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代的发展，香港黑帮电影中的“侠”，发生了哪些转变？

　　

　　随着香港黑帮电影的不断发展变化，黑帮角色和动作场面都产生了变化，其中蕴含的侠义特征和精神也有所不同。

　　香港黑帮电影能够获得成功，离不开八十年代英雄片展示的豪情义气和刺激过瘾的动作场面，这是吸引观众的重要因素，也是黑帮电影能够形成类型的关键。

　　但随着时代发展和不同导演的侧重塑造，黑帮电影的角色形象逐渐多元化，从被美化的浪漫主义英雄转为更贴近普通人，动作场面也走向极端暴力或隐藏暴力的两极。

　　01英雄形象的消解

　　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香港黑帮电影中黑帮人物的形象不断发生变化。

　　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侠”转变为偶像形象的“英雄”，然后从英雄视角逐渐降低回归到生活所迫的普通人，渐渐地小人物开始抛开江湖道义和兄弟义气，最终成为利益至上的匪徒。

　　

　　早期的香港黑帮片，无论是《马永贞》《成记茶楼》还是《城寨出来者》等影片，都注重从“侠”的角度来刻画主人公，这些人物形象虽然身为黑帮成员，但是他们往往富有正义感，此时的黑帮电影仍延续了武侠电影中主角的形象。

　　如张彻拍摄的《马永贞》，这部影片可以说是张彻对武侠电影现代化的尝试。

　　影片讲述了主角从社会底层苦力阴差阳错成为上海滩帮派大哥的故事，片中有着大量功夫武打片段，以及马永贞与谭四爷惺惺相惜的兄弟情义，为其复仇付出生命等经典情节都沿袭于张彻的武侠电影。

　　影片完全是从“侠”的角度来刻画马永贞，他以一人之力对抗众多对手，以及为兄弟赴汤蹈火的义气，都将他塑造成为英雄般的角色，这些满足了观众对一个底层崛起的平民英雄的想象。

　　

　　因此，在《马永贞》中黑帮背景只是为主角合理的行为动机，内在仍是张彻武侠片中经典的侠义精神。

　　这也给此后的一部分黑帮片提供了人物塑造的思路，将黑帮人物英雄化，将黑帮电影理想化、浪漫化。

　　在早期的黑帮片中，更注重刻画黑帮英雄之间的高尚浪漫的兄弟情谊，英雄片延续了武侠片的写法，黑帮英雄们可以对金钱所不屑，并且在世俗中永远不会面临生计的窘境，却为道义和兄弟情谊甘愿付出生命，这种兄弟义气在人们心中有普遍的情感基础。

　　这类黑帮英雄片对传统的侠义精神有着继承和新的发展改造，以让其更适应当下的价值观，将兄弟义气、江湖道义放置于高于一切的位置上，观众在那些为兄弟两肋插刀的黑道英雄身上得到了现实中不存在的慰藉。

　　如《英雄本色》中，吴宇森曾说自己想要展现的就是一种武侠精神，他师承张彻，将武侠电影中的英雄主义转移至现代黑帮，强调的仍然是肝胆相照的兄弟情义。

　　

　　英雄片风潮后，主人公开始逐渐贴近普通人，这些黑帮电影不着重凸显英雄主义，更多的是描绘普通人在黑社会环境中的生活现状，或黑社会之间的权力斗争。

　　潇洒的风衣和墨镜变成了朴素的夹克和背心，手枪和机关枪变成了酒瓶、钢管和砍刀，大哥们变成了混迹黑帮底层的小混混等。

　　90年代的香港黑帮电影出现了草根的、接地气的一面，这是一种新的变化，更贴近社会现实，也是更受年轻人欢迎的原因。

　　《古惑仔》中建构的江湖同样弘扬情义，但他们的“义”除了有古代侠客的肝胆相照，更加热血青春，也更接近现代青年人的价值观，令年轻观众更有代入感。

　　英雄片和古惑仔的同与异，都可以通过外在类型元素之下的价值观内核来解释。

　　这些普通人主角淡化了黑帮人物的“英雄色彩”，影片更注重角色的生存状态和帮派斗争的残酷，去掉理想化表达，更加关注社会问题，暴力的方式也多选择原始的冷兵器和肉搏。

　　

