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绿皮火车纪录者：要是没有这架照相机，我估计挺不过来

　　无锡城的“母亲河”梁溪河边，有一座城里最早的四星级大饭店：无锡大饭店。在此工作20多年的电工钱海峰工作区在最高那一层：闭路电视控制室。钱海峰今天想起来仍觉得有些可惜，那架美能达X-700只纪录了女儿的成长，而没能鸟瞰下20年来城市的变化。

　　截至今天他已搭乘251趟绿皮火车，除台、港、澳和没有绿皮火车的西藏、海南外，所有的绿皮火车他几乎都已乘坐过。有些还是反复乘，不为刻意纪录某列绿皮火车的“最后一次”。在那种庄重的落幕时刻，更多的铁路迷、媒体追随，列车工作人员也成为追光灯下的角色。钱海峰还是觉得那样的场合“纪录者多少会影响他们的心理”。

　　2000年的鼻咽癌曾一度让钱海峰从正常的生活轨道里偏离了。2005年，身体康复后，他开始背包旅行，拍风景和陌生化人。合资饭店曾经的高薪也偏离了今天普遍的消费水平，绿皮火车成了他行走中国的首选。2008年起电脑里单列出一个“绿皮火车”文件夹，像乘坐这种廉价交通工具的人一样，照片规模愈加壮大，达15多万张照片。

　　2015年连州国际摄影年展“刺点奖”交到他手里时，规律的生活里也开出一趟小小的“无轨列车”，多了一些有趣的变化。他有时会从那个最高层的控制室下到17楼商务咖啡座。酒店颇有人情味地给这个老员工提供一处受访场所。他告诉我们，2016年4月“绿皮火车”受邀参加“2016京都影像国际摄影节”（KYOTOGRAPHIE 2016），该届主题是“生命之环”（Circle of Life）。列车闭合循环，生命巨流往复，却依旧有诸多可能。

　　10年的背包客经验让钱海峰不畏生，侃侃而谈。

　　那摞227张列车票（截止连州影展举办为止）约有三种车票。“红色底纹软纸式火车票”（人工检票通道使用的那种）、“磁卡式火车票”以及在火车站临时补票的类型。钱海峰说，最后一种车票，时间一久，墨迹褪色严重，车次等细节也都掉尽。他又拈出一张12306上买不到的“乘降所”车票：从赤峰坐到风水沟的车票，6元，包含2元手续费，在列车上买的。“想去那个叫风水沟矿区，看看跟赤峰这类城市的不一样的东西”。

　　长期与旅途短兵相接的人早已不觉得“1元钱车票”是稀罕事，“三营到沙坨子的火车票才0.5元（儿童半价），那是一辆通勤车而非临客。”

　　但他稀罕的是能通过照片轻而易举地回到那个“场所精神”里：当时的场景、谈话的对象以及聊天的内容。

　　一位极少出门的残疾人到另一个城市办事。

　　去另一个城市帮儿子收购垃圾的82岁老人。

　　绿皮火车中，他遇到的最年长者是一个从太原到灵丘的82岁老人，江苏徐州邳县人，耄耋之年颠簸去灵丘是因儿子在那边收购垃圾，儿子忙得顾不过来，亟需人手。最年幼的是哺乳期的孩子，照片摄于一个极自然的瞬间，观看照片就好像坐在了彝族妇女的对面。钱海峰补充道，“如果是在高铁上，对方估计要打我了。”

　　方言、文字成为旅行中最兀立的特征。单从衣着或相貌上辨认出所谓的地方差异和哪省份人，已经不奏效了。年轻打工者的衣饰很鲜亮，染发的颜色很瑰丽，即便是西藏的年轻人也可能使用着有时髦昵称的微信、QQ名。一个裹着头巾、着皮鞋的小脚老妇人其实倒是汉人。

　　银川到平凉南7511次列车上，同心县回族王海鹏的书法。

　　只有特殊的细节才能提示多元化的差异，比如银川到平凉南7511次上，穆斯林女人们的头巾，以及车厢里研习书法的回族青年，他正用特别小刷笔写那些阿拉伯文书法。“西海固有同心县，我说你帮我写个同心同德吧”，在后来的那张照片里，三个男孩子举起那副大字，“一帆风顺”、“时间就是生命”几个字也一并奉送。

