大了跨国资本的自由，而在跨国资本的流动之下与跨国资本构成的帝国构序（order）之下是无数受资本主义剥削与规训的的诸众（multitude）。在弗雷泽的构想中，社会主义是这样的一种民主化的社会：生产被置于民主控制之下，社会的发展取代了盈利作为总目标，资本主义政治中粗暴的政治/经济二分被在民主化的程序下的重新划界（redomaining），社会财富的分配也将民主化——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将会建立，而在顶层与底层的空间之间，合作社、社会团体、自我管理项目…等多种民主主体的介入将会赋予这一民主社会更多的活力。毋庸置疑的是，虽然这种社会主义挂念在某些部分的具体表现如何仍需商酌，但是这依然是有很大的合理性的。

　　我们必须扭转目前这些领域中的优先次序。资本主义社会将社会、政治和生态再生产的需要置于商品生产的需要之下，而商品生产本身就是为了资本积累，社会主义者需要将事情颠倒过来，将培养人、保护自然和民主自治作为社会的最高优先事项，这比效率和增长重要得多。实际上，社会主义必须把那些被资本贬低到不被认可的背景中的事项放在前台。正是因为我们用扩展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概念代替的纯粹的经济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概念，因此实现社会变革的主体无疑是多种多样的，这一星从（constellations）般的的非同一性变革便是奈格里与哈特所说的诸众「我们理解的无产阶级范畴包括一切（all）受剥削于、受支配于资本主义的人」，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无疑使其重要组成部分，但无论是资本帝国下的原住民、无产者还是妇女，都可以成为诸众一元，成为社会变革的力量共同服务于反资本主义的目标（反资本主义领导权！）。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传统意义的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变革（想必各位已经听的够多了）是无疑很重要的，与此同时，哈特与奈格里所说的对于资本主义的社会规训（capitalist discipline）的反抗也是必须的——因为诸众不仅屈服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屈服于资本主义规训体系。如广松涉所说：「在应该到来的社会主义体制变革方面，社会变革与人类变革，有着更直接的联系。社会主义的人类的最终形成，原本没有社会关系的总体变革是不可能的，没有『人类的大量变革』，社会主义体制甚至会失去其生产的发动力。」，具体而言即在对资本主义规训体制的反抗与民主化中建构出全新的生产模式和人类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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