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里真安静，那是世界上最安静的地方

　　像所有的伟大艺术家一样，经常有人询问导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他的作品灵感来自哪里。但塔可夫斯基认为所谓的灵感并不值得讨论。

　　他曾说，“对于我而言，灵感的诞生是自然而然的过程，并不是什么新奇、有趣的事情。我的作品就是一点点逐步形成的。要我再叙述一遍它的形成过程实在是浪费时间。灵感真的不存在什么诗意或迷人的地方。”

　　塔可夫斯基大体对艺术所持的悲观态度或许同样令人吃惊。“显然，艺术对任何人都没有教育意义，”他说，“因为4000年来人类什么都没学会。”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

　　塔可夫斯基的观点值得一提的是因为这些言论在一定程度上诠释了作为导演他对于艺术特有的隐晦态度。

　　塔可夫斯基曾在1986年出版的个人著作《雕刻时光》中对这种态度进行了分析。该书的书名也可以说是对塔可夫斯基电影表现手法的最佳比喻性说明。

　　英国艺术家亨利·摩尔曾说，塔可夫斯基的作品从某些层面来看就如同一件雕塑品，天马行空的想象与货真价实的显示同样重要，那些被去除的部分通常也与保留下来的元素一样意义非凡。

　　塔可夫斯基的许多作品都改编自业已出版的小说，《潜行者》也不例外。

　　

　　1971年由阿尔卡季·斯特鲁伽茨基和鲍里斯·斯特鲁加茨基所著的《路边野餐》是《潜行者》的原型，主要描绘了一系列被称之为“天灾”的外星人入侵在世界六区中所造成的影响。

　　在这本小说中，神秘来客随手留下的物品被形容为人们野餐后留下的“寻常垃圾”。

　　正如人类野餐留下的杯盘狼藉会让发现此番景象的动物困惑不解又惊慌不已一样，人类在访客离开后闯入这片区域看到这番奇怪的景象同样百思不得其解且心生惊恐。

　　

　　不同于同时期的其他科幻故事，小说对于访客的真面目并无甚兴趣，塔可夫斯基同样志不在此。

　　他对科幻题材的兴趣体现在另一部经典之作《飞向太空》上，但他使用科幻片的形式最终目的还是在于实现他的艺术追求。

　　事实上，《潜行者》剧情发展缓慢，根本无意探索被称之为“终极一区”的神秘区域出现的真正原因。

　　

　　大家对终极一区一无所知。但有一点是众所周知的，所有进入该区域的人永远都不会再出来，而且政府已经对该区域进行了封锁，并派驻宪兵在此巡逻。

　　究竟在终极一区潜藏着什么，塔可夫斯基对此并不感兴趣。正如《雕刻时光》所提及的，他感兴趣的是时间。

　　这在他的作品中曾反复出现，比如说他的电影是在三小时工作时间内完成的。

　　

　　故事伊始，片名所指的人物正准备开工。“潜行者”一词代表危险，潜行者既是企图从终极一区中盗取加工品的小偷，也是情愿引领他人进入该区的向导。

　　根据影片第一部分所采用的深褐色画面基调，可以推断出潜行者所处的世界既贫困又破败。即便如此，他的妻子因为担心他的安危仍苦苦哀求他不要进入终极一区。

　　潜行者对此置若罔闻，调头便去会见他的两位客户。两位听闻终极一区存在神奇且可能属于巫术的力量，遂决定去冒险。

　　

　　当一行三人抵达终极一区时，影片画面突然由深褐色变成了现代世界的彩色。“我们到家了”，潜行者说道。

　　但他们还尚未抵达他们的终极目的地。在平常生活经验不再适用且无法解释的现象频频出现的终极一区，有一处地方称为“终极房间”。

　　当他们找到这处房间时，潜行者满怀兴奋且带着敬畏地告诉作家和教授，“在这里，可以实现你们最为珍贵的心愿，也就是让你们备受煎熬的心愿”。

　　

　　事实上，塔可夫斯基对于房间本身并无兴趣，他关心的是剧中的人物终于站在了房间的入口。

　　他们究竟想要什么？他们又会在房间里发现什么？此时此刻，《潜行者》已然褪去了其惊悚色彩，变成了一部后现代的存在主义影片。

　　三位主人公讨论生命与命运的场景也让人不由联想到塞缪尔·贝克特的戏剧《等待戈多》。

　　

　　最后一部分主要描述了潜行者的妻子和女儿。最后一幕中，他的女儿平躺在餐桌上，目不转睛地盯着头顶的三块玻璃。

　　火车经过时，玻璃似乎还在咯吱作响。镜头最后落在小女孩的脸颊上。如同塔可夫斯基作品中出现的许多意象一样，这一意象同样无法解读。

　　或许会有人认为《潜行者》是苏联针对斯坦利·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游》中提出的问题——“我们从这去向何方？”所给出的答案。

　　

　　究竟塔可夫斯基是不是在就苏联人民的生活或者是地球上人类的生活发表意见，导演本人拒绝予以答复。

　　在他看来，真正的艺术品不应该被肢解得支离破碎，也不应该进行简简单单的解读。

　　“评判我们的标准并不是我们做过什么，或者是我们想做什么，”他在一次采访中表示，“评判我们的那些人并不想将作品当做一个整体来解读，他们甚至根本不愿认真对待作品。他们将个别片段和细枝末节分裂开来，紧紧抓住不放试图证明其中存在一些特别的重要观点。”

　　

　　为了拍出荒凉的景象，塔可夫斯基在爱沙尼亚一处废弃的水力发电站和一家工厂倾倒有毒物质的河流上找到了绝佳的取景地。

　　后来，他本人、他的妻子，以及演员安纳托里·索洛尼岑都有罹患癌症，或许因为在这里受到了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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