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中的时光：塔可夫斯基日记（1970—1986）【上】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电影无须笔者再来饶舌。翻译塔可夫斯基的日记选《时光中的时光》，如同观赏他的七部半电影，亦如同研读他广受好评的电影论著《雕刻时光》，俱是短暂与无常人生值得倾心倾力投入之事。因为，诚如塔氏弟子索科洛夫所言：“塔可夫斯基毫不妥协的艺术原则和个人典范，比他的风格更重要。”［1］所以，若将《时光中的时光》局限于一册“专业”电影导演日记，抑或仅供研究塔氏作品及其生平的专家学者之学术参考，不仅有辱作者，也有辱这本书的诸多读者。    塔氏日记卷帙繁多，但因涉及私隐与品藻等故，一直未有全本发行。除了筹划中的俄文版，目前较好版本为英、法、意和波兰文等译本，并各有所长。这本《时光中的时光》，乃《雕刻时光》英译者基蒂·亨特－布莱尔（KittyHunter-Blair）直接翻译自俄文原件，这也是当今公认的最佳英译本。除了日记，书中并收录五则塔氏访谈、演讲记录与个人创作笔记，仔细阅读，不难发现其与日记和《雕刻时光》的相通之处。    日记的时间跨度为十七年，即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塔氏筹拍《飞向太空》之际，终于一九八六年病逝巴黎之前两个星期。就其创作生涯而言，几乎涵盖塔氏所有作品（包括《雕刻时光》一书）的酝酿、实施与完成。不仅如此，更显露他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经济困境、家庭与人际关系、创作艰辛、与苏联官僚的苦斗，也有内心彷徨、焦虑、怀疑甚至绝望。然而在我看来，全书最重要亦最令人震撼之处，却是塔氏日记贯穿始终、不断坚定的信念。这一信念，是对艺术、生命及真理的赤诚之心与身体力行，读来不仅感慨，更能烛照心灵，予人超越坎与创造的勇气。    塔可夫斯基一生孤高，性情内倾执拗，活在彼时苏联，心中郁卒，可想而知。即使后来移居西方，他亦有如鹤立，绝不屈从无孔不入的物质主义与庸俗风潮。或许有人认为，以开放社会的多元艺术观与价值观，以伴随时代发展不断出现的全新艺术表现与审美方式视之，塔氏终其一生追求的纯粹艺术与高尚人生等信念，不免太过理想与“独断”。譬如英国影评人伊恩·克里斯蒂（IanChristie）就曾分析，塔可夫斯基“必须重被摆回那个培育他成为艺术家、给他许多很能欣赏他的观众的苏联环境中（虽然官僚体系桎梏重重）”；并且客观地指出，“只有完全不用考虑市场（因为全由国家政治主宰）的苏联导演才会如此漠视商业考量”［1］。    伊恩·克里斯蒂的分析并非一无是处。然而，置身这一玩世不恭大行其道、现实或“虚拟”得以至失真的纷纭人间，看过东西方太多“始乱终弃”、口是心非或笔是心非的各色“大师”及其作品，塔可夫斯基的理念纵然有其“独断”一面，但依然如天外来鸿，当头棒喝，促人惊醒与反省。比照他精心构造的几部电影与理论著述，塔氏日记好在无拘无束，直抒胸臆，让后来读者窥见他通往信念之路的点点滴滴与苦苦挣扎。尤其难得的是，他绝非口惠而实不至，而是以自己的所有作品、以自己的整个身心来力行，为时人与后人树立不朽典范。就此意义而言，塔可夫斯基与美国作家梭罗毫无二致（塔氏后期日记多次引述《瓦尔登湖》），他们都蔑视所谓公众舆论，都拒绝所谓的成功定义，都不为他人评判所动，但又不仅仅停留于摇唇鼓舌，而是始终活在自己的信念之中，甚至不惜为之献出一切。    《时光中的时光》深刻与动人之处，亦在于塔氏对生与死的思考（日记不仅记录很多梦境，也有灵光闪现的相关论说），不断的自我反省与自我肯定……尤其后者，读者最有可能心生误解。其实，正如伊恩·克里斯蒂所言，读者仍须回到当年的苏联环境，才可见出相关日记的痛苦与积极内涵，即塔氏一方面拥有很多欣赏他的苏联观众，一方面又要与各路官僚苦苦缠斗，争取最大限度的创作乃至生活空间。肯定自己，肯定自己选择的崎岖之路，正可显示塔氏与现实搏斗（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后来移居西方）的痛苦心境与超凡意志。而他的这一心境，在一九八二年三月十八日的日记中表达得最为明晰：“我觉得我与蒲宁亲如兄弟：他的乡愁，他的希望，他的要求严格；没眼力的人，却将这些归结为怨怼。”    二    《时光中的时光》一大缺憾，在于塔氏去世前几年的日记较为简略，尤其他最后一部电影《牺牲》拍摄前后的记录。主要原因，可能是本书结集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塔氏家人尚未公开更多日记。不过，大约四年前，笔者一腔热血与鲁莽，已从网上最详尽的塔可夫斯基资料网站（Nostalghia.com）转译《牺牲》前后的塔氏日记（收入拙著《新青年DVD手册周成林专辑》）。比较本书相关内容，这一部分更为丰富，但因网站英译来自波兰文译本，多有“转手”，加之彼时中译仓促，资料相对欠缺，错漏与不如意无可奈何亦无可避免。    然而正因如此，我才与《时光中的时光》结缘。本书中译与出版酝酿于三年前，其间几经周折，人事全非，译稿虽然近半，但因出版无望而几近放弃。好在心诚则灵，加之几位热心朋友鼎力相助，《时光中的时光》终有机会在塔氏逝世二十周年之际付梓，不亦这位杰出的电影诗人与艺术圣徒冥冥之中多有佑护？    塔氏日记虽系转译，翻译却有相当难度，不仅因为日记随心所欲，诸多人事物未必连贯，亦因塔氏时常穿梭于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多维时空，并有大量古今中外引语，从老子到古罗马哲人，从蒙田到中古时代日本高僧，从普希金到托尔斯泰……所以，笔者常常苦于推敲某段日记或引语（若无现成中译或难觅，只好自己翻译；若有现成中译，但私下觉得不理想，参考之余只得另起炉灶），唯有咬紧牙关，竭尽所能，包括数度重温塔氏电影及搜罗相关纪录片，务求以通顺、地道与简约的中文，传达塔氏语感（哪怕通过英译）与本意。    因为地域隔阂，素未谋面只闻其声的韩猛先生乃本书中译本“始作俑者”，没有他的提议与鼓励，我不会有如此“痛苦”却又刻骨铭心的翻译经历——当然不仅仅限于文字，更在于书中的精神力量与不朽典范。同样因为地域隔阂，素未谋面只闻其声的友人牟君，帮我查找核对书中部分引语的中译，免去我翻箱倒柜或奔走书店的很多麻烦；不独如此，牟君还就中译初稿二稿的诸多翻译腔提出批评，使我有时时留心之“烦恼”，虽然我至今不敢保证，这些翻译腔伪中文已全无踪影。常居欧陆的老友谢君赠我原著，并于酝酿之初帮我打探本书版权来源，虽然最后花落别家，但不论如何，只要是花，开在哪里，都能开出一个独特而丰富的世界。最后，当然不是最末，我要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陈凌云先生，我最难忘他通知我着手翻译的手机短信：“有缘。”——人活一世，能与塔可夫斯基结缘，终究是件灵魂喜乐的好事。    当然，中译所有错谬尽归于我。    周成林    二○○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凌晨