　　但乘坐长途绿皮火车更是一场对肉身的考验，一种具体化的考验。旅途初期的兴奋很快就被覆盖，疲惫的初期会有短暂亢奋、易怒、焦躁，48个小时之后肉体和精神都陷入麻木，处于一种悬置的状态。精力像被抽了丝。

　　南京至乌鲁木齐，晚上路过河西走廊，车厢内冷的无法入睡。

　　一张南京到乌鲁木齐绿皮火车的照片中，身穿连帽衫的年轻人低头面无表情地走动，“他们不是不想睡，是冷得没法睡，那是在河西走廊地区。”一张黑眼圈的妇女倚靠书包沉睡在肮脏车厢地面上的照片，一度在连州影展的策展过程中引起唐浩武与段煜婷等人的伦理争辩。但最后还是上了，因为这样看似个体的场景在绿皮上恰恰是普遍的——而如果我们把时间距离再抻长一些，今天60岁以上、曾于1960年代末期至1970年代在内蒙、新疆、黑龙江插队的知青们也一定不会陌生于这种体验，在返城探亲的绿皮中，每个人都精力耗尽，憔悴疲惫。

　　在那些时刻，钱海峰也与镜头里的人一起耐受着寒冷、肮脏、困顿。一趟喀什到吐鲁番的列车，他“无座”，但找到了躺下的座椅位子，有时也直接将背包垫着躺倒在过道地面上休息。讲起这些，他小声地说：也许，你们也不一定能够习惯的。微信里，他转发了“三联”记者刘敏随同3天的报导，并向对方“一路比较累，回北京还小病一场”的敬业表达了感佩。

　　他最喜纪录车厢中的“吃”与“睡”——在这个凑合的、临时的空间里，人在勉力地创造条件：矿泉水瓶盖里的白酒、保温杯里的方便面、铺盖卷和电饭煲内胆装好的米饭……为了能纪录凌晨2～3点的车厢场景，钱海峰选择终夜亮灯的硬座车厢，车票也更便宜。他尽可能在白天织补那些残破的睡眠，但织补起来的睡眠也依旧是破碎的。最长一次的长途绿皮经验是连续90个小时，整整4天4夜。从喀什到吐鲁番，再从吐鲁番到徐州。从徐州再到无锡。

　　“几乎没怎么睡觉，只在徐州眯了一会儿。但我提前准备，买了很多水，吃的，挨厕所坐。”

　　在这场接力赛式的旅程中，其中的58个小时在“乌鲁木齐-徐州”的返乡临客上，他遇到一群来自河南沁阳的棉农。棉农团队的领队叫牛正义。“棉农们告诉我说，每天起得早，睡得晚，吃得很差，每次结账老板还要扣掉一些钱，挑剔‘花没摘干净’，有年轻人气得——‘明年不来了。’我蛮想明年跟他们去拍的，不过领队也跟我说‘你肯定住不惯的’。”

　　在这趟列车中，“仅限于自己车厢拍摄”的经验又回来了。车厢实在太挤了，移动太费劲。他只拍摄了一节车厢的两处端头，毕竟，不能再添堵了。

　　距离医学上确认的鼻咽癌“康复”已过去10年，但这个右耳失聪、上呼吸道脆弱的人其实一直在采访中努力地平衡着自己的发音。在适才快速上升电梯中，钱海峰急迫而抱歉地说，自己身体不好的时候，发音会更含混。在采访中，我们事实上依旧有些疑惑于从病症的紧箍咒中努力“走出去看看”的他，那股永动机式的能量从何而来？

　　“在绿皮火车上，他们可以坐几十个小时，揣着钱回去，这是这种支柱和愿望。我呢，唯一不同的大概就是照相机。手里要是没有这架照相机，我估计挺不过来。我是喜欢拍照的。”

　　在连州影展现场，作品受到众人的喜欢，有人看到那张提着大包小包跨过铁轨搭乘“茶陵-长沙”照片想起了小时候，心头一动，眼眶濡湿。但钱海峰对最后能得奖依旧是“意外”的，甚至在获奖那天让“展览小助理”的女儿赶紧回厦门上课。在台上举起奖杯，估计，他心里揣着点后悔。

