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仁爱孝悌——传统美德的集中体现

　　立之以范——先贤表率

　　仁爱孝悌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华夏民族优秀品质中最具特色的部分。“仁”是道德精神的象征，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成为世俗道德生活中最普遍的德行标准。

　　“仁”德的核心是爱人，其根本是孝悌。孝悌之德的基本内容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它在先秦时期社会生活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得到普遍的奉行。

　　由此形成一种浓烈的家族亲情，对家庭关系，从而也对社会的稳定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是民族团结的基石。

　　周公以孝悌服天下

　　舜帝开创的道德文明，至西周时期得到了继承和发扬。西周时期，以周公为代表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注重仁爱天下，强调孝悌之行。

　　周公是被公认的儒学奠基人，他所倡行的仁爱孝悌，是儒家道德修养的重要标志，逐渐发展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周公，又称周公旦，是西周初期人，是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旦对父亲周文王姬昌非常孝顺，仁爱之心胜过其他兄弟。周文王过世后，他又以仁爱之心辅佐周天子，天下人无人不钦佩。

　　周武王姬发即位后，周公辅佐周武王，处理了许多政务。公元前1066年，武王讨伐商纣王。周公辅佐周武王，最后打败商纣王，灭商建周。

　　周武王封纣王的儿子禄父为殷君，让自己的弟弟管叔鲜、蔡叔度辅助他治理。同时大封功臣、同姓和亲戚。周公的封地在曲阜，封号是鲁公。但周公并没有去封地，而是留在朝廷辅佐周武王。

　　周武王战胜纣王后，天下还没有完全统一，周武王却患了病，病情十分严重。大臣们都感到恐惧，太公望和周召公想用占卜弄清楚吉凶。

　　祭坛 是古代用来祭祀神灵、祈求庇佑的特有建筑先人们把他们对神的感悟融入其中，升华到特有的理念，如方位阴阳、布局等，无不完美地体现于这些建筑之中祭祀活动是人与神的对话，这种对话通过仪礼、乐舞、祭品，达到神与人的呼应。

　　周公道：“不能让我们的先王忧虑悲伤。”周公于是以身为质设立了3个先王的祭坛。

　　周公向北站立，手捧玉璧玉圭，向周代3个先王的灵位祈祷说：“你们的长孙周王发积劳成疾，如果3位先王欠上天一个儿子，请让我代替周王发。现在我通过占卜的大龟听命于先王。”

　　周公命史官记下这些祝词，然后在3位先王灵前占卜，占卜的结果表明是大吉。又开锁查看秘密藏在柜中的占卜书也是吉象。

　　史官 中国历代均设置专门记录和编撰历史的官职，统称“史官”。各代对史官的称谓与分类多不相同，但主要可以分为记录类和编纂类两者。史官后来演化出专门负责记录的起居注史官和史馆史官，前者随侍皇帝左右，记录皇帝的言行与政务得失。

　　周公命人将册文收进密柜，然后进宫祝贺周武王说：“您没有灾祸。我刚才接受了3位先王的命令，让您只须考虑周室天下的长远利益，不要担心别的。”也许是神灵保佑，第二天，周武王的病果然就好了。

　　后来，周武王去世，年幼的周成王即位。周公担心有人乘机起兵背叛朝廷，引起天下大乱，就暂时代替周成王处理政务，主掌国家大权。

　　管叔和他的几个弟弟在国中散布流言说：“周公阴谋篡夺王位。”

　　周公告诉太公望、召公说：“我不避嫌疑代理国政，是怕有人背叛周王室，没法向我们的先王交代。3位先王为天下大事长期操劳，现在刚刚成功，武王早逝，成王年幼，我只是为了稳定周王室的事业才这样做的。”

　　周公派儿子伯禽代替自己去鲁地受封，临行前语重心长地对伯禽说：“我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父，在天下人的心目中，我的地位不算低了，但我却忙得洗一次头要3次提起头发，吃一顿饭要3次吐出正在咀嚼的食物，赶着去接待贤士。即使这样，我还生怕失掉了天下的贤士。你到鲁国以后，千万不要因为地位高贵而怠慢他人。”

　　占卜 意指用龟壳、铜钱、竹签纸牌或星象等手段和征兆来推断未来的吉凶祸福的迷信手法。原始民族对于事物的发展缺乏足够的认识，因而借由自然界的征兆来指示行动。但自然征兆并不常见，必须以人为的方式加以考验占卜的方法便应运而生。

　　不久，管叔、蔡叔、武庚等人率领淮地部落起来造反。周公奉周成王的命令，带兵东征。他顺利地平定了叛乱，安抚了商的遗民。周公在两年内完全平定了淮地和东部其他地区，各诸侯国都归了周王室。

　　周成王长大以后，周公就把政权交给周成王。周公站在臣子的位置上，谨慎恭敬地辅佐周成王，像踏着薄冰走路一样小心翼翼。

　　周成王执政后，对周公不满的人造他的谣言，说他有野心，想篡权。周公无法辩解，只好去了楚国。

　　一天，周成王命人打开藏着秘密文件的小柜子，发现里面有一册文书，原来是周公写着“王年龄幼小，冒犯神灵的是旦，希望神灵把灾难降到旦头上，饶恕王”。

　　郊祭 古代天子祭祀天、地、日、月的活动。祭天于南郊，时间为冬至，皇帝必须亲自去；祭地于北郊，时间为夏至，皇帝或亲去或派人去；祭日于东郊，祭月于西郊。统称为“郊祭”。祭祀之处分别为天坛地坛、日坛和月坛。

　　原来，周成王小的时候，曾患过很重的病，看着快不行了。周公把自己的指甲剪下来，到黄河岸边祈祷，写下这份祝词，希望自己能代替周成王去死。

　　这份文书藏在密柜中。周成王看了这份祝词后，感动得泪流满面，连忙派人去楚国迎回周公。周公回都城后，担心周成王年轻，忽视国家大事，就写了《多士》《无逸》两篇文章。

　　周公在文章中讲述商、周的贤王勤勉治国和商纣王误国的历史，阐明了历代兴亡成败的道理，希望周成王能学习先代圣贤的榜样，做一个英明的君主。

　　当时天下虽已安定，但朝廷的官职制度还未安排得当。于是周公写了《周官》，划定百官的职责；又写了《立政》，规定执政者要为百姓做好事，百姓都欢欣鼓舞；并制定了一套完备的礼乐和典章制度。

　　周公辛勤操劳国事，积劳成疾，患了重病。临终时他说：“一定要把我埋葬在成周，以此来表示我不敢离开周成王。”

　　周公去世后，周成王把他埋葬在毕邑周文王的墓旁，表示自己不敢把周公当作臣子。毕邑位于现在的陕西省咸阳市北。

　　周成王下令，特准鲁国在举行郊祭和祭祖时，让周公享有和周天子一样的礼乐，以褒奖周公的德行。

　　周公制礼作乐，建立典章制度，尤其是以孝悌之道辅佐周天子，对历史产生深远影响。周公思想对儒家的形成起了奠基性的作用，汉代时的儒家曾经将周公、孔子并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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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说周公去世那年秋后，庄稼尚未收割，一场暴风雨袭来，庄稼倒伏，大树连根拔起。王都的人见了十分害怕。

　　周成王痛哭着说：“今后不要再笃行占卜了！过去周公为王室辛苦，但我年幼不理解，现在上天发怒来彰明周公的功德，我要设祭欢迎神灵。”周成王于是举行祭天仪式。

　　祭天之后，大风转向，倒伏的庄稼全部重新站立起来。当年天下大丰收。人们都说，周公对同胞的挚诚不但感动了周成王，更感动了上苍。

　　孔子践行仁爱之道

　　周公宣扬以仁爱治天下，强调孝悌之行，这一思想到了春秋时期的孔子这里，又有所发展。孔子创建的仁爱思想，是孔子认为的理想人格，也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孔子强调，为仁要身体力行，反对花言巧语的伪饰和卑躬屈膝的奉承。在孔子看来，仁者心地坦荡无私，无患得患失之念，所以“仁者不忧”。

　　在鲁国，有一位非常节俭的人，做饭用的是瓦做的炊具。有一天，他做了一些食物，自己吃了以后觉得味道很美，便装到了一个盛羹的瓦器里，特意献给孔夫子尝尝。

　　孔子接受以后，显得很高兴，就像接受了三牲的馈赠一样。

　　孔子的弟子子路问道：“阔口的瓦盆，是一种简陋的器皿，煮的食物也不过是很普通的东西，先生您为什么会高兴得这样啊？”

　　孔子说：“善于进谏的人，他心中常会想到君王；吃到美味的人，心中会想起父母。我并不是因为所馈赠的食物丰厚，是因为他吃到好东西就想到我啊！”

　　有一次，孔子到了楚国，有一位捕鱼的人，送来一条鱼，孔子不肯接受。

　　捕鱼的人说：“天这么热，市集又很远，没有地方去卖啊，想到如果把它丢在污秽的地方，还不如送给君子食用，因此我才敢冒昧地拿来送给您啊！”

　　孔子听后，很恭敬地拜了两拜，接受了这条鱼，并让弟子们把室内打扫干净，准备把它作为祭品供献给祖宗神灵。

　　孔子的弟子很是奇怪，问道：“那捕鱼的人，是打算把它丢弃的，先生您却用它来做祭品，这是为什么呢？”

　　儒家 又称儒学、儒家学说，或称为儒教，是以奉信以孔子为先师，以“儒”为共同认可符号，各种与此相关，或声称与此相关的思想道德准则，是中华文明最广泛的信仰构成。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在鲁国讲学，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之六经为经典，奠定了儒家的最早起源。

　　孔子说：“我听说，爱惜食物，不愿它腐坏，将食物施与别人，这与心存‘仁爱’的人是同一类的。如此，哪有受到仁爱之人的馈赠，却不拿去祭祀祖宗神灵呢？”

　　在这个故事中，孔子看到的是送食人的心境，而非馈赠食物的厚薄，可见孔子的一颗仁者之心。

　　渔者将欲弃之鱼，拿来献给孔子，孔子却用来祭祀，他的做法令人不解。而且，孔子还以很恭敬的心来接受这条鱼。致使学生产生疑惑向孔子请问。孔子这才向学生解释道，一个珍爱食物，不愿随意浪费之人，与仁人君子是同一类的啊，他们所献来的食物，焉能不用来祭祀呢？

　　天地化育万物，何其不易。一粥一饭，半丝半缕，是多少人的血汗，若在艰难困苦的日子里，食物就更显得珍贵。一个爱惜粮食物品之人，知道体恤他人的付出，也有一颗知恩感恩之心，不忍随意践踏、浪费。这样的人，心存仁爱，是与仁人君子同样的境界。孔子将这鱼用来祭祀，也是对仁爱之人的尊重。

　　卫灵公 是春秋时期卫国第二十八代国君，也是著名的昏君之一，以其爱好男宠，多猜忌，而且脾气暴躁而留下不好的史学评价。但卫灵公的作为也有双面性，他擅长识人，知人善任，也正是依靠他提拔的3个大臣仲叔圉、祝、王孙贾的合作，才使卫国的国家机器运行正常。

