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伊斯特利：价值观：争取个人权利的漫长斗争（上）

　　Humanitas按：本文摘自威廉?伊斯特利《威权政治：经济学家、政策专家和那些被遗忘的穷人权利》第五章，分三段搬运，仅供参考。

　　

　　近年来，经济学家开始摒弃白板论思维，他们放下了短期证据转而研究长期证据。这些专家们研究的长期证据确实涵盖了很长的时间段，有些人已经考察了几个世纪的经济数据。通过这些研究，他们有许多发现，例如，早在12世纪出现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对今天的繁荣有着直接的影响。我们就从那里出发，讲讲几百年前的旧世界里有关自由的故事。

　　皇帝与自由城市的对立

　　自从1154年开始，神圣罗马帝国的腓特烈·巴巴罗萨大帝（Frederick Barbarossa）一直在意大利北部努力地树立他的天授君权。他从老家德意志王国来到意大利“不是为了恳求得到刁民一时的支持”，他澄清了自己的角色，“是作为一位决意继承祖先权位的君主，如有必要，将用武力维护自己的地位”。

　　与之对抗的是欧洲历史上的新生事物——承认市民自由的独立城市。腓特烈大帝早期在意大利北部城市的征战让自治城市清楚地知道自己面对着怎样的危险：1159年7月，腓特烈大帝率军围攻小城克雷马（Crema）的时候，他把一些克雷马俘虏绑在投石车上，让守城军队无法出手还击。这些被当作人质的俘虏是幸运的，因为腓特烈大帝命人把其他俘虏全都砍成了碎块。1160年1月克雷马投降之后，腓特烈大帝将其夷为平地。

　　又过了两年，腓特烈大帝进攻米兰。在围攻时，他派了6个战俘去米兰送信，其中5个人被弄瞎了，只剩下一个视力完好的人带队，但这个战俘的鼻子却被割掉了。但是米兰人拒绝投降，仍然坚持抵抗，最终饥荒迫使他们于1162年3月1日无条件投降。红胡子腓特烈大帝彻底摧毁了米兰的一切建筑——房子、教堂、罗马古墙、主教座堂及钟楼，把忍饥挨饿的居民驱赶到4个没有丝毫防护的难民营，然后他宣布米兰从此不复存在。他把德国军队驻扎在北意大利农村周围，德军夺取了当地人的粮食，还肆无忌惮地奸淫当地妇女。

　　但是，自治城市越挫越勇。1176年，腓特烈大帝再次入侵北意大利，自治城市包括重建的米兰和克雷马组成伦巴第联盟抵抗侵略。由于兵力不足，腓特烈大帝雇用了一群地痞流氓充数，甚至连他自己都觉得这群乌合之众过于残暴。

　　1176年5月29日，两支军队在莱尼亚诺附近开战。战役一开始，腓特烈的德国骑士打败伦巴第骑兵和步兵。或许是还记得之前战役里战俘的遭遇，"死亡联队"（Company of Death）的900名伦巴第步兵浴血奋战、拼死抵抗。

　　一个偶然事件改变了这场决定个人权利未来的战役局势：一根长矛击中了腓特烈大帝，接着腓特烈翻身落马。德军误以为他已经身死，顿时大乱，纷纷溃逃。自治城市赢得这场战役。事实上腓特烈大帝并没有死，他东躲西藏，几天后逃回了自己的军队，但是他的回归为时已晚。无论是腓特烈大帝还是在他之后的神圣罗马帝国君主都没有再次进攻北意大利的自治城市。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个人自由就在北意大利的这些自治城市里逐渐成形，并扩散到欧洲的其他地区。

　　欧洲：从威权到个人权利

　　个人权利的产生过程是十分漫长的。起初，在欧洲看不到个人权利的希望。正如一项对中世纪欧洲个人权利的经典研究所提到的：“个人不过是命令和法律的接受者。作为权力集团之外的人，他只是个被动的旁观者，唯一的选择就是服从。”

　　中世纪文化不重视个人的价值，它认为个人（尤其是女人）无权选择自己的道路。个人的身份生来就已注定，他不过是自己所属阶层里籍籍无名的一员。他不能脱离自己的阶层，并受自己阶层的行为准则的限制。