　　    一九八五年和一九八六年，我有幸翻译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电影论著《雕刻时光》。这项工作困难重重，但始终充满惊喜。我一直仰慕塔可夫斯基，视他为二十世纪后期主要的文化人物之一。他的电影，毫无疑问属于俄国和欧洲的美学与精神传统，但具有永恒与普世意义；与此同时，又总是个性鲜明。《雕刻时光》卓越之处，是它论及非常重要的问题时，也能以亲近方式向读者讲述。而《雕刻时光》出版以来，显然已成为相当范围的读者生命中一个重要部分。    翻译《时光中的时光》是截然不同的经历。笔记和日记不是写给读者看的。塔可夫斯基常因心血来潮而写，为他自己而记，所以这些文字并非条理分明。这本日记，只是导演职业生涯所写日记的一部分。但翻阅这些日记，我仍然为塔可夫斯基的个人魅力所吸引，而正是这样的魅力，让他的仰慕者对他的所有作品心怀敬意。    塔可夫斯基经常援引的作家赫曼·黑塞（HermannHesse）写道：“每一个人都不仅仅是他自己。他还是与世上诸多事件相交汇的一点，这个交汇只有一次，而这一点独一无二，意味深长，卓越超绝。”翻译这本书的时候，我不止一次感觉到，黑塞的这段话，用来形容安德烈·塔可夫斯基是多么恰当。    基蒂·亨特-布莱尔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生于一九三二年四月四日。他的母亲玛丽亚·伊万诺芙娜是位优秀演员。他的父亲亚森尼·塔可夫斯基是有名的诗人与翻译家。塔可夫斯基的双亲都在他的电影中起到重要作用——母亲作为演员，父亲则以其令人难忘的诗歌，这些诗作，安德烈的几部电影都有采用。    父母分开后，安德烈和妹妹玛丽娜继续与母亲一起生活。一九三九年，他在莫斯科的学业中断，但一九四三年他又回到该城。除了学校的常规课程，他开始学习音乐和绘画。一九五一年，他进了莫斯科东方语言学院，但因病辍学［1］。一九五四年，他考入莫斯科有名的苏联国立电影学院（VGIK）。在这里，米哈依尔·依里奇·罗姆是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他与安德烈·米哈尔科夫－冈察洛夫斯基的友谊，使他俩合作撰写了电影剧本《压路机与小提琴》，这是塔可夫斯基初次亮相的电影，他因此获得VGIK的学位，而影片也显露出他以后作品的经典要素。    塔可夫斯基的第一部故事长片于一九六二年四月在莫斯科上映。《伊万的童年》改编自弗拉基米尔·波哥莫洛夫的小说（作者也参与了拍摄），并于同年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伴随成功而来的国际赞誉，在他的祖国引起思想方面的重大忧虑，并于随后——大约一九六六年末，《安德烈·卢布列夫》首映之后——上升为猛烈批判，给塔可夫斯基的工作带来极大困扰。这一政治与思想取向，势必影响影片的发行策略。譬如，一九六九年，《安德烈·卢布列夫》在戛纳电影节脱颖而出并获奖，但苏联电影部直到一九七三年才批准影片出口。同样，面对强大的官僚阻力，自传电影《镜子》于一九七四年拍竣，但数年后才进入西欧影院。    《飞向太空》（1971/1972）改编自史坦尼斯拉斯·列姆的科幻小说。塔可夫斯基这部影片触及的题材——人类迈向太空——相对当时的苏联而言无伤大雅，但仍然招来一系列批评与反对。《潜行者》是塔可夫斯基在苏联拍摄的最后一部电影，改编自斯特鲁嘉茨基兄弟的小说《路边野餐》。影片涉及的主题反映了导演的世界观：自然科学与信仰之间的裂痕，核战威胁下的人类前景，以及人类最后仍然拥有的微弱希望。    在莫斯科导演话剧《哈姆莱特》之后，塔可夫斯基于一九八二年到意大利拍摄《乡愁》。这部苏联与意大利合拍片，由塔可夫斯基与诗人托尼诺·古埃拉合作撰写剧本。但影片主题却是经典的俄罗斯困境：离开祖国的艺术家，被思乡所折磨，既不能返国又不能远离——这也是塔可夫斯基在其人生最后岁月所遭遇的命运。    一九八三年秋，他在伦敦柯芬园歌剧院成功导演《鲍里斯·哥杜诺夫》。一年半以后，一九八六年，他广受赞誉的著作《雕刻时光》出版。大约这一时期，他于一九八五年在柏林获得德国学术交流服务的资助，并继续准备他的最后一部电影——《牺牲》，这部影片也常常被称为塔可夫斯基的遗作。    一九八五年底，《牺牲》在瑞典的拍摄结束，受到病痛折磨的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回到罗马，一年后，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病逝于巴黎的癌症病院。他被安葬在俄国移民墓地，位于法国城镇Saint-Genevi弙e-du-Bois。    基蒂·亨特-布莱尔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    殉道记    一九七○年四月三十日    徒然索味，终日面砚，把心猿意马无所由事，又不明事由地写下来，这就既怪又狂了。    ——（十四世纪）吉田兼好《徒然草》序段    四月三十日，莫斯科    我与萨沙·米舒林又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当然，首先得写出来：现在考虑如何导演为时尚早。    几乎可以肯定，把小说搬上银幕没有意义。我们要拍的是这人本身。有关他的品格，他的上帝，他的恶魔，还有他的作品。    托利亚·索隆尼岑演陀思妥耶夫斯基会很出色。目前我必须读书，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所有作品，关于他的所有著作，还有俄国哲学——索洛维约夫、列昂捷夫、别尔嘉耶夫等。    “陀思妥耶夫斯基”，可以代表我在电影中想做的一切。    现在是《飞向太空》，目前进展慢得恼人，因为在莫斯科电影厂，事情到了紧要关头。    然后——《晴朗的日子》。    五月十日，莫斯科    一九七○年四月二十四日，我们在米亚诺耶买了一所房子。这是我们想要的房子。现在我什么都不在乎了。他们要是不给我事做，我就待在乡下喂猪养鹅，照看我的菜地，让那帮人见鬼去！    我们要慢慢打理好房子和花园，把它弄成一所怡人的乡间石屋。    这里人看来不错。我装了个蜂箱。以后有蜂蜜吃了。要是能弄到一辆小货车，我们就万事大吉。现在我得多挣钱，这样到秋天就能把房子弄好。房子冬天也得住人了。此地距莫斯科三百公里——人不会白跑到这儿来晃荡。    目前两件要事：    1.《飞向太空》得分为两集。    2.尽可能增加《卢布列夫》发行量。    这样我的债就清了。    还有——杜尚别的协议。    房子需要做的：    1.重葺房顶。    2.重铺所有地板。    3.给窗户再装个框。    4.给房子及屋顶铺设砖瓦。    5.砌蒸汽取暖的火炉。    6.修补走廊裂缝。    7.在房子周围设栅栏。    8.地窖。    9.去掉天花上的胶合板。    10.房间之间开道门。    11.走廊上装火炉。    12.在菜园建浴室。    13.建厕所。    14.安装从河边至房舍输水用的（电动）水泵（要是冬天不结冰）。    15.淋浴设备（浴室边）    16.栽种花木。    17.油漆地板、走廊墙壁以及房梁。《时光中的时光》一九七零年 一九七零年(2)    五月二十五日    去见巴扎诺夫。《飞向太空》分为两集一事，他答应给苏林打电话。得赶快！工作停了。    要尽快试拍几个场景。除了哈蕊，其他角色都分派好了。    演员：    克里斯——巴利欧理斯    克里斯父——格林科    伯顿——马斯乌利斯    史劳——雅维特    沙托利乌斯——索隆尼岑    母亲——塔可夫斯卡娅（——若是她同意）    信使——斯蒂文斯    拉丽莎不舒服。她快生孩子了。天哪！    六月四日    事情渐渐有眉目。委员会同意《飞向太空》胶片长度为四千米，即十四部分共两小时二十分。党中央委员会显然也将过问到日本拍摄一事。    拉丽莎去看医生，医生说可能是双胞胎。    六月十三日    昨天有人向我推荐碧比·安德森。我整晚都在琢磨她能不能演哈蕊。她当然是出色的演员，但她不够年轻，虽然看上去很不错。我不晓得，也没想好拿她怎么办。她愿意拿卢布。她整个夏天要为伯格曼拍戏，秋天就有空了。再说吧。眼下我还没定。我必须同伊娜谈谈。    十二号我带申卡去学校。我觉得他不及格，但校长很宽容，什么也没说，看来就学校而言，目前一切尚好。    六月十五日    昨天去见伊娜。我提议她演哈蕊，她很吃惊，但没拒绝。她较为纤弱，有种敏感的东西，那种轻盈，恰好是哈蕊需要的。她要是演这个角色，会很精彩。只是还得找到演母亲的人。也许德米朵娃？    科利亚·西什林今天要来。（他很不错，很正直。）我想把《晴朗的日子》念给他听。    唯一办法是“从上面”着手。说不定他有好建议。    七月十一日    很久没写东西。碧比·安德森和她丈夫在这里。她很想演《飞向太空》。她无疑是很出色的演员。我要让伊娜再试一次镜，用新的化装，要是我对她仍然没把握，就开始“测试”碧比。顺带说说，她愿意拿苏联卢布，换言之，这实际上等于不拿钱。    拉丽莎后天入院。    凯文住宅的外景地找好了。我觉得那地方很好。有银柳和一个池塘。另一处有条河，也有银柳。我们得开始搭布景。演员我不用担心。雅维特和巴利欧理斯都很出色。索隆尼岑与格林科还要努点力——俄罗斯学派——类似于半吊子。    （乡下女子对抱怨自己年龄的男人说：“您的前方一切还在！”）    碧比来演《晴朗的日子》中的母亲会很精彩。    昨天看了卡拉斯克改编契诃夫《海鸥》的剪辑版本，难以置信。我想这回他要吹嘘一番了。    七月十二日    昨天我喝醉了。把胡子也剃掉了。我今早才反应过来。我所有证件照都留胡子。还得留起来。    我真爱我的拉洛契卡，她太好。可我既然爱她，为何又喝得大醉……大概因为缺少众人皆知的那样东西真希望拉丽莎快点生孩子。我最怕自己带她去医院，想起来都怕。    八月十五日    八月七号傍晚六点二十五分，拉丽莎生了一个儿子：安德鲁什卡。她晚产一个月，但孩子很快就生了。他们今天回家了；确切说，不是今天，是昨天。剧组来道贺的只有鲁宾娜与塔玛娜·格鲁吉芙娜。去他们的吧。他们想凑钱买辆婴儿车。麻烦他们了。不知为什么，尤索夫想知道——“为什么送这么贵的礼？”都是些疯子，没了人样。    安德鲁什卡生下来七天了。他看去像满月的婴儿。他很安静。不哭不闹。他有时候用鼻子大声呼吸，要么就吱吱喳喳。    剧组的事情还是不顺。德沃泽斯基还没收到鄂木斯克区委给他的介绍信。去日本的事情也没把握。他们没拨给我们足够的胶片。凯文住宅的布景不能如期完工。今年冬天看来拍不成外景了。    伊娜又试了次镜。她很好。但说到“整体”，我还不晓得。    剧本写作——我和棱雅·柯茨洛夫两人——停下来了。没时间。弗雷德里克从南方来。他要对剧本做些改动。    按照贝亚耶夫指示寄去的脚本，杜尚别那边杳无音信。就靠这个换钱了。身无分文，负债累累。接下来会怎样？我简直不敢想。    安德鲁什卡吃得很饱，很快就睡着了。他是个聪明孩子，不哭不闹，很安静。    乡下房子的屋顶得重新铺过，大修一次。    又读托马斯·曼。他是天才！《魂断威尼斯》令人惊叹！虽然情节荒唐。    索尤仁电影厂的特尼什维利建议我为国外市场拍部电影。看吧。也许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但得等到《晴朗的日子》之后。《时光中的时光》一九七零年 一九七零年(3)    八月二十六日    安德鲁什卡真好玩。喂他东西的时候他会笑。一叫他的名字，他就全神贯注。总之很逗人爱。不过他长了点疥癣。医生要我们给他涂药膏。    去日本的事情有眉目了。他们要给我们两千美金，五个人用。开玩笑！兹维尼戈罗德的场景要停下来，一直等到明年五月底。    拉丽莎心脏与胸口不舒服。谢天谢地，乳腺炎很快就好了，但她发了两天高烧。    电影厂的事情糟得很。由小见大。一切要往何处去？只有天晓得。负责的是些白痴。    八月二十七日    在读《新世界》上奥夫契尼科夫写日本的精彩小品。精彩！敏锐而睿智。去大阪之前能读到这些小品，我真是有幸。    