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圣临朝所面临的政治形势，武则天为何抚慰曾经严打的贞观旧臣？

　　武则天在公元660年因唐高宗突然患风痹之症而取得了参与掌握武政权的机会，又在公元664年通过铲除上官仪集团巩固了自己的“二圣”地位，对自己将如男人一样步入政坛的未来有了清醒的认识，于是开始改变自己“母仪天下”的初衷，幷逐渐向把握朝政的方向发展。

　　武则天在处决上官仪之后参与唐高宗主持的朝政，面临的是一个并不乐观的局面。首先是自唐太宗公元644年开始的东征高丽的战争长期不得结束。公元60年，唐高宗应朝鲜半岛上新罗国的请求，派苏定方奉水陆大军十万，攻占在朝鲜半岛西南的百济，重燃进攻高丽的战火，唐朝军队吸收了过去悬军深人，饷运匮乏的教训，改为在百济“断营屯田，积粮抚士”，这样就必须维持跨海东征的巨大费用，这样，财政负担就是朝廷不得不反复考虑的问题。

　　

　　青年武则天（刘雨欣饰）

　　其次是阿拉伯帝国的扩张步伐已经进人波斯。公元660年，与阿里争夺阿拉伯帝国统治权的叙利亚总督穆，阿维亚与东罗马帝国达成停战协议，脱身进入伊拉克，在军事对峙中哈里发阿里遇刺，穆·阿维亚终于当上哈里发建立起倭马亚王朝，并开始大规模进攻波斯。波斯国的主力部队早在公元642年的尼哈温底之役中被阿拉伯帝国击溃，屡战屡败的波斯王卑路斯向东撒退到今天伊朗的呼罗珊地区，面对阿拉伯帝国倭马亚王朝派出的远征军威胁，不得不在公元661年向唐朝“请兵救援之”。唐高宗恰好在这一年派王名远出使西城，王名远因此将波斯王卑路斯的请求送到长安，唐高宗对丝绸之路的巨大商业价值并不陌生，于是封卑路斯为波斯州大都督， 意思是将波斯国纳人大唐帝国的版图，这样唐王朝就不得不面临与强大的阿拉伯帝国决战的风险。

　　

　　阿拉伯帝国军队

　　第三是曾经因为公元641年文成公主人藏而稳定了20年的唐幕来如家的和睦关系出现了破坏迹象。公元662 年年底，旭风道总管苏海政“是讨龟求”，追击兴昔亡可开至疏勒，也就是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南部地区时，当地的马月部落国联合吐幕军队前来抵抗。苏海政自觉不是吐蕃军队的对手，只好给吐蕃军队统帅以厚礼，“约和而还”。这是唐蕃之间即将发生冲突的信号。到了公元663年五月，吐暮军队和位于青海湖周围地区的土谷浑国的军队发生冲突，双方都向唐王朝提出结盟要求，唐高宗想这两个少数民族政权都和大唐王朝有亲缘关系，唐太宗把文成公主嫁给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把弘化公主嫁给土谷浑可汗诺曷钵，目的是与这两个兄弟民族和平相处，于是并不参与争执，结果，两个兄弟民族之间爆发了战争。吐谷浑国的大臣素和贵逃到了吐蕃国，将吐谷浑的弱点报告给了吐蕃，导致吐蕃以大军攻灭了吐谷浑，诺曷钵可汗和弘化公主率领数千帐亲信逃到了凉州，也就是今天的甘肃武威，还要求迁居到中国内地，以避免吐蕃的追击。正在指挥朝鲜半岛战事的唐高宗无法组织力量对付正在崛起的吐蕃，只好派凉州都督郑仁泰为青海道行军大总管，率领右武卫将军独孤卿云、辛文陵分屯凉、鄯二州，也就是驻扎在甘肃武威和青海西宁，以防备吐蕃继续追击吐谷浑，这说明唐王朝已经准备对吐蕃用兵了。

　　