　　“早知道，就让她旷课一天好了嘛，我是真没想到自己会获奖。”在采访中，他依旧一次次提到鲍昆、唐浩武、段煜婷等人的发掘、选片、支持。

　　但有些事情，也许就是这样的。“野生”的状态是不做作，不辗转反侧，不贪求。那奖就落下来了。

　　平常心，就像他在绿皮火车中的常态化的纪录那样。他一张张打开，一张张解说，当我们看到某一张极具艺术气氛的照片时“哇——”出来的反应，他则语调平和地表示自己是在纪录。

　　也许是迄今为止的251次绿皮火车乘坐经验，熨平了某种特意创作的热情和夸张。

　　钱海峰也不会刻意去选择“最后一趟绿皮火车”，有些旅程他会反复乘坐。于是，纪录下东北的冬天车厢里吃到的干豆腐皮卷大葱、东北夏天的野生蓝莓——莓农携带着如同篦子似的巨型“筛莓器”，讲着蓝莓在各地的供需差价，“2013年在加格达奇每斤25多元，大兴安呼中地区市场是20元，在蒙克山10元不到就可以买到”。

　　有时重复是必要的。重复代表一种自我训练，一种热爱的诚意。当然，旅途也带来一种巨大的重复量。

　　采访中有一个问题是“你如何定义到达。”钱海峰说，“当我拍到了一些东西，以前没有拍到过，而且感动我的，我就觉得这是到达了。如果一张都没有，我觉得好像没有达到。很多时候坐车回来，一看，好像没有新意，而且重复，但我也觉得并没什么可遗憾的。摄影与文字不同，文字内容可以复述，而拍照只能是在现场。”

　　去纪录那些面色黧黑、托腮的人——对他来说不是光线、构图、色调，而是纪录那种神情的意味深长；对于那张被不断刊载的“中妪闻花沉醉图”，他未费太多思量，但从他的表述中，可以感受到车厢内外的一种湿漉漉的季候味道——“外面下着雨，她闻着花，状态感觉蛮可以的。”

　　“拍到哪个场景，我好像都并没有太激动，只是纪录。”

　　“我的视角是普通的、平常化的东西，是平常里的个性、特色、细节，就这样拍下来。”

　　但在山区某趟列车里看到黑猪，也是有点吃惊的。“不会想到有这么大的猪”，他笑起来。

　　一个妇女的“厚德载物”十字绣。

　　有些表达在“绿皮”里也会更接地气。当我们看到一个妇女举起“厚德载物”十字绣照片，那种主旋律、正能量的认知嗅觉立刻蜂拥而至。

　　“这张，一看就是摆拍”，他自己点出来了，“这个妇女当时是坐在角落里绣的，但一看到是这几个字，我决定拍她。如果绣的是别的字，可能就不拍了。”

　　“我觉得在高铁时代，绿皮车就是‘厚德’，让普通老百姓可以享受这种低价，去赶场，去打工。”

　　绿皮的秉性，在“哐当”作响、吵扰缓慢的状态中以“厚德”被归纳出来，是摄影师抵达现场后的最为接地气的灵感表达。

　　绿皮火车与这个世界其实是没有边界的。在车厢略显脏污的地面，一只正“吭哧”下蛋的鸡。一场被爸爸把着欲撒的童子尿。一个发冠高耸、鬓角剃花、似乎下一秒就要转过来说“你瞅啥”的东北小伙儿。一个染着金发的美女，远处中年墨镜男正打量她。“外国人？”“中国人”，钱海峰答。

　　事实上，“刺点奖”还让钱海峰一度经历苛评，大抵关乎摄影技巧、内容表现和观念自觉。对于一个2005年开始的背包摄影客，2008年起被王福春的《火车上的中国人》所触发，之后不断摸索的业余摄影师来说，也许，他最大的自觉是安守于菲薄的工资，用时间去完成，用身体去无条件地适应绿皮火车，并认可“绿皮”能带给他的“走遍中国”的纪实可能。

　　在手机发达的时代，每个人都可以“咔嚓”一张绿皮火车照，但以它为主题的独立行走和纪录文本却也并不多见的。这就像那条侧卧的苏州河，每个人都对它不陌生，可是谁会永远拍它，在看似无意义中保持一种与河流相似的徐缓的纪录节奏？

　　时间会以自己的方式来重新诠释这种“自觉”，甚至届时，所有的自觉和不自觉都已不再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