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官绅对中日国情差异的忽视，体现在哪些方面？

　　清朝官绅对中日国情差异的忽视，体现在哪些方面？在对日本的实业和农业进行了考察之后，官绅们满怀希冀的回国，为政府献计献策，制定相关政策将农业实业的改革与发展提上日程并将收效看作是立竿见影的。

　　张謇在《清兴农会折》中倡议兴办农会、设立学堂，倡言：“如此十年，臣不敢必谓遂如西人所推岁入可增六十九万一千二百万两，即有其十之二三，亦复何事不济，是今日标本兼治，无以逾此者矣”。

　　总理衙门在《出洋学生肄习实学章程》中畅想：“十年之后，效可赌也。”

　　

　　时间推移到了黄炎培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同样也对十年内的变化抱有巨大期望，十年而后，倘获赌夫欧美今日之盛，学校无不用之成才，社会无不学之执业。

　　国无不教之民，民无不乐之生。乃至野无旷土，肆无窥器，市无流民，因之而社会、国家秩序大宁，基础于以确定。但现实却未如政府及官绅所预料的那样。

　　相比于日本，我国的土地更加幅员辽阔，国情也更加复杂多样，实业和改革也面临着来自多方面的压力。但政府及相关负责官绅并未进一步将日本的国情与中国国情做详细对比。

　　制定较为可行的政策，而是单纯的借鉴了日本较为出色的政策和经营方式等，在短时间内较为快速地颁布了实业章程，以至于在很多方面都是欠考虑的。

　　因此，想象中的欣欣向荣到现实里便成了经营惨淡，农业实业的发展很快便面临了很多问题。

　　首先是经济的落后财力的不足及实业人才的社会需求不足。

　　日本的实业和农业近代化是建立在全国性、大规模的工业化基础上的，农业发展为工业提供原材料，而工业化又为农业财政保障。

　　中国的实业教育是建立在零星而薄弱的工业基础上的，是向他国习并移植的结果。这种零星的工业无法为农业提供一定的财力支持。

　　

　　同时，这一时期的清政府，对外需要支付战争赔款、对内需要镇压各地的武装起义，财政经费十分紧张。虽然也为兴实业百般筹措，但资金却依然十分匮乏。

　　大多实业学堂无论经济发达或不发达的省份都因资金问题纷纷请求停办或缓办。

　　财政缺乏又必然带来了学堂设备简陋，办学条件恶劣，办学规模有限，学堂管理混乱，教师数量不足等一系列问题。

　　由于缺乏相应的财力支持，清末实业教育大多数条件都比较差，办学资金上东拼西凑，勉强维持。

　　就算有部分学堂建立了较为规整的校舍，但仍然缺乏必要的教学、实习场地和设施。

　　“河南多数实业学堂教科简陋，已到了极点，开封私立速成工业学堂，一切使用仪器全无，偶有一、二实验，亦不合法”。

　　陕西农业学堂的常年经费原拟“发商生息”，然实际上“入息远不敷用”。湖北、湖南农工商学堂虽“渐次筹设，然仅略具端倪”。部分贫困省份更是没有财力支撑，设备也更加简陋。

　　

　　另外，农业教育要培养懂得新式农业技术和改良方法的新式农民或管理者。但清末农业的发展并未达到近代化的水平，除了部分大城市外，绝大多数地方的农业都是传统形式。

　　工商业自不必说，都是染织、缝纫、纺织等小型工场，很少出现机器生产的大工厂，这种小型工场的具体生产操作基本上与传统手工业别无二致。

　　对专门知识没有很高的要求，因此对农业实业人才的需求也很小，这就导致实业毕业生改行或失业现象比较严重。这一现象也浇灭了学生学习实业的热情。

　　同时，“根据1909年的统计数据，全国总计实业学堂254所，教师1544人，校均教师6人。根据癸卯学制的要求，以中等学堂为例，即便学堂是单级单班，所开设的基础、专业和实习课程也要在三十门以。”

　　如此一来，实业学堂的教师便担任着繁重的教学任务，对其教学的专精程度也有较大的影响。而此时国内具备充当实业学堂教师的人才较少，学校也不得不放宽对教师的要求。

　　

　　聘请一些以往书院、私塾的教习，即“未毕业或未入学堂者”的旧式生员。长此以往，教师的质量便成了令人担忧的问题。

　　而教师的质量也必然会影响学生及办学质量，从而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对农业的考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官绅赴日都会对农业做相关考察，但是纵观这一时期官绅考察所留日记和其主要考察项目。