　　九十年代后期，在现代背景下，黑帮电影中的传统侠义精神进一步发生变化，黑帮角色偶像般的形象被抛弃，真实的个人欲望被呈现和突出。

　　由于人物形象的转变，影片也不再以简单的善恶对立为标准，而是从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来展现黑帮。

　　黑帮电影开始以贴近普通人日常的方式，从更加现实的角度展现黑社会及其成员在当今香港社会的生存状态，对黑帮的日常生活进行展示，试图将黑社会相对真实的状态呈现到银幕上。

　　《无间道》《黑社会》等影片再一次将关注的焦点对准了人本身，这些影片不再专注浪漫想象或浴血奋战，而更多表现人物在黑帮中的悲剧命运。

　　这些黑帮人物不再渴望黑帮带来的荣耀，面对现实只能随波逐流，无论是陈浩南还是刘建明、吉米，黑帮命运取代了个人的自由选择，成为无法挣脱的枷锁。

　　在另一类影片中，黑社会的一切行为、关系都建立在利益之上，不存在永远的朋友，当利与义的冲突中，江湖道义和兄弟义气都被抛弃。

　　

　　在现代黑帮片中，江湖中隐藏的利益原则逐渐成为最高准则。

　　所谓黑社会，自然是违反法律的犯罪组织，当获取利益成为人们的目标，传统的侠义精神也就退居其次了。

　　在《江湖告急》中，张家辉饰演的黑帮大佬告诫从别的帮派投诚而来的小弟：出来混，最重要的是忠心。

　　但实际上，他也早已忘记了曾经为自己出生入死的兄弟。

　　最为讽刺的是，黑帮参拜的关公像在现实中显灵，试图帮助仍有忠义之人，但令他失望的是表面上黑帮天天祭拜自己，但其实仅是走个流程，早已对传统的“忠义”嗤之以鼻。

　　在杜琪峰的《黑社会》中，影片将黑帮的权力交接进行了细致的刻画，利益成为支撑全篇人物行为的根本动机。

　　

　　影片表现了黑帮中的权力争斗和博弈，在权势斗争之中，黑帮成员与普通人一样会被权力与欲望所吞噬，此时的黑帮与普通社会并无区别。

　　所以，虽然随着香港社会变化，黑帮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是其适应时代发展的证明，也是其继续存在的保证。

　　另一方面，在大陆并没有黑帮电影，由于电影中匪徒通常不能作为主角、结局不能逃脱制裁、警察等角色也必须代表正义，于是在合拍片中香港黑帮片逐渐转化为警匪片，黑帮角色逐渐从主角变为反派或配角，如麦兆辉的《窃听风云》系列、叶伟信的《杀破狼》系列，尔冬升的《门徒》《旺角黑夜》等。

　　这些影片虽仍然保留黑帮和黑帮分子等角色，但是在角色设置等方面做了调整，带有黑帮、杀手等违法身份的角色不再成为电影的主角，要么成为衬托警察等正义身份主角的“双男主”之一，或是干脆戏份大大缩减，成为被打击的反面角色。

　　02暴力的极端呈现

　　场面突出暴力

　　早期的香港黑帮电影继承了武侠电影的传统叙事，主人公暴力行为的原因往往是复仇，或是备受压迫的小人物奋起反抗，得不到帮助不得已下才选择了以暴制暴。

　　