　　唐高宗画像

　　这样一种需要用兵的形势使得当时的老百姓立刻紧张了，因为一旦开战，巨大的徭役负担就要降临到农民头上。

　　与国防问题同时发生的还有经济问题。唐朝的首都是位于陕西关中地区的长安，“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栗”《新唐书》卷53《食货志三》。所谓转漕，就是依靠隋炀帝时修建的京杭大运河，将东南方向出产的粮食，通过运河送到洛阳，再从洛阳逆黄河水而上，将粮食运到潼关附近的风陵渡，再借用渭河河道，将粮食送到长安。这一段漕运路线， 逆水行舟已经是极大浪费民力，途经三门峡地区的砥柱之险，更是可怕的负担。许多运粮船只， 就在那壮观的中流砥柱前为巨浪所吞没。偏偏长安的人口较唐太宗时期大大增加，使得人民的漕运负担不断加重，所以史书说：“自高宗以后，岁益增多， 而功利繁兴，民亦罹其弊矣。”武则天既然要辅佐唐高宗处理政事，就不得不设法解决这一经济难题。

　　

　　唐高宗与唐高宗（范冰冰饰武则天、李治廷饰唐高宗）

　　经济难题更体现在农民因赋役苛重而生活日益困难方面。当时的大臣裴守真向唐高宗报告说：“一夫之耕，才兼数口；一妇之织，不赡一家。赋调所资，军国之急，烦徭细役，并出其中。點吏因公以贪求，豪强恃私而道掠，以此取齐，民无以堪。”（《唐会要》卷83《租税》上）说明阶级矛盾已经激化，于是就在武则天还没有做皇后的公元653年，也就是唐高宗永徽四年，在睦州（今浙江省的建德县），爆发了女子陈硕真和其妹夫章叔胤领导的农民战争。

　　

　　陈硕真起义

　　有趣的是陈硕真自称文佳皇帝，也就是说这位农民起义军的女皇帝比武则天做皇帝的时间还要早，她所领导的起义军多达数万人，部将童文宝英勇善战，于是连续攻克了桐庐、睦州、於潜等县，还进攻安徽歙县和相当今日浙江金华市的婺州。唐婺州刺史崔义玄发兵抵抗，但民间传说陈硕真是神仙，“犯其兵者必灭族”（《资治通鉴》卷199），以致唐军畏缩不前。

　　农民起义从来是封建统治者最害怕的事情，陈硕真的行动，迫使武则天不得不从缓和阶级矛盾入手，向唐高宗提出应对建议。

　　

　　武则天还不能不考虑唐王朝继承隋代开科取土选官导致的官僚队伍内部的动荡问题。隋代建立科举制的本义是改变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世家大族利用九品中正制把持选举特权的现象，如唐刘秩所说：“隋氏罢中正，选举不本乡曲，故里闾无豪族，井邑无衣冠，人不土著，萃处京畿……五服之内，政决王朝，一命免拜，必归吏部”（《通典·选举五》引）。这种办法对于改变世家大族利用把持中正官职务，专为其子弟人仕提供特权的弊病，鼓励寒族土人进人封建政府工作，从而扩大地主阶级政权的统治基础有极大意义，于是得到唐朝统治者的重视，早在武德四年，也就是公元621年，唐高祖李渊就下令称：

　　诸州学士及早有明经及秀才、俊土、进士，明于理体为乡里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复，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随物人贡。（《唐摭言》卷一）只是如果大家都通过科举才能人仕，势必限制已经高据政治要津的贵族们的既得利益，所以在推行科举制的同时，还有门荫、助官、伎术、流外出身等选官办法。

　　

　　有了不经科举考试也可以做官的渠道，一定会影响参加考试的土人的情绪。为此公元57年，也就是唐高宗显庆二年，黄门侍郎划祥道报告说：“每年人流数过千四百人经学，时务等比杂色三分不居其。（《通典。选举五》）这显然是对这种不公正的社会现象的批评。间况在科举制的实施过中世家大族子用比来门子弟有极大优势，人数居多的寒门子弟变压制花定会产生不请情绪。这些寒门子弟和一般老百姓不样因为他们在文化加关，不通情能很容易通过各种途径在社会上表达出来，快促期我的或则天不能不有所警惕，而且必须巷唐高宗想个解快不后的话。

　　正因为面临如此错综复杂的形势，以武则天个人的权利和能力还不足以应对，为此，她不得不抚慰曾经给予严厉打击的贞观旧臣，将大唐帝国已经取得的成就继续扩大，并为自己创造拓展政治势力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