　　被服从的那个人是国王，国王的权力由上天所赐。臣民可以向国王请愿，但是"要求国王对请愿采取行动或者承担责任的权利是绝对不可能存在的，甚至不可能被提出"。国王有责任治理好自己的人民，然而“如果他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也无人有权强迫他尽责”。而另一方面，胆敢违背国王命令的个人将被判以叛国罪，并处以极刑。11国王作为统治者，是自己王国里所有物品和财产的实际拥有者。当然，在征收财产的时候，统治者必须引用某些合法理由，但是唯一能够决定该理由是否合法的人恰恰就是统治者本人。

　　自由城市的出现

　　"Stadtluft macht frei"是一句古老的德国格言，它的意思是"城市的空气让你自由”。这句话指的是中世纪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逃到城市的农奴如果能在城市里住满一年零一天就能获得自由，不再需要为封建主当牛做马。1176年打败红胡子腓特烈大帝之后，由于神圣罗马帝国无力对他们进行控制，北意大利各个城市对自由的追求更近了一步。在这里出现了一种新的权力形式，虽然还说不上民主，但是起码它完全不同于世袭君主的君权神授。

　　例如，在13世纪和14世纪的热那亚出现了"compagna"（合伙），意思是从事海上贸易的大家族结成同盟，共同保护贸易和执行合同。统治城市的是"consulate"，就是轮流执政的市民委员会，其中包括主要家族的家主，委员会成员是一年一换的（实际上，“citizen”一词也是在这个时期出现于土话之中的，它的意思是"城市的居民"）。热那亚的市民委员会进一步发展成了由被选举人员组成的正式议会，允许更大范围的市民参与执政。在议会颁布的法令面前，所有市民人人平等。到了12世纪，"republic"一词（原意为"公共的事物"，现意为"共和国"）常被用来指代那些由市民治理的城邦。

　　并不是所有的意大利城市都是自由的，那些仍居住于威权统治者领土之上的城市市民就没有自由城市市民所拥有的权利。1061~1091年，诺曼人攻占了罗马南部的意大利，并在南意大利建立了君主国。在自由城市出现以前，诺曼人建立的西西里王国是欧洲最富庶的地区之一， 它的都城巴勒莫是1200年欧洲最大的城市。

　　但是，未来是属于自由城市的。放眼西欧，自由城市的人口增长稳稳地超过了仍处于威权统治之下的城市。在某个特定地区里的自由导致更多自由城市的出现，因为那些出自自由城市的人们已经习惯了自由，他们自然而然地聚拢在一起，又建立了新的城市。根据数据统计结果显示，平均计算，一个脱离了威权统治的地区每个世纪能发展出两个（人口超过三万的）自由城市，而自由地区的城市与非自由地区的城市相比，人口增长速度要快得多。

　　意大利就是最好的例子。1176年，北意大利摆脱了神圣的罗马帝国的控制，而此后的7个世纪里南意大利仍处于威权统治之下。腓特烈大帝的儿子，同时也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君主亨利六世占领了西西里王国，在意大利南部实现了他的父亲在北部未竟的事业。1194年11月20日，亨利六世攻占了西西里都城巴勒莫，为了庆祝胜利，他大肆折磨抵抗他的敌军。15从此以后，意大利南部处于一个又一个威权君主的统治之下，直至意大利于1870年实现统一。

　　到了1330年，热那亚的规模已经是巴勒莫的两倍之大了，尽管后者作为都城享有皇家倾注的资源。南部的其他一般城市更加没有优势。到了1050年，萨莱诺（Salerno）是欧洲的第四大城市，到了1200年，它的排名降至第16位，与热那亚不相上下。在那之后，萨莱诺再也没有出现在欧洲排名前30的大城市名单里，而热那亚一直榜上有名。今天的热那亚不仅人口是萨莱诺的4倍，而且比萨莱诺富裕得多。

　　相对于北部，意大利南部的贫困是众所周知的。这种状况当然是很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好几个权威研究都暗示它与这段威权统治、与自由城市的历史差异有关。一项研究发现，在北意大利内部甚至也有富裕程度的差别。与后来才获得自由的城市相比，在1176年腓特烈战败的时候，那些已经自由并在此后保持了自由制度的城市现在更为富裕。1176年的影响为什么会如此深远？1176年的自由城市为什么今天会有更多的器官捐献者？