　　孔子的弟子高柴，字季羔，也叫子羔，憨直忠厚，在春秋时期，担任卫国的刑官，为官清廉，执法公平。有一次，有一个人犯了法，季羔按刑法下令砍掉了他的脚。

　　不久，卫国里发生了卫灵公之子蒯聩兴兵作乱之事，季羔因此逃了出来。当季羔逃到了城门口时，竟发现守城门的人恰是那位被他砍掉脚的人。

　　这位守城人一看是季羔，不但没有借机抓他，反告诉季羔说：“那边有一个缺口，可以跳出城去。”

　　季羔答道：“君子是不会去逾越围墙的。”

　　守城人停了一下，想了想，又告诉季羔说：“在那边有一个小洞，也可以爬出城外。”

　　季羔又答道：“君子是不会从洞里钻出去的。”

　　搜捕的人眼看着就要到了，危急之下，守城的人左右看看，马上告诉季羔说：“这有一间房子，先生您或许可以先藏一下！”

　　于是季羔就躲进了房子里。

　　祭祀 是华夏礼典的一部分，更是儒教礼仪中最重要的部分，礼有五经，莫重于祭，是以事神致福。祭祀对象分为3类：天神、地祇、人鬼。天神称祀，地祇称祭，宗庙称享。祭祀的法则详细记载于儒教圣经《周礼》《礼记》中，并有《礼记正义》《大学衍义补》等书进行解释。

　　过了不久，追捕的人停止了搜索，季羔也得以安全了。当季羔正准备从那里离开时，心中感谢守城的人，对他说道：“我不能违背法令，亲自下令砍了你的脚，如今我在危难之中，这正是你报仇的好时机，你反而3次让我找机会逃走，这是为什么呢？”

　　守城人说：“砍了我的脚，是因为我犯了罪，这是无可奈何之事。可那时，您按法令来治我的罪，叫行刑的人先砍别人的，再砍我的，是希望我能得到机会侥幸赦免啊！我知道案情已经查明，罪行也已判定了，可等到要宣判定刑的时候，您那忧愁的样子，都显现在了脸上，我是看在眼里的，难道您对我有什么偏爱吗？上天诞生了一个有道德修养的人，本来就应该如此啊，这便是我敬重您的原因。”

　　孔子听说了此事，禁不住赞叹道：“季羔真是善于为吏啊，同样是执行法令，想着仁爱宽恕就可以树立恩德，若加以严酷暴虐就要结成仇怨。秉公办事，仁爱存心，这是季羔的做法啊！”

　　犯罪判刑，理应依法办理，有法可依，违法必究，自然不可徇私悖理。故被砍去脚的守城人在受到刑罚之后，自知是自己违背法令所受的惩罚，心中没有可怨，季羔也是秉公处理，并无私心私怨。

　　然而，季羔虽判人刑罚，却也不失他的仁爱存心，于心不忍，在最后时刻，仍尽己所能，希望能帮助犯者有所减轻。在将要宣判时，心中忧愁自然形之于色，受刑者见之，也能感受到季羔的不忍。虽执法以公，但居心以仁，由此也让受刑者敬重。

　　被砍去脚的守城人也是明理之人，虽被处以刑罚，但自知是自己过错，没有半点埋怨之意。在季羔受难之时，本可以借此报怨，却仍帮助季羔躲过劫难，也确是知情达理。也正因为他深知季羔的仁德，敬重季羔的为人，故三次相助，让季羔得以脱难，此举同样为人敬佩。

　　孔子认为，具有仁的品德的人还无所畏惧，敢于坚持真理，“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当君子在国家危亡之际、人民困苦之时，他能凭借仁智勇挺身而出，不顾惜自身生死存亡。

　　君子 特指有学问有修养的人。“君子”一词出自《易经》，被全面引用最后上升到士大夫及读书人的道德品质始自孔子，并被以后的儒家学派不断完善，成为中国人的道德典范。“君子”是孔子的人格理想。君子以行仁、行义为己任。《论语》一书，所论最多的，均是关于君子的论述。

　　公元前500年，鲁定公与齐景公要在夹谷举行盟会，孔子正任鲁国的代理国相。

　　孔子对鲁定公说：“臣听闻以和平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必定要有武力做后盾；以战争解决国与国之间的纠纷，也要有和平解决的准备。古代诸侯同时离开国境，一定要配备应有的官员作为随从，请君上配备左右司马随行吧！”

　　鲁定公接受了孔子的建议，配备了掌管军事的左右司马。到了盟会的地方，除土为坛，上设席位，用土垒成三级的阶梯，以诸侯会遇的礼节与齐侯会了面。宾主互相揖让着登上坛，又互相敬完了酒。然而，齐方却暗地里让武士手执兵器，鼓噪喧呼，想要劫持鲁定公。

　　司马 殷商时代始置，位次三公，与六卿相当，与司徒、司空、司士、司寇并称“五官”，掌军政和军赋，春秋、战国沿置。汉武帝时置大司马，作为大将军的加号，后也加于骠骑将军，后汉单独设置，皆开府。隋唐时期以后为兵部尚书的别称。

　　当此危急之际，孔子立即登上阶梯，走向前，扶着鲁定公退下坛来。

　　随后，孔子对着鲁国的卫士们说：“你们可以拿起兵器杀了他们。我们两国君主结盟，边远的东夷，战败的俘虏，竟敢称兵闹事，破坏两国友谊，这不是齐君对待别国诸侯的道理。边远的人不应参与中夏的政事，东夷之属不应干扰华夏的活动，俘虏不得干预盟约，兵士不得威逼友邦。以神道来说是不祥，从道德而言是违义，于人之交往是失礼。齐君必定不会这么做。”

　　齐侯听了很惭愧，于是挥了手让武士退避下去。不久，齐人又演奏起宫中的音乐，还使歌舞杂技的艺人嬉戏于前，以此想戏弄鲁定公。

　　孔子见了，立刻上前，登阶而上，还有一个阶梯来不及登便高声说：“匹夫惑乱侮慢诸侯，论罪当杀，请右司马赶快行刑吧！”

　　东夷 是古代中原人们对东方民族的泛称，非特定的一个民族，所指代的概念随着中原王朝疆域的变化而屡屡变化。夷又有“诸夷”“四夷”“西夷”“南夷”“九夷”等称。随着东夷与华夏的融合，汉朝之后，东夷变成对日本等东方国家的泛称。

　　齐侯不料有此结果，紧张起来，脸上露出了羞愧的神情。

　　在将要正式订盟的时候，齐人又故意在盟约上加了一条说：“如果不派出兵车300乘跟着我军去征战，就要像盟约中所约束的那样。”

　　孔子也不甘示弱，他回答道：“若不归还侵占鲁国汶阳之田，而要我军遵照出兵之命的，也同样受到盟约的制裁。”

　　之后，齐侯准备要宴请鲁定公，孔子对着齐国的大夫梁丘据说道：“齐鲁两国的传统制度，先生难道没有听说过吗？盟约已经订好，如果又要设宴来招待，不是太麻烦你们的官员吗？而且牛形或象形的酒器是在宗庙与宫廷内用来祀神或宴宾的，不应当拿到野外来；飨宴的音乐，也是设于宗庙或宫廷，不应到野外来合奏。宴会上如果配齐了这些东西，那就是丢掉了先王之礼；如果不配备这些东西，那就丝毫价值也没有。没有丝毫价值，我会感到羞辱，丢弃先王的礼节，齐侯会因此背上恶名。您何不仔细考虑考虑？说到宴会，那是显示一种政治道德和政治风度的，如果显示不出来，那还不如作罢的好。”

　　于是，齐侯最终没有设宴来招待鲁定公。

　　齐景公（约前561年—前490年），春秋后期的齐国君主，他的大臣中有相国晏婴、司马穰苴以及梁丘据等人。他的身边有不同的两批大臣，一批是治国之臣，一批是乐身之臣。齐景公也和历史上许多君主一样，运用这样的治国用人之道。

　　齐侯回到国内，为当日的事颇感羞愧，便责怪他的群臣百官说：“鲁人拿君子的道义去辅佐他的君主，你们却使用夷狄的办法来教我，使我犯下不少过错。”于是，齐侯便归还了过去侵占的鲁国四邑以及汶阳的田地。

　　孔子身为大儒，万世师表，他文质彬彬，言行有礼，有着君子的和善风范。然而在陪同鲁定公与齐景公会晤时，面对齐人种种阴谋与无礼挑衅，在情势危急之下，他却能当机立断，勇气十足，并且据理力争。

　　以其不凡的机智与魄力，不仅没有让齐国有侮辱鲁定公的机会，也使齐侯归还了原来所侵占的鲁国土地，终不辱君命，圆满完成使命。真可谓是文武双全的人才！

　　智、仁、勇，三者缺一不可。倘若有所偏失，便难以达到圆满的效果。除了一颗仁爱之心外，待人处事也须有智慧。须用威严之时，便当以威严之势使其折服，这样才能制止恶行，不使其在罪恶的泥潭中越陷越深。因此除了仁爱与义勇外，智慧也是不可或缺的。

　　孔子所宣扬的仁具有泛爱的特点，是对春秋时期人的价值发现的肯定。比如有一次马厩失火，孔子退朝回来只问伤到人没有，而不问马。养马者的社会地位很低，这个例子有力地说明孔子的仁适用于劳动人民。

　　总之，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他第一个把整体的道德规范集于一体，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他的仁爱思想经后儒的不断充实，已经成为儒家人学思想中永恒的“不灭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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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子路身着戎装，全副武装地来拜见孔子，见到孔子后，拔起剑就舞了起来。舞毕后问道：“古时的君子，也是用剑来自卫的吧？”

　　孔子答道：“古时的君子，以忠义为人生追求的目标，用仁爱作为自己的护卫，虽然不出窄小的屋子，却知道千里之外的大事。有不善的人，就用忠信来感化他；有暴乱侵扰的人，则用仁义来使他们安定。这样，又何须持剑使用武力呢？”

　　子路听了非常敬佩，感慨道：“我愿从今以后，至诚恭敬地向您求教！”

　　季札以孝悌之道让国

　　周公的仁爱孝悌思想被孔子继承并加以阐扬后，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于仁爱孝悌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当时涌现出了像季札这样讲求孝悌之道的人。

　　季札曾把王位让给哥哥，后来再度让国，其所体现的和谐、诚信、礼让、睿智等孝悌之道，已经融入到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中。

　　季札是春秋时期吴国人，因受封于延陵一代，又称“延陵季子”。其祖先是周王朝的泰伯，曾经被孔子赞美为“至德”之人。

　　泰伯本是周室的王位继承人，但他的父亲有意传位给幼子季历以及孙子昌。于是，泰伯就主动把王位让了出来，自己则以采药为名，逃到荒芜的荆蛮之地，建立了吴国。

　　数代之后，吴国皇族寿梦继承了吴国王位。在寿梦的4个儿子当中，以四子季札最有德行，所以寿梦一直有意要传位给季札。

　　季札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在公元前485年冬，楚国名将子期进攻陈国，吴王派季札救援陈国。季札传言给子期，明确表达自己的反战态度。经季札调停后，平息了一场战乱。