　　这些影片中，主人公也往往是反对使用武力的，只将暴力作为一种无奈之下的手段来自保或复仇，但在内心中，主人公仍然保有底线，反对滥用武力或者欺凌弱小。

　　主人公与敌对势力在力量对比上往往处于弱势地位，但是为了复仇或兄弟情义，他们从未退缩，结局多以鲜血和死亡来实现对信念的坚守。

　　因此在早期黑帮电影中，暴力打斗场面的使用往往是克制的，只有在高潮部分才会出现大规模的暴力争斗，合理化的理由铺垫令暴力能够被观众欣然接受。

　　但随着电影技术特别是数字特效的迅速发展，以及合拍片时期更多资本的注入，特效镜头和奇观场面逐渐成为新世纪香港黑帮片或警匪片在影像风格上的一大特色。

　　受到资金和电影市场影响，新世纪后香港黑帮电影数量不断减少，警匪电影的主流创作开始倾向于以高成本大制作的“重磅炸弹”为主，如走向国际化制作的《我是谁》《幻影特攻》等“大片”。

　　

　　香港黑帮电影越来越注重特技和数字特效的运用，由大公司投资制作并引入高科技制作，对电影元素类型也进行多重结合，力求使影片更加新颖、更具有观赏性。

　　受《神偷谍影》等高科技、大制作影片成功案例的鼓舞，一些电影人开始将电影的创作重心转移到电脑特技的悉心营造上面。

　　2013年上映的影片《风暴》作为首部3D技术拍摄的香港警匪片，在上映三周后票房即突破3亿大关。

　　该片投资8000多万元，片中近身肉搏、飞车追逐、激战、巷战样样俱到，回归了港片黄金时代激烈的大场面打斗风格。

　　在爆炸场景中，警察与中环街头的匪徒展开了激烈的交火，最后炸毁现实中的中环的场景几乎将整部影片变成了一部灾难片。

　　

　　在拍摄与后期制作上，爆炸、枪战、飙车等场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动作场面中，除了传统的枪支炸弹外，坦克、装甲车、直升机等军事武器也屡见不鲜，极大增加了动作场面的视觉冲击力，将近年来香港警匪片的制作水准推向了新的高度。

　　如擅长大场面的陈木胜导演，他的影片中动作场面极具观赏性，不仅刺激火爆、新颖独特，同时能够推进情节的进展，实现了动作场景与影片的完美融合。

　　陈木胜的每一部电影都努力追求动作场面的新构思，不断地转换空间场景，以创造与众不同的火爆动作场面。

　　如成龙主演的《我是谁》中，他与成龙联合设计了陨石碎片爆炸、闹市赛车追逐、荷兰木屐打斗、天台对决、高空坠落等惊险刺激的动作场景。

　　影片《三岔口》中虽动作场面有所减少，但汽车倒退着引起连环撞车等动作场景仍颇具创意。

　　

　　在他的合拍片《扫毒》中，通过直升机的扫射和密集的枪战场面一次次调动起观众的情绪。

　　陈木胜在众多动作场面中都巧妙使用受撞击后坠落的玻璃，由于玻璃的易碎和垂直坠落特性，可以对动作的火爆效果进行更突出地展现：同时玻璃的透明和层次感，也为动作场面的视觉展示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全新的枪战和火爆动作场面是这部影片的突出卖点，观众在观影过程中享受到了一场视听盛宴。

　　文戏转移暴力

　　尽管动作场景尤其是直接、刺激的暴力行动，仍然是黑帮片中不可避免的视觉手段，但随着人们审美水平的提升，单纯的暴力已经不能满足观众的需求，也不足以支撑黑帮电影的票房。

　　随着电影的发展，观众对电影中动作元素、内涵表达等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香港黑帮电影也需要做出相应的改变，以适应新的发展需要。

　　

　　加之内地拥有较为严格的审查制度，所以香港导演们“北上”后，合拍片中的黑帮、暴力、犯罪、血腥等内容都被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整。

