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报告是一项法定义务

　　先来看新闻：江苏泗阳县的徐医生在接诊一名6岁女童时发现孩子身体异常，判断其很可能遭遇侵害后，第一时间留存证据线索，并向公安机关报案。最终，警方侦查证实了医生的猜测，揪出了性侵者刘某某。日前，经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刘某某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剥夺政治权利四年。

　　可以说，徐医生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是个人医德的彰显，更是强制报告制度的给力实践。

　　何为强制报告？2020年5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公安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的试行意见，首次提出要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2021年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将该制度正式载入法律，明确规定国家机关、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受侵害的情形时都应当立即上报，未履行报告义务造成严重后果的，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从此，强制报告不再只是相关单位和个人基于道德、正义感作出的自发选择，而是成为一项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

　　实施强制报告制度的效果如何。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统计，2020年5月至2022年3月，全国检察机关办理的未成年人相关案件中，涉案线索来源于强制报告的达2854件。去年夏天，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6起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追责典型案例，涉及住宿经营者、学校、医务人员、社区居委会等未履行强制报告义务的情形。在这些典型案例中，有的学校管理人员发现教师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线索压案不报，有的私营医疗机构接诊怀孕幼女不报告……依据这些案例的具体情形，未履行强制报告义务的相关单位和人员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罚、处分、批评教育，而主动报告人员则获得了表彰奖励。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一些地方仍存在强制报告制度落实不到位的问题。前面的数字是涉案线索来源于强制报告的达2854件，但发现应当报告而不报告案件超过1600件。很可怕。有分析指出，法定义务报告人之所以不依法履行报告义务，主要是因为一些单位和个人法治意识不强，在知晓未成年人遭遇不法侵害后，或瞒报缓报，或选择“私下调解”，使得制度实效打了折扣。此外，还包括强制报告制度的社会知晓度有待提高，报告的刚性需要持续加强，等等。

　　一个国家对待孩子的态度，体现着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也决定着一个民族的未来。唯有将“强制”二字落在实处强制报告制度才能实至名归，也才能进一步改善全社会的环境和氛围，更好地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小马飞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