　　我们便可以看出，在整个考察过程中专门对农业进行考察的其实非常少。

　　从直隶地区1895年-1910年的数据来看，在此期间有一百多名官绅赴日进行考察，但是专门从事农业考察的却不足十人。

　　在对早稻田大学1906-1907年的预科毕业生中的28名18个专业领域的学生进行调查显示：“其中学习政法理财科23名，师范科2名，商科3名。

　　

　　在这个调查范围内，主修政法理财科的学生最多，尤其是学习法律、政治经济的人更为显着”。

　　究其原因，无非多数国民都愿意学习政法以求仕途，而国家又没有出台具体的鼓励学习农业的政策。

　　在此背景下，即便部分官绅在考察其他的过程中对农业问题有所关注，但是其考察也几乎都是停留在表面，未曾深入。

　　除此之外与日本相比，中国官绅调查不够仔细，缺乏系统性，专门性。官绅在考察农校，农业讲习所之时多数都是描其全貌，叹其先进。

　　作为了解开开眼界尚可，但是尚达不到深入考察的水平，如此短时间“走马观花”式的考察，与其说是考察，倒不如说是游历。

　　当然，这也是受其考察时间的限制，直隶地区学务处就曾规定：“除往返程期外，所派人员在日游历的时间以四个月为限。”

　　

　　其地区的赴日考察官员也是大同小异，停留时间也大多只有数月，除去往返所耗时间，官员可以用来考察的时间是少之又少的。

　　为发展农业，日本也曾对中国的农业进行考察，但是相关人员在考察过程中对气象，地方土壤、耕作情况以及灌溉情况均有比较细致的调查。

　　清朝的官员在赴日考察农业时，即便是受官方派遣的官绅，身边也很少跟随对农业知识较为了解的随行人员。

　　这也从侧面看出，当时的清政府并未对农业考察做较为系统全面的的安排。相反，日本方面却投入颇多。1898年就派遣官员赴比自己要落后的清朝考察实业。

　　至1910年五月，日本依然有像近藤度考察团这样的实业考察团赴清朝考察了上海、北京、苏州等十二个城市考察清朝农工商业的实业情况。

　　

　　研究当时清朝的农业种植、气候条件的论著，直到20世纪中期仍有出版。如《支那的农业和水》和《支那农业生产力的相关调查》等。

　　如他们这种长时间专注做事，细致系统进行考察的方法和虚心学习的精神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经总结我们不难看出，实业及发展现代农业都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摸索的过程。

　　清末发展新式农业所体现的这种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心态会让自身忽视那些基础性、长期性工作。未过多考虑自身国情也会相应地对办学复杂性、艰巨性认识的不足。

　　同时农业考察不是短时间的简单参观便可达到效果，长期的观察与探索必不可少。此外，农业改革期间虽然引进了先进的西方技术和生产，但它们始终由政府领导。

　　绝大多数新产业要么是国有垄断企业，要么有政府背景。因此，它们无法刺激市场的经济发展或产生许多公共利益。

　　因而，清末的农业考察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效果也难免会与想象中存在一定差距。清末，中国面临着严重的内忧外患，本国的基础产业农业也日渐凋敝。

　　

　　与此同时，近邻日本却通过明治维新一跃成为东亚的强国，农工商业都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一时间，清朝内部开始出现学习日本、振兴本国农业的声音，且一呼百应。

　　在此背景下，大批的官绅踏上了赴日考察农业的旅程。在日期间他们日以继夜、悉心考察，将其所感所获记于日记之中。

　　归国之后或积极为清政府献计献策或亲身投入到农业改革及“实业救国”的热潮之中，为推动清末中国农业的发展而努力奋斗。

　　官绅赴日考察的时间虽然较短，但其影响却是深远的。

　　大多数官员在亲眼目睹了科学技术为日本带来的成就后，都对清朝的政策和农业发展模式进行了反思，其传统的思想观念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更新。

　　归国后，他们亦向清政府建言献策，推动建立了农工商部、农业总局等新式的农业机构，为保证农工商业的健康发展还颁布了法律为其保驾护航。

　　清朝的第一部商律《钦定大清商律》就是在这一时期颁布的。在其倡导下，全国各地的农会也在这一时期蓬勃发展，成为最有力的传播农业知识的组织。

　　与此同时，他们也通过出版书籍、创设报刊杂志、兴办学堂等方式宣传新的农业生产方法和农业技术，培养了一大批新式农业人才。我国的农业体系也在这一过程中也得到了调整，开始朝着近代化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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