九月一日    昨天我带申卡与妈妈去库斯克车站。申卡长大了。不知为什么，他兴高采烈的时候，突然会闷闷不乐。这真是又好又不好。    他很浮躁，注意力不集中。我花了一个小时教他怎样报时。他好像明白了，隔了一个小时问他，又忘得一干二净！    他的注意力这样不集中，或许也很自然。    实际上，他可能把注意力都集中到别处了吧。    孩子未必要当神童。他必须是个孩子。唯一要紧的，是他不应该“粘在”孩子气上。    读冯尼古特《儿童改革运动》。没错，他是个和平主义者，一个好人，下笔有神。    但我们那些毫无意义、毫无用处而又伟大的俄罗斯奥义何在？！悲哀。    “我不想有新爸爸。我为啥不能只有一个！”    “这怎么回事？什么新爸爸？”    “妈妈说我应该有个新爸爸。”    “再说吧，这个以后再说。”    （与申卡的对话）    伊娜为什么要那样说？为什么要有新爸爸？这件事我必须和她谈谈。    电影书（《对照》）的插图，用勒约瓦叔叔的照片会很好。    翻旧报纸，翻到一篇大学里讨论《卢布列夫》的记录。天哪，什么水准。糟糕，可怜。不过有位数学教授马宁，列宁奖金得主，大概不到三十岁，发言很精彩。我很认同。并非自卖自夸，但这恰好是我拍《卢布列夫》时的感受。我很感激马宁这番话。    “差不多每个发言者都在问，我们为什么要忍受这部三小时长的电影。现在，且让我试着回答这个问题。    “那是因为二十世纪情感泛滥。我们读报，看到印度尼西亚有两百万人遭屠杀，但我们的印象，却跟读到我们冰球队赢球的报道相差无几。印象都是一样的！我们分辨不出这两件事有多么巨大的差异。我们的感知通道被磨圆了，以致无动于衷。然而，我想说的不是这个。可能不这样的话，人就很难活下去。我想说的是，的确有一些艺术家，他们让我们感受到事情的实质。他们终生背负这一重担，我们必须感谢他们。”    坐两小时听一堆废话，有了最后这段话，却很值得。    这不是中途抱怨发火的时候。现在抱怨太迟了，既无意义，也无尊严。我们必须认真考虑怎样继续生活：轻举妄动将会导致灾难后果。    这不是捍卫什么特殊利益的问题，而是我们的知识界、我们的民族、我们的艺术都危机四伏。如果艺术的衰落显而易见——的确如此——如果艺术是这个民族的灵魂，那么，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正苦于精神危机。    （我现在更倾向于碧比。）    我想让索尔仁尼琴看看《卢布列夫》。跟肖斯塔科维奇说说这事。    九月三日    “名雕刻师使用的，是有点儿钝的刻刀。”——（十四世纪）吉田兼好《徒然草》    “秋月特佳。或云，月总是如此，不能辨别，殊乏雅趣。”——同上    “……我们的心里浮涌来种种欲求，不就是因为本心不存在了吗？心中如果有主人，胸中大概就进不来那么多妄念了吧。”——同上    昨天去见N.P.阿布拉莫夫，有关波兰《电影》杂志访谈一事。他是个老好人，但见识有限得很。我跟他谈电影特性与科幻小说，他听了很兴奋。难道他自己真的从来没想过？他把他写的书送给我，文笔笨拙，内容空洞，实在叫人厌倦。    那些老人多么虚荣——格拉西莫夫[1]之流！他们多么渴求名声、赞誉及奖赏！他们显然觉得，这样就可成为优秀的电影人。真是非常可悲。这些可怜的半吊子到处挣钱，而且很在行。    赫塞对此有恰当评语：“半吊子是个怪物，他力不胜任，但又乐在其中。”    至于那些自不量力的所谓艺术家、诗人与作家，我也替他们遗憾，他们真正谈论的并不是工作，而是赚钱。    人活着所需甚少。工作起来自由自在才是可贵的。出书、参展固然要紧，但要是不行的话，你还有最重要的东西——做自己的事，无须别人首肯。    但电影不行。国家不恩准，你一个镜头也别想拍。用你自己的钱做点事情就更不用说了，那会被视为抢劫、思想进攻与颠覆。    一个作家就算有天赋，但因为作品无人出版而放弃写作，那他就不成其为作家。艺术家因为创作冲动成其为艺术家，确切说来，这与他的才能相辅相成。《时光中的时光》一九七零年 一九七零年(4)    九月五日    今天我必须回答阿布拉莫夫的愚蠢问题。    安德鲁什卡乳腺发炎。医院给他扎了鱼石脂绷带。可怜的小家伙，一上午都在笑。    我担心去日本的签证。我们当然不知道什么时候下得来。这种机制足以把人逼疯。要是展览结束我们还到不了，就没时间拍任何东西。我们必须在市内拍。老天在上，真是些白痴！    有人可能觉得，我拍电影是为了私人乐趣与个人利益，所以才遇到抵触。    制片主任与服装设计师现在怎么办？    O.特尼什维利告诉我的助手，不值得“逼”碧比——太难了，不是个好主意，等等。就这样说的。星期二我要骂他几句。等着吧。当官的又发明了新花招——责备所有人所有事，好像整个体制只有他们才像样。他们还以“行不通”来为自己的懒散辩解。但是G.I.库尼岑[1]完全不同。所以他处境艰难——他想自己拿主意。    何谓真理？真理的概念何在？它一定是很人性的东西，在客观、超人性、绝对一类术语中，找不到对等词汇。    因为它是人性的，它就是有限的，用人性的术语来说，被严格限定在人性环境这一框架内。人性与宇宙之间并无可以想象的联系。真理也是如此。我们在自己的局限之内求得伟大——就像欧几里得那样，但与无限相比微不足道——恰好证明我们只是人。不愿追求灵魂伟大的人没有价值，就像田鼠与狐狸一样无足轻重。宗教是人类为了定义强大之物划分出来的区域。但老子说，世界上最强大的东西，“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2]。    因为有了无限法则，或者人类无法感知的无限法则，上帝的确存在。对于无法掌握其本质的人类而言，未知的——不可知的事物——就是上帝。就道德的意义而言，上帝就是爱。    人活着必须有理想，不能折磨他人。这个理想，是精神与伦理法则的概念。    道德在人心中。伦理规范却是外物，人把它发明出来替代道德。凡是道德匮乏与沦丧之处，伦理规范就发挥作用；凡有道德之处，则无需诉诸伦理规范。    这个理想不可达到，但是，理解这一现象，正可见出人类理性之伟大。    假借理想，倡导有可能实现的某一特定目标，却颠覆常识，步向疯狂。    人类彼此疏远。新的大同，或能建基于共同目标，但此乃谬论。近五十年来，人类按照自己所谓的目标结伙偷窃，扮演伪君子，但并未大同。共同目标只有基于道德，只有置于理想与绝对王国，人类才有可能携起手来。    正因如此，劳作本身从来不能令人高尚。正因如此，才会有技术进步这样的事情。