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上将被监禁7个月，写2万多字的申述：真是苦恼极了！请求释放

　　1968年7月，被监禁7个月的张爱萍给上级写了一封长达两万多字的申诉，希望对自己的问题进行审查，把扣在自己头上的帽子摘掉。在被监护时，苦恼极了，请求释放，到任何艰苦危险的实际中去长期考察和改造。

　　

　　张爱萍是新中国成立后，国防尖端科技领导者之一。

　　1966年，大运动来临后，就有人贴他的大字报，列举“十条罪状”。此后，他的生活和工作受到严重影响，直到1967年3月，他被召开批斗会，扣上三反分子的帽子。随后有正式文件下发，让他停职反省，各单位要进一步揭发批判，最后成立：张爱萍问题专案小组。

　　一开始遭到监护，严格限制自由，除了拉出去批斗，平时不准走出大门。

　　

　　1967年12月，有人到他家宣读了通知：要实行隔离审查！此后，他就与家人“失去”联络，直到1972年。

　　刚被关押时，有半个月，连续进行15次突击审讯，专案组采取拖长审讯时间、罚站、连续突审等办法。最卖力的是专案办的副主任，他是总参保卫部部长，对张爱萍说：“你知道保卫部长是干什么的吗？我这个保卫部长就是专抓特务的！”

　　因为从张爱萍口中的得不到想要东西，就到各地搜罗“证据”，对他精神上、心理上造成很大伤害。

　　1968年3月，已经提审他多达27次，依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东西，可有人就是不尊重事实，还要捏造事实，诱导证人做伪证。

　　

　　在3月24日，已经遭到监护7个月多月的张爱萍，看到看守所的战士在写什么，得知“杨余傅事件”发生了。对张爱萍来说，他似乎看到了什么，到5月就给上级写信，恳求上级在他的问题做出最后决定前，派人听他的陈述：对自己的许多问题，在当时的全面实际情况，一年多来，一直还未得到充分陈述的机会。

　　自己被监禁七八个月，背着反革命的罪名，精神上真是痛苦至极，监禁时受到辱骂，有时还挨打，甚至常常不让大小便等，恐怕战犯也没有遭这样的虐待。

　　

　　此后，他又写了3万多字的申述，从入党到上海，一直写到被监护起来之前。给自己扣的假党员、特务、反革命都是子虚乌有的，自己的确不是！自己革命几十，从未做过一件破坏革命的事情，如果查出自己是特务或者做过任何反革命事情，甘愿受到任何严厉的制裁。

　　自己在监禁期间，很苦恼，请求释放，可以到最艰苦危险的地方劳动。

　　他的信能不能发出去还是未可知，因为对他的监护很严格。对他的监禁并没有减少，因三二四事件，专案组对他的审讯倒是减少了。

　　就这样，一日一日年复一年，到1972年在妻儿的帮助下，把信通过王震，传到叶帅手中，又到总理那里，得到批示后境遇得到改善。没多久，与家人团聚。

　　

　　他先后在1975年，1977年复出工作，到八十年代担任过副总理，军委副秘书长兼国防部长等职。曾经卖力审讯过他的专案办副主任，此时身患重病，托人捎话，自己对不起老首长，希望原谅他过去，张爱萍沉默许久后：这是不能原谅的。

　　那个特殊年代，不少人受到冲击，对于他来说与这个专案办副主任没有个人恩怨。可对于不尊重事实，而且还要捏造事实；千方百计的逼迫、诱导证人做出伪证；甚至毫无顾忌地要求像公安局这样的司法专政机关篡改档案，编造；即使事实已经证明了被审查的干部没有问题，纯属是冤假错案，也要误导所在单位，继续折磨他们，是不可原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