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阳一块碑 半部西夏史

　　濮阳一块碑 半部西夏史

　　□?刘平

　　有人说，文物是一本无声的书，当历史都缄默时，它还在说话。在濮阳就有这样一处文物，它经历了几百年的风霜雪雨，依然矗立，默默地向人们诉说着它往日的辉煌。因为它具有极高的文物研究价值，所以国内外诸多专家学者纷至沓来，只为一睹其真容。又因为它所载信息充满了神秘和传奇，许多报刊媒体蜂拥而至，要将它破译，它就是濮阳县三处国保级文物保护单位之一的唐兀公碑。

　　

　　神秘的西夏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有几位专家学者根据唐兀公碑所提供的线索，在唐兀公碑所在地——濮阳县什八郎村一带进行考察。根据《杨氏族谱》《唐兀公碑》及记载杨氏事迹的《述善集》等文史资料考证：现今生活在濮阳什八郎村的村民均为西夏遗民。那么，昔日贺兰山下剽悍粗犷的游牧民族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而出现在中原腹地呢？

　　

　　说到西夏，不能不说说西夏的历史。然而，就是这个“大大咧咧”的马背民族，竟然把自己的历史弄丢了。曾经一个那么雄悍、充满激情、燃烧着生命烈火的民族，扯旗放炮的与大宋朝斗了100多年的党项人，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

　　当我们倦怠的目光在中华民族浩瀚的历史长卷中游历之时，不难发现，在中国的西北一隅，有一个奇特的民族，曾在900多年前的北宋时期迅速崛起，建立了一个与北宋相对立的西夏国，这个民族就是党项族。他们在茫茫大漠、茵茵草原间渐渐壮大起来，好似一群奔腾的烈马，左冲右突，东征西讨，终于雄霸西北，“东尽黄河，西至阳关，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里。”而偏偏一部浩浩荡荡的二十四史，竟然没有他们的历史。我们知道，改朝换代，新的王朝对前朝修史是他们责无旁贷的义务。蒙元帝国占居中原后，对宋、金、辽都修了史，秉笔直书，详略得当。但唯独不给西夏修一卷史，可见成吉思汗的子孙对西夏的仇恨是多么深。这个历经9代皇帝，在西北活跃了189年的西夏王朝，从此失去了自己的历史，就连他们创造的文字也成了今天的天书。浩浩华夏，一部多民族的历史录像带，在这里竟出现了一段空白。

　　成吉思汗是个大老粗，却是个天生的军事家、战略家。他所向披靡、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一连征服大小40多国，为了拿下小小的西夏，在20年时间内，他曾发动6次大规模进攻。傲慢的蒙古人在这里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抵抗，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使蒙古人恼羞成怒。据《蒙古秘史》载：成吉思汗每饭则言：“（将西夏）殄灭无遗，以死之，以灭之”。公元1227年，强悍无比的蒙古铁骑终于踏进了西夏的首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而在此一个月前，成吉思汗又在征西夏时，由于烈马受惊，摔伤身体，这位战争巨人，不可一世的军事家，临终留下遗言：“屠城 ”！结束了壮烈的一生。

　　战争结束后，这个敢跟成吉思汗“叫板”的王朝，在历史的记忆中渐渐地消失，渐渐被人遗忘了，以至今日，西夏竟成了一个“谜一样的王朝。”

　　濮阳唐兀公碑的故事

　　唐兀公碑的来历与它上面的文字一样，同样充满着神秘色彩。

　　唐兀公碑位于濮阳县东20公里的柳屯镇。柳屯原名柳下、柳下屯，因是“和圣”柳下惠的食邑而闻名于世。穿镇而过的209省道与古老的金堤刚好交叉成一个坐标。杨氏族人就居住在金堤南北、公路两侧的诸什八郎村。而其先祖墓地及唐兀公碑就位于金堤脚下，杨氏族人捐资修建的碑亭在秋日的阳光下显得十分引人注目。

　　金堤河大桥下的金堤河自西向东缓缓流淌，水面不宽，河水清澈见底。河北岸就是著名的金堤，犹如一条苍龙蜿蜒而去，与金堤河相伴着东西伸展。唐兀公碑就在金堤河北岸、金堤以南，紧靠着公路，位于公路东侧的一片麦田中。整个墓区没有围墙，可以随意进入。

　　墓区的主体为唐兀公碑，系唐兀氏家族于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为其迁衍始祖唐兀闾马所立的功德碑，方体，碑身通高3.2米，宽0.7米，上端每面浮雕斗拱三垛，碑首为状如圆帽的盝顶，碑座上圆下方，为仰莲座。这样的盝顶莲座镂雕，造型奇特，隽秀雅致，在中原地区极为罕见。碑文为魏体，四面书写。篆额一周：“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府百夫长唐兀公碑”，碑文主要记述唐兀先祖自贺兰山迁居濮阳历经世系及功德行实之概要。碑文言简意赅，字态苍劲，是研究元代社会及书法艺术的珍品。它是杨姓族人代代相守、精心呵护的珍贵遗物，经过生死守护才得以保存至今。每遇战乱、社会动荡，族人便会把石碑埋藏于地下，逢太平盛世，再将碑挖出来重新立起。虽历经了多次兵燹，唐兀公碑仍矗立于原址。据说，唐兀公碑最后一次深埋是在“文革”运动期间，而后于1984年又重见天日，并由碑铭内容引出杨姓族人的祖传遗书《述善集》的面世，进而引发了一个中古时期党项族所建西夏王朝兴亡、民族融合的话题来。2006年，唐兀公碑被列入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唐兀公碑亭后则是6座由青砖水泥砌成的坟丘，呈“人”字形东西排列，较大的一座为二世唐兀闾马墓，原墓前神道石刻多已淤埋地下。墓地现有四个笋石，每个笋石分别标有该笋石的位置、方位及距离。据史料记载：昔唐兀公陵墓广两顷余，碑碣林立，石兽成行，翠柏葱郁。墓前有石坊、石刻、仪仗、人、狮、羊、马等，成对而立。因水患兵燹，现今已荡然无存。

