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年兴盛，三百年衰亡

　　小亚细亚，世界的十字路口，这是奥斯曼帝国的龙兴之地，历经三百年的兴盛，一个地跨欧亚非的庞然巨物巍然屹立。而它的丰功伟业，离不开“三驾马车”——军事、政治和宗教。

　　

　　奥斯曼帝国的历史是一部征服史。从弹丸之地，扩张成为三洲两海的主人，帝国崛起的根本，是一支战无不胜的军队。奥斯曼聚拢民族，奥尔汗锻造国家，穆拉德创立帝国。“开国三王”使土耳其崭露头角，而他们依凭的，就是不断完善的军事体制。

　　奥斯曼立国之时，游牧骑兵是唯一兵种。土耳其人有着浓厚的边疆战士传统，只消在村庄里喊一声“谁要去打仗”，勇士们就群起响应。在奥尔汗治下，军事体制更为完善。民兵充当炮灰，常备军位列其后。而游牧骑兵也被西帕希（正规骑兵）替代，转而负责侦察、扫荡等特殊任务。

　　伊斯兰教是奥斯曼帝国身份认同的重要一环，唯有穆斯林有服兵役的义务，也唯有他们有权得到土地。在土地国有制下，一块块狭小的军事封地诞生了西帕希。它并不仅仅是兵种，更是统治阶层的一级，地位近似于西方骑士，但凭军功受封，不可世袭。

　　穆拉德一世首创了从基督徒获取兵源的先例，适龄男性被编为只效忠于苏丹的耶尼切里步兵（下文称近卫军）。他们接受专业的军事训练，并改信伊斯兰教拜克塔什教团，被迫与家庭分离，且在退役前禁止结婚，其生杀予夺也都系于苏丹之手。

　　但苏丹也回馈以丰厚的赏赐，近卫军的标志是汤锅和勺子，象征着他们优越的生活待遇，其军衔的名谓是首席汤厨、主厨和送水使，圣物则是一口大锅。奥斯曼军队排兵布阵之法也堪称精妙，位于中军的步兵和火炮无坚不摧，近卫军聚集在苏丹大帐前，时刻准备着为胜利一锤定音。

　　而侧翼的西帕希冲击着敌阵薄弱处，并在遭遇重骑兵时撤退，以运动战的形式击溃敌军阵型。当战事在欧洲进行时，欧洲西帕希布于右翼，而亚洲西帕希布于左翼，若在亚洲则两者对调。因此，奥斯曼军队的右拳总是更为迅猛有力。

　　

　　百年磨剑，一朝出鞘，奥斯曼大军威震天下，无数辉煌的胜利和史诗的征服将书写他们的传奇。

　　1453年，复活节，征服者穆罕默德眺望着君士坦丁堡，决心终结行将就木的拜占庭。乌尔班巨炮发出雷鸣般的咆哮，仿佛在敲响这个古老帝国的丧钟，塔楼轰然倾塌，城墙千疮百孔。

　　庞大的舰队装上滑轮和油脂，由成群的公牛“旱地行舟”，驶入金角湾，宛若神兵天降，一举夺取制海权。奥斯曼大军用地雷炸毁城墙，在护城河上搭建桥梁，如潮水般涌入城墙的豁口，在城内展开惨烈的白刃战。

　　最终，拜占庭帝国覆亡，君士坦丁堡更名为伊斯坦布尔，成为奥斯曼帝国的心脏。穆罕默德的征服并未停止，匈雅提和斯坎德培使匈牙利和阿尔巴尼亚免遭厄运，但塞尔维亚、波黑、特拉布宗等地却被收入囊中。

　　冷酷者塞利姆的扬名之地是东方。伊斯玛仪亲手创立萨法维帝国，却在查尔迪兰山谷一败涂地，只得将小亚细亚拱手相让。

　　南下的奥斯曼军队摧枯拉朽，攻占叙利亚和埃及，挟哈里发以令诸侯的马木留克王朝就此覆亡。先知穆罕默德的旗帜和长袍被送到了伊斯坦布尔，奥斯曼帝国苏丹从此正式成为伊斯兰世界的首领。

　　立法者苏莱曼治下的奥斯曼帝国可谓盛极一时。400艘舰船和10万大军将罗得岛围得水泄不通，奥斯曼军队通过庞大的地下工程，将地雷埋放在城墙下方。纵横交错的地底迷宫内，双方短兵相接，惨烈的地道战无时无刻不在上演。

　　历经145天的围困，医院骑士团最终升起白旗，永久撤出了罗得岛。苏莱曼将目光转向中欧，兵锋直指维也纳，他要征服第二个罗马。游牧骑兵在周围的乡村烧杀掳掠，暴虐地散播着恐惧。火枪队的弹丸使守军不敢在城墙上冒头，弓箭手送去箭雨，使街上无人行走，而地雷又一次威胁着坚固的城防。

　　奈何天不遂人愿，大雨站在神圣罗马帝国一方，泥泞令重型火炮寸步难行，不然鹿死谁手仍不可知。维也纳幸免于难，可欧洲人仍对奥斯曼军队的武力敬畏万分，他们的战斗素养、斗志和纪律性令中世纪的骑士望尘莫及，正是这种领先时代的军事实力使奥斯曼帝国所向披靡。