若将劳作归入道德范畴，视为勇猛举动，而进步却是反动，那这种看法就是荒谬的。    列夫·托尔斯泰说：“声称劳作就是美德，正如将人的吃食与品德等同看待，都是极大的曲解。”    他补靴子、耕地，实则别有用意：乃为了深切体验自己的躯体——他那作为歌者的躯体。    除了上帝，人要是不能“把握难以把握的东西”，他就根本不配存在。    宗教、哲学、艺术——世界赖以存在的三大支柱——都是人的创造，用来象征性概括无限这一概念，并针对它确立一个或能把握的象征（实则不可能）。如此煌煌巨构，人却没发现别的东西。诚然，人出于本能发现了它，但并不知晓为何需要上帝（信上帝比较容易！），为何需要哲学（解释一切，乃至生活意义！），为何需要艺术（可以不朽）。    相对短暂人生，无限这一概念，真是天启般的想法。这一概念本身就是无限的。我并非说，迄今为止，我确信人类乃这一整套架构的标准。植物又如何？没有标准。也可能到处都是——在宇宙的每一颗微粒之中。但对人类来说，这并不太好，很多东西他得放弃，自然不需要他。不过，至少在地球上，人类已经意识到，自己正面对着无限。    或许那只是一片混乱？毕竟，没人能够证明意义何在。当然，另一方面，若是有人想要证明（当然证明给他自己看），他可能会想爆脑袋。他的生活可能变得没有意义。    H.G.威尔斯有篇小说名为《苹果》，写人们如何害怕吃掉知识树上的果子。这个想法很精彩。    我绝不能肯定人死后什么都没有，就像聪明人向我们保证的那样，只有虚空，只有无梦的长眠。没人像那样睡觉不做梦：这好比某人入睡（他记得），然后醒来（他也记得），但对其间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有些事情发生了，他只是不记得而已……    生命当然没有意义。要是有，人就不自由了，他会变成意义的奴隶，他的生活会被全新的标准所支配：奴役的标准。就像动物一样，它生命的意义就是生命本身，就是延续物种。    动物营营役役，因为它本能地知晓自己生命的意义。正因如此，它的活动范围受到限制。另一方面，人却宣称自己追求绝对的东西。    九月七日    我们的孩子们会是什么样子？很大程度取决于我们。但也取决于他们。他们的心中，一定要有争自由的热诚。这又得看我们的。生而受奴役的人，本性难移。    一方面，下一代要是能享受某种程度的和平生活，那是好事；另一方面，和平也是危险的事情。我们自身的庸俗和所有小资习性，最易倾向和平。不论发生什么，他们在精神上决不能萎靡不振。    教育孩子最要紧的，是培养他的美德与荣誉感。    无论如何，我都要拍《晴朗的日子》。这是同一工作的一部分。是一种职责。    觉得自己不欠任何人，这种想法多可怕，多可耻。因为根本不可能。只有一个办法可以，除非你有本事闭上双眼。    这种人现在多得是。我觉得自己看穿了阿图诺·M.，一个很软弱的人。他背叛自己到了这种地步，完全是自我堕落。    我与棱雅·柯茨洛夫在写《对照》。进展艰难。我们什么都想谈，想说真话。但有些话题是禁忌，无论怎样都会被编辑删掉。我们只得谈些理论。    我老在考虑《晴朗的日子》。这部电影会拍得很美。它将是一个实例，完全以个人经历为内容的电影。正因如此，我确信它对观众来说很重要。    我要是拍完《飞向太空》就好了，但现在甚至还没开拍。还有整整一年，痛苦的一年……没人可以共事。    我炒了制片主任。服装师我也炒了。谁来代替他们？电影厂根本没人。    巴利欧理斯刚刚来了一封电报：“美国之行推迟到春季。”那时候我们正需要他。一天比一天担心。要是缺了巴利欧理斯，还有谁呢？要么柯萨·斯莫库洛夫斯基？    碧比那边我必须立刻行动。《时光中的时光》一九七零年 一九七零年(5)    但从什么角度？我应该怎样开始？特尼什维利只是咕哝了几句，并没确定。    纯属偶然，我读了《新世界》上叶夫图申科的《喀山大学》。多么糟糕的东西，差得令人吃惊。庸俗的先锋派。无疑，这个西伯利亚人从前更有才气。他现在还剩下什么？“香槟酒中的菠萝”，还有傲慢的微笑。    申亚卖弄风情博取赞誉的做法真可悲。    有一次，在全苏戏剧协会，他醉醺醺走过来对我说：“安德烈，您为什么这样无情？”我没答话。    “知道吗，您让我想起一位出身名门的白军，他参加了高尔察克的冰上撤退。那时节，可能只有我祖父或父亲趴在雪地上，就像游击队员一样，拿着他们的破枪。那些军官全冻成冰块，知道吗，动弹不得。”    这个申亚，可真是个人道主义者。    可能会拍的电影：    1.《卡戈尔》（博曼的审判）    2.《物理学者与独裁者》（多种版本）    3．《带塔楼的房子》    4．《回声》    5．《逃兵》    6．《约瑟兄弟》    7．索尔仁尼琴《玛特约娜的房子》    8．《陀思妥耶夫斯基》    9．《晴朗的日子》——尽快！    10．陀思妥耶夫斯基《少年》    11．《圣女贞德，一九七○》    12．加缪《鼠疫》    13．TwoSawtheFox    电影剧本：    1．《最后的狩猎之旅》或《冲突》    2．《浩劫》    3．《飞人》（根据贝利亚耶夫小说改编）    要是光景好，我早成百万富翁了。从一九六○年开始，每年拍两部电影，我已经拍了二十部……跟我们这帮白痴在一起，怕是没机会了。    “世上的傻瓜，要数这一帮最傻。”    “蠢哪，阿克斯由真蠢，把自己的茅屋搬了三次。找找更好的法子吧。”——乡下人的对话。    快落幕的时候，剧作家常常卖弄机灵台词，或将剧情逆转。这显得没品位。好的剧本不会这样。    奇怪的是，当人们走到一起，只因制作或安排的缘故结成团体，他们就开始憎恶对方，相互诋毁。因为每个人只爱自己。团体是个幻象，其结果是，邪恶致命的蘑菇云迟早都会升空。    一群人只为一件事——填饱他们的肚子——注定要走向毁灭、衰落与敌对。    “不能只靠面包。”    人由诸多对立特性组成。历史生动地证明，它总是走向最坏的可能。人要么不能主导历史，要么就只能将历史推向最可怕的歧路。    没一个例子可以证明相反的一面。人并无能力统治他人。他们只能毁灭。物质主义——赤裸裸与玩世不恭——将完成这一毁灭过程。    上帝虽然活在人人心中，人人都可积善不朽，但作为群体，人除了毁灭没有别的可做。因为他们聚在一起，并非为了一个理想，仅仅出于物质打算。    人类急于保护身体（或许正因为这种天生与无意识的举动，开始了所谓进步），却没想过保护灵魂。    教会（相对于宗教而言）没能有所作为。在文明的历史进程中，人的精神这一半，与动物性与物质性渐渐分离；而现在，在无边的黑暗中，就像驶离的火车灯光那样，我们仅可辨认自己那急速远去的另一半，它不可回头，永远消失。    