　　杨世的先祖唐兀台世居西凉州(今甘肃武威)，西夏末年归附蒙古。唐兀为蒙古姓，在蒙语中即为“唐古特”，与“党项”有对音关系。杨姓族人在填报民族时自称汉族，但他们根据《述善集》《唐兀公碑》以及《杨氏族谱》的记载，认为其祖先既来自元代蒙古族之姓唐兀氏，引起了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重视。近年来，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和宁夏社会科学院专家根据《唐兀公碑》《述善集》的记载，确认当地杨姓居民正是西夏王朝灭亡后，被成吉思汗儿孙们称作唐兀氏的西夏遗民后裔。西夏灭亡后，成吉思汗的儿孙们把西夏的领土划入自己的版图。经过700多年的历史变迁，西夏遗民已与其他民族融为一体。而杨姓族人的先祖唐兀台则随元朝皇嗣忽必烈南征金国和南宋。后唐兀台逝于兵营。当时二世唐兀闾马年仅10岁，在军中族人的照料下长大，后来参加了《射雕英雄传》中描写的攻克襄阳、樊城的关键战役。当然，那时他是郭靖的敌人。就是在这次战役中立下战功而受封。而这位唐兀二世却不是只爱骑马射箭、舞枪弄棒的武夫。他功成名就后，相中了濮阳这片土地，遂定居在杨什八郎村，并且开启了这一家族耕读传家的门风。元末明初，唐兀崇喜私下将自己的姓氏改作杨。杨氏子孙虽然聚族而居，但因长期生活在中原地区，其语言文字、生活习俗已与汉族毫无二致，如今他们填报的民族均是汉族，但私下却自称为蒙古族，或许他们的先人在元朝时曾经冒称过蒙古人的缘故吧。

　　民族融合的见证

　　据什八郎村杨成贵老人讲：“杨什八郎村因古代18位杨姓转业军人在此定居而得名。至2017年，杨氏族人已传28世，自第9世分为9门。仅住在杨什八郎、西什八郎、南什八郎、东杨庄等15个村庄的杨姓族人就有800多户，4000多人。老一代‘兴’字辈的人，在世的已经不多了，现在各村‘拿事’的多是‘存’字辈和‘世’字辈”。作为西夏党项族遗民，仅其一个分支就保存着这样一个完整的、兴旺的家族，的确令人叹为观止。

　　据《唐兀公碑》《述善集》所载，闾马“多获功赏，然性恬退，不求进用，大事既定，遂来开州濮阳东，拔付草地，于民相参住坐……”所谓“大事既定”，应是蒙古灭掉南宋，一统天下。“拔付草地”是指由政府划给土地做牧场。“于民相参”，则是说明唐兀闾马不是普通居民，而是“官户”。由此看来，闾马来濮阳并不是个人行为。元统一天下后“百万大裁军”，唐兀闾马应是从野战部队“转业”到地方的。

　　元初，因连年战乱，中原大地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元世祖忽必烈命“宗王将兵镇边檄襟喉之地，而河洛、山东据天下腹心，则以蒙古、探马赤军列大府屯之”。濮阳地处中原，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因此，忽必烈安排了大批屯田部队。他们“上马则备战，下马则屯聚牧养”。唐兀闾马就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下，“转业”到濮阳的。他的后代也一直没有脱离军籍，到四世唐兀崇喜（杨崇喜）仍任“军民万户府”的“百夫长”。

　　部队转业屯田，有点类似于现在我国内蒙、新疆等地的“建设兵团”。唐兀家族虽说仍是军户，但在结束了数十年的动荡岁月之后，在社会秩序相对稳定的新环境里，唐兀氏家族修建房屋、添置家产，终于过上了舒心的日子。

　　在杨什八郎村，杨姓族人向来以通情达理、团结和睦而闻名乡里，堪称濮阳地区遵守传统道德观的典范，颇有点“克己复礼”的意思。据杨成贵老人讲：杨姓族内从来没有出现过打架斗殴、骂街的事。一家有事，众人帮忙。在柳屯一带，杨家虽说“人多势众”，但与周边的村庄向来都是和平共处。据了解，杨什八郎村的这些特点是来自于本族的乡规民约——《龙祠乡社义约》的影响。

　　斑驳陆离的唐兀公碑，在度过浩劫之后，虽然是伤痕累累，但在它身上，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厚重，读出了文化的沧桑。唐兀公碑矗立于旷野中，默默地穿越时空，坚定地伫立在岁月的高深之处，孤独寂寞凄凉。

　　轻轻抚摸《唐兀公碑》，仿佛能触摸到历史的一个穴位。从那冰凉的石碑中，我读到了一个王朝奔腾的血脉、风操凛凛的气节。这石碑仍然有一种宁静的力度、沉默的力量，虽然伤痕累累，仍不减傲视风云的雄气、霸气。

　　岳耀仲/图

　　来源：《濮阳日报》

　　编辑：惠莉初审：宋冬冬终审：史瑞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