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唱戏，资本为什么不愿搭台

　　西方传统诗歌的弊端在于技巧单一，过度直抒胸臆，故难以为继。西方诗歌不得不改弦易辙，这是西方现代派诗歌所以诞生的渊源。传统诗歌追求审美，现代派诗歌则试图从恶中发现美，是谓之审丑。然而即便能从恶中发现美亦不过极端个例，将其推而广之演化成普遍现象是一种致命错误，将引发深刻的人文主义危机和深重的人道主义灾难。

　　譬如西方有所谓存在主义哲学。存在主义哲学分为多个阶段。现代性的存在主义背后始终徘徊着审丑的幽灵。两者同流合污的结果便是善恶固然同为存在，但恶的存在才是第一性的，真实的；相反善的存在却是后天性的，值得怀疑的。后存在主义哲学实则是一种为恶张目的哲学。此次新冠战疫西方所以选择躺平，不仅有西方体制性的原因，西方现代派思潮泛滥亦是不可轻忽的主观因素。

　　在中国，因为古诗不能自然而然地为现代诗歌所继承；也由于新文化运动历时相对短暂，并没有形成怎样深厚的积淀。因此，先锋诗歌会极力否定中国诗歌传统。因无所顾忌，在现代派的道路上先锋诗歌甚至表现得比西方更为极端更为疯狂。这是先锋诗歌界所以诞生垃圾派诗歌以及下半身诗歌的根本原因。

　　即使先锋诗歌界所津津乐道的口语诗歌也存在着根本的谬误。

　　事实上唐朝即有类似的白话诗歌。不过唐朝的白话诗歌与文言诗歌一样统一于审美的旗帜下，两者是并行不悖的关系。因此唐朝固然可以出现诸如王梵志、寒山、拾得等白话诗人，但并不妨碍唐朝诞生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伟大诗人，并不妨碍唐朝诗歌的灿烂辉煌、蔚为壮观。

　　当下的口语诗歌则殊为不同，因为它推崇的是审丑，对审美是极端敌视与排斥的。就诗歌理论而言，韩东的《诗歌创作到语言为止》，意在表明口语诗即是诗歌的终极真理，诗歌的唯美甚至审美诗歌的技巧都在排斥之列。这种诗歌主张事实上为先锋诗歌创作极端平庸、恶俗洞开了方便之门。在此情形之下，根本不足以诞生怎样优秀的诗人，更遑论诞生当代之苏轼、辛弃疾、李清照。

　　明朝有一位秀才创作有一副对联云：“鸡飞鸭飞飞不过鹰，猪跑驴跑跑不过马。”酸秀才无端自视为天下第一等文字，非要呈现给当时著名诗人解缙品评一二。解缙当即回怼曰：“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基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事实上鸡飞鸭飞式神作在哪个时代都是愚昧可笑的文字，然而在当下只要冠之以先锋之名、探索之谓，便顿时高大上起来，试问今天哪个先锋诗人不在创作着有如墙上芦苇之作，谁人不是一种山间竹笋式的存在。即使鲁迅文学奖获得者雷平阳，也书写着一如《澜沧江在云南兰坪县境内的三十七条支流》这样的流水账式作品。无他，一旦进入口语诗的境界，便对如何创作真正的诗歌没有一点感觉了。读者批评先锋诗人的作品滥，这些人反倒会怪罪读者不懂得先锋诗歌。

　　《一千零一夜》有故事如下：一群人被困一荒岛，荒岛上有巨人，将这群人控制在铁笼内，每天给他们吃一种食物。吃过之后会呈现出以下特征，一是发胖，一是智力变得低下。其中被豢养得最为肥胖者便会被巨人毫不顾惜地一口鲸吞。“天地不仁，以胖子为刍狗”。今天的先锋诗人貌似都是吃这种食物长大的，无论诗歌理论还是诗歌实践，均不敢恭维，有如得了瘟疫般泛滥成灾、滑稽可笑。中国诗歌自此沦落至有诗歌诞生以来的最低潮。因此有必要诞生新一代诗人以一种弥天之勇与非凡的创造力重建中国诗歌。

　　重建中国诗歌首先要重新确立审美牢不可破的崇高地位。杜甫有诗云：“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贾岛有诗云：“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卢延让有诗云：“宁安一个字，拈断数颈须。”只有审美主义者才会真正视努力挖掘祖国语文文字的美为天然职责，也只有审美主义才能将中国诗歌不断地推向一个又一个新的高潮，解救诗歌于重重困厄之中。

　　重建中国诗歌要有非凡的理论勇气。中国主流诗歌界无疑被所谓的现代派理论整个地侵蚀，这使得诗人们对于反抗西方文化入侵毫无感觉，沦为西方文化入侵的重灾区。“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年耻臣戎。”重建中国诗歌要旗帜鲜明地亮明自己的旗帜，不惜以一己之力抵抗整个时代乃至整个世界的诗歌惰性。

　　重建中国诗歌要有天才般的创造力，敢于为中国诗歌闯出一条新路。西方所以由传统诗歌向现代派诗歌蜕变，说到底是因为没有创造出全新的审美诗歌技巧。重建中国诗歌注定是中国诗歌实现自我救赎、凤凰涅槃的必由之路。在此过程中，必定要诞生我们这个时代的李白、杜甫、白居易，注定要创作出我们这个时代的黄钟大吕。中国诗歌藉由此重新回归世界诗歌文化的中心，引领世界诗歌潮流。一切将如同一百多年前的梁启超先生所预言：中华文明必将大兴于天下。