灵与肉、情与理再也不能浑然一体。太迟了。我们现在受损于精神匮乏的可怕疾病，这是致命之症。从道德自戕开始，人类尽一切可能来毁灭自己——身体死亡，不过是其结果。    当人们考虑“面包”而且只考虑“面包”的时候，他们是多么卑微、可怜与脆弱啊。他们意识不到，这样考虑只能走向死亡。人类理性一大成就，是对辩证法则的认知。人只要始终如一，不自我毁灭，就会透过这一法则明白很多东西。    只有每个人救自己，人人才可得救。    个人英雄的时代已然来临。瘟疫时代的盛宴。当然，就精神意义而言，你只能通过救自己来救别人。一起努力没用。作为人，我们缺乏蚂蚁与蜜蜂那样保存自己物种的本能。另一方面，我们有不朽灵魂，但人类却怀着恶意的喜悦唾弃他们。本能救不了我们；缺乏本能将令我们衰亡。我们毫不在乎自己的精神与道德根基。所以救赎从何而来？可以肯定，对于我们的领导者，转机并不存在。    现在，唯有天才可以拯救人类——并非先知！——这个天才将制定一个新的道德理想。但是，这个救世主，他在哪里？除了学会死得有尊严，我们一无所有。玩世不恭从来救不了任何人；那不过是一帮懦夫。    人类历史，整个看来太像一个大规模试验，由一个没有怜悯心的冷酷家伙设计出来，就像活体解剖。这可有过解释？的确，人类命运不能只是无休止的循环，人难道不能明白这一点吗？这想法很可怕。毕竟，就算有这一切，就算有玩世不恭与物质主义，人的确得相信上帝，相信不朽。你要是告诉某人，世上再也不会有别的人出生，他可能会一枪射穿自己的脑袋。    人不断得知，他终有一死，但是，当真正面临威胁，他的不朽权利要被夺走之时，他会反抗，就好像要把他杀掉一样。    人真是堕落了。确切说，人们渐渐使彼此堕落下去。从古到今，那些思考灵魂的人都被消灭，而且仍然在被消灭。    可能救得了我们的，是一种新的异端，它可以颠覆我们这个悲惨与野蛮世界的所有意识形态。    现代人的伟大，在于他抗议。    感谢上帝，因为那些在冷漠与沉默的人群面前自焚的人，因为那些站出来举起标语高呼口号步入广场不惧报复的人，因为那些向野心家与不敬神者说“不”的人。    以未来的名义，以不朽的名义，不为生存机遇所动，承认我们的肉身必有一死……    人类要是还能这样做，那还没有失去一切。还有机会。    人类受了太多苦，人对苦难的感觉已经衰退。这很危险，因为它意味着，现在再也不可能用鲜血与苦难来拯救人类。天哪，活在什么时代！《时光中的时光》一九七零年 一九七零年(6)    九月十日    安德鲁什卡会笑了，他在牙牙学语，盯着东西看，还晓得转脑袋，他认得我。他还试图滚来滚去。我们说给人听，没人相信。是很难相信，他毕竟七号才满月。他扮起鬼脸来，就像迪斯尼《白雪公主》里的Dopey。    九月十一日    昨天，柴伐梯尼[1]送给拉丽莎一束玫瑰，卡片上写着：“新生的塔可夫斯基万岁。柴伐梯尼。”（瓦勒芮·斯诺夫斯基[2]把它翻成俄文，并向我们祝贺。）我们得写信道谢。    萨沙·米舒林看来销声匿迹了。我必须找到他。    昨天建筑师大厦有个聚会，庆祝棱雅·柯茨洛夫获得博士学位。我跟弗雷利希[3]一道从那儿走的。我觉得他人不错，但他叫我吃了一惊，他出人意料，建议我用他的剧本拍一部电影。我正需要这个！哦。只要有人让我考虑他的剧本，我总是避之犹恐不及。不知怎么回事，这些人总是如我所料，尽管这样做也没什么。但我觉得弗雷利希多少了解我，他难道不知道我只用自己的剧本拍电影？不管怎样，我不能确信他可以写电影剧本。他接着告诉我，奥塔·特尼什维利说，《卢布列夫》就快发行了。但奥塔为什么根本没对我说过？奇怪……    安德鲁什卡盯着嘎嘎响的玩具转脑袋。真是个早熟的孩子。    九月十二日    前几天我跟音响师尤里·米哈依洛夫聊了聊。他真出色。他说我们不应该在电影中用巴赫，因为现在时髦，很多人都用巴赫。    特尼什维利今天说，拍完《飞向太空》，他愿意给我些国外的工作。我想知道他是怎么想的。跟谁呢？甘巴诺夫？    不论如何，应该跟他说清楚，我不会仅仅为了钱去拍电影。    我想，《飞向太空》之后，我必须拍《晴朗的日子》。    我怀疑自己能否赚够钱来清债，并买些最必需的用品——一张沙发、几件家具、一台打字机，还有自己要的书？然后，乡下的房子要修——这需要更多钱。    我很久没见父亲了。没见他的时间越长，去见他我就越是沮丧与忧心忡忡。显然，我对父母的感情很复杂。跟他们在一起，我不觉得自己是大人。我也不觉得他们把我当大人看。我们的关系有点磨人，复杂，不好说。它并非直截了当，完全不是。我很爱他们，但跟他们在一起，我从来都不自在，或者他们也是。他们虽然爱我，但我觉得他们对我也有顾虑。    意外的是——我和伊娜分手，我有了新的生活，不一样的生活，但他们依然故我，似乎没注意到。即使现在，有了安德鲁什卡也是这样（备注：明天或后天——去注册处给他注册）。他们太内向，跟我谈不了这些。我当然也是。可能要永远这样下去了。    不置可否很难交谈。这是谁的错？他们的错，抑或我的错。某种意义上，大家的错。    去日本之前，我还是得去看父亲。我们的关系这个样子，他也痛苦，我明白这一点。我只是不知道，要是我来打破僵局，事情会怎样发展。这实在很难。也许我应该写封信？但一封信解决不了问题。我们随后见面，大家都会装着没有写信这件事。这有点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者朵戈茹基的味道。我们彼此相爱，却又羞羞答答，害怕对方。不知为什么，要是换成陌生人，我反而觉得容易得多……    我现在要上床读黑塞的《玻璃珠游戏》。这本书我找了很久，今天终于到手。我实在害怕葬礼。就算我的祖母下葬，也很可怕。倒不是因为她死了，而是因为我身边的人都在表露情感。我不忍看到人们表露情感，哪怕是真情流露。看到我的至亲这样做，我觉得受不了。    我记得与父亲站在教堂边，等着将祖母的灵柩抬走（葬礼与下葬在不同地点），父亲说道（关于什么倒不重要）：“善是被动的，恶是主动的。”    在丹尼洛夫公墓的教堂，为祖母与其他逝者（我记得大概有七到八位）举行葬礼的时候，我站在祖母灵柩的顶端，距玛丽娜与母亲不远。玛丽娜一直在哭。教士记下逝者姓名，葬礼开始了。当教士在仪式期间读出所有逝者的名字，我觉得他忘了提到薇拉，误把祖母的姓名给忽略了。我吓坏了，走到前面去提醒他祖母的名字。我觉得要是不这样做，祖母就会遇到可怕的事情。她死前知道会为她举行葬礼，她现在死了，躺在那儿，知道正在为她念葬礼祷文，而教士心不在焉，漏了她的名字。