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生虫》获得奥斯卡奖：左派电影的春天来到了吗？

　　2019年最具有话题度的电影当属于《小丑》与《寄生虫》。

　　《小丑》

　　《寄生虫》

　　前者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并刷新了超级英雄片的票房纪录；后者则获得了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还在刚刚结束的奥斯卡奖上获得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原创剧本、最佳国际影片四项大奖，成为本届奥斯卡最大赢家。

　　我较为笼统的把这两部影片的意识形态光谱定性为左派。

　　从宽泛的角度来看，左派电影在意识形态上强调阶级意识与社会主义，在内容上更多是在表现底层与弱势群体的生存境遇为主，批判色彩强烈。

　　以上的这两部影片，《寄生虫》通过对空间的、构图上的、人物关系上的巧妙设计来实现其对于阶级对立的隐喻，而《小丑》则直抒胸臆的表达出影片所蕴含的无政府主义的极左色彩。

　　如果，我们把时间线拉回到2018年，会发现这一现象早已具备端倪：李沧东的《燃烧》与阿方索.卡隆的《罗马》，都在具备着上文中所表述的一切特质。

　　而2019年的纪录片《美国工厂》的导演，则大声的在奥斯卡的颁奖典礼上喊出了：“工人的境遇越来越难了。我们相信情况会变好，只要全世界的工人团结起来。”

　　（图：电影《美国工厂》）

　　这似乎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左派电影，或者说具有左派趣味的电影，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兴起。

　　这股风潮就如同当年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欧洲六十年代的左翼电影浪潮，正悄无声息的改变着当下的审美趣味。

　　自从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无论是左派运动还是左派电影都进入了前所未有的低潮期。

　　以1994年《阿甘正传》这一非常具有保守主义特质的影片在奥斯卡颁奖礼上大获全胜为标志，右派思潮正式在电影艺术上登堂入室，成为主流的价值观。

　　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以超级英雄电影为代表的一批具有所谓“美国价值”的好莱坞大片在全世界范围内崛起，也传播了美国WASP（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群体）人群所秉持的保守主义价值观——宗教崇拜、父权主义、精英主义与种族优越感。

　　当身穿美国国旗的美国队长横扫全世界的电影荧幕时，美国就成为了世界的拯救者与“上帝的选民”，通过电影工业化构建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实现了对全世界的文化霸权。

　　在这一体系中，媒介对于底层的表现与第三世界人民的表现是失语的，即使是在宣传反战思想的《美国狙击手》与《拆弹部队》中，你也很少会看见伊拉克人民身影的存在，而作为侵略者的美军则成为了战争的受害者。

　　但这一情况在近几年发生了改变，特别是《寄生虫》与《小丑》在全球的热映，似乎标志着文化领导权正在改变。

　　学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都应该了解这样一句话：“一定的文化由一定的经济、政治所决定，又反作用于一定的政治、经济。”运用这一观点来看，左派电影的回潮并不是偶然的。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欧洲左翼电影风潮主要受到1959年的古巴革命、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与1968年的法国五月风暴以及苏联的影响，而右派电影的登堂入室则正好赶上了从八十年代就兴起，经过里根、撒切尔的改革所兴盛的“新自由主义浪潮”。

　　近年全球范围内的贫富差距的扩大、种群认同的分裂导致了全球范围内爆发了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从“占领华尔街”开始，再到2019年的黄背心运动，则促成了《寄生虫》、《小丑》、《燃烧》、《罗马》等电影的兴起。这背后的逻辑很显然：新自由主义并没有改变底层的生活状况，反而更大的加深了贫富差距。

　　而电影人也在用自己的行动来瓦解新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文化领导权。

　　那么，《寄生虫》获奖能否标志着左派电影的回春？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如果你将《寄生虫》与1964年的《我是古巴》做对比，你会发现，同是左派电影，《寄生虫》更多的表现为中产阶级趣味下的小布尔乔亚知识分子视角，是一部非常隔靴搔痒的“舒适的左派”影片。

　　《寄生虫》从情节上来看，戏剧冲突十分明显，更像一部话剧。

　　在顺畅、流水线的电影制作下，影片缺乏对人物本身性格、思想的挖掘，一切人物都为叙事服务，杜绝了一切似乎脱离了叙事的“闲笔”，这让观众无法代入人物，实现对人物的共情，而人物也脱离了社会现实，变成了叙事的工具。

　　这也就导致了两个结果：其一是影片中穷人的幽默片段只能突出其喜剧效果，并不能够加深对人物的塑造，它的幽默只显得廉价；其二是大部分观众并不能够理解影片要表达的阶级对立的观念，而是将这部影片解读为“仇富”、“丑化穷人”。

　　《寄生虫》在表达上仅仅是表现出“富人善、穷人恶”“穷是原罪”的道德观念，将阶级对立去政治化、道德化，而忽略了其背后的政治经济的原因：

　　新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对无产阶级剩余价值的掠夺、阶级固化、分配不公、高失业率、社会保障缺失、教育资源向上层集中等问题，更是在消费无产阶级与社会议题，实现对中产阶级的娱乐化表达。

　　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上，它仅仅是局限于描述，而没有分析与批判，这正是《寄生虫》的犬儒主义与虚无主义。

　　这也正是《小丑》与《寄生虫》们的困境：商业电影是不具备“批判社会”的价值的，它的逻辑就是资本主义体系下的消费主义逻辑，它的目的是为了取得票房。

　　在这样一种目的的驱使下，任何对社会问题的表现与批判最终都会沦为景观式的表达、娱乐化与去政治化。很多文艺青年天真的以为电影可以改变国家，但是在商业电影的逻辑下，任何批判性的表达都被局限在了电影里，它的严肃性也被娱乐化给消解了。

　　最后，它们仅仅是一部电影而已。

　　这样，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伊文思、维尔托夫等左翼电影人最终选择投身于纪录片的创作。

　　因为好莱坞式的剧情片模式对观众社会意识具有麻痹性，他们只能选择推广与社会议题息息相关的纪录片创作之中。

　　因此《寄生虫》并不能够标志左派电影的真正回春，它仅仅是对资本主义隔靴挠痒的批评，是小骂大帮忙。

　　

　　编辑：贺翔宇

　　排版：杨雨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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