　　我从事诗歌创作三十多年。就诗歌理论而言，我是目前中国乃至全世界对于西方现代派诗歌和国内先锋诗歌的谬误体察最为深刻的那一个；就诗歌创作而言，我亦取得多方面的成就。诸如《古希腊神话》、《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天方夜谭》，甚至国内的《聊斋志异》等，我都希望能改编成叙事诗。这些作品堪称人类智慧的结晶，但西方传统诗人无法将其创作成诗歌，因其缺乏足够的叙事技巧。西方现代派诗人同样无能为力。西方现代派所谓元叙事，不过徒然破坏其完整性，“七尺楼台，拆卸下来不成片段。”这些名著将成为世界文明特别馈赠给中国诗人的一块处女地，系统地整理这样的典籍意味在打造一座中国诗歌的长城。

　　我在诗歌创作中充分注意吸取中国古诗的营养元素。譬如中国古诗的意象性书写。西方现代派同样有向中国古诗取经者，是为西方意象派。但西方意象多为审丑意象，这同中国古诗的审美意象大异其趣，极大地限制了西方意象诗歌的发展，意味着西方意象派诗人无法从中国古诗中取得真经。

　　同中国古诗一样，我强调意象性书写一定因为它是审美的。我曾根据《林中睡美人》改编成现代诗《复活的火焰》。在童话故事中，因为王子的倾情一吻，整个王国竟然从百年昏睡中全部复活。在我的诗歌叙事中则特别书写了一种事物的复活——火。火是希望和光明的象征，“复活的火焰”大可以寓意为中国诗歌的重新复活。于是在诗中我有意宕开一笔如是写道：

　　我曾追随王子畅游玫瑰王国，

　　怡然自得地闯进这怪异城堡。

　　从人们的嘴角我聆听凝固的声音，

　　在炉膛边我摄取着这凝固的火焰。

　　

　　不曾想炉火却突然扑扑地燃烧，

　　我的心灵为这复活的火焰熇焚。

　　直到我开始倾吐这沸腾的诗行，

　　烈烈火焰才在我心头悠悠平息。

　　

　　我亦曾根据《天方夜谭》开篇的故事改编成这样的一首诗《我曾经历的一千零一夜》。这首诗的第三节叙述“我”因为爱而不得自我放逐至一个荒寂的小岛，无意间在此遇到了恶魔以及为恶魔所控制的美少女。这里的恶魔象征着西方现代派思潮中居于统治地位的“人之初，性本恶”，美少女则象征过度迷信这一理念的西方现代派诗人；“我”则象征敢于反思西方现代派思潮的新一代诗人。

　　因为诗歌的前二节犹在根据《天方夜谭》的情节正常叙事，诗歌第三节却要穿插进一个“我”以完成对先锋诗歌理念的反思，因此得要有一个合理的过渡。在诗中我如是写道：

　　为舍哈查拉德所拯救的女人，

　　我爱上了其中第一千零一名。

　　不朽的爱情诞生不朽的悲剧，

　　末路英雄历经郁郁悲情万种。

　　舍哈查拉德的确讲述了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也因此拯救了一千零一名女子。但如果一定要确认谁是其中第一千零一名，其实是并无可能的事情，无厘头得很。我特意如此叙述，巧妙地将“我”引入到诗歌叙事中，堪称无理而妙。需要说明的是如此叙述方法，并非我首创，灵感源自著名诗作《圆圆曲》。《圆圆曲》一诗中，作者往往引入第三者叙事，以便多层面地表达对吴三桂之流的反思态度。

　　在诗中女子希图借助恶魔的威力掌控“我”：

　　并没有一条蛇从身边蜿蜒爬过，

　　女子这时却乞求一枚知善恶果：

　　“如果你不肯答应我的要求，

　　我会叫醒凶神让他惩罚于你。”

　　因不堪忍受女子与恶魔的双重压迫“我”展开了决绝的反抗，最终成功地将恶魔烧死。恶魔之被烧死不仅意味着我重获自由，也意味着女子的被拯救。值得注意的却是女子的态度：

　　得知凶神恶耗女子放声痛哭，

　　她并不希望得到灵魂的救赎。

　　最终女子怀抱空盒绝尘而去，

　　留下我呆立在现场不胜叹息。

　　好一个“她并不希望得到灵魂的救赎，”充分揭示先锋诗歌不堪拯救的本质。

　　总之，我的诗歌思想性强，想象力丰富，如行云流水般酣畅淋漓，具有高超的艺术感染力，这都是先锋诗歌所不敢想象的，必将引领一个全新的诗歌时代。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毕竟这是一个惰性十足的诗歌时代，似乎所有的通道似乎都被牢牢封锁，以至于至今我仍旧籍籍无名，怀才不遇。

　　二零二二年，我干了一件十分疯狂的事情，寻求资本的帮助。我痛苦地感到仅凭个人力量单打独斗根本无法打破西方现代派的牢笼，完成重建中国诗歌这一宏愿。然而多方奔走的结果却是我甚至都无法达到资本的最低门槛，资本对于我的满腔宏愿根本不感兴趣。诸多资本并不屑于做雪中送炭的事情，甚至根本不愿承担怎样的文化责任，而只乐于赚取快钱。

　　但我想我的诗歌多根据世界名著改编，并能做到更上一层楼。这些世界名著有流量，我的诗歌就应该有读者。我的诗歌往往每四句为一节，可以相应制做成精美的连环画，并且衍生成动漫，撬动很大的一个文化市场。我致力于打造一座中国诗歌的长城，虽然碰的钉子多多，但诗歌是不死的，我一定是复活中国诗歌的那一团最强有力的火焰，相信还是会有资本赞同我的文化理念，愿意为改变中国诗歌的不堪现状而不懈努力。

　　记得当年有一首歌就叫做《万里长城永不倒》，真心希望中国诗歌之长城不至于坍塌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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