　　“上马治军，下马治民”，征服之后如何统治，奥斯曼帝国给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苏丹将奴隶制度从军事扩展到行政，基督徒奴隶取代了穆斯林家族，通过培训和选拔攀升到国家权力顶端，出任廷臣和行政官员，甚至大维齐尔（类似我国的宰相）。

　　他们原是奴隶，出身卑贱，荣华富贵仰仗苏丹的垂青，因此在奥斯曼帝国并未出现能够遏制皇权的贵族统治或文官集团，苏丹的权力至高无上。官员都以能自称奴隶而光荣，因为这就是奴隶之邦，而“行政奴隶”就是发号施令者。

　　宫廷学校应运而生，为帝国的未来培养优秀的接班人。苏丹任人唯贤，使得奥斯曼宫廷人才济济，地方帕夏（高级官员）精明强干。

　　在中央，苏莱曼的伟业离不开两位大维齐尔的佐力，当苏丹亲临一线战事时，易卜拉欣担任另一线的指挥官。当外国使节觐见时，苏丹给予其得体的礼遇，而易卜拉欣用强势的言辞迫使对方屈从。他的后任，鲁斯坦则为帝国解决了棘手的国库亏空问题。

　　在地方上，尽管与自身利益相悖，苏莱曼的帕夏们仍然不敢挑战主人的威权，忠实地履行了他的土地改革，封地的转移和田产积累得到控制，土地再度被置于苏丹控制下，而原属于佃农的拉亚们境况得到改善，邻国的农奴们甚至自愿逃亡到奥斯曼生活。

　　

　　现代人对奴隶制怀着本能的反感，但在中世纪，奥斯曼的行政体制使得国家完全按照君主的意愿运转，在贤明的苏丹治下，征服的成果被迅速消化吸收，开明和高效的统治使国家欣欣向荣，而这同样归功于他的“奴隶之家”。

　　近卫军和行政体系证明了奥斯曼帝国对基督徒的器重，而西帕希和宗教体系则体现了它伊斯兰文明的底色。穆斯林教的神职人员统称为乌理玛，其领袖为大穆夫提。神圣的沙里亚法是真主的意旨，而乌理玛作为伊斯兰教法的执行者，掌控帝国的法律体系，大穆夫提的费特瓦即是法律裁定的权威意见。

　　作为奥斯曼帝国的国教，伊斯兰教义是国民教育的核心，乌理玛也负责知识的传播，学校由宗教赞助，并附属于清真寺。此外，宗教基金会还提供了粥厂、医院和精神病院等福利措施。宗教体系为苏丹的统治增加了神的光环，使他成为伊斯兰教的捍卫者。

　　苏莱曼改革时，乌理玛尽可能为其提供有弹性的诠释，使改革遵从真主的旨意。而大穆夫提的费特瓦也使得苏丹的施政具有神圣的正当性。穆斯林宗教体系在帝国社会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强势的苏丹借助宗教进一步加强自己的统治。

　　随着帝国疆域的扩大，对“异教徒”的管理越发不容忽视。奥斯曼帝国推行宗教宽容政策。拜占庭帝国灭亡后，希腊的东正教会得以保留，穆罕默德二世亲自为牧首加冕，并赐予他对东正教族群的管辖权。在巴尔干半岛的征服中，人民往往更愿意接受土耳其人的统治，而不是罗马教会的管辖。“就算是土耳其人也要好过拉丁人！”这是东正教徒真实的内心写照。

　　帝国境内的被征服者并未遭受宗教迫害，东正教、天主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和谐共处，使得奥斯曼帝国成为多民族、多宗教的伟大帝国，因而被汤因比誉为“罗马帝国的第五次复兴”。

　　为了预防内乱，奥斯曼帝国手足相残的传统历史悠久，新上任的苏丹总会处死自己的兄弟。这种“养蛊”式的继承法幸运地造就了十代贤君的盛世，使奥斯曼帝国苏丹君临天下，三驾马车在英明的“车夫”的驱使下日行万里。但一旦车夫不再精通驭车之术，继任的苏丹昏庸无能，三驾马车将会轰然倾塌。

　　苏莱曼之后，奥斯曼帝国在下坡路上狂飙。在世袭的苏丹以外，摒弃世袭制度，这是行政和军事体系的初衷。但近卫军被允许娶妻生子，职位实质上父子相承。由于无仗可打，他们沦为颠覆分子，热衷于发动军事政变，每每将大锅倒扣以示威，使得国家陷入内乱。

　　西帕希获准传承封地，土地兼并日益严重，用金钱代替兵役司空见惯，分封的土地不再能提供强大的骑兵。而征服的停滞使官僚体系丧失了奴隶来源，穆斯林得以出任官职，行政和宗教体系沆瀣一气，乌理玛固执地反对一切改革，大穆夫提的费特瓦甚至拥有了废立之权，将帝国拖入混乱和衰败的深渊。

　　在历史的长河中，奥斯曼帝国逐渐落伍，最终沦落为西亚病夫。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奥斯曼帝国三百年兴盛，三百年衰亡，其兴亡之源，正在这“三驾马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