她躺在那儿，虽然死了，但我知道，她要是明白葬礼期间她的名字给忘掉了，她也要吓坏的。当教士第二次读出逝者的名字，我就站在他身旁，这次我听到了——薇拉……这一幕肯定只是我的幻想，但我真是吓着了！    这是我参加过的唯一葬礼。不——我第一次去公墓，是安东妮娜·阿列克桑诺芙娜，我父亲的第二任妻子下葬。但那时我真的只是个孩子。我所记得的，是那位死去的女人线条分明的精美轮廓，粉涂得很厚的脸孔。她死于脑瘤。癌症。那是冬天，我脑袋冻僵了。那时，我还是站在父亲身旁。    记得很小的时候，我去政党街（！）找父亲，列瓦叔叔来了（应该是他）。    父亲坐在沙发上，裹着一条毯子，我估计他不舒服。列瓦叔叔站在门口说：“知道吗，亚森尼，玛丽亚·丹尼洛芙娜去世了。”    父亲坐了一会儿，似乎没反应，然后，他的脸转过去一半，哭了起来。他裹着毯子坐在沙发上，看上去很不幸，很孤独。玛丽亚·丹尼洛芙娜是我亲祖母。父亲很少去看她。不知为什么，他也觉得不自在。或许家里就是这样吧，不管怎么说，在我父亲这边？要么就是我误解父亲和祖母玛丽亚·丹尼洛芙娜了？他们的关系，可能跟我和母亲的关系截然不同。母亲有时候说，亚森尼从来只考虑自己，他是个自我主义者。我不知道她说得对还是不对。她完全可以说，我也是个自我主义者。我肯定是。但我的确爱母亲，爱父亲，爱玛丽娜，爱申卡。只是除非不省人事，否则我绝不说出自己的感情。不知为什么，我不会主动去爱。或许我想要的，就是安安静静一个人，甚至被遗忘。除了自由，我不想指望他们的爱，也不要求他们什么。但自由是没有的，也不会有。后来，他们因为伊娜而怪我，我感觉得到。他们确实爱她。我不嫉妒，我只希望他们不要折磨我，以为我是圣人。我不是圣人，我不是天使。    我是这样的自我主义者，在世上最怕的，就是让我爱的人受苦。    我要去读黑塞了。《时光中的时光》一九七零年 一九七零年(7)    九月十八日    刚读了扎米亚京的《我们》。无力而做作。生动、“活泼”的文字，那么自以为是。不知为什么，这本小书令人厌恶。    今天看了邦达尔丘克的《滑铁卢》，可怜的老谢约察！令人尴尬。    一位意大利人今天来找我，我记得他叫罗贝托·科马。他负责《滑铁卢》的劳伦提斯一方。他想知道有没有可能请我拍一部电影。我建议他读读曼的《约瑟》；谁说得准呢。要是行，拍加缪的《鼠疫》应该不错。    我和萨沙·米舒林肯定会写这个剧本。    顺带说说，我见了阿拿·G。原来萨沙饮酒闹事。接下来两个月，他要去军训。可怜的家伙。    萨沙！至少，他想办法让自己上了报纸。军队与萨沙——风马牛不相及。    穿越道路的尘埃，穿越田野的薄雾，    逃离倾斜坠落的牢狱桎梏，    那穿透一切的炽热细语    诉说着童年的广袤天地！锋利如干枯的芒刺    把你刺痛，白塔倾斜，    刺穿白墙与丰盛谷仓，    城镇坍塌，孩童般的恐惧爆发，    路边的缎带颤抖。    仿佛晒得发亮的肌肤隐瞒了疾病    仿佛树木的腐质。描绘    用死一般苍白的记忆。    从腐朽的屋顶突然跳下    勇敢无畏，但又多么可怕……    弗拉基米尔，一九**——莫斯科，一九七○    看了布努埃尔一部很差的电影——名字忘了——对了，《翠斯塔》，讲一条腿被截掉的女人，她时常梦到一口钟，但没有钟锤，而是她丈夫与继父的脑袋。非常庸俗。布努埃尔时不时会这样失准。    读芥川的小说，讲的是水中精灵——“河童”，很一般，很无力。    丘赫莱依[1]要我把《晴朗的日子》剧本给他们。他想让我跟他们的摄制组拍。据说他们也在考虑买下《精灵》[2]。再看吧。我不信任丘赫莱依，他经常令人失望。不守信用。    九月二十日    已经有人这样感叹了。    战后，文化不知为什么坍塌了，土崩瓦解。全世界都这样。随之坍塌的还有精神标准。很显然，除了别的东西之外，这是持续、野蛮地毁灭文化之后果。没了文化，社会自然走向疯狂。这一切如何收场，只有天晓得。无知从未如此盛行。对精神的拒斥，只能造就怪物。现在，跟从前完全不同的是，我们必须捍卫所有与精神哪怕是些微相关的东西。    人是多么容易拒绝不朽；他与兽类真的没有本质区别？    秉持崇高品德，要比庸庸碌碌艰难得多。    黑塞的《玻璃珠游戏》论中国音乐很精彩。他谈了很多，并以这句话结束：“真理不可传授，需要身体力行。准备战斗！”    在读《玻璃珠游戏》——真是好书。又如：“我们的整个生命，身体与精神，都充满活力，‘游戏’捕捉的，只是其中的美感一面，实际上，它多半只能通过律动来捕捉。”    这是艺术的高峰，它以整个世界，以所有的知识与发现为基础。这是生命的精神象征。这是天才之作。我很久没读到这样的作品了。平和与亲切的态度，是良好教养的体现。    九月二十一日    昨天深夜E.D.打电话来，说契尔诺岑刚给他打电话：最高苏维埃一开完会，苏斯洛夫就签了《卢布列夫》的发行文件。我必须马上向科利亚了解清楚，是在哪些电影院，有多少拷贝。当然，委员会要是坚持删剪，我会告诉他们见鬼去吧。为此，我必须尽快见到A.N.柯西金。他对影片评价甚高，显然也想见我。    我和瓦迪姆明天要坐飞机去雅尔塔选景。    他刚来电话，说除非日本的事定了，否则去没什么意义。我一直就这么说的。他们大惊小怪什么？    “……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平也；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也；亡国之音悲以哀，其政险也。”——《吕氏春秋》。    我刚与安德隆[5]通电话。他跟谢约察·邦达尔丘克谈过，后者正在莫斯科电影厂组建自己的摄制组。他邀请了我、安德隆、索特科夫[6]、S.苏林和列宁格勒的潘斐洛夫[1]。负责的是年轻的杜思托[2]，V.索洛维约夫[3]任剪辑主任，艺术总监是邦达尔丘克。    这事他说了一阵。他希望拍电影的人每年能拍两部。    但愿如此……！不知为何，我不相信。一个人拍得出多少好片？而且我不认为，就算是谢尔盖——就算他愿意——真能设法建立一个国中之国。    要是那样，《晴朗的日子》就必须在那里拍。我最好等等丘赫莱依。    “我真正希望的，乃时光断裂之时，我既不后退也不下坠，而是跳向更高的地方。”——约瑟·内齐，出自黑塞，《玻璃珠游戏》。    “所谓激情，并非道德能量，而是灵魂与外部世界擦出的火花。”——黑塞    趁现在还不迟，我今天得弄清楚苏林对我们这趟旅行究竟怎么看，并让他与委员会联系，否则他飞去南斯拉夫，就真的太迟了。    他们找到人替换被解雇的服装师I.