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6日）疯狂的鸦片消费

　　中国人的鸦片消费及其特点

　　正常消费本来可以带动和刺激经济的发展，是社会进步不可缺少的基本要素，但中国的鸦片消费却是非正常的畸形消费，不仅无益于经济的发展，摧残了人的身体，而且还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败坏了社会风气。19世纪中国人同西方人截然不同的消费导向，是进行中西比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由此可以探寻中国落后的深层原因。

　　中国人尽管认识鸦片较早，但只是将鸦片作为药物服用或作为花卉欣赏，把鸦片作为毒品吸食是比较晚的事情。有人认为，鸦片与东方人有着特殊的关系，称“这种物资的性质，或它受到中国及东方民族居民中流行的特别嗜好，可以任何价钱都能获得相当数量的消费”云云。把服食鸦片看作东方人的特殊嗜好，似乎并不妥，因为印度人食用鸦片的历史很长，也很普遍，但印度并没有因服食鸦片而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近代早期的英国同样有很多人服食鸦片，也同样没有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是，在世界近代史上，当欧美国家轰轰烈烈进行工业革命，大踏步向近代社会迈进的时候，的确唯有中国因为鸦片而形成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在19世纪的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始终处于边缘，成为向英、美等核心国家提供资源和机会的附属。

　　01

　　消费人数估计

　　关于19世纪中国吸食鸦片人口的数字，有关材料记载各不相同。这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不同时代的鸦片吸食人数有差异，二是统计方法有差异。因材料所限，也只能概略论之。

　　18世纪后期，鸦片吸食者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一带，范围还比较有限，甚至到嘉庆初年即18世纪末期，尚“食者甚少”，但到19世纪初，“不二十年，蔓衍天下，自士大夫以至贩竖走卒，群而趋之，靡然而不返。所谓利一而害百者此也”。“食者愈众，几遍天下”，“今日下兴贩者不知几何，开设烟馆者不知几何”。“若海疆商贾码头，及通衢繁会之区，吸食者不可胜数，告发既多，地方有司，日不暇给”。嘉庆初年，鸦片的销售和吸食遍布全国，边远地区如云南、贵州、四川、甘肃等吸食之风也已相当普遍。其中云南，“自各衙门官亲幕友、跟役、书差以及各城市文武监生、商贾军民人等，吸烟者十居五六。并有明目张胆开设烟馆、贩卖烟膏者，其价廉于他省。近复贩运出境，以图重利”。此类描述相当多，到1830年代以后，上自皇亲国戚，下至黎民百姓乃至乞丐流浪汉，吸食鸦片者随处可见。据较保守的估计，1835年时，全中国的鸦片吸食者在200万人以上。有些人的估计数字较高，如1836年有外国人估计约有1250万吸烟者。这可能是没有区分吸食上瘾者和偶尔吸食者。鸦片战争后，因为清政府无力控制漫长的海岸线，走私进一步猖獗，吸食鸦片人数继续增加。有人根据进口和种植罂粟的数量以及鸦片吸食量，推算1855年中国的鸦片吸食人数在300万左右。

　　上述对1850年代以前的估计，虽然较为保守，但比较可信。1850年代以后，尤其是在鸦片贸易合法化后，随着鸦片贸易数量的增加以及自种罂粟面积的扩大，鸦片吸食人数也是增加迅猛。

　　郑观应对鸦片危害有切身的感受，对鸦片吸食人口的数目非常震惊，他曾做过以下调查和推算：

　　吸食日众，贩运日多，遂为进口大宗之巨款（查洋烟先到香港，转达各口，岁计约大土五万箱，小土四万箱，其金花土及在新加坡等处华人所销者，不在数内），岁月十万箱以为常矣。每箱价约五百余两，除关税捐款外，洋商约得四百两左右，统计每岁出口银四千余万两。今直省相率仿种，甚如川、黔全境皆是，岁约十二万箱。箱重百二十斤，合计烟土约二千六百四十万斤，以每人岁食六斤计之（以土十灰六熬膏，土约五成，灰约七成，层层推算，实每人食四钱七分零），当得四千四百万人，而佣工小贩之依此为生者约十之一，其余自种自吸者，或相倍蓰。年年坐困于于此，犯法伤生，废时失业者，不下千百万人。

　　郑观应估计的鸦片吸食人数为4400万。这个数字看起来较高，应该包括了三类鸦片吸食者，即偶然的吸食者，经常的吸食者（还没有上瘾），以及吸食成瘾者。但即便如此，这个估计数字可能还是偏高。相关材料也有类似的记载，如当时在中国的英国官员观察，“把三类吸食者都算在内……鸦片吸食者即占了全部成年人口的一半”。“根据最可靠方面统计，有45%的男子和2%的妇女——在市镇有70%的男子——吸食鸦片。”显然，第一种说法可能有些夸张，因为如果按照成年人口的一半计算，当时的鸦片吸食者应该在1亿人以上。按照中国古代规定的成丁年龄，15岁以前为幼年（少年儿童），16至59岁为成年，60岁以上为老年，即成年应该包括成年和老年。

