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张艺谋：我不是最好的导演，但我是最勤奋的导演

　　「我不能说我是中国最好的导演，但我可以说自己是中国最勤奋的导演。」——张艺谋

　　从广西电影制片厂转到西安电影制片厂后，张艺谋的身份也从摄影师正式过渡到导演。

　　1987年，张艺谋拍摄了自己第一部独立导演的作品《红高粱》，“导演张艺谋”正式上线。

　　《红高粱》改编自莫言的同名小说。那时候的张艺谋，喜欢接触很多作家，比如莫言、余华、格非、苏童、毕飞宇等。这些作家的作品只要一出来，张艺谋就立马找上门谈，探讨能不能改成电影。据说，早年张艺谋出差时，拉杆箱里装的全是小说，可见他对文学作品的热爱。

　　拍《红高粱》时的张艺谋、巩俐、顾长卫

　　张艺谋一直有一个观点，“导演的水平没有作家高，文化产业要发展，文学是母体，没有好的文学基础和文学群落，没有层出不穷的好的文学作品，影视想繁荣，门儿都没有。”

　　他的观点在《红高粱》这里得到了验证。《红高粱》一骑红尘，获得了第38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这是中国在世界三大国际电影节首次获得最高奖项，可以说是登上了艺术电影的最高殿堂。

　　“导演张艺谋”一战成名。

　　

　　但在张艺谋自己回看这部电影时，却并不觉得它有多艺术，相反他觉得这是一部娱乐元素很重的电影。90分钟的时长里，唱了三首歌，跳了两段舞，其中，更是让《妹妹你大胆往前走》这首歌红遍了全国。

　　张艺谋在《张艺谋的作业》这本书中也坦言，这可能才是他创作的底色，不是艺术性，而是娱乐性。

　　张艺谋的摄影才华，是公认的出众。但作为导演的才华，却长久受到争议。

　　后来常有人批评他拍娱乐化的商业大片，说这是一种堕落，但张艺谋想说，如果这就算堕落的话，那《红高粱》就是他堕落的源头。

　　接下来的几年，张艺谋相继拍了《菊豆》（1990年）、《大红灯笼高高挂》（1991年）、《秋菊打官司》（1992年）、《活着》（1994年），凭借这5部电影，张艺谋几乎把全世界重要的电影奖项全拿了一遍，一举奠定了他在中国电影界的地位。

　　《活着》剧照

　　但是，张艺谋还是很谦虚地表示，这五部电影其实是被高看了。他说，今天看那时的作品，幼稚粗糙的地方有很多，并没有说得那么好。

　　更干脆地说，他觉得他们那一代导演的成功，没什么了不起的，只是受了时代的助力。

　　在清晰地认识到时代的助力之上，张艺谋也十分明确地感受到时代给他造成的局限。比如，“商业化”的“入驻”。

　　不过，张艺谋对“商业化”这个定义有自己的看法。

　　他说，一个在不谈商业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导演，在拍摄过程中缺少对观众眼光的审视和揣度，这减少了对自己生存能力的训练。了不起的导演应该是能在残酷的市场环境中生存下去，并且保持个性、保持清醒、保持独立的思想性。

　　果不其然，在拍完《一个都不能少》（1998年）、《我的父亲母亲》（1999年）之后，张艺谋在千禧年的第一部作品《英雄》（2002年），让他在商业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据说，《英雄》耗资两个多亿，在当时算是空前的水平。但张艺谋一开始压根没想要拍这么贵，是当时的监制江志强认定武侠片会有市场，斥巨资找来了李连杰、梁朝伟、张曼玉、陈道明等一票影坛巨星，花费越来越大，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两亿投资”。

　　《英雄》海报

　　好在重金加持也收获满满。《英雄》于2002年年底在国内上映，获得2.5亿票房，占全年总票房的四分之一，按如今动辄三四百亿的市场体量来看，这2.5亿相当于今天的百亿了。

　　与《英雄》的巨大成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恶评的数量更是史无前例。

　　评论界有人认为这部片子空有华丽的外表，内里却极其空洞，“体现了张艺谋的宏大癖，以及精神世界的极度贫乏”。甚至有人说，张艺谋拍《英雄》，是对李安《卧虎藏龙》的跟风之举，是利用他自己对欧美电影节的趣味了解，投西方所好。

　　很多人直接慨叹：张艺谋江郎才尽了。

　　张艺谋对这些四面八方而来的“臭骂声”感到很难过，他在当时的一场发布会上说：“如果这只是我的一部电影，就是大家把我骂死，我也不会反驳，因为我本来就是在骂声中成长的，但是我感到丢人的是，在那么多中国电影精英和海外媒体面前……那种不屑，那种要灭你，要砸你，要收拾你，要臭你的敌意，只要一瞥就够了……我因此觉得很难过，很对不起这些演员，对不起他们的心。”

　　《英雄》拍摄现场的张艺谋与张曼玉

　　尽管如此，张艺谋还是对商业电影保有自己的热情和认可。这在一个所有人都争着抢着要占领艺术高地的行业里，是很少见的。

　　张艺谋说，中国从来就不缺艺术片导演，每年大大小小都能得一些奖，真正缺的是训练有素的商业导演。

　　那张艺谋眼中的商业导演是什么样的呢？

　　在张艺谋看来，好的商业导演知道怎么寓教于乐，他知道怎么把电影拍得好看和好玩的同时，又“有的放矢地融入所要表达的思想含义和情感品位”，以这种方式去占据院线，并影响观众。

