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赏析：《金陵十三钗》真实的历史事件，凄美动人的剧情

　　这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悲剧故事，其附着的特殊历史背景对电影人具有天然吸引，但故事的演绎成分太大，如果不能做到令人信服，会是最大的麻烦。在编剧刘恒手里，纯熟的编剧技巧努力抹去了墙上的褶皱，导演张艺谋也难得地尽量克制着自己以往过度装修的陋习，实力派演员克里斯汀贝尔的加盟，更让表演上了一个明显台阶，这一切，令整部电影看上去圆熟、精巧、颇具冲击力。

　　在战争中，生命太卑微。活着既难又屈辱的，不是这些妓女，而是平凡人。是心灵纯洁的孩子。电影中设计的很好的一段是，把十二钗化妆为女学生之后，她们相互感慨曾经的纯真。玉墨说，她的生活就是在13 岁的时候被彻底改变了，从一个好女孩变成了一个坏女人。这些被逼良为娼的女人们， 13 岁的时候都是纯真烂漫的女孩，就像教堂里的女学生一样。受过摧残的她们更懂得保护年幼的女孩，所以她们挺身而出了。

　　女学生们一出场就导致了一堆想保护她们的士兵的战死，这就奠定了整部电影的基调：她们那惊恐的小小身体，值得他人用生命捍卫。一个幸存的士兵把她们遗落的一只皮鞋郑重归还，如同完成了一项军功，在接下来为解救这些女孩免遭强奸而惨死的命运中，他完满地献祭了自己的男性英雄气概。这些女孩很快找到了下一个男性保护者，用“父亲”这个强加的称呼，她们成功地让一个偶然闯入的白人浪子承担起了这样一份责任。

　　妓女们亮相时被刻意夸张的欢快佻达是不祥的信号，因为这种不合时宜的生命力正适合被一部通俗电影毁灭以提供悲剧感的消费。她们的美属于被当代想象的上世纪30年代：大红的唇色，精细修剪的眉形，画得挑起的眼角，蓬松又规整的卷发，斑斓的丝绸旗袍……她们是活的月份牌美女，由导演借用当代关于“民国”的怀旧传说而制造，仅凭那被镜头时刻仔细勘察的女人味儿就够撑起整部电影的观赏价值。她们让一片惨淡的屠杀背景成了性魅力的游戏舞台，白人男主角迷醉了，小男孩不知所措，女学生们偷窥着，暗自艳羡着，又自尊地排斥着——在妓女的衬托下更显出处女本色。

　　片中最有能动性的是白人男主角贝尔，和妓女们的领袖玉墨。两人间以英语过招的性游戏，强化着他作为“洋人”的优越性，而当这两人转入深情倾诉，所唤起的，是对保护女学生之必要性的共识：他有一个小女儿在女学生们的年龄上死去了，而她呢，则是在女学生们的年龄上被强奸，因此失去了前途沦为妓女的。这情节暗示他应该做好这些小女孩的“父亲”来弥补人生的缺憾，而她呢，在美丽高傲的外表下，原来理应这样自惭形秽——失贞是女人价值的拗点，不可不察。日本人的威逼又一次说明，处女身是所有人都认可的硬通货。玉墨在妓女中发起了代替女学生去接受强奸的运动，理由是这些女学生受不了强奸、被强奸后会活不下去，而“我们什么男人都见过”——同是女人，为什么妓女就可以不在乎被强奸？唯一的原因是她们已经没有贞操了，所以，强奸就不算什么伤害。这种千百年来曾解脱过多少强奸罪的蹩脚说辞，因通过女人的嘴说出而被再次正当化。而且，这些因为性污名而被践踏到底，连处女的茅厕都不能进的女人，看到了一个在主流道德框架中重塑尊严的机会，那就是，身为“婊子”，做件“有情有义”的事给人看看。为了这个机会，她们甘愿去死，当道德洗白被视为比生命更重要的时候，在导演的眼里，这群本来不知亡国恨的女人升华了。

　　妓女们以歌舞表演最后展现了一番妖娆风采，但告别妖娆开始改成朴素的女学生装扮时，她们却是多么惊喜，甚至想到自己的母亲也会高兴——为这个赎去堕落之罪的变身，她们深深自我感动着，而女学生怎么那么心安理得呢，只是生硬地叫了一声“姐姐”？她们连这些替死的女人的名字都不问，更没有阻止过她们这样做。这些以无能为力由安然领受保护、只送上几行眼泪的女学生相信这种替换是正当的。或许，这才是整部电影最可怕的地方：它以贞操为界限，离间了妇女的同命与共情。导演也留下了两处裂隙，让贝尔想起“上帝说人生而平等”，让一个妓女在临走之前挣扎哀哭“我不是女学生，我不上车”。不过，这两处设置远远不够扭转整个情节的脉络，当消失的妓女们在女学生的想象中重现光华，那哀悼仍在点出，她们是注定的被毁灭者和悲剧角色，因为，她们外向自在的性魅力就源于不贞——所谓“奸近杀”，让放荡者在忏悔中死去而灵魂获救是最老套的脚本。而逃向南京城外的女学生和贝尔，心里应该唱的是唐僧之歌：“送死你去，黑锅我来背”。

　　以南京大屠杀为故事背景的电影，如果做不到让观众敬畏而仅停留在感动的层面上，就不能算是成功的。十三钗过于玩味个人命运和小格局的戏剧冲突，而客观上将南京城这个最重要的悲情角色给淡化了，而影片中的很多人物决定是需要在这个强有力的背景烘托下才会有说服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