　　公元前544年，季札奉命出使鲁、齐、郑、卫、晋五国，在这次外交活动中，他同齐国的晏婴，郑国的子产及鲁、卫、晋等国的重要政治家会晤，高谈政事，评论时势，使中原国家了解并通好吴国。

　　季札重信义。一次途经徐国时，徐国的国君非常羡慕他佩带的宝剑，难于启齿相求，季札因自己还要遍访列国，当时未便相赠。

　　待出使归来，再经徐国时，徐君已死，季札慨然解下佩剑，挂在徐君墓旁的松树上。侍从不解。他说：“我内心早已答应把宝剑送给徐君，难道能因徐君死了就违背我的心愿吗？”此事传为千古美谈。

　　正是因为季札多才多艺，他的哥哥诸樊特别疼爱他，认为自己的德能在季札之下，一心想把持国的重任托付给他。但是季札不肯受位，坚持把王位让给哥哥。

　　季札说：“曹国之人想拥立贤能的子臧为国君，来取代无德的曹王，但被子臧所拒绝。为了坚守臣民应有的忠义，并打消国人拥立的念头，子臧离开曹国，走到了宋国，使曹国的君主，仍然得以在位执政。子臧谦恭无争的美德，被人们赞美为能‘守节’的圣德之人。前贤的殷鉴历历在心，国君的尊位，哪里是我季札所希求的呢？虽然我无德，但祈求追比贤圣，则是念念在心啊！”

　　季札的厚德感动了吴国上下，人们如同众星捧月一般，一心想要拥戴季札为王。不得已之下，季札退隐于山水之间，成日躬耕劳作，以表明他坚定的志节，才彻底打消了吴人的这个念头。

　　吴王诸樊直至去世之前，都还念念不忘弟弟季札。他留下遗训，让后人将王位依次传给几位弟弟，这样最终就能传到幼弟季札的手里，以完成先王寿梦生前的遗愿。到继位的吴王夷昧临终，要把王位传给季札。季札再一次拒绝了执政的遗训。为了表明自己坚定的决心，他再度归隐而去。

　　孔子赞扬季札的孝悌之道，说：“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意思是说，他的道德高到了极处，他曾经以天下三度让给兄弟，人民不知道如何称颂他的至德。

　　在这个“季札让国”历史故事的背后，还有一个溯源主题余韵不尽。中原地区与吴越一带的人们，都是同祖共宗的兄弟。在古老的华夏大地上，千百年来人们本就同根同源，同体相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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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札不仅品德高尚，而且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广交当世贤士，对提高华夏文化做出了贡献。

　　据《春秋》记载，季札于公元前485年去世，葬在申港西南。后人在墓旁建季子祠，墓前立碑。季札祠内有相传为孔子所书10个古篆墓碑，碑铭“呜呼有吴延陵君子之墓”，世称“十字碑”，碑高2.26米，宽0.93米。现墓墩高4米，面积2694平方米。

　　现在，每年都有全国各地汉服同胞以及延陵汉魂成员，集聚于季子冢前，穿着汉家衣冠祭祀季札。

　　薪火相传——推为国策

　　秦汉时期传承先秦时期儒家思想，其中的孝悌思想同样被延续下来。秦始皇在统一天下前，就从“嫪毐事件”中认识到孝道的力量，统一天下后大力推行孝道，只是他的孝悌思想政治色彩过于浓重。汉代初期总结历史教训，强调“以孝治天下”，将孝道提高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从此，在中华民族宗法伦理形成的过程中，孝悌之道影响千年。

　　秦汉之际涌现出了许多值得效仿的孝悌德行楷模。他们以真诚的孝心和高尚的悌德，在人生历程中上演了一个又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

　　秦代对孝道思想的继承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秦代士人在思想建设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认识到了孝道的力量，这是其中的重要思想成果之一。

　　秦代对孝道思想的认识，还要从与秦始皇密切相关的“嫪毐事件”说起。

　　公元前246年，13岁的秦王嬴政即位，这就是后来的秦始皇。秦王的母亲赵姬在儿子即位后成了王太后。

　　据说赵姬年轻貌美，与扮成宦官的嫪毐终日厮混，结果，接连为秦王生了两个小弟弟，并打算等到秦王去世之后，让这两个小孩做秦国的皇帝。

　　在太后的不断关照下，嫪毐获得了一路晋升。公元前239年，嫪毐获封长信侯，以山阳郡为其食邑，又以河西、太原等郡为其封田。嫪毐门下家童最多时有数千人，希望做官而自愿成为嫪毐门客的也达到千余人。

　　不过按照秦国的规矩，封侯可谓相当困难，例如王翦在灭楚前，曾向秦王提到自己为将多年，仍未得封侯之赏，而王翦当时已经有消灭赵国，重创燕国的战绩。嫪毐无寸功而封侯，可见太后对他格外关照。

　　可惜的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等待他的，将是一场灭顶之灾。

　　公元前238年，22岁的秦王按照惯例到秦国旧都雍举行冠礼。其间有人向嬴政告发嫪毐为假宦，并与太后赵姬淫乱，甚至还试图以其与太后所生之子为秦王。嬴政下令彻查。

　　在秦王着手调查时，嫪毐决心孤注一掷，先发制人。他收买党羽，与太后密谋，欲除秦王。又窃取玉玺，准备调动地方军队以及他的家人攻占秦王居住的蕲年宫。

　　门客 门客作为贵族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最早出现于春秋时期，那时的养客之风盛行。每一个诸侯国的公族子弟都有着大批的门客，如楚国的春申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齐国的孟尝君等。门客主要作为主人的谋士保镖而发挥其作用，必要的时候也可能发展成雇主的私人武装。

　　吕不韦 （前292—前235年），战国末年著名商人、政治家、思想家，后任秦国丞相。吕不韦命食客编著《吕氏春秋》（又名《吕览》），汇合了先秦时期各派学说，“兼儒墨，合名法”，故史称“杂家”。书成之日，悬于国门，声称能改动一字者赏千金。此为“一字千金”之来历。

　　嫪毐毕竟是市井小人，小人得志忘乎所以。一天他与朝臣饮酒，酒后无意说出了自己的野心，朝臣慌忙报告嬴政。

　　秦王早就看嫪毐不顺眼，闻听朝臣的报告，果断行动，令相国吕不韦及有楚系外戚背景的昌平君、昌文君兄弟率兵平叛。嫪毐军本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加之不得人心，很快就被击溃。

　　在悬红铜钱百万的重赏下，嫪毐被生擒，被送至咸阳后，秦王将其处以车裂之刑。但对于自己的母亲，秦王不能处分，只好将她贬入雍地，就是现在的陕西宝鸡凤翔县，软禁起来。

　　一国之君幽禁母亲，毕竟是件大逆不道的事情。在秦国为客卿的齐国人茅焦大发感慨：“儿子囚禁母亲，天翻地覆。从古至今，哪里有这种道理？”

　　秦王闻知后火冒三丈，打算杀了茅焦。但茅焦来到秦王面前，不慌不忙地行过礼，说：“忠臣不讲阿谀奉承的话，明君不做违背世俗的事。现在，大王有极其荒唐的作为，我如果不对大王讲明白，就是辜负了大王。”

　　秦王停顿了一会，说：“你要讲什么？说来听听。”

　　茅焦说：“天下之所以尊敬秦国，不仅仅是因为秦国的力量强大，还因为大王是英明的君主，深得人心。现在，大王将母亲软禁在外，是为不孝。如此的品德，如何让天下人信服呢？”

　　秦王听了茅焦的话后深为震动，知道自己的行为对统一天下大业不利。于是，他亲自走下大殿，扶起茅焦，说：“赦你无罪！先生请起，穿上衣服。我愿意听从先生的教诲。”

　　茅焦进一步劝谏，最后说：“秦国正图一统天下，大王更不能有迁徙母后的恶名。”

　　秦王采纳了茅焦的建议，亲自率领车队，前往雍地把太后接回都城咸阳，母子关系得以恢复。

　　返回咸阳的太后极为高兴，设酒宴款待茅焦，席间对茅焦赞赏有加，说安定秦国的江山社稷，使母子重新相会，都是茅焦的功劳。其实茅焦冒死进谏，最大的愿望是为秦王争得一个好的名声。

　　公元前229年，太后赵姬去世，谥号为“帝太后”，与庄襄王合葬在一起。

　　公元前221年，秦王统一天下建立秦国，自己号称秦始皇。他巡游各地，刻石称功，其中有不少宣扬孝道的文字。

　　外戚 也称“外家”“戚畹”。指帝王的母族、妻族。历史上，帝王年幼时，外戚往往干政擅权，甚至有改朝篡位者。东汉时期外戚干政的局面是汉代时皇后制度乃至后宫制度不成熟的一个典型缩影，这也是封建地主阶级对完善后宫制度不断探索的结果，对以后不断完善后宫制度起了深远的影响。

　　小篆 是在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政策，由宰相李斯负责，在秦国原来使用的大篆籀文的基础上，进行简化，取消其他六国的异体字，创制的统一文字汉字书写形式。一直流行至西汉末年，才逐渐被隶书所取代。但由于其字体优美，始终被书法家所青睐。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行郡县，第二次从咸阳出发经函谷关、洛阳、荥阳至东鲁邹县的绎山。绎山位于现在的山东邹城市东南。

　　绎山高五里，秦始皇上绎山，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后来在山顶竖立第一幢刻石，刻有李斯的小篆，被后世称为《绎山刻石》。

　　此碑后被北魏太武帝登绎山时推倒。但因李斯小篆闻名遐迩，碑虽倒，慕名前来摹拓的文人墨客、达官显贵仍络绎不绝。原石虽已被毁，但留下了碑文。今天所见到的是根据五代南唐时期的文学家、书法家徐铉按原作临摹的摹本，现藏在西安碑林里。

　　《绎山刻石》全文223个字，其中有李斯等群臣颂扬秦始皇“上荐高号，孝道显明”的文字，表明秦始皇善于继承弘扬历史的优秀传统。

　　秦始皇为了使自己的儿子们忠于自己，还用孝道去教育他们。以至于赵高伪造遗诏迫令太子扶苏自杀时，蒙恬怀疑其中有诈，让扶苏上疏问个明白。

　　可扶苏却说：“父而赐子死，尚安复请？”颇有“父让子死，子不得不死”的浓重的孝道氛围。

　　秦始皇为了使民众服从，还通过刑法的形式，在民间推行孝道，“以治黔首”。只不过这种依靠法律来使全国民众接受孝道的方式，只是“尊尊”而无“亲亲”，忽视孝道中调节人际关系的亲情温暖，使之变成单纯的权利义务关系，从而丧失了孝道的社会整合功能。

　　李斯 （约前284—前208年），秦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书法家。秦统一天下后被任为丞相，参与制定法律，统一车轨、文字、度量衡制度。李斯政治主张的实施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奠定了中国2000多年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