　　就事论事

　　为了更加深入地理解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性质以及它们之所以持续存在的原因，我们需要拿热那亚人与另外一个12世纪的群体——马格里布人进行比较。马格里布人信奉的是集体主义价值观，他们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在没有法律的世界里这样的价值观能够对人民起到保护作用，但是集体主义价值观无法取得长期的成功。

　　在地中海贸易上，热那亚人和马格里布人都是翘楚。短语"genuensis ergo Mercator"（热那亚人，天生的商人）反映了热那亚商人的知名度。由于他们的贸易都在海上进行，所以他们也成了优秀的航海者——后来的热那亚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ristoforo Colombo）证明了这一点。

　　马格里布人是一群犹太人，10世纪的时候他们为了躲避巴格达的政治动乱而移居到突尼斯。马格里布地区在非洲西北部，突尼斯也在其中。当时突尼斯是法蒂玛王朝的首都，但是法蒂玛王朝在969年迁都开罗，于是从巴格达移民到马格里布的那群犹太人也跟着迁居到开罗，在这里他们被称为马格里布人，在开罗相对更大的犹太人群体中是少数派。11世纪，马格里布人开始接管地中海区域的贸易。

　　1993年，斯坦福经济史学家阿夫纳·格雷夫（Avner Greif）在一篇经典文章里首次记录了马格里布人的故事，并在2006年的一本著作里对其进行了详细论述。格雷夫记载了一些惊人的事实：马格里布商人通过代理人远程操作地中海贸易，他们把巨额资金交给代理人，让其在遥远的港口进行购买活动；虽然他们没有正式合同，也没有办法执行这样的合同，但是几乎没有代理人携款潜逃。

　　格雷夫指出，在集体主义价值观系统里，不通过正式法律的手段，群体成员之间也可以达成执行合同的事实。马格里布人是个小群体，他们基本上只与群体内部的人打交道。他们能共享彼此的商业信息，例如某个代理人是否有过欺诈行为等。如果某个代理人骗过任何一个马格里布人，那么全体马格里布商人都不会再雇用他。举个例子，1055年一个居住在耶路撒冷的代理人阿布恩（Abun ben Zedaka）被一个马格里布商人发现盗用资金，消息马上就传开了，就连远在西西里的马格里布商人都取消了与这个骗子之间的代理关系。

　　意图不轨的马格里布代理人不得不在携款潜逃带来的短期利益和毁掉自己与其他马格里布人合作关系的长期损失之间做出权衡。由于马格里布人正在进行11世纪最赢利的事业——把控着地中海区域的贸易，几乎再也没有代理人重蹈阿布恩的覆辙。这样的状况持续了许多代，因为马格里布人只在群体内部通婚，而且子承父业（同时也继承了上一代保留的骗子黑名单）。这样的系统促使每个马格里布人不断加深与其他马格里布人的关系，以便不断更新骗子的信息，因而也加强了马格里布群体与其他人之间的隔离。马格里布群体对群体中的个人施加压力，让其服从于这些群体准则。

　　相比之下，热那亚人不是以少数种族或者家庭之类的社会群体组织贸易活动的，所以他们不能将社会排斥作为执行合同的手段。于是，热那亚人发展出了一套法律体系和常设法庭来确保合同的执行。

　　上述两种系统各有利弊。马格里布系统不需要对惠及全社会的法律规范和法庭进行投资，而它的缺陷在于它把贸易局限在与马格里布人相关的小范围之内。而热那亚人要为合同的正式执行付出代价，可是一旦付出了代价，他们就可以和任何人进行贸易往来了。所以，热那亚人能够进行大规模贸易扩张，而人数稀少的马格里布人则办不到。

　　两种系统导致的后果在这两个群体的后续历史中显现出来了。如果你奇怪为什么你听说过热那亚商人却没有听说过马格里布商人，那是因为后者的成功只是昙花一现。12世纪末，马格里布商人已经丧失了对地中海贸易的掌控，消失在了犹太人群体之中。在地中海区域，13世纪是属于热那亚人的时代：热那亚1314年的贸易额比1160年高出46倍，1300年的人口是1200年的三倍，而且热那亚成了欧洲的第四大城市。