　　根据有关统计，幼年人口占总人口的38%左右，成年占总人口的62%左右。18世纪后期中国人口约为4.6亿。按照上述比率，成年人口应该约为2.85亿，即使按照现在18岁以上为成年人标准，成年人口也在2亿以上。如果按照所引材料即47%的成年人吸食鸦片的话，绝对人数也在1亿以上，显然估计过高。还有人估计，“中国北方各省每个家庭至少有一个成员吸鸦片，因此中国鸦片作物的任何歉收都会引起对麻洼鸦片的大量需求”。如此看来，19世纪后期中国的鸦片吸食人数肯定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1881年，赫德作过一次比较认真的核查，他认为吸烟者的人数约为200万，即占当时全国人口的0.65%。这个估计显然又过低。根据当时外国传教士和观察家的推算，1890年前后中国的鸦片吸食者占全部人口的10%左右，过量吸食或成瘾者占3%—5%，并由此推算出19世纪后期中国的鸦片吸食者为1500万人。按当时总人口推算，这个数字尽管仍估计偏低，但大体是比较客观的。

　　综合各种材料来分析以及其他学者的估计，19世纪后期中国的鸦片吸食人数大约在2000万左右，即占总人口的约4%—5%，占成年人口的约7%—8%。这个数字基本包括了三类吸食者，第三类即吸食上瘾者估计有300—500万人。1898年英国驻华公使馆武官布朗上校曾在满洲进行过实地考察，他考察的结果是：

　　普通中国人如果被问到这个问题，会说有一半人抽鸦片；但是从我的经历来看，这种说法是极为夸张的。我曾在150家小旅馆住宿，应该说，每30—50位客人中,平均有两个人抽鸦片,也就是说,约有5%的人抽鸦片。

　　我的估算与上校实际考察的结果基本一致。

　　02

　　消费数量估计

　　关于19世纪的鸦片消费数量，精确的计算比较难。现根据有关资料，对19世纪的鸦片消费总量和人均消费量作一简单估算。

　　总的来看，19世纪最初20年中国的鸦片消费量比较少，也比较平稳。大约从1820年代中期以后，鸦片消费总量开始迅速增加，1830年代以后增加更为迅猛。

　　1840年代以后，因为口岸开放，走私猖獗，鸦片消费继续走高，增长幅度超过此前的30年。1870—1880年代，中国的鸦片进口达到了最高峰，“外国鸦片在中国的消费量每年平均约为12000000磅，中国国内每年大致还生产5000000磅”。即使按每箱120斤计算，每年的鸦片进口也在10万箱以上。

　　人均鸦片消费数量统计较为困难。1855年10月22日，麦都思在关于鸦片问题的报告中说，他“近日向上海的中国人调查了一下，一致的答覆都是，中等烟瘾的鸦片吸食者每天吸食1钱或1打兰(dram)；但补充说，只吸食这样数量的人为数不多；大多数的人是每日吸食2钱、3钱或5钱，这样才能维持最初由于1钱而引起的烟瘾……商人和士大夫阶级更能买得多些，也确实吸食得多些，有人甚至要吸食1两才过瘾”。1打兰(dram)约合3.887克,按每个瘾君子每日吸食4打兰计算，约合15克左右。此与上引郑观应“每人日食四钱七分零”的估算大体接近。如果按照另一种估计，瘾君子每年要消费7磅鸦片，则合3175克，每日8.7克左右。各种统计相差较大，但瘾君子日消费10克左右是可以肯定的。

　　关于鸦片的消费费用，包世臣以19世纪初期的苏州为例，估算了吸食鸦片的费用。他说：“即以苏州一城计之，吃鸦片者不下十数万人。鸦片之价，较银四倍牵算，每人每日至少需银一钱，则苏城每日即费银万两余，每岁即费银三四百万两。统各省名城大镇，每年所费不下万万。” 全国鸦片消费之数目，则更是惊人数字。

　　03

　　消费特点

　　如果要为19世纪找一个关键词的话，“鸦片”肯定在候选之列。因为在19世纪的中国社会中，鸦片无处不在，它不仅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而且影响了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19世纪初，鸦片的危害主要限于东南沿海及南方各省。正如曾随英军来到中国的海军上尉奥特隆尼所说：“中华帝国南部诸省的人民多半都是吸食鸦片成瘾的，那真是一大流毒，一大祸害。” 19世纪孟加拉等地鸦片产量大幅提高，直接导致了鸦片价格下降，从而极大刺激了中国人对鸦片的需求。五口通商之后，因为走私和国产鸦片增多，鸦片价格更加低廉，随处可以购得，人人皆有能力消费，故吸食鸦片现象非常普遍。概括说，吸食人数多，影响范围和地区广，消费量大，是19世纪中国鸦片消费的基本特点。