　　张艺谋还旗帜鲜明地奉劝舆论界和整个文化精英阶层，大可不必打压和鄙视商业片的创作。

　　在接受“正午故事”的采访时，张艺谋说，“（也许未来）会有很多桀骜不驯的个体艺术家，但是我认为这种艺术家最好别去做电影，最好去写书写诗画画，电影就是要交给大众，你要以大众为庸俗的话就没法做，受这罪干什么？ ”

　　话虽如此，也并不代表张艺谋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合格的商业片导演了。后面几年，张艺谋相继拍了《十面埋伏》（2004年）、《满城尽带黄金甲》（2006年）、《三枪拍案惊奇》（2009年），褒贬之声依旧不断。

　　尤其是《三枪拍案惊奇》受到的恶评，几乎是他此前受到的恶评的总和。

　　《三枪拍案惊奇》剧照

　　对于《三枪拍案惊奇》扑面而来的口诛笔伐，张艺谋坦言，导演就是手艺人，要在任何问题面前，都能拿出办法。有些电影，一开拍就知道能及格就不错了，但还是要想方设法往前冲，哪怕掉沟里也得冲。而《三枪拍案惊奇》就是一部用尽了力气，依然掉沟里的电影。

　　张艺谋说：“我完全理解观众的愤怒，只能是对不住大家了。”因此，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商业片导演，仍然任重而道远。

　　当然，张艺谋也不是一味地放弃艺术片而去刻意追求商业片。回顾他的作品，我们不难发现，他认可艺术片的价值，但也不轻视商业片的价值。

　　张艺谋不像李安、王家卫、吴宇森等名导那样，都有各自的一个非常鲜明、统一的个人风格。张艺谋是一个特别难归类的导演。

　　在张艺谋看来，导演说到底只是一个职业而已，和木匠没什么区别，都是手艺人。

　　张艺谋甚至想过，要是他当时真去考了西北农学院畜牧系，那么他今天很可能就是内蒙古的一个兽医，他照样会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地工作。

　　1987年到现在的30多年时间里，从第一部导演作品《红高粱》至今，他以近一年一部的速度共导演了近30部电影。这其中，还穿插着两届奥运会开闭幕式，不计其数的歌剧晚会、宣传片等。

　　如此高产，放眼整个华语导演圈，难有其二。

　　

　　年过花甲之后，很多人劝张艺谋，可以慢下来了，拍少一点，拍精一点。

　　但张艺谋不这么想，他也不愿休息。

　　他想的是，一个导演顶多能拍到70来岁，那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所以他必须加快速度，以倒计时的心态工作。

　　近几年更是如此，2018年以来，张艺谋上映了五部新片：《影》、《一秒钟》、《悬崖之上》、《狙击手》、《满江红》，风格、题材都各不相同，他从未停止新尝试。

　　《满江红》宣传照

　　正如张艺谋最爱的导演黑泽明所说：“我的人生减去电影，大概就等于零。”张艺谋亦如此。

　　张艺谋曾说：“黑泽明是我最爱的电影大师，至少是最爱之一。他80多岁在戛纳领取终身成就奖，却说：我至今还在学习如何拍电影。这是我的座右铭。活到老，学到老。”

　　据《张艺谋的作业》书里的记述，张艺谋很多年都是凌晨五点睡，早上十点左右起，一天只吃一顿饭，然后马不停蹄地看小说、看剧本、开讨论会。只要他还有精力，就一定还会为了工作拼到底。

　　他此前很认可一句话，“命运就是机会和抓住机会的能力。”

　　但后来他对这句话有了新的认识，他觉得我们大多数人实际辨别不出来什么是机会，更别谈去抓住机会了，我们唯一能做的是各种各样的准备。

　　张艺谋说：“正是这些准备，让你的各种选择和决定改变了命运，等你若干年后回过头看，你才恍然大悟，原来那次抓住的就是机会。”

　　所以，张艺谋的这条导演之路，可以说是一条时时刻刻都在准备着的道路。

　　

　　正如《张艺谋的作业》作者方希在书的最后写道：“他所做的事，不论抄书、学摄影、背诗词，还是放手一搏，找路径破格录取，包括上大学之后标新立异的作业练习，自学导演……这一切的积累，最后发现都有用，都没浪费，通过机会这个细脖子的漏斗，装进了电影导演张艺谋的瓶子。”

　　张艺谋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他觉得自己必须有用。方希曾经问过张艺谋，为什么不憋一下，像卡梅隆那样十年磨一剑。

　　张艺谋说，“回想我的经历，一步一步碰上的好机会，同代人比你有才华的不少，上一辈人就更不用说了，你还在浪费时间，虚度光阴，说不过去。所以我也习惯了，自律、用功。”

　　正是这些可能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既不潇洒，也不酷的品质，让张艺谋成为今天的张艺谋。无论爱他贬他，捧他骂他，他依然是任何人无法忽视的标杆。

　　“人生在世，都有一份作业”，张艺谋的作业还在继续。

　　举报/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