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与听》认为这是一部各方面完美的电影

　　作者：John Pym

　　译者：鸢尾花

　　校对：易二三

　　来源：Sight & Sound

　　（2022年8月12日）

　　在生命的尽头，托尔斯泰，这位伟大而富有的作家，逃离了他为自己、这个世界为他创造的一切。他在火车站病倒了；感谢胶片管理员，我们如今还能看到他逝世前的影像：托尔斯泰夫人，她穿着相得益彰的服装，带着尊严感和庄严感沿着站台前行。

　　她走进托尔斯泰被看守的房间，门在她身后关上了。她和这位苦恼垂死的作家之间发生了什么？她对丈夫说了什么安慰或责备的话？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但当门关上时，摄影机记录下了一切。观众总是对此产生好奇。

　　

　　《托尔斯泰伯爵的葬礼》

　　片名很明确：《钱》，简单明了。罗伯特·布列松的前作《很可能是魔鬼》（1977 ）暗示了形而上学的把戏：标题的含义只是在影片结尾的半响，几乎「被观众放弃的时刻」才被揭示，如果有的话。

　　《钱》是一个现代的、严谨的、寓言般的道德故事，它以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伪息券》为支点，从银行的场景开始就以稳固的视点展开了叙事（巴黎街头的噪音，嘶嘶声关闭户外自动提款机的不锈钢盖）。

　　《钱》看上去和布列松以往的作品不同，但实际上是相通的。尽管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影片的主题是独特的，但布列松展开主题的方式并没有表现出对当今现实的逃避，或者事实上，也没有背离他多年来为自己设定的路线。

　　

　　《钱》

　　《很可能是魔鬼》的背景设定在巴黎辍学生虚幻的昨日世界中。年迈的嬉皮士在塞纳河畔懒洋洋地弹着吉他。影片的叙述触及了一个问题——生态，影片上映时，它还未成为时代主题。

　　另一方面，《钱》讲述的是今天的主题：欧洲、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衰退已经蔓延了一段时间；也许更相关的是，我们现在都感受到了压力。对于来自各行各业的许多人来说，靠信用生活不再是罪恶的，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公认的生存方式。街头随处可见的提款机是一个有力的象征。

　　

　　在其他细节上，布列松讲故事的方法无疑和托尔斯泰的叙事手法相同。《钱》的主人公伊文一开始靠驾驶一辆小型烧石油的车、配送家用柴油谋生。布列松在影片伊始向我们展示了细节——工业橡胶手套中的手、自动回缩的软管、水箱上的盖子——这都是伊文干的活。我们被提醒这是一个属于石油时代：石油成本是每个发达国家经济的决定性因素之一。电影配乐被汽车的加速声打断：石油的消费者。我们的注意力被摩托车上呼啸而过的角色所吸引：当然，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自行车已经不够刺激，放在他们课桌上的不再是裤腿夹，而是防撞头盔。

　　如果观众试图回想起来《很可能是魔鬼》带给他们的印象，那么可能他们也许会想到巴黎圣母院的内部。而《钱》的主要形象也许是伊文运送石油的玻璃钢相机店，也是他走向毁灭之路的开始。

　　

　　这家商店，它的收银台，它的布局，它销售的相机、相机盒，以及它的玻璃柜，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比电影中那些布列松通常展现的景象——法院，监狱，乡村小屋显得更为醒目。此外，影像的实际细节——从昂贵的钱包中拿出钱的方式，囚犯从狱车上走下的姿态（戴着手铐，每个人都像狗一样，由一名单独的警察看守），白兰地酒瓶是如何藏在监狱床垫下的，无一不在为这个钱的故事做铺垫。

　　是什么让《钱》如此与众不同？就像乔叟的《赦免者的故事》那样简单明了。它的存在不是为了它自己，而是为了我们要从中学到什么。它在 84 分钟内以生动简单的方式讲述，仿佛迫不及待地和更多观众见面。父亲拒绝给伊文额外的零花钱，因为他在学校里欠债。一个朋友拿出一张伪造的 500 法郎纸币（这个数额已经在巴黎流通）：相机店的一位女助理怀疑它可能是假的，她们拒绝接受它。店老板后来训斥了她，并立即将它和另外两张伪造的钞票交给了「无辜」的伊文。伪造的钱像烫手山芋一样被传来传去；一开始，人们惊叹于布列松简洁的剪辑——他很可能是在拍摄之前，而不是在拍摄之后就有了剪辑的构思。