贝利娅科娃（完全没用）——N.弗米娜。我想，她只要有米沙的图就能应付。    与舒可夫通电话的时候，他告诉我，《卢布列夫》的发行，与提交给最高苏维埃的一份备忘录有关，该备忘录是关于这部影片的。他们眼下都要表明自己在负责。然而主要原因却是，柯西金跟柯申契夫与肖斯塔科维奇谈过。这事与任何官僚无关。    今天，某官员，是位记者，告诉柯茨洛夫：“塔可夫斯基显然已获批准，让一名囚犯参加《飞向太空》拍摄，好让他死在银幕上。”……？！！！《时光中的时光》一九七零年 一九七零年(8)    十月二日    电影厂拒绝为运送设备到雅尔塔做准备。他们负担不起。按照我们的预算，他们现在要向委员会申请一百八十万，再加上半年的准备时间。    那是很实在的要求。我只希望他们不要找借口把影片给取消了。我们急需一名制片主任。找谁呢？制片主任在哪儿？    萨沙·高顿今天给我看了《行窃》的素材。我们一起看的。场面很糟。的确很糟。真遗憾。    明天是玛丽娜的生日。无论如何我都得去。    十月三日    去向玛丽娜祝贺生日。与父亲一起回家。他让我想起列瓦·戈朗叔叔告诉他玛丽亚·丹尼洛芙娜去世的那天。那是一九四三年三月。不过父亲已经知道了。他之前在医院就听说了。    十月八日    收到格鲁吉·马纳丘克从基什约夫寄来的信。还有一本杂志，有他美国之行的日记。日记很差——充满偏见，都是些表忠心的陈腔滥调。很沉闷。    格鲁吉写道，在他的乡下，村里人都希望他当集体农庄主席。    实际情况可复杂得很。后面有名堂的。他的主席可不那么容易当。在我们的制度下，哪怕经营一个集体农庄，也要听命于中央领导，那些人施压起来没完没了，完全出于私利。    罗贝托·科马又来电话，谈到邀请我去意大利拍托马斯·曼的《约瑟兄弟》。他们原则上同意了。拍摄与雇人，他们的共产党会帮忙。    罗贝托说，维斯康蒂想拍一部曼的电影，但不知怎么未能如愿。    拍《约瑟》真是好事。只是委员会将如何反应？可能很难通过。他们就像一堵砖墙。唯有邦达尔丘克穿得过这堵墙。要是能行，重要的是在合同上写清楚，确保我有全权：演员、摄影师、设计师，等等。    尤索夫与阿布杜萨利莫夫二人少不了。沙弗卡对宗教热忱一类的东西很有感觉。    但首先，我们必须写出剧本。萨沙可以和我一起写。现在就打电话给他（他刚刚军训回来）。有可能拍《约瑟》，他很激动。但这是苦差。实际上，不是一般的苦。    十月十七日    前几天发生很多事。看了阿洛夫与劳莫夫的电影《飞行》，真可怕！取笑俄国的一切——脾气、个性、官员。真该死！    我们（即电影厂）向委员会申请的一百八十五万有点麻烦，延长准备时间也有麻烦。我们准备要一百二十五万。他们要是给一百万——那也行（能行吗？）。    我们想砍掉“普罗米修斯”。直接从“房子”开始，一直到登陆索拉瑞斯太空站。我已给委员会写信——写给契尔诺岑。我们必须去趟国外拍“未来之城”。因为种种原因，去日本一事告吹了。但主要是楚特金很愚蠢。    昨天，给了我们两个制片主任人选——戈士廷斯基或波雅克（因为小偷小摸一类行为，被委员会解雇），我选了波雅克。    去见在莫斯科的马纳丘克。他想当集体农庄主席的话原来当真。好吧，祝他好运！    “即使全世界都获解放，但一个人的灵魂不得自由，又有何益？”——乔治·桑塔雅那[3]（1863—1952）    “要是在最后审判日，全世界都高唱哈利路亚，但有一只蟑螂的爱却不得回报，那将搅扰菩萨（开悟者，近似佛陀）的安宁，然而遗世独立、聚精会神的隐士却不为所动。”——威廉·詹姆斯（1842—1910）    围绕物质第一还是意识第一这个问题，强行伪造一个分水岭，以此区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哲学，这种做法毫无意义，而且荒谬。你还可以辩论先有蛋还是先有鸡。像这样讨论下去，问题会变得没完没了——两者之间最后只有开战一决胜负。    十月二十日    十八号接到斯契巴科夫的电报：我们在米亚诺耶的房子失火了。房子的整个中段都烧毁了。所有木结构。朵霞失火前一天在那儿，她生火炉——可能就因为这样而失火。总之，房子是烧掉了。房顶肯定塌了，瓦片也掉了。我们还得找些瓦片。反正不是什么好事。    到了春天，所有以前想做的改建必须得做。大概要三千。再说吧。不论如何，夏天必须完工。院子里必须建个车库。    几乎可以肯定，我们拿到的拍摄资金不会超过一百万。因为时间关系，碧比不能参加了。我们还得找个女演员。    十月二十四日    谢约察肯定得画一张米亚诺耶的施工图，这张图可以给施洛沃，让他们把材料与人工的价钱报给我。我的估算是四千。《精灵》我可以拿到一千，但这笔钱要买张沙发，还要花在卧室上。能剩多少呢？我的债怎么办？二月份（粗略估计）我还可以拿到两千六左右。就房子而言，这是我唯一可以指望的钱了。或者家里能出点力。要是房子春天修不了，整个计划就完了。也许春天我就开始拿《卢布列夫》的版税了。如果房子在施工，还得有人一直待在那儿。否则就根本没必要开工。这些事得好好想想。    电影厂乱得很。他们不愿向委员会提出超过九十万的要求。那没有用。波雅克拒绝做制片主任。接下来还要发生什么？昨天我给契尔诺岑写了封孤注一掷的信。拉丽莎保证托几个朋友转给他。这有用吗？    日本之行泡汤了。我们缺三十五万买胶片。胶片一卷都没有。我们还差一名女演员。没服装。委员会不认可预算，摄制组就没法工作。    这情形令人发疯。当然，也没人帮忙。他们顶多只晓得扯淡。    与此同时，我也没法认真写书。这本书就像悬在我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科利亚·S.提议我们一周后在他那儿碰面，朗读《晴朗的日子》；算是以一种温和的方式，来为影片拍摄做好准备吧。他想请一两个人，包括契尔诺岑。我想叫上萨沙·米舒林和费列克·库茨涅佐夫[1]。    安德鲁什卡在长大。他是个逗人爱的小男孩。很好玩，很开心。只是他的块头还不够大。从明天开始，拉丽莎想给他补点麦片和果汁。    一句话，除了安德鲁什卡以及跟他有关的一切，这是一所疯人院。我必须给伊娜写信。我必须要经常见到申卡。伊娜觉得我们没什么直接联系，关系并不大。蠢得很！见不到自己的父亲，我太了解这意味着什么了。毕竟，孩子什么都明白。《时光中的时光》一九七零年 一九七零年(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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