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实名公布“猥亵者”名单，侵犯了隐私权吗？

　　

　　

　　近日，一些网友发现，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公开的一批行政处罚中，在公交、地铁等场所公然猥亵TA人的“色狼”姓名被公布了出来，警方分别对这些性骚扰者处以罚款、行政拘留等行政处罚。

　　有报道指出，这一做法虽然并不常见，但却是杭州市公安局的惯常做法。

　　

　　图 / 微博

　　许多网友对此拍手叫好，认为性骚扰者的姓名公开有助于威慑不法分子，同时有良好的惩戒效果；也有网友疑惑，姓名属于个人隐私的一部分，在政府信息公开中公布行政违法者的姓名，是否侵犯了这些人的隐私权呢？

　　今天，橙律师就想跟大家聊一聊，杭州市公安局的这一做法是否有法律依据、是否侵犯了不法分子的隐私，与媒体的“公开”又有哪些区别。

　　公开性骚扰者的姓名是否合法？

　　会不会侵犯隐私权？

　　

　　性骚扰者被处以罚款和行政拘留，这些都属于橙律师之前介绍过的，属于行政法范畴。

　　那么，此类行政处罚是否可以公开、公开又应当达到什么程度呢？

　　这个问题，涉及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2021年的新修订内容，以及公安部发布的《公安机关执法公开规定》相关内容。

　　《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八条：“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依法公开。” 《公安机关执法公开规定》第五条：“对涉及公共利益、公众普遍关注、需要社会知晓的执法信息，应当主动向社会公开。”

　　可见，行政处罚的公开有着法律依据。

　　当然，是否“具有一定社会影响”，是否属于“普遍关注、需要社会知晓”的类型，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所以我们会发现，杭州市的做法相对前沿，相似案例并不多，这可能是各地行政机关对性骚扰、猥亵等行为的社会影响理解不同所导致的。

　　看到这里，部分朋友可能会有疑问：我们每个人都享有隐私权，而公开姓名似乎就是把隐私公之于众，乍看之下，公开性骚扰者的姓名确实“侵犯了隐私权”。这又要怎么解释呢？

　　这是因为，隐私权并不是至高无上的。大家想象一下，如果隐私权被赋予了超然的地位，那么警方经过合法程序前往公民家中搜查，岂不是也因“侵犯隐私权”而不能开展调查？

　　事实上，许多时候当隐私权与其他权利相抵触的时候，我们需要在具体案例中判断以哪个权利优先。公开性骚扰者姓名这一问题也存在着类似的权利冲突——公众的“知情权”与性骚扰者的“隐私权”相互抵触。

　　部分行政法学者认为，这一权利冲突可以借助行政法上著名的“比例原则”加以判断。也就是说，在判断哪个权利优先时，我们不妨追问以下几个问题：

　　- 公开性骚扰者姓名的目的是什么？

　　- 公开性骚扰者姓名这一做法，是否有利于该目的的实现？

　　- 与公开身份证号／照片、或是完全不公开相比，公开姓名这一做法是否对民众的权益侵害最小？

　　- 最后，这一做法和它所希望实现的目的是否成比例，是否显得过犹不及？

　　诚然，对这几个问题的回答，也许仍然存在一些争议，因为价值的排序与判断很难让所有人都认同。

　　但橙律师最希望向大家解释清楚的是：并不是所有看似不利于隐私保护的行为都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由于权利之间常常发生冲突，我们需要在个案中考虑权利彼此之间的优先关系，再确定这一做法是否具有正当性。

　　一句话总结：简单粗暴地断定“姓名属于隐私——所以公开姓名等于侵权”并不可取。

　　为什么部分新闻报道会

　　隐去强奸犯的全名？

　　

　　反对公开性骚扰者姓名的网友经常提到一个例子：我们在新闻中经常看到的往往是“吴某涉嫌强奸被逮捕”“赵某强奸幼女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等标题——强奸犯在被报道时，并没有出现全名。

　　但是，强奸作为刑事犯罪，通常比行政处罚的猥亵行为要严重得多。为什么对于这些更严重的犯罪，报道中嫌疑人／罪犯却以“x某”相称，而行政处罚的性骚扰者却要全名公开呢？

　　这个问题，需要各位朋友了解，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公开”与新闻媒体的“公开”这两种不同的类别。

　　我们刚刚说到，行政机关可以公开其部分行政处罚，这里公开的依据就是刚才所说的《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八条。类似地，人民法院也在原则上应当公布其判决书。以刑事判决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

　　“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应当公开进行。但是有关国家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的，可以不公开审理。”

　　这种公开，是为了让审判透明，便于大众监督司法机关是否正确行使了审判权。所以我们会看到，强奸罪的判决书通常都会公开犯罪者的全名。“北大法宝”数据库就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判决书公开的例子：

　　

　　图 / 北大法宝

　　即使是报道标题中用“戴某”命名的案件，实际上在判决书中也已经写明了犯罪人的全名。

　　

