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我对电车难题的理解

　　毫无疑问，阐释这个问题的同时，也就是在拷问自己的伦理观。

　　通常第一次关注这个问题的人会将目光聚焦于铁轨上的两方，然后纠结于自己的选择。于是，“我”这个做选择的人好像成了置身事外决定命运的上帝。但这是不可能的，做选择的人哪怕只是想象也受到自身伦理的拷问。有机灵的人说，那我不做选择不就完了。但很可惜，不做选择本身就是一种选择，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做选择的权力已经被赋予你了。而这种权力却是无处不在，无可躲避的。注意全文的权力都是一种广义的影响力。

　　这里我就要抛出论点了，电车难题并不只是个二元选择，其实是个三元困境，而且是不对称的，其中的一元扮演着权力中心(至少临时是)的角色。是的，这是一个直指权力中心的问题，但由于被限制在一个微观的场景中，所以常常被忽视。想象一下，如果做选择的你是一个公务员，你总是可以上报，等待权力中心的决策，而倘若来不及，那么彼时彼刻，作为有能力也就是有权力决定铁轨上命运的人，你已经成为了一个临时的权利中心。这个场景其实就是权力最微观的架构，一个三元结构，再少就形成不了中心了，中心化的结构总是不对称的。

　　于是这个问题在这里就转化成了，如果你拥有决策权力，你会如何决策铁轨上的双方？这个场景直指的那个权力中心是有权力决策人的性命的那种（通常扮演着功利主义者的角色），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有些遥远。我们再稍稍拓展一下，把铁轨放大到其他可能的场景，比如另一个经典的三元场景，在一个独生子女的家庭中，如果你有决策权，你是去哄被骂的孩子还是去体谅带娃不易的伴侣？更宽泛的拓展下，生活中的每个牵扯到多个他人的选择几乎都成了一个小型的电车难题，毕竟，做选择就会有成本。

　　一旦意识到了这无可逃避的权力，那自然也就意识到了无可逃避的责任，对这责任的逃避只不过是自欺欺人。那些不做选择便以为于己无关的答案便是这样。

　　当然，生活中很多人的选择是通过不停的逃避让这无可逃避的权力变小，也就是说让自己成为不那么大的权力中心，需要承担的责任自然也小到可以承受了。回到电车难题中来说，这些人其实心里明白这种无可逃避的责任，如果有机会，他们会想办法把决策权交给他人。毕竟权责不会凭空湮灭，但可以转移。

　　思考到这里似乎还不够，如果这只是个纯粹偶然的难题那倒还好说，我们大可以说这种几百年难遇的事情，碰到了就抛硬币好了，反正没有先例参考。可真的是这样么？这里我们引入一个非常自然的假设:如果没有改变的话，这个难题会再次发生。也就是说电车难题被扩展成了电车问题。这个假设也暗示了在问题场景外有种隐蔽的生产机制将这个电车问题生产出来。

　　那对于这个电车问题，我认为逃避的选择只会使真正解决电车问题这件事更加困难。何为解决？我认为是将这个尖锐的问题平庸化，比如将决策者要对两方的生命做决策转化为对两方的钱包做决策，具体来说就是花钱让这样的悲剧不会发生，这是切实可行的计划。而实行这个计划也总是需要权力。根据权力网络本身中心化的架构，大的权力中心总是支配着其他小的节点。换句话说，如果你真的有心想要解决这个问题，那积极的站住那个有决策权的位置就是有益的。

　　抱着这种解决问题的思路，我们再次出发审视这个问题。一个很残忍的事实出现了，当我们积极的承担了这个决策的权责，第一次的决策本身可能道德上根本不重要(因为无论选哪边都有对应的道德观可以扮演），但功利上能否帮助我们站稳这个位置却更重要。而这，这个道德困境就变成了纯粹权力上的博弈，鉴于现今功利主义大行其道，这种博弈也总是看起来带着功利的性质。是的，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权力博弈才是目的，意识形态的力量只是中介，那与之匹配的伦理也是同理了。

　　言至于此，也算是图穷匕见了。遵循这种行动路线的人啊，准备好面对注定的非议与不解么？须常扪心自问，本心安在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