　　作为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秦始皇对孝道的遵行，引领了秦代士人对孝道的认识，更使他无愧于“千古一帝”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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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史记》记载，秦始皇的父亲子楚在赵国做人质时，当时赵国商人吕不韦与子楚密谋，由吕不韦上下活动，竭力促成子楚成为秦国的太子，并想方设法让子楚与怀有自己骨肉的歌舞女赵姬结合。赵姬生下嬴政即秦始皇后自然成了子楚夫人。没想到子楚只坐了3年王位，便死掉了。

　　汉文帝家事国事两相宜

　　公元前206年，西汉王朝建立。汉代初期尊崇的“黄老”之说和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都是以孝为家法的。汉初强调“以孝治天下”，所以继嗣皇帝谥号都有“孝”字，意欲强调孝治天下。

　　因为汉代施行的是“孝道治天下”，所以普通人只有通过举孝廉才能当官。皇帝是全国之主，上行下效，也应当要孝敬父母。

　　汉文帝是汉高祖刘邦的第三个儿子，他的母亲薄姬，是楚汉相争时魏王魏豹的一个姬妾。汉文帝做了皇帝后，薄姬成为皇太后。汉文帝从小就奉行孝道，与母亲感情深厚，倾心侍奉母亲，尽力让她感到快乐和满足。

　　人吃五谷杂粮，肯定也会生病，薄太后老了，经常生病，汉文帝对其关怀备至。他的母亲卧病3年，身为人子，他不把自己当成有权力的皇帝，而是经常衣不解带，不眠不休，伺候母亲，从不懈怠。

　　作为一个皇上，手下有那么多的侍从奴才，但是汉文帝亲自伺候母亲，询问病情，亲自熬药。每次太医给母亲开的药，熬好以后，汉文帝都要亲自品尝，然后才侍奉母亲服用。

　　汉文帝不仅在孝敬母亲时以身作则，对亲情也非常重视。他在对待窦皇后家族的问题上，也表现出大度的胸襟。

　　谥号 中国古代君主、诸侯、大臣、后妃等具有一定地位的人死去之后，根据他们的生平事迹与品德修养，评定褒贬，而给予的寓含善意评价、带有评判性质的称号。帝王的谥号一般是由礼官议定，大臣的谥号由朝廷赐予。

　　汉文帝的妻子窦漪房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愿望，那就是找到已经失散多年的兄弟，其次就是对已故双亲尽一些孝道。虽然窦漪房已经贵为皇后，但她依然不敢提出这样的要求。

　　但窦漪房一个好心的决定帮了她大忙，就在她被册封的那一天，她向汉文帝提议，宴请天下所有鳏寡孤独之人，并赐给生活穷困之人布匹、米面、肉食，对于80岁以上的老人、9岁以下的孤儿，分别赐给每人一石米、20斤肉、5斗面、两匹帛和3斤棉絮。

　　以善闻名的汉文帝对皇后的建议大加赞赏，并很快实施。于是，老百姓都对皇后的善心口口相传，窦漪房的家世也逐渐流传开来。

　　这时，一个叫窦少君的年轻人听到窦漪房的家世。他就是窦漪房的亲弟弟。当年窦少君的姐姐离开没多久，由于哥哥在外面劳作，家里没有人看管，才五六岁的窦少君被拐走了。他先后被拐卖多次，最后在河南宜阳一户财主家当了奴仆。

　　后来，窦少君跟着主人来到了长安。当他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怔了一下。自己当年被送进宫的那个姐姐不也叫窦漪房吗？于是他向皇帝上书，说自己是皇后失散多年的亲弟弟窦少君。

　　汉文帝看了这封信，问窦漪房怎么回事。窦漪房只好把自己的身世一五一十地向汉文帝说了。

　　汉文帝听了，捶胸顿足，说自己有愧于皇后，只顾自己的亲人，却把妻子的亲人忘记了。于是，他和窦漪房一起召见窦少君。

　　姐弟相认之后，汉文帝为了表达自己的愧疚之情，赏赐窦少君大量的财产和田地。窦漪房深知汉文帝勤俭节约的品性，不愿因为自己而破例，只让弟弟接受了足够养活他的财产和田地。不久又拿出自己的金银首饰来弥补汉文帝赏赐弟弟所造成的亏空。

　　不久窦漪房的哥哥也找到了，三兄妹终于团聚。汉文帝又要赏赐窦漪房的哥哥，但又被窦漪房阻止。

　　在窦漪房的辅佐下，西汉政权也能继续推行汉高祖刘邦时期定下的“以民生息”“无为而治”的精神，把汉王朝推上了强盛的高峰。

　　汉文帝不仅在处理家庭事务上有仁爱之心，在治国方面还以他儒家的仁爱普泽天下。在位期间，他继承执行与民休息和轻徭薄赋的政策。他两次把田租减为三十税一，甚至12年免收全国田赋。他兴修水利，加速发展农业生产。

　　他减轻刑罚，取消了连坐法和割鼻、砍脚、脸上刺字等肉刑；逐步削弱诸侯王势力，以加强中央集权；驻军北方，迁百姓住在边境，增强北部边境的防御力量。大汉王朝由此逐渐趋向安定，并一度呈现出富庶景象。

　　后来的景帝继承推行汉文帝的政策，历史上将汉文帝、汉景帝时期的统治，誉为“文景之治”。据说，到景帝时期，国库里的钱堆积成山，穿钱的绳子都腐烂了；粮仓满了，粮食堆在露天，有的都发霉腐烂了。可见物质基础已经相当丰厚。

　　总之，汉文帝是一个非常孝敬母亲的皇帝，也是一个非常注重亲情的皇帝，他具备了一个好皇帝应该具备的素质，也为大汉百姓和世界留下了一片灿烂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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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文帝原来想造一个露台，让工匠算算要花多少钱。工匠们说用100斤金子，汉文帝吃了一惊，又摇头又摆手，停止了这项工程。他不盖宫殿，不修园林，甚至不增添车辆仪仗，他在遗诏中痛斥了厚葬的陋俗，要求为自己从简办丧事，对待自己的归宿“霸陵”，明确要求：“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

　　由于汉文帝这种廉洁爱民的精神和励精图治的实践，因此造就了“文景之治”的盛世。

　　缇萦上书救父传美名

　　汉代初期朝廷主张“以孝治天下”，提倡孝道，勉励行孝，社会上涌现出许多感人的孝行人物和事迹。其中15岁的女孩缇萦向皇帝上书救父，传遍宇内，留下千古美名。

　　那是在西汉初年，临淄郡有个叫淳于意的人，他本来是个读书人，因为喜欢医学，经常给病人医治。后来他做齐地的太仓令，长期行医民间，对封建王侯却不肯趋承。因其常常拒绝给朱门高第出诊行医，被富豪权贵罗织罪名，送京都长安受肉刑。

　　汉文帝刘恒提倡节俭，历来反对渎职，当时实行的《汉律》给贪污渎职定的罪名非同小可。淳于意深知此番在劫难逃，自然是惊悸不已，而全家大小也吓得面无人色，哭成一团。

　　淳于意有5个女儿，长女、次女都已出嫁，剩下3个女儿在家。其中两个女儿都低着头伤心得直哭，只有年方15岁的最小的女儿缇萦又是悲伤，又是气愤，她说：“为什么女儿偏没有用呢？”

　　于是，缇萦在紧要关头挺身而出，愿意随父西入长安，一路上照顾老父，更要上书皇帝，愿入宫为奴以赎父罪。家人再三劝阻，但缇萦心意已决，决计随行。

　　全家人抱着渺茫的希望，收拾简单衣物，父女俩在解差的催促下踏上了未知的命运之途。这件事发生的时间是公元前167年的秋天。

　　在路途中，淳于意利用投宿驿站休息的机会，着实为慕名求医的人，诊治了不少疑难杂症。缇萦也反复思索，最后写好了上书皇帝的状纸。

　　淳于意虽然知道汉文帝是个非常贤明的天子，然而皇帝住在深宫，年仅15岁的未见过世面的女儿能够见到皇帝吗？皇帝会相信她的话吗？这几乎没有什么希望。淳于意带着绝望的心情走到长安，进了大牢。

　　缇萦到了长安后，在繁华的大都市面前立即觉得手足无措，投诉无门，焦急万分，东钻西碰，始终不得要领。终于有好心的官差告诉她，皇帝会外出打猎，可能还有机会见到皇上。

　　肉刑 古代施加于罪犯或犯过者的肉体的惩罚，包括死刑、鞭笞和监禁。广义的肉刑，包括黥，即刺面并着墨；劓，即割鼻；刖，即斩足；宫，即割势；大辟，即死刑等刑罚。夏商周时期成为常刑，有三典五刑之说，至汉文帝时，因缇萦上书救父一事被废除。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但困难重重。皇帝出猎，必定是车骑络绎，旌旗蔽空，随从如云，行动如风驰电掣。一个弱女子要想犯颜拦驾上书救父，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更重要的是，犯颜一定会惊扰圣驾，拦驾更是绊阻皇帝的车骑前进，两者都是“大不敬”的罪名，后果就是杀头抄家。倘若犯颜时被认为是刺客，立即格杀，上书救父将成为泡影。然而，缇萦抱定一死的决心，认真地准备上书行动，她选定灞桥作为她犯颜上书的地方。

　　这是一个秋意萧瑟的清晨，形单影只、衣衫单薄、满面愁容的缇萦跪在路的中心，双手高举预先准备好的书状，静候皇帝车骑的到来。这场面很是悲壮，人们都远远地看着她。

　　远处尘土飞扬，渐行渐近，皇帝的车骑终于出现在眼前。皇帝左右的武士发现有人竟敢挡在路中央阻拦车驾，快速前来，像拎小鸡一样，把瘦小的缇萦押到皇帝跟前。

　　汉文帝看到的是一个满面流泪的弱女子，内心深处立即涌起一股怜惜之情，吩咐左右接过她的书状，并不许为难她。那状纸上写道：

　　我叫缇萦，是太仓令淳于意的小女儿。我父亲做官的时候，齐地的人都说他是个清官。这次他犯了罪，被判处肉刑。我不但为父亲难过，也为所有受肉刑的人伤心。

　　大不敬 古代侵犯皇帝人身、权力及尊严的一种罪名。包括三类犯罪行为：一是盗窃御用物品；二是因失误而致皇帝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三是不尊重皇帝及钦差大臣等。犯有大不敬罪者将受到严厉惩处。

　　一个人砍去脚就成了残废；割去了鼻子，不能再安上去，以后就是想改过自新，也没有办法了。我情愿给官府没收为奴婢，替父亲赎罪，好让他有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汉文帝刘恒是汉高祖刘邦8个儿子中的第四子，当初在动乱时期，母亲薄姬带着当时年仅8岁的他北上酷寒荒凉的代郡就国，10多年在边地饱尝艰苦。忧患中成长的岁月，深知骨肉亲情的可贵，更亲身体验过民间疾苦的情状。如今贵为天子，仍然时时以临深履薄的心情，戒慎恐惧的态度，小心翼翼地使用君权治理国家。

