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行业经过了怎样的发展历程才形成现在的新媒体网络时代？

　　“泛娱乐化”是以现代媒介为载体，以享乐主义，消费主义为核心的文化现象。

　　

　　利益驱使下媒体为了获取用户关注度，通过娱乐与用户建立关系的行为，现代社会人们思想工作压力大，为达到放松用户心情的目的，从而通过浅薄戏谑的内容吸引用户，让观众达到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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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直播“泛娱乐化”是指网络直播平台为了获取利益，将内容娱乐化、浅薄化加工再产出带有“泛娱乐化”特质的信息。

　　“泛娱乐化”是媒体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产生的趋势，是商业传媒实现自身发展壮大的运营手段。

　　网络直播的“泛娱乐化”表现网络交互历程由文字讯息到图片，发展到语音再到短视频，现如今占据网民娱乐市场的主要位置的是网络直播。

　　直播最初被主流媒体应用在重大事件中，从1958年10月1日北京电视台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九周年举行的阅兵典礼和群众游行的第一次转播，到如今新闻娱乐采访的直播普遍化，中国的主流媒体经历了单一到多样化的转变。

　　

　　直播的内容和形式在不断地丰富变化，不再局限于国家大事和传统媒体的报道。从用户需求表现上来看，“泛娱乐化”主要是平台满足用户需求而产生的网络文化。

　　用户更加偏爱以娱乐化的方式来陈述事件，商家和主播为了吸引用户从而将内容资源整合，以娱乐的方式来提供大众消遣。

　　为了区分用户画像，了解用户需求，加大用户粘性，直播平台将直播内容分为真人秀直播、户外直播、游戏直播、演唱会和体育类直播和“直播+”等。

　　网络主播分为全民主播、网红主播、明星主播。在全民娱乐环境下，直播平台提供精神文化消费场所，造就一波一波的网络潮流。

　　使用户陷入虚无的低俗文化中，缺少深度思考能力，这种畸形的精神消费带动物质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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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描述了20世纪80年底美国电视文化娱乐现象：

　　“我们的文化对于电视认识论的适应非常彻底，我们已经完全接受了电视对于真理、知识和现实的定义，无聊的东西在我们眼里充满了意义，语无伦次变得合情合理。”

　　时至2019年的中国新媒体文化圈，这种对“泛娱乐化”批判，在如今网络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成风，媒体文化浅薄化肆意发展的今天依然适用。

　　

　　网络直播填补了网民的碎片时间，网民在上网时间中使用网络直播软件占总体时长的4.3%，从观看时长来看，66.2%用户每次看直播时长超过30分钟，44.9%用户每天看直播超过1小时。

　　在前所未有的自由、开放、多元化发展互联网市场环境下，网络直播的潜力被用户和资本市场完全释放，“泛娱乐化”被推向社会文化环境的顶端。

　　网络直播的传播范围和传播速度标志着其对大众价值观的引领性，迥异的价值观和低俗文化虽然并不是滋生于网络直播，但在网络直播的媒介特性中被无限放大。

　　例如：为讨要一万个“赞” 抖音女童“直播死妈”、直播亲人送葬、直播上坟等以自己或者身边的人来娱乐大众而集聚人气的独特现象。

　　主播的主要收入来源于用户的关注度以及虚拟礼物“打赏”，打赏行为是根据观众的消费能力和对主播的喜好程度而产生的。

　　因为越有话题就越有市场价值，主播们无底线“自身炒作”，降低大众思想水平，污染文化道德土壤的猎奇式直播盛行。

　　

　　例如：网红之间的相互谩骂、大妈直播吃灯泡、男主播女装扮成站街女等践踏道德底线等行为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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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畸形的价值观在网上肆意传播，严重影响了部分网民尤其青少年的人生价值观。

　　有别于其他新媒体工具，视频直播的可视化交互感以及实时互动的特性，使网络直播在新媒体工具中迅速崛起。

　　社交媒体过去留言式的延迟互动，转变为现场实时互动，主播通过观众发出的弹幕可以即时进行回复，建立了普通人与主播之间的交流.