　　图 / 北大法宝

　　可见，我国审判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刑事判决书也是如此。无论是行政处罚还是刑事处罚，公开违法人员／罪犯的姓名都并不罕见。那么，新闻报道为什么常以“x某”指代违法者或犯罪者呢？

　　这里涉及的就不再是法律层面的问题，而是新闻伦理问题。尽管在媒体行业中仍然有一些争议，但总的来说，媒体在报道时对性犯罪者／违法者用“x某”相称，有这么两种可能性：

　　第一类情况，是犯罪／违法行为尚未证实，没有经过判决／处罚。

　　对于没有经过审判的刑事犯罪，我们对当事人都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相称，而不能将其视为罪犯。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就是刑事诉讼法上知名的“疑罪从无”原则。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媒体报道具有广泛的传播能力，为了避免对可能无辜人士的不公正待遇，媒体在报道未经证实的犯罪时，会显得较为谨慎。

　　例如，在前几年的吴亦凡案件中，许多媒体都提到“吴某”“吴某凡”被逮捕。使用这一称呼是因为逮捕只是刑事强制措施的一种，在当时尚未证明吴亦凡有罪。类似地，在未经证实的行政违法上，新闻伦理也要求媒体审慎对待自己所拥有的传播能力。

　　

　　图 / 微博

　　第二类情况，则是已经定罪量刑／已经被行政处罚的违法犯罪份子，有部分媒体仍然会用“x某”相称。

　　这一做法在新闻界存在争议，所以我们会发现，即使在男星李易峰已经被确认存在多次嫖娼行为后，仍然有新闻媒体会用“李某峰”作为标题，而不是像另一些媒体一样用更为直白的“李易峰”。

　　这一争议来自于媒体对于自己传播能力的运用采用何种态度。我们都知道，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一则新闻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传至大江南北，对当事人产生很大影响。

　　据此，在讨论新闻伦理时，有媒体倾向于认为，媒体的广泛传播可能是对当事人的一种“私刑”，而惩罚犯罪分子／违法者是国家机关的职责，媒体不应成为“私刑者”，僭越国家机关的权力。因此，这部分媒体会采用相对保守的表达，用“x某”称呼已经确定的违法分子。

　　但是，也有媒体认为，既然判决书／行政处罚已经公开，那实际上民众有权用更为便捷的方式获知国家机关公开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传播这些信息不仅是媒体的权利，更是媒体的义务。因此，为了便于民众获知信息，其会用全名来进行报道。

　　这两种做法都有一定道理，事实上在不同的情形下我们可能也会有不同倾向。例如，不少朋友会同意，残忍实施多次杀人行为的连环杀人犯应当被全名公开、“社会性死亡”；但反过来，如果是一个饥寒交迫的人偷了200元钱，好像公开此人的全名让TA再也难以重新开始生活，又显得有些“过犹不及”。

　　对于以上两类报道方式，新闻界确实存在争议，在这里就不继续展开了。

　　但是无论如何，新闻媒体的“公开”和国家机关的“公开”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型。对判决书和行政处罚进行依法公开，是透明司法和透明执法的要求，因此会对违法分子全名进行公开。而新闻媒体考虑到其自身所具备的传播能力，会存在一些疑虑，有时候用“x某”相称，有时则采用全名。

　　因此，我们平时看到有报道隐去强奸犯全名，不是因为“强奸没有猥亵严重”，而是因为“媒体公开”不同于“国家机关公开”。

　　

　　综上所述，杭州市公安局的做法符合2021年新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于法有据。

　　姓名固然属于隐私的一部分，但隐私权并不是绝对的、不受限制的权利。对隐私权的保护，应当在与其他权利——例如公众的知情权——进行比较和位阶排序后，再确定其边界所在。另外，由于不同机关、不同主体的公开性质不同，因此并不存在对强奸犯和猥亵者故意的“区别对待”。

　　事实上，在许多国家的司法实践中，性侵犯罪者假释或刑满出狱后，必须向警方登记住所，其所在社区警方还会将其照片、住址、外貌特征等个人信息放到网上公开，以便让家里有未成年子女的父母知悉是否有儿童性侵前科犯住在TA们的社区，提醒公众留意防范。

　　

　　4月20日，教育部发布《关于推开教职员工准入查询工作的通知》，要求学校拟聘用教师前查询性侵违法犯罪等信息。

　　图 / 微博@是橙雨伞呀

　　橙律师认为，在部分特殊职业、特殊场合（如幼儿园、中小学）的求职筛选时，实名+照片的公开措施确实很有必要。

　　因为禁止这些有前科、再犯可能性高的犯罪者“狼入羊群”，也许能更好保护无辜者的合法权益，也是公众知情权的实现。毕竟在这些场合中，无辜者不能也不应沦为“隐私权保护”的牺牲品。

　　注：记者Daisy对本文新闻伦理部分亦有贡献，在此向她表示感谢；本文观点仅代表特约作者个人观点，图片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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