　　这封书状言辞哀婉，又加上是一个小女孩写的，汉文帝阅罢书状，再看着眼前这个凄苦无助的小女子，不就是自己当年仓皇离京时情形的再现吗？

　　汉文帝知道官府中的奴婢生活和囚徒没什么两样，又想到如此娇弱的女子，为了营救父亲，竟然冒死上书。这种胆识与孝心深深地感动了宽仁贤德、爱民恤民的汉文帝。

　　冯敬 （？—前142年），战国时韩国郡守。西汉时期大臣，汉文帝时拜为典客，迁任御史大夫。后以边情紧急，出任边郡郡守，公元前142年，匈奴进攻雁门，身为太守的冯敬力战而死，成为汉匈战争期间汉代阵亡的最高级别官员。

　　同时，汉文帝也充分认识到，继续沿用秦代的肉刑，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更不利于政权的稳固。于是，他当场下令免除了淳于意的刑罚，也没有让缇萦去当奴婢。

　　汉文帝回宫后召集大臣们，对大臣说：“犯了罪该受罚，这是没有话说的。可是受了罚，也该让他重新做人才是。现在惩办一个犯人，在他脸上刺字或者毁坏他的肢体，这样的刑罚怎么能劝人为善呢？你们商量一个代替肉刑的办法吧！”他责成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等负责修改刑律。

　　张苍和冯敬与大臣们一商议，拟定一个办法，把肉刑改用打板子。原来判砍脚改为打500板子，判割鼻子的改为打300板子。这样，汉文帝依照新的律法，正式下令废除肉刑。

　　淳于意蒙赦免罪行，真是喜出望外，父女双双望阙，叩谢恩典以后，便欢天喜地相偕返回临淄，从此痛改矜持作风，对病人殷勤周到，赢得口碑载道。

　　缇萦是一个很有主见，也很有勇气的少女。她上书救父的孝行，名传千古，成为中国古代孝道的典范，同时对推动古代刑罚由野蛮走向相对宽缓人道做出了贡献，在历史上被广为传诵。

　　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曾由衷地赞叹缇萦道：“百男何愤愤，不如一缇萦！”还有人写诗赞扬缇萦：

　　随父赴京历苦辛，上书意切动机定。

　　诏书特赦成其孝，又废肉刑惠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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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书救父的缇萦的父亲淳于意曾经拜公孙光与阳庆为师，学习古典医籍和治病经验，医人无数，成为当时有名的医生。

　　由于淳于意喜好医学，不喜经营家计，便辞去太仓令一职，又将户籍迁寄在亲戚、左右们的名下，使得王公大臣等难以找到他。

　　当时的许多权贵都曾派人请淳于意去治病，但淳于意怕因陷于官场而拘束行医自由，因此都未前去，无形中也就得罪了一些人。

　　赵孝兄弟的手足之情

　　儒家所讲的“孝悌”，不单单是指子女对父母的孝顺供养，也包含有兄弟手足之爱。注重兄弟情是做人的根本之一。东汉时期的赵家兄弟面对危难，甘愿替死，就突出地显示出手足间至亲至爱的感情。

　　东汉末年，有一个叫赵孝的，是沛国蕲人，就是现在的湖北蕲春。他的父母早逝，父亲赵普，曾任王莽时的田禾将军，举孝廉为郎。

　　赵孝有一个弟弟叫赵礼，兄弟两个人十分友爱。赵孝很照顾弟弟，家里的重活累活，如砍柴、劈柴及田地里的农活等，他都是抢着干，从不让弟弟伸手。弟弟赵礼见哥哥干活累了，就拿来毛巾为哥哥擦汗，然后端水给哥哥喝。还常常劝哥哥不要累坏了身体。

　　赵孝知道，弟弟还小，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家里粮食不多，所以每次吃饭时，他都把干饭给弟弟吃，自己只吃些稀饭或锅巴。

　　有一年，由于收成不好，粮食减产歉收，饥荒严重，社会治安也很混乱。这一天，空中乌云密布，天色显得十分昏暗。一阵狂风过后，人们的心头有一种不祥之兆。

　　果然，一伙强盗突然占据了宜秋山，开始四处抢掠，百姓们都慌忙逃命。在严重的饥荒灾区，饥饿已经使强盗们完全失去了理性，甚至连吃人的事情也有发生。

　　强盗们在老百姓的家中大肆搜寻一阵，见找不出多少粮食和值钱的东西，一怒之下，他们就只好抓人。村里的人们为了躲避强盗，纷纷逃往山里。赵孝、赵礼兄弟俩被慌乱的人群冲散了。

　　强盗横冲直撞，他们碰到落单的赵礼，就向他要粮食。赵礼根本拿不出粮食，于是强盗就把他捉走了。赵礼虽然身体瘦弱，但是穷凶极恶的强盗们也不肯放过他，将他五花大绑捆起来后，绑在一棵树上，然后在旁边架起炉灶生起火来，开始烧水，准备拿赵礼来充饥。

　　孝廉 孝，指孝悌者；廉，清廉之士。始于汉代。是汉武帝时设立的察举考试科目中的一种，孝廉是“孝顺亲长、廉能正直”的意思。也指被推选的文人知识分子等士人。后代，“孝廉”这个称呼，也变成明清时期对举人的雅称。

　　哥哥赵孝虽然幸运地躲过了这一劫，却找不到了弟弟。他心急如焚，四处打听，后来才得知赵礼被强盗抓走了。

　　弟弟被抓走的消息让赵孝心如刀割。他想起父母临终前嘱咐，让他好好照顾弟弟，赵孝焦急万分，心想：“我该怎么办？要是弟弟有个三长两短，可怎么对得起父母啊！我这个做哥哥的又怎么能再苟活在这个世上？弟弟是同胞骨肉，哪怕赔上自己的性命，我也要救出他。”

　　想到这里，赵孝就下定了决心要找到弟弟。乡亲们听说后替他担忧，有的说：“强盗杀人不眨眼，你不能去呀！”有的说：“现在强盗跑得无影无踪，你去哪里找呀？”

　　赵孝说：“乡亲们不必为我担心，我一定会把弟弟救回来的！”说完，他循着强盗撤离的方向奔了过去。

　　赵孝救弟弟心切，很快就赶到了强盗那里，见到了被捆绑的弟弟，同时也看到旁边有一锅正呼呼冒着热气的开水。

　　弟弟赵礼见哥哥来了，先是一阵惊喜，随后马上就哀叹起来，埋怨哥哥说：“哥哥呀！您怎么可以到这个地方来呀！这不是白白送死来了吗？”

　　此时赵孝也顾不上与弟弟搭话，就冲到强盗的面前，对强盗说：“我弟弟是一个有病的人，而且身体也很瘦弱，他的肉一定不好吃，请你们放了他吧！”

　　强盗们一听大怒，气势汹汹地对赵孝说：“放了他，我们吃什么？”

　　赵孝听强盗这样问，就赶紧说：“要是你们放了赵礼，我愿意用自己的身体给你们吃，况且我的身体很好，没有病，还很胖。”

　　强盗们听了赵孝的这番话，一下子都愣住了。他们没有想到天下还有这样甘愿送死的人，震惊地相互对视着，一时都被这感人的场面弄得不知所措。

　　这时，就听见赵礼在旁边大声地喊：“不行！不可以那样做的！”

　　一个强盗向赵礼吼道：“为什么又不行了？”

　　赵礼哭着说：“被捉来的是我，被你们吃掉，这是我自己命里注定的，和哥哥有什么关系呀？怎么可以让他去死呢？”

　　听罢此言，赵孝连忙扑到弟弟面前，兄弟相拥在一起，互劝对方要让自己去死，情急之下已是泣不成声。

　　这些无恶不作的强盗们，听着兄弟互相争死的话语，望着手足之间舍身相救的场面，被深深震撼了。他们那冰封已久的恻隐之心，被这人间真情真义的感人场面唤醒了，也都不禁淌下了热泪。最后，强盗们主动地让开一条路，目送着兄弟两人渐渐远去。

　　乡亲们钦佩赵孝、赵礼的兄弟情谊，交口赞扬。附近州郡征召官员，也要求向赵氏兄弟学习，上下团结，合力当差。

　　御史中丞 秦代置。汉代为御史大夫的次官或称御史中执法。外督部刺史，内领侍御史，受公卿章奏，纠察百僚，其权颇重。因为御史大夫是三公之一，副宰相，官职较高，作为副手之一的中丞其实是主管监察和弹劾百官的真正领导。

　　后来，这件事辗转传到了皇帝那里。皇帝是一个深明仁义道德之君，他了解了赵氏兄弟的义举，又知道他们的父亲赵普曾经做过田禾将军，于是下诏书封了兄弟两人官职，征召赵孝为太尉府谏议大夫，后升至侍中、长乐卫尉，又征召赵礼为御史中丞。

　　皇帝还把他们以德感化强盗的善行，昭示于天下，让全国百姓效仿学习。

　　长乐卫尉 西汉时期军事职官名。西汉都城长安有未央、长乐、建章三大宫。刘邦为帝时居住长乐宫，以后的皇帝移居未央宫，长乐成为太后的寝宫。太后的长乐宫中，仿中央诸卿，设有长乐卫尉、长乐太仆、司马和户将等官。

　　俗话说，“兄弟如手足”。面对险境，赵氏兄弟能够首先顾及对方的安危，丝毫不顾个人的凶险，足见他们的心中已深深明白，自己的身体与弟兄的身体都是父母身体的一部分，同气连枝，同体相生。

　　兄弟情被中国人称为手足情。手和脚一起劳碌，一同苦乐。把兄弟定位于肢体关系，是中国宗法伦理的一大贡献。赵孝兄弟面对危难，甘愿争死，是兄友弟恭的优良典范，它所体现的精神特质，是构成中华民族宗法伦理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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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后汉书·赵孝传》记载，皇帝素闻赵孝兄弟的义行，诏拜太尉府谏议大夫，后升至侍中、长乐卫尉。又征召其弟赵礼为御史中丞。赵礼也像哥哥那样恭谦礼让，深得同僚赞誉。皇帝也表彰他们兄弟恪尽职守，另外还允许赵礼每10天到府中当值一次，这在当时算是极为特殊的待遇了。

　　数年后，赵礼去世，皇帝允许赵孝以官员家属的身份送丧归葬。一年后，赵孝在卫尉任上告老还乡，后来寿终正寝。因赵孝无子，皇帝就又让赵礼的两个儿子做了官。

　　蔚然成风——世道感化

　　唐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社会转型和文化重构的重要的历史阶段，当时的儒者继续坚持儒家思想，进一步提倡仁爱孝悌，倡导社会风气，从而表现出了独立的人格理想和赤诚的仁爱精神。

　　与此同时，朝廷的教化措施，使得朝廷官员乃至百姓孝悌日新，既为朝廷所大力表彰，也被着意广泛播扬。

　　唐宋两代涌现出的孝悌楷模，将古代儒家孝悌思想推向了新的高峰。不仅丰富了儒家孝悌思想的内涵，而且也在历史长河中树立了彪炳后世的丰碑。

　　唐宋时期的仁爱孝悌

　　唐宋之际，经过长期的多政权并立和民族杂糅后，中原民族的“纲常”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面对这种情况，唐宋时期儒者坚持理想，表现出独立的人格和赤诚的仁爱孝悌精神。同时，官方不断强化社会教化措施，直接导致了孝悌行为不同以往，从而展现出鲜明的时代色彩。