　　

　　叙述本身并非完美无缺。「无辜者堕落」的逻辑至少在某一时刻相当不稳定。伊文没有传递伪造的票据。当他为午餐付款时，他只是被专横地告知这是假的；然后他拿出另外两张纸币来证明自己的清白。有人可能会问，为何他要用早上的收入来支付午餐？他应该，当然是用他的工资来付钱的。

　　但除此之外，他的堕落是肯定且不可避免的。他因流通伪钞而受到惩罚，因为他没能说服警察相机店才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之后他失去了工作；在一场失败的银行抢劫案中当司机（布列松在这里顽皮地颠覆了一个值得信赖的叙事惯例）；终于被送进监狱；因威胁狱警而被带到州长面前；企图在单独监禁中自杀……最重要的是，他的妻子离开了他，他们的小女儿也死了。早在《死囚越狱》中，布列松就证明了自己是长于掌控叙事节奏的大师。他没有丧失这种充满魅力的，讲故事的能力。

　　

　　我们可以稍后再来讨论故事的结局。但是，让我们来看看为什么它以如此流畅的方式进入高潮，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它的独特性。这部电影采用视觉对称的技巧，这是典型的布列松风格：画面从一个门把手切换到另一个门把手（这个世界是一体的，相机店的门把手本质上与监狱内部高度抛光的黄铜门杆没有什么不同）；从车牌切换到自动提款机的密码（一个充满无意义数字的世界，它们本身就像伪造的 500 法郎钞票一样毫无价值）。

　　还有表演。演员不单单是演员，他们像木偶一样移动，盯着地板（据说他们盯着地上的粉笔标记），说着单调的台词。但是，除了一两个角色以外，这显得不真实，因为它偏离了影片的重点。动作的静止，如果需要重申的话，是影片想要强调的一个重点。皮耶罗·德拉·弗朗西斯卡画作中的圣经人物显得冷静、不可知、面无表情——丝毫没有透露任何信息。如果他们可以移动，他们可能会看着地面。它们是布列松设计的一部分——这似乎又是一个他想要说的重点，即道德的代理人。

　　

　　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不是霍华德·霍克斯式的成功者（我曾经听到一位杰出的评论家在拥挤的影厅里盲目愤怒地谴责他认为《很可能是魔鬼》中的年轻人令人难以忍受的脾气），但他们有大多数情况下，一种明亮的「布列松式的表现力」有时会像葛丽泰·嘉宝饰演的瑞典女王玛格丽特一样能够激发观众的怜悯心，让他们流下眼泪。

　　熟悉布列松作品的观众不会对他指导演员的方式感到陌生：「非表演」、动作的对称、聚焦于人物身体中间三分之一的，独特的镜头、他对手部特写的热爱。他也有插入惊人的暴力时刻的习惯，这具有打破画面流动性的效果。

　　在《钱》中，有三个暴力时刻（第四个在某种程度上更令人震惊，因为没有被展示）彼此匹配并标志着电影的寓意。（演员还执行了布列松惊人的指令，即思考用最少的时间、镜头和画幅内的移动可以实现什么。在这方面，人们回想起《圣女贞德蒙难记》中对贞德无休止的审判，她日复一日地进入法庭，单调乏味，掩盖了她即将殉难的恐怖：然后什么都没有，只留下烧焦的木桩。）

　　

　　好像是为了引起人们对这三个暴力时刻的注意，布列松避免向我们展示另一个潜在的暴力时刻，即银行抢劫案。我们看到蹲下的武装警察和一名劫匪用枪指着人质的头。但仅此而已。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场景以汽车追逐结束，但在大量引擎噪音背景音，以及伊文的脚踩在油门上的长镜头之后，以传统的撞车场景结束——布列松喜欢重复《梦想者四夜》中的那种戏剧性时刻，这进一步有效地推进了影片的叙事。

　　然而，当伊文在午餐店冲动地攻击那个拒绝接受伪钞的人时（男人的夹克突然被抓住；下一秒一张桌子被掀翻；一块玻璃破碎；桌布慢慢从桌面上脱落），一瞬间的动作揭示了人们的反应。对不公正的反应是愤怒；但在另一个层面上，伊文的攻击只是一个偶然事件。