　　集体主义价值观

　　透过热那亚和马格里布人在执行合同方面的细微区别，可以看到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价值观之间不那么细微的区别。信奉集体主义的马格里布人在群体内部用道德行为规范成员取得了成功。这种做法非常好地避免了成员成为不道德行为的受害者，但是却没有顾及群体之外的其他人。

　　在这种价值观之下，群体中的成员不能相互欺骗，至于是否能欺骗外人则没有限制。群体中的每个人都遵守同样的原则，因此只有群体内部成员才能被信任，外人则不值得信任。可想而知，他们对不同种族、宗教或者生活方式的容忍度很可能较低，别的种族或者别的宗教的外人极少能获得与群体内部成员相同的待遇。事实上，马格里布人能接受自己人对外人的欺骗或者掠夺行为，甚至认为他们应该这么做。显而易见，"人人生而平等"在这样的群体里没有市场。

　　群体通过集体主义价值观统治成员。群体成员一生下来就属于群体，并非他们的自愿选择。群体期望个人能将社交（包括婚姻）尽量控制在群体内部，一切行为要以集体利益为重，必须根据群体的命令行事，例如职业选择等。每一个马格里布人都是其他马格里布人的监督者，强迫其服从群体准则。在发生争端时，由群体中的长者主持公道。马格里布人之所以能把控地中海贸易，是因为群体能要求任何马格里布人在地中海开展贸易，并与其他马格里布人协作。如果谁胆敢不服从集体的安排，他将遭到所有马格里布人的排斥。由于群体中的成员不能加入其他群体——其他群体也排外，所以遭到集体排斥也就意味着被判处了社交生活的死刑。

　　信奉个人主义的热那亚人情况不同，他们创立了正式制度，在他们的法律之下所有市民享有同等权利。市民身份不是由家族或民族决定的，只要是居住在热那亚的人都是热那亚市民。热那亚里也有各种群体，但是成员资格更以自愿为基础，可以选择加入或退出。道德义务不像在集体主义社会中的群体里那么强，但是道德规范也不像集体主义群体那样区别对待内部成员和外部成员。后来，令个人权利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启蒙运动就是在这种价值观中萌芽的。

　　一眼就可以看出上述两种价值观哪一种会获得威权者的青睐。在集体主义价值观下，王国的利益高于一切，而王国是由威权者统治的，威权意味着威权者有权决定王国的利益是什么。马格里布人和其他许多群体一样服从于北非法蒂玛王朝威权政府，他们可以在王朝的庇护之下诸事顺遂——只要他们听从王朝的命令。集体主义威权制度推崇等级服从，父亲是一家之主，父亲们又必须服从于他们所属民族群体的领导人，民族群体领导人再向威权者俯首称臣。

　　正如意大利经济学家、文化研究学者圭多·塔贝里尼（GuidoTabellini）所说："缺乏对他人的信任和尊重是等级社会里的典型现象，个人根据本能而不是理性行事，而本能经常导致人们做出目光短浅或者错误的行为。在这样的社会里，个人主义遭到怀疑和压制，因为它不能带来任何好处——人们认为良好的行为来自高压。因此，国家的作用就是逼迫公民循规蹈矩。”

　　威权社会里"自己人"和"外人"之间的最重要区别在于：前者对当地的威权君主忠诚不贰，而后者想要维护自己的权利。威权者可能会为前者提供方便，后者则注定会被扔进监狱、惨遭折磨，最终被处死。暴虐的统治者可以利用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尊重缺失，派自己人监视和出卖那些可能推翻他统治的外人。效忠于政体的自己人群体通常会得到统治者的恩惠，他们在压制外人的权利时一点思想负担也没有，因为他们压根儿对外人没有足够的尊重，也不觉得外人应该拥有这些权利。反过来说，群体之间的信任和尊重将会促进对权利的共同认可，继而促成自由的出现，一旦有了自由，政府也就无法对任何群体里的个人为所欲为了。

　　意大利北部的几个城市已经开始从威权向自由转变。但是只有自由继续扩散，它才会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