　　韩愈是唐代的大文学家，他在潮州做刺史时，听说韩江里的鳄鱼吃掉过江百姓的事情，心想鳄害不除后患无穷，便命令宰猪杀羊，决定到城北江边设坛祭鳄。

　　韩愈在渡口旁边的一个土墩上摆了祭品，点上香烛，对着大江严厉地喊道：“鳄鱼！鳄鱼！韩某到这里来做刺史，为的是保土庇民。你们却在此祸害百姓。如今姑念你们无知，不加惩处，只限你们在3天之内，带同族类出海，3天不走就5天走，5天不走就7天走。7天不走，便要严处！”

　　事有凑巧，据说打那以后，江里的鳄鱼真的没有再出现过。当地的百姓认为朝廷派来的大官给鳄鱼下的驱逐令见了效，都安心生产了。

　　现在，人们把韩愈祭鳄鱼的地方叫作“韩埔”，渡口叫“韩渡”，又作“鳄渡”，还把大江叫作“韩江”，江对面的山叫作“韩山”。

　　韩愈本来连佛都不信，怎么会信鳄鱼有灵呢？这当然是他为政措施中“仁爱”思想的体现。

　　一直以来，韩愈都在大力维护儒家伦理思想的正宗地位，赋予儒家“仁爱”思想以新的含义，对儒家“仁爱”思想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刺史 官职，汉武帝年间始置，“刺”为检核问事之意。刺史巡行郡县，分全国为13部，各置部刺史一人，后通称刺史。刺史对维护皇权，澄清吏治，促使昭宣中兴局面的形成起过积极的作用。王莽称帝时期刺史改称州牧，职权进一步扩大，由监察官变为地方军事行政长官。

　　韩愈在《原道》中从“博爱”的角度重新阐述了秦汉时期以来儒家的“仁爱”思想，认为儒墨有相通之处。“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

　　这种将儒家的“仁爱”思想扩展为对夷狄禽兽之爱的解释另具一格。儒家的核心思想就是“仁”。博爱是韩愈用来解释儒家的仁爱的，他说“博爱之谓仁”。这个说法在宋代以后产生极大影响，成为儒家仁学中有代表性的阐释。

　　作为“北宋五子”之一的张载，也致力于弘扬儒家仁爱思想。他认为人和天地万物一样，都来自同一个本源，认为“性者，万物之一源”。

　　仁爱是儒家有独特含义的爱，仁是指以血缘为基础的自然而然的爱，父母对子女的爱，子女对父母的爱，因为基于血缘，所以我们有这样的爱心。张载把这个思想进一步扩大，逐步阐发仁爱，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孔子和孟子认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四海是指东南西北四方的异民族，把他们当作有血缘关系的兄弟一样来对待，就是把仁的思想向外推。张载把这样的思想进一步推广，不仅推之于人，也要推之于万物。把万物都纳入到仁这样一个具有血缘的关系中来。这是张载看待事物的方式。

　　张载 （1020—1077年），北宋时期哲学家，理学创始人之一，程颢、程颐的表叔，理学支脉——关学创始人，封先贤，奉祀孔庙西庑第三十八位。其庙庭与周敦颐、邵雍、程颐庙、程颢庙合称“北宋五子”庙。

　　经过唐宋时期韩愈、张载等人的努力，传统儒学被赋予了新的含义，而官方也在不断强化社会教化措施，促使民众的思想与行为发生变化。在这一过程中，由官方旌表孝悌而引起的官民孝悌风气，成为唐宋两代儒家“仁爱”思想发展的一个新气象。

　　旌表孝悌一直是封建社会德行教化的重要方面，但唐宋时期对孝悌的认识却并非一成不变。唐代认为孝悌是个人得以区别于禽兽，得以“立身扬名”的重要因素。

　　唐代的博陵有一个崔姓的节度使，他的曾祖母长孙夫人年纪很大，牙齿已经完全脱落了。崔大人的祖母唐夫人，每天先梳好头、洗好了手，就到堂前拜见婆婆，再上堂来给婆婆吃着自己奶水。所以长孙夫人虽然没有牙齿、吃饭困难，但还是很康健。

　　旌表 古代提倡封建德行的一种方式。自秦汉时期以来，历代王朝对所谓义夫、节妇、孝子、贤人、隐逸以及累世同居等大加推崇，往往由地方官申报朝廷，获准后则赐以匾额，或由官府为造石坊，以彰显其名声气节。

　　有一天，长孙夫人忽然生起病来，全家老少都到她房里去探望她。她对大家说：“我没有东西可以报答媳妇的恩情，但愿子孙的媳妇，个个像我媳妇那样孝敬，我就心满意足了！”

　　由于崔家极重孝道，后来，博陵这地方姓崔的人做尚书、做州郡官的，就多达好几十位。论起天下做官的人家来，崔家是首屈一指。

　　唐代朝廷的旌表赏赐行为在民间的影响还十分有限，孝悌行为还只是民众的个人行为，仍然没有被纳入礼法教化的社会行为之中。与之不同的是，在宋代更多则是民众被感化的事例。

　　宋人的认识则超越了唐人认知的局限，清醒地认识到旌表孝悌，实现“由孝而忠”的政治功效的重要意义。

　　对旌表孝悌的主观认识的发展引起了其教化措施的变化，对唐宋社会的孝悌行为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反映在民间的孝悌行为上，则表现为孝悌行为中礼法教化色彩的日渐浓郁。

　　尚书 秦代及汉代初期与尚冠、尚衣、尚食、尚浴、尚席，称“六尚”。汉武帝时，选拔尚书、中书、侍中组成中朝或称“内朝”，成为实际上的朝廷决策机关，因系近臣，地位渐高。和御史、史书令史等都是由太史选拔。隋以后尚书为六部长官。

　　宋代的刘月娥7岁时就被后母暗地卖到金尚书的家中。后母骗刘月娥的父亲说：“我们的女儿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

　　父亲听到女儿失踪的消息，哭得双眼都快瞎了。

　　过了几年，刘月娥的父亲恰巧在金家里碰见女儿，父女两个人抱着痛哭一场。于是刘月娥便辞别主人，跟着父亲回家。

　　父亲要把后母赶出去，刘月娥说：“如果母亲不这么做，我便不能跨进富贵人家的家中，这样说来，她已经对我有大恩德了，又何必怨恨呢？况且我一回来，母亲就走了，我怎么会安心呢？”

　　父亲听刘月娥这么说，只好作罢。

　　后来，父亲年纪老了，没有儿子，家境更加穷困。父亲逝世后，刘月娥侍奉后母非常孝顺。后母不能行动，刘月娥背着她行走。等到后母去世后，刘月娥才又回到富人的家里做工。

　　刘月娥为人帮佣时，谆谆勉励女仆们要尽责和勤劳，如果对方不采纳或加以辱骂，她便立刻道歉而且不再计较。遇到辛劳烦苦的事情，她总是以身作则。

　　别人送她钱财、剪刀或衣服，她必定一再推辞，不得已才接受。纵使一小块布料或木材，她都不敢随便丢弃。对于年幼的女仆，她常为她们梳头、化妆或缝纫，并且把她们当作自己亲生的女儿那样看待。她的德行被当时的人们所称赞。

　　民众为孝悌事迹感而化之，不仅在于孝悌行为的感人，更在于宋代朝廷的旌表已经在社会中发生了作用。以礼法为基础的社会舆论导向，已经在宋代社会中建立起来，并开始在影响个人的社会行为方面产生功效。

　　唐宋两代的孝悌不仅表现在个人的孝亲行为，还表现在大家族中家庭关系的维系状态，并且出现了法制规定向礼制教化让步的一种趋势。

　　樗树 又名“椿树”“木砻树”，因叶基部腺点发散臭味而得名。属于苦木科，是一种落叶树。它原产于东北部、中部和台湾。生长在气候温和的地带。这种树木生长迅速，可以在25年内达到15米的高度。此物种寿命较短，极少生存超过50年。

　　在唐代，大家族的家庭关系是以“敦睦”“友爱”为其表象的。即使在大家庭日渐瓦解的时候，维系其艰难存在的纽带依然是那割舍不断的亲情，尽管这种亲情的维系作用的影响力已经开始日渐削弱。

　　当亲情无法继续维系大家庭的存在的时候，就需要为得以继续存在的大家族的家庭关系以及家庭人员的行为重新订立规范，而家法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逐步发展起来的。

　　在严格尊卑等级的家法束缚下，“肃”开始成为宋代大家族内部的主要特征。宋代大家族的维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受外在影响的有意识行为。

　　宋代曾发生了这样的事例：樊景温、荣恕旻兄弟分居多年。后来樊景温家的樗树五枝并为一，荣恕旻家的榆树两木自合，兄弟两人感其异状就商议聚居一起，乡亲们无不称赞其和睦。

　　樊景温、荣恕旻两家族分居多年，依然要恢复同居状态，其主要原因既在于以官方旌表为表象的礼法外在影响，也在于他们期望获得朝廷认可与赞许。

　　宋代社会中还形成了制定家礼的风尚，出现了为众推崇的家礼模式与版本。这种家庭关系的出现，对中国社会后期的政治、文化、社会的深刻影响，是简单的教化问题所无法包纳的。但仅就孝悌观念而言，由这种礼法关系所引起的变化却是有目共睹的。

　　总之，唐宋儒者丰富了儒家“仁爱”的内涵，在新的“仁爱”思想的影响下，官方的旌表与提倡，引起了孝悌行为的变化。这在当时不仅促动了孝悌感化行为的不断出现，也对古代后期的社会发展以及文化心理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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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愈注重兄弟情谊，曾将大哥的遗孤韩湘接到身边教导他读书，但韩湘对读书仕进不感兴趣，却对访仙修道着迷，韩愈对此非常痛心。

　　有一次，韩愈在寻找外出访仙的韩湘时，有感而发写了一首诗，希望侄子能有觉悟。

　　韩湘回家见诗后，也写诗来言志。韩愈不相信侄子的本事，韩湘就撮土一盆，随即说道：“花已。”拿开盆只见碧花两朵。韩愈对侄子的本领大为惊异，只好听任韩湘离开自己，云游天下去了。据说后来韩湘位列八仙，就是韩湘子。

　　贺若弼成就父志平南陈

　　唐宋时期的社会转型和文化重构，并非一个突发的现象，而是在此前的隋代乃至更早就在孕育之中了。唐代所提倡的仁爱孝悌，在此前的隋代就有相关的人和事，比如贺若弼就是一个典型。

　　贺若弼是隋代著名将领，其父贺若敦的临终遗愿是平定南陈。他誓尽人子之责，激励自己，发誓建功，不平南陈则“葬江鱼腹”。最后终于成就了父亲的遗愿，也为隋王朝的建立立下了赫赫战功。