　　伊文的第二次爆发发生在监狱食堂。他被一名狱友激怒，他抓住了一个餐具；一名狱警介入，伊文举起武器，然后意识到这个手势是徒劳的，沿着地板开枪。他的挑衅是可以被理解的，又是一次简单的事件：在餐具被举起的那一瞬间，它可能会朝任何方向移动——伊文的罪行将如何被判断，命运从他的身上夺走了一切，真的没有留下什么吗？这令人想起托尔斯泰夫人身后那扇关上的门。

　　

　　我们看到了托尔斯泰逝世时，站台上缓步前进的人群，现在到了关门的时刻。金钱——布列松大胆而简单地暗示（这让人怀疑这不是他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是最大的腐败者：贪婪导致债务，导致欺骗，导致不诚实，导致无辜者的堕落。伊文的结局就像《赦免者的故事》中的三个人一样，他们在瘟疫时期寻求死亡，在树下找到了一罐金子，因此注定要在盲目的贪婪中自相残杀。但这还不是全部。

　　奥秘就在于此。当伊文出狱后，他杀死了旅馆老板和他的妻子。（观众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他洗掉手上的血，小心地包好脏裤子……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然后他遇到了一个单纯的圣女，她照顾她残废的侄子以及糟糕的父母。她收留了伊文这个陌生人，听他讲述了他的谋杀供词。她对生活没有任何期望。伊文摘了一把榛子，给了她一个，帮她挂好要洗的衣服。

　　无法描述这个场景的崇高之美，这个女人和年轻人突然发现自己和谐相处的顿悟时刻；就像夜间沿着塞纳河滑行的、布满灯光的小船营造出来的效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伊文手摘榛子的镜头让我想起了杜甫仁科的《大地》中的祖父通过摘下一个苹果，咬了一口来确认自己生命的完整性的段落。当然对于布列松来说，他无需重复《大地》的这种完整性。

　　

　　在一个晚上，伊文发疯了，人们可能会说，出于对金钱的渴望，他用斧子杀死了女人的家人和这个女人。这并不公正。她宽容、慈善、无怨无悔、努力工作。而在另一天早上，她端着一碗咖啡给熟睡的伊文，却遇到了爱发牢骚的父亲，父亲因为她收养男孩的愚蠢行为而打了她一巴掌：咖啡烫伤了她的手，但她一句话也没说。

　　布列松还是善于展示细节的大师。任何其他导演在通过一个残废的孩子来展示这样一个女人的圣洁时，都难以和布列松媲美。但在《钱》中，在布列松介绍了他之后（目的很明显），这个男孩只是偶尔出现。最后，他无助地躺在床上，面对着一两分钟后即将到来的死亡。这种存在于我们想象中的，看不到的死亡比女人的死亡还要可怕。

　　面对那个女人，伊文挥动着餐具，同时挥动着斧头：有那么一瞬间，事情可能会发生任何变化，然后斧头敲坏了床头灯，鲜血溅到了墙上。它发生了。风无情地吹过，你听见它的响声，却不知道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伊文去了一家拥挤、嘈杂的咖啡馆（布列松改变情绪和地点的技巧在这里发挥了非凡的作用），喝了一杯白兰地来让自己冷静下来，然后向警察自首。他的忏悔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他救了自己。

　　

　　怎么会这样？残废男孩，圣女被砍死，全家惨遭屠杀，更别说旅馆老板夫妇了。就这位女性的家人而言，只有狗还活着，镜头疯狂地从一具尸体转到另一具尸体。人性的正义还存在吗？布列松乐于打破我们的期望。他激起了我们对这个女人的同情，但当她被杀时，我们却无法宣泄情绪。他关上了门，我们渴望着什么——就像一只焦急地在地板上走来走去的笨狗——寻求一些解释。

　　人们只能想象在紧闭的门后，托尔斯泰和他的妻子之间发生了什么。对于未知，我们只能选择去适应，因为生活中没有万能的解决方案。布列松「紧闭的大门」背后，是上帝不可知的审判。信仰之海早已退去，我们已经习惯了一个既没有确定性，也没有和平，痛苦也无法纾解的世界。因此，布列松更值得被称赞的是，他最后创作出了一部完满的电影，令人不安地证明了他对死亡的态度，以及检验信仰悖论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