　　由于影片需要大陆市场，因此香港黑帮电影对暴力场面的调整也是基于一定的现实考虑。

　　导演尔冬升曾经就在公开场合表示过，为了适应内地审查制度，对于一些打斗血腥场面，从以前香港的用近景、特写镜头改成全景镜头，从正面拍摄改成侧面拍摄。

　　可见拍摄合拍片的香港导演进行了多方面调整，影片内容和拍摄手法都有所变化，以此适应内地市场。

　　如杜琪峰导演的《毒战》中，对毒贩执行注射死亡，而没有选择惯用的大场面枪战、爆炸等致死的结局，不仅避免了过于血腥，还能给观众带来更强烈的内心冲击，而不只是简单的感官刺激。

　　

　　暴力只是一种达到控制目的的手段，而控制一个人才是权力的目的，无处不在的权力斗争才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人与人的关系充满了控制与被控制。

　　黑帮人物逐渐弱化的暴力行为，是黑帮片行为模式、思维方式社会化的体现，黑帮片里的主人公不再是危险人物，而是生活在黑帮社会中的成员。

　　一些香港导演试图从现实和批判的角度重新阐释或解构帮派社会，而不是简单地对暴力本身进行批判或肯定。

　　作为黑帮电影核心的暴力元素，以多元素融合的方式被重组，或搞笑或批判，暴力本身的负面影响被常常探讨，带有一定的现实批判和讽刺意味。

　　杜琪峰导演的《黑社会》中没有枪战，甚至全片没有出现一支枪或重型武器，杜琪峰表示这其实更符合香港黑帮的真实情况：他们平时都是用砍刀，很少用枪。

　　

　　在香港，持枪伤人的处罚比持刀伤人的处罚要重得多，所以黑社会的常用武器是刀棍。

　　《黑社会》中虽然没有出现枪战爆炸，没有大规模暴力场景，但却能够做到让观众更加胆战心惊。

　　因为影片中呈现的人性、权力的暴力比起武力暴力更加无形，但更加具有压迫感和真实感。

　　影片描述的是黑社会成员的勾心斗角，黑社会与社会中的权力结构并无区别，人们对权力的角逐也别无二致。

　　龙头棍是黑帮掌权者的象征，也是候选人争夺的对象，它本身并不具有杀伤力，但却能以帮会为名制造合法的暴力，这种隐形的权利暴力威压无处不在。

　　如阿乐获得龙头棍后警告大D，现在帮会已经在他的掌握之中，而原本嚣张不甘居人下的大D内心也清楚，如果坚持反对阿乐便相当于与整个帮会相对立。

　　

　　在这里，龙头棍象征着权力和暴力的双重结合，而与公平和正义毫无关系。

　　《黑社会》身为一部有着史诗风格的影片，片中暴力场面和大规模武器使用很少，导演更着重展示的是权利这种无形的暴力对人的压迫性。

　　甚至在影片中黑社会的权势斗争已经延展到现实社会，在《黑社会》第二部结尾中，古天乐饰演的帮派老大被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胁迫，要他一直做黑社会老大，废除选举制度传位给儿子，这样治安才更加稳定。

　　事实证明只要有人就会有权利斗争，黑帮老大也仅仅是政治游戏中被安排的棋子，黑白从来都不是泾渭分明，黑帮的存在甚至是统治阶级和法律所默许的。

　　杜琪峰表示《黑社会》这部黑帮片，实际上讲的不是什么英雄，也不讲什么人好不好，而是要展现在香港这个小地区出现的这些人物。

　　

　　香港已经不是以前英国的殖民地，它是属于中央政府领导下的特别行政区，所以将来一定会慢慢地改变。

　　这部电影要讲的是一个历史问题，一个现代的问题，一个有强烈个人看法的问题。

　　在黑帮电影中，暴力往往意味着杀戮、血腥，但没有武器时却不意味着没有暴力，隐藏的暴力更加令人压抑。

　　暴力手段只是反抗和压制的工具，无论它存不存在，对抗一直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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