　　贺若弼出生在将门之家，他的父亲贺若敦，是南北朝时期北周很有名气的将领。当时长江以北，北周与北齐以洛阳为界互相对峙。长江以南则是陈朝，北以北齐为邻，西与北周对峙。

　　560年，贺若敦奉命率兵渡过长江，占领了南陈所辖的湘州，即现在的长沙。因为孤军深入，粮饷不继，一年后，他又被迫撤回江北。

　　当时掌握北周大权的宇文护以失地无功为名，罢了贺若敦的官。贺若敦觉得自己本来有功，不仅没有得到奖赏，反而受到惩罚，心里很不服气。心里有怨气，就到处说，因此激怒了宇文护，宇文护令其自尽。贺若敦临终时，把贺若弼叫到跟前，嘱咐说：“我曾下决心平定江南，然而这一愿望没有实现，你应当完成我的遗志。我因为爱说而致死，你千万不可忘记这个教训啊！”说罢，就用锥子把自己的舌头刺出血来，作为对儿子的告诫。这时，贺若弼已是22岁的青年人了。

　　贺若弼早在少年时，就胸有大志，为人慷慨，刻苦练武，勇敢不凡。同时又博览群书，在当时的贵族子弟中很有名望。后来，贺若弼被齐王宇文宪所赏识，让他到齐王府做管理文书的工作。不久被封为当亭县公，官至小内史，成为皇帝亲近的一名官员，参与一些机要大事的处理。

　　577年，北周武帝灭掉了北齐。后来，周宣帝以大将韦孝宽为元帅率军伐陈，贺若弼跟随出征。在这次战斗中，贺若弼立了大功，史称这次战斗的胜利，多归功于贺若弼的谋划。

　　战争结束后，周宣帝提升贺若弼为寿州刺史，改封襄邑郡公，镇守淮南。这为贺若弼实现父亲的遗志创造了条件。

　　宇文护 （515—572年），南北朝时期北周权臣，封大司马、晋国公。早年跟随叔叔宇文泰与东魏交战，屡建战功。宇文泰去世后，接掌国政，拥立宇文觉建立北周。

　　周宣帝去世后，大权落到丞相、外戚杨坚手中。杨坚于581年废掉宣帝的儿子周静帝自立为皇帝，改国号为隋，称“隋文帝”。同时着手准备伐南陈统一全国的准备工作。

　　这时，宰相高颎向隋文帝推荐贺若弼，建议加以重用。高颎认为：“朝臣之内，论文武才干，没有人能比得上贺若弼。”

　　隋文帝采纳高颎建议，任命贺若弼为平陈军事行动的行军总管，率军出广陵，云集在长江北岸。

　　广陵和寿州、庐州是隋代渡江伐陈的根据地，贺若弼喜出望外，因为实现父亲的遗志完成国家的统一、施展自己雄才大略的千载难逢的机会终于来了。

　　到达广陵后，贺若弼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之情，写了一首诗，赠给寿州总管源雄。诗中写道：

　　交河骠骑幕，合浦伏波营；

　　勿使麒麟上，无我二人名。

　　意思是说，你我统率水陆大军镇守大江之北，肩负伐陈重任，一定要在伐陈战争中取得功名。诗中的“麒麟”，是指汉武帝在长安未央宫内所建的麒麟阁，西汉宣帝时曾在阁里画了霍光等11名功臣像，以表其功。贺若弼引用这个典故与源雄互勉，充分反映了他以伐陈为己任的雄心壮志和必胜信心。

　　贺若弼军提前发起进攻，出广陵南渡。将要渡江时，贺若弼酹酒发誓，要远振国威，伐罪吊民，“如事有乖违，得葬江鱼腹中，死且不恨”。誓毕，挥军渡过长江。

　　陈军猝不及防，慌溃而逃。贺若弼军乘势攻占重镇京口，即现在的江苏省镇江市，擒其刺史黄恪，俘获敌众6000余人，均优待释放。

　　麒麟阁 建于未央宫之中，因汉武帝元狩年间打猎获得麒麟而命名。主要用于藏历代记载资料和秘密历史文件。汉宣帝时因匈奴归降，乃令人画11名功臣图像于麒麟阁以示纪念和表扬。后世有贺若弼“勿使麒麟上，无我二人名”等诗句流传，以为人臣荣耀之最。

　　贺若弼严明军令，将士秋毫无犯，有军士拿民间一物者，立斩不赦。对俘众却给予优待，发给资粮，尽皆释放。所以所向披靡，降者甚众。

　　随后，贺若弼以一部进屯曲阿，即现在的江苏丹阳，以防江苏太湖以东、以南和浙江绍兴等地的陈军增援，自率主力西进，从左翼攻南陈首都建康。

　　此时，隋军另一路韩擒虎军也攻占姑孰，沿江东进，南陈散骑常侍皋文奏军败退建康。贺若弼、韩擒虎两军自南北两路并进，钳击建康，沿江诸戍，望风尽走。隋军已对建康形成包围态势。

　　上柱国 自春秋起为军事武装的高级统帅。汉代废止。五代时期复立为将军名号。北魏、西魏时期设柱国大将军、上柱国大将军等，北周时期增置上柱国大将军。隋代有“上柱国、柱国”，以封勋臣。唐代兵权归中央机构，“上柱国”渐成功勋的荣誉称号。

　　贺若弼军进据钟山，即现在的南京紫金山，屯于山南白土冈东。在当时，南陈在建康附近尚有甲士10余万。南陈后主陈叔宝不懂军事，面对隋军压境，拒绝了骠骑将军萧摩诃、镇东大将军任忠的建议，贸然命陈军出战，以至于南陈军队首尾进退互不相知。

　　贺若弼率轻骑登山侦察敌阵，遂与所部8000甲士列阵以待。南陈将领田瑞首先率部进击，被贺若弼军击退。在交战不利时，贺若弼迅速摆脱被动，乘敌骄惰懈怠之际，猛攻敌之薄弱部，大败敌军主力。此战对攻占建康具有重要意义。

　　贺若弼挥军乘胜推进，到达乐游苑。但陈的守军苦战不息，直至日薄西山，才解甲就擒。贺若弼遂从北掖门入城。

　　此时西路军总管韩擒虎已率500骑兵于朱雀门先期入城，并俘获陈后主，占据了府库。贺若弼令将陈后主带来一视，只见陈后主惶恐流汗，股栗再拜。

　　隋文帝闻贺若弼、韩擒虎两人有功，下诏励志。将贺若弼进位上柱国，再拜右领军大将军、右武侯大将军。韩擒虎也受到同样待遇。

　　灭陈以后，贺若弼位望名隆，其兄贺若隆为武都郡公，弟贺若东为万荣郡公。

　　贺若弼不忘父志，终于攻占陈首都建康，为隋代的统一，立了首功，而留名于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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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9年，隋文帝杨坚准备大举攻打陈国。战前，隋将贺若弼因奉命统领江防，经常组织沿江守备部队调防。每次调防都命令部队于历阳集中。还特令三军集中时，必须大列旗帜，遍支警帐，张扬声势，以迷惑陈国。陈国以为大军将至，尽发国中士卒准备迎战，不久又发现隋军并非出击，陈便撤回集结的部队。

　　如此三番五次，陈国戒备松懈。直至贺若弼大军渡江而来，陈国居然未有觉察。隋军如同天兵压顶，令陈兵猝不及防，遂一举拔取陈国的南徐州。

　　孙思邈学医最先孝双亲

　　在唐代，人们以儒家的道德观和伦理精神一以贯之，而在门户之内，最重要的事务就是尽孝悌之道，主要表现为对父母履行孝道。著名道士、医药学家孙思邈，就是孝敬双亲的典型。

　　孙思邈出生于唐代京兆华原一个贫苦家庭里，京兆华原就是现在的陕西铜川耀州。他的父亲是一名木工，母亲是普通的家庭主妇。

　　孙思邈的家乡水土不好，得病的人很多。他父亲得了雀目症，就是现在所说的夜盲症，一到天黑就看不见东西；母亲也有“大脖子病”，就是现在所说的甲状腺肿大症，经常吃药。孙思邈见了非常着急。

　　一天，父亲边做木工活边问孙思邈：“你长大了，难道也打算干木工活吗？”

　　孙思邈毫不犹豫地回答：“我长大了要当医生，把您的雀目病治好，把母亲的粗脖子病也治好。”

　　父亲听了儿子一片孝敬父母之言，十分感动，沉思片刻说：“好孩子，你要当医生，就不能像我这样，斗大的字认识不了一筐。咱家虽说很穷，但我就是累弯了腰，也要供你念书。明天你就上学去！”

　　在父母的支持下，孙思邈在村西的一孔土窑洞里读书，从此开始了他的求知生涯。

　　孙思邈在7岁的时候，能认识1000多个字。这1000多个字，都是他会写的。

　　夜盲症 俗称“雀蒙眼”，在夜间或光线昏暗的环境下视物不清，行动困难，称为“夜盲症”。常常由于饮食中缺乏维生素A或因某些消化系统疾病影响维生素A的吸收，致使视网膜杆状细胞没有合成视紫红质的原料而造成夜盲。

　　孙思邈12岁时，父亲带他到药农张七伯家，准备给张七伯做装药的柜子。孙思邈见张家院内到处是草药，心想：“这下父母的病可有治了！”于是，他求得父亲同意，拜张七伯为师。

　　张七伯素闻孙思邈是个很乖的孩子，又很孝顺，就高兴地答应下来，说帮孙家带一带这个孩子。

　　《黄帝内经》 分《灵枢》《素问》两部分，为古代医家托轩辕黄帝名之作，为医家、医学理论家联合创作，一般认为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是中国医学宝库中现存成书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

　　孙思邈在张七伯的家里当了3年学徒，经常向师父问这问那，常常使师父十分为难。后来他才知道，师父识不了多少字，只会用一些土方治病，根本不懂药性医理。

　　张七伯也懂得徒弟的心思，同时也发现孙思邈是个极聪明的孩子，自己不能耽误人家的前程，就诚恳地对孙思邈说：“从这往北走40里，是铜官县，我舅舅是那里有名的医生，这本《黄帝内经》就是他送给我的，我读不懂，你拿回去好好读读，等长大些，去找我舅舅学医吧！”

　　17岁的孙思邈，为双亲治病心切，不畏人生路远，终于来到铜官县找到那位名医。可这位医生不会治雀目病和甲状腺肿病，这使孙思邈十分失望。

　　尽管如此，孙思邈还是不死心，决意拜师。他在这里学习了一年，在这期间继续研究《黄帝内经》，医学知识长进了不少。

　　第二年，18岁的孙思邈回到家乡，开始给乡亲们治病。在行医时他不贪财物，对病人同情爱护，渐渐地在家乡有了点名声。

　　一次，一个腿疼的病人前来就诊，孙思邈便给他针灸。他按照传统的疗法，扎了几针都未能止疼。他想，难道除了《黄帝内经》中说的365个穴位之外，再没有别的穴位了吗？

　　他仔细地寻找新的穴位，一边用大拇指轻轻按掐，一边问病人按掐的部位是不是疼。

　　病人一直都摇头。当孙思邈手指按掐住一个新的部位时，病人立即感到腿疼的症状减轻了好多。孙思邈就在这一点扎了一针，病人的腿立刻不疼了。

　　这种随疼点而定的穴位，叫作“阿是穴”，又名“天应穴”或“不定穴”。这是孙思邈对针灸学的一大贡献。

　　阿是穴 穴位分类名，又名“不定穴”“天应穴”“压痛点”。这类穴位一般都随病而定，多位于病变的附近，也可在与其距离较远的部位，没有固定的位置和名称。它的取穴方法即“有痛便是穴”临床上医生根据按压时病人有酸麻、胀、痛等感觉和皮肤变化而予以临时认定。