　　视频直播打破了观众和主播之间的时空阻隔，极大的满足了观众的归属感。

　　主播可以分享任何内容给自己的观众，包括：唱歌、吃饭、跳舞、聊天等生活化场景，极大的满足了普通人对于主播的偷窥欲。

　　

　　网络直播行业“泛娱乐化”构建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商业化运营中形成一个完整的运行模式。

　　包括内容提供团队，平台运营人员，营销传播渠道，硬件软件技术支持、用户维护群体，他们为网络直播平台的顺利运行提供保障。

　　另一方面是直播平台内部为泛娱乐化市场定制相关内容，能够将用户需求的方方面面的娱乐内容的类型与平台现有资源相整合，为不同类型的用户需求量身定制。

　　根据斗鱼平台公布数据统计，斗鱼用户打赏主播礼物日均价值达596.8万元，3 个月累计礼物价值约54亿。用户付费热度高涨，网络直播的掘金能力在资本市场的运作下持续不减。

　　网红直播商业模式实际上就是将自己自身粉丝人气变现，真人秀场直播靠打赏，游戏直播靠代言，电商直播靠卖货。

　　国内相关人员对于网红经济就解释过，“年轻一代对于偶像，对于同好者，对于明星的追逐，产生了新的经济现象，我想这个是全球范围内独一无二 的。”

　　

　　名人效应不断扩大，用户付费买单意愿增加，形成粉丝经济即需求侧，网红经济则是供给侧，两者之间相辅相成，抓住了粉丝心理就掌握了粉丝经济。

　　明星和网红有自己的运营团队，从而保持高度曝光度，拥有稳固的粉丝后援和流量，主播在直播中与品牌商家合作，也有网红独创品牌自产自销，粉丝对明星和网红的崇拜、追捧形成带货效应。

　　网红经济发展形成KOL效应，即意见领袖。网红不同于明星，她们通过微博，微信，QQ等大众社交工具分享日常生活，与粉丝交流互动，增加粉丝粘性，粉丝对网红的信任度也日渐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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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成功的KOL案例就是“口红一哥”李佳琦，以常规眼光来看，美妆主播多为女性，美妆直播间中突然出现男性主播，在直播中形成自己的特色标语： “oh my god”和“买它”，区别于女性博主的一味推销，他对商品进行有逻辑的赞美和批判，使观众对主播信任感上升。

　　李佳琦在 “直播+短视频”抖音平台中拥有四千多万粉丝，这位男性主播曾在一分钟之内卖掉 1.4 万支口红，2018 年“双十一”大战中卖出商品32万件。

　　总价值超6700万元，超过了同期所有美妆类网红主播。资本市场对网红的投资并不仅仅是对其个人的投资，而是看中了背后的网红经济，意图创立网红孵化模式。

　　意图复制许多成功网红。自2019年以来各大平台也在利用自身资源积极探索“直播+”新型模式。

　　努力实现多元化经营，开启跨行业合作，实现企业之间的利益最大化。“直播+”模式即各行业与直播平台合作，例如“直播+电商”、“直播+教育”、“直播+短视频”、“直播+创投”等。

　　2019年淘宝“618”活动期间，商家使用网络视频直播卖货达130亿元，同时利用直播视频资源进行短视频剪辑，紧抓用户碎片时间实现优势互补，达到收益最大化。

　　

　　纵观网络直播盛行的今天，直播百态也折射出一个享乐主义抬头，消费主义肆行，文化体系趋于浅薄化的社会形态。

　　因主流权威信息的引导仍不够及时充分，从而促进了社会文化“泛娱乐化”现象的走势。

　　互联网使人类的社会生活接入新媒体，新媒体工具是大众窥探外界和与人交流的延伸工具，作为新文化、新思想的载体与传播工具，该工具具有影响和改变社会文化结构的能力。

　　部分直播内容生产及传播内容质量低。一些草根主播为了提升关注度，通过消费女性，打法律的擦边球，拉低文化道德底线的事件屡见不鲜。

　　以往的主播都是通过学习和培训走进直播间，随着主播加入流程的简化，降低了主播门槛。

　　同时弱化职业技能，非专业的大众主播也开始扮演着传播者和内容生产者，使得生产传播内容未经过专业人士筛选，从而弱化主流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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