　　病人的痼疾被孙思邈治好了，他感激地对孙思邈说：“孙先生年纪不大，可医术超群，真是复生的扁鹊，再世的华佗啊！”

　　孙思邈听了忙说：“哪里哪里！我连父亲的雀目病，母亲的粗脖子病都治不好，哪敢与‘神医’扁鹊相比呀！”

　　病人见孙思邈将双亲的病挂在心头很受感动，想了想说：“我家住在秦岭里面，那儿粗脖子病人很多，我表妹就患了这种病，被秦岭之巅太白山脚下的一位先生治好了。”

　　孙思邈听了，欣喜若狂，赶紧问道：“这位先生叫什么名字？”

　　病人说：“叫陈元，是江南人。”

　　扁鹊 （前407—前310年），春秋战国时期名医。医术高超，被认为是神医，当时的人们借用了上古神话的黄帝时神医“扁鹊”的名号来称呼他。他开启了中医学的先河，著有中医典籍《难经》。

　　孙思邈一心想治好双亲的病，第二天就动身赶往太白山。铜官县到秦岭的太白山有200千米旱路，交通不便，旅途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是，为了给双亲治病，孙思邈以惊人的毅力战胜了旅途上重重困难，用了半个月的时间，终于来到了美丽的太白山脚下，几经周折，找到了陈元。

　　陈元见孙思邈一番孝诚之心就收他为徒。陈元是个很诚实的人，他告诉孙思邈自己并不是医生，他治粗脖病的方法，是从他的父亲那里学来的，而且效果不太明显。

　　孙思邈还是满怀信心地住下来，一边行医，一边同陈元采药闲聊，一起探求治雀目病的方法。

　　一天，陈元边采药边说：“我的父亲曾经说过，不知啥原因，雀目病待人不公平，专欺侮穷人，富人就不患这种病。”

　　孙思邈听了心里一动：看来穷人一定是缺少某种东西才患这种病的。如果让穷人也吃上富人吃的东西，说不定能治好雀目病。想到这里，孙思邈就叫一位患有雀目病的人接连吃了几斤猪肉，可仍不见好。

　　孙思邈又翻阅一些药书，见有“肝开窍于目”一条，他想：如果给雀目病人吃肝，一定会奏效的。于是他就给一位患者买了几斤牛羊肝吃。几天后，病人大有好转，又吃了一些，病人奇迹般痊愈了。

　　羊靥 为牛科动物山羊或绵羊的甲状腺体。中医认为，羊靥的味甘淡，性温，无毒；羊靥的功效可治气瘿、胸膈满塞、咽喉项颈渐粗等；羊靥治病方剂有羊靥丸、昆布丸等。孙思邈的《千金方》中记载有用羊靥和鹿靥治甲状腺肿的药方。

　　孙思邈由此受到启发，进一步探讨粗脖子病因。几经调查研究，发现这种病同长期喝一种水有关，如何治疗，还须进一步研究。

　　有一次，一位猎人射死一只鹿，请孙思邈去吃鹿肉，他吃着吃着，想起人们常说的一句话“吃心补心，吃肝补肝”，那么，吃鹿靥能不能治粗脖子病呢？后经实验，果然有效，而且羊靥也行。

　　孙思邈终于找到了治疗双亲的病的有效方法。他马上收拾东西回家，用所学到的方法给父母治病。经过孙思邈的治疗，他父亲的眼睛很快能在夜间看见东西了，母亲的脖子也恢复了正常。多年的心愿终于实现了，他无比欣慰。

　　从此以后，孙思邈更加刻苦地钻研医药知识。他曾经上峨眉山、终南山，下江州，边行医，边采集中药，边临床试验。经过多年努力，他终于著成《千金要方》一书，成为药王。

　　《千金要方》 《备急千金要方》，简称《千金要方》或《千金方》，30卷，是综合性临床医著。唐代孙思邈著，约成书于652年。该书集唐代以前诊治经验之大成，对后世医家影响极大。孙思邈认为生命的价值贵于千金，因而用《千金要方》作为书名。

　　在行医过程中，孙思邈越发感觉到，一个好的医生，必须德才兼备。如只有良好的医德素养，而无过硬的医疗技术，那也只不过是空谈，遇到病人也爱莫能助。

　　孙思邈同时还认为，国君和双亲生病，不能为他们治疗就是不忠不孝的表现。因此，对王公大臣中的病人，只要他们找到自己，他都本着“医者仁心”的宗旨，积极予以治疗。

　　张仲景 （约150或154—约215或219年），东汉伟大的医学家、世界医史伟人。所著《伤寒杂病论》，是中医史上第一部理、法、方、药具备的经典，被后世尊为“医圣”，甚至有庙供奉香火。

　　有一次，唐太宗患病，太医们束手无策，太宗便传旨召孙思邈进宫。孙思邈为唐太宗诊脉后开了处方，一剂下去，不见起色，又服一剂，仍不见效。

　　唐太宗也没有责怪他，让他先回家。孙思邈心里很不痛快，路过一座山，向山民讨口水喝。

　　这户人家只有姐妹俩，以卖药材为生。姐姐用黄色花冲了一碗金花茶，妹妹用白色花冲了一碗银花茶。孙思邈每样茶喝一口，觉得味甘清淡，止渴清热，对两姐妹说：“这两种花都可以入药。”

　　姐姐解释说：“这两种花是一种药，刚开时为白色，盛开色变黄，叫金银花。莫说你，就是孙思邈也不认识假药呢。我们进城卖药，那些太监把我们的药全部拿走，只给一点点钱。我们气不过，就用假药骗他们，为此，连孙思邈也治不好万岁爷的病。”

　　孙思邈这才恍然大悟，他立即表明身份，拜两位山姑为师，跟她们学习采药、制药。后来，孙思邈亲自采药进宫，一剂药就治好了唐太宗的病。唐太宗接受了他的忠告，责令太监上市公平买卖。

　　孙思邈对古典医学有深刻的研究，对民间验方十分重视，对内、外、妇、儿、五官、针灸各科都很精通，有24项成果开创了中国医药学史上的先河。他是继东汉医学家张仲景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面系统研究中医药的先驱者。

　　孙思邈对医德的建树，是不可磨灭的。他为治疗双亲而立下的最初志向，堪称行孝楷模，千百年来为人们所传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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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思邈医术高明，民间传说他有起死回生之术。

　　有一天，孙思邈外面出诊，路遇出殡，棺材里渗出一滴一滴鲜红的血迹。他向人问明死因，这时送葬队伍早已走远了。孙思邈急匆匆直追到墓地里。人们正要下葬，经他一再解释，才打开棺材。他用随身携带的针灸和药物救活了难产闭气的妇女，使孕妇顺利分娩。

　　人们无不惊叹孙思邈高超的医术。但是，对群众的赞许，家人的感激，孙思邈只微微一笑，并无所求，匆匆而去。

　　欧阳修不忘母亲教诲

　　在宋代，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发达，孝悌文化也进入历史的最盛状态。北宋时期的欧阳修幼承家教，待成年后，积极将儒家的仁爱孝悌思想贯彻于自己的实践活动中，有力地促进了宋代民间社会讲孝行孝的孝文化的发展。

　　欧阳修1007年生于北宋吉州永丰，就是现在的江西吉安永丰。他出身于封建仕宦家庭，其父欧阳观是一个小吏。在欧阳修出生后的第四年，父亲就离开了人世，于是家中生活的重担全部落在欧阳修的母亲郑氏身上。

　　为了生计，母亲不得不带着刚4岁的欧阳修来到随州，以便孤儿寡妇能得到在随州的欧阳修叔父的照顾。欧阳修的母亲郑氏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家庭，只读过几天书，但却是一位有毅力、有见识、又肯吃苦的母亲。

　　欧阳母不断给年幼的欧阳修讲如何做人的故事，每次讲完故事，她都把故事作一个总结，让欧阳修明白做人的很多道理。欧阳母教导欧阳修最多的，就是做人不可随声附和，不要随波逐流。这对欧阳修以后在官场如何做人做事，影响非常之大。

　　欧阳修稍大些以后，欧阳母想方设法教他认字写字，先是教他读唐代诗人周朴、郑谷及当时的九僧诗。尽管欧阳修对这些诗一知半解，却增强了读书的兴趣。

　　九僧诗 “晚唐体”诗人中的希昼、文兆、惠崇、怀古等9位僧人，继承了贾岛、姚合反复推敲的苦吟精神，内容大多为描绘深邃幽静的山林景色和枯寂淡薄的隐逸生活，形式上特别重视五律。九僧诗中，虽时有文字颇为精警的断句，但全篇的意境往往不够完整。全称《九僧诗集》。

　　眼看欧阳修就到上学的年龄了，欧阳母一心想让儿子读书，可是家里穷，买不起纸笔。有一次她看到屋前的池塘边长着荻草，突发奇想，用这些荻草秆在地上写字不是也很好吗？她就用荻草秆当笔，铺沙当纸，开始教欧阳修练字。

　　欧阳修按照母亲的教导，在地上一笔一画地练习写字，反反复复地练，错了再写，直至写对写工整为止，一丝不苟。这就是后人传为佳话的“画荻教子”的故事。

　　幼小的欧阳修在母亲的教育下，智力得到了很好的开发。他不但很快就爱上了诗书，而且每天还练习写字，积累越来越多，年纪不大的时候就已能过目成诵了。

　　欧阳修由于家里穷，常常去借书看，随州城南的李家是一个藏书家。欧阳修不断地到这里与李家的孩子一起玩，时间久了，就将李家的书借回家看，无论严寒的隆冬，还是赤日炎炎的盛夏，从不间断，从不松懈。每见到书上一些好的内容，他都赶快把它抄下来。

　　一天，欧阳修从李家旧纸筐里发现一本《韩昌黎文集》，经主人允许，带回家里。打开一看，大开眼界，便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阅读起来。

　　北宋初年，社会上多流行华丽浮躁、内容空洞的文风，而韩愈的文风与之完全不一样。欧阳修被韩愈清新自然的文章所打动。他高兴地对母亲说：“世上竟有这么好的文章啊！”

　　母亲告诉他说：“世上的好文章，都是先做好人，然后才写出来的。古语说‘文如其人’，什么样的文章，就代表着什么样的人品。”

　　欧阳修牢牢记住母亲的话，下定决心做个像韩愈那样的好人。无形之中，韩愈已经成了他心中的偶像。尽管欧阳修年纪尚小，对韩愈文学思想未必能全部吃透，但却为他以后革除华而不实的文风打下了基础。而正是在这种思想启迪下，一个学习韩愈、革除当时文坛上坏风气的念头，在他的脑海里油然而生。

　　欧阳修长大以后，到东京参加进士考试，连考3场，都得了第一名。欧阳修20岁的时候，已是当时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