　　从地域上分析，在19世纪的中国没有吸食鸦片记载的地区很少。由沿海到内地，由北方到南方，由城市到乡村，由经济较发达地区到边远贫困地区，此类记载不胜枚举。有几个特点值得注意：

　　一是沿海城市比内地城市鸦片消费高，南方比北方消费高，此与经济发展和对外交流水平有直接关系。比如1850年代“中国每年鸦片消费量约为5万箱……其中以上海为中心的北方消费量占2/5，以广州为主要市场的南方消费量占3/5。在广州及华南，几乎无例外地都用白银来购买鸦片”；“在北方以鸦片交换中国土产的物物交换，目前并不稀罕。”这段话既指出了19世纪中期鸦片消费的特点，又说明了经济发展水平对鸦片消费的影响。上海成为新的鸦片销售和消费中心后，对鸦片消费格局产生了很大影响，因为上海直接带动了长江流域乃至中国北方的鸦片消费和罂粟种植。1887年，英国驻上海总领事说：“吸鸦片烟的人数似在不断增加。现在甚至妇女也有常去鸦片烟馆的习惯。”不过，上海人对进口鸦片情有独钟，这使外国鸦片在上海比在其他地方更容易成交。

　　二是大城市和城镇比农村吸食人数多、比例高。以烟馆为例，至晚清，天津有170家，杭州超过1000家，重庆有各类鸦片店铺1230家，烟台有132家，温州有1130家；苏州更是惊人，仅在1869年丁日昌倡导的反对鸦片的改革中，苏州就关闭了3700家鸦片店铺和烟馆。从抽查的城市鸦片店铺数量来看，在19世纪时长江以北鸦片吸食者相对较少。中国农民普遍吸食鸦片，大约是始于1870年代国内罂粟种植和加工大幅度增长的时候，而且城市的示范效应也不容忽视。如在上海影响下，小小的松江府南汇县城每日所销烟土费用已倍于粮米，“其毒乃不可遏，通衢列肆，嗜者日众，城市而外，寖及乡镇，一日之费倍蓰粮米，往往因之败业”。浙江黄岩县城吸食鸦片之风甚盛，因为吸食鸦片而导致“大家累世积储之业，化为乌有者不可胜数；而士风颓靡，细民失业，多由于此”。

　　三是19世纪后期北方和边远地区吸食鸦片人数增多。据英国驻华公使统计，光宣年间，四川的鸦片吸食者为315万人，其中有17%即54万人成瘾。甘肃、陕西、云南、贵州等边远地区的鸦片吸食人数都是非常惊人的。19世纪后期整个北方吸食鸦片的现象都比较普遍。如辽宁省，根据当时在华外国人的观察，“1867年底，本省（辽宁）吸食鸦片的人数，自牛庄开放对外国通商以来已增加了两倍”。如山西省,张之洞认为该省城市中的吸食者比例高达80%,农村也达到了60%；曾国荃则认为北方农村的吸食者比例要高于城市；甘肃鸦片吸食者的比例高达80%。这种现象同罂粟种植面积的扩大有极大关系。

　　从吸食鸦片的阶层和构成来分析，从平民百姓到官僚贵戚，从男性到女性，甚至从成年人到少年儿童等，皆有大量的鸦片吸食者。以中国台湾为例，至19世纪后期，台湾总人口只有300万左右。据田珏主编《台湾史纲要》，台湾汉族人口在1811年为190多万。据包恒新《台湾知识辞典》，1811年台湾总人口为2003861人，1885年建省前后为320万人。但瘾君子却有50万人，每日耗银10万两，鸦片战争后，徐宗干任台湾兵备道，谋禁鸦片。他在《防夷论》中说：“银何以日少？洋烟愈甚也。民何以日贫？吃烟愈多也。以每日每约计之，须银二钱，就台地富贵贫贱良莠男女略吃烟者不下数十万人，以五十万计之，每日耗银十万两矣。”可见此处所列数字为大概估计。“几乎所有台湾各阶层居民都吸食鸦片，尤其是中下阶层……一个人不论多么穷，似乎没有能摒弃这种嗜好的”。官僚贵族乃至皇室成员，因为他们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因而一直是鸦片的主要消费群体。早在19世纪初，宫廷侍卫中就有人吸食鸦片，嘉庆皇帝一直怀疑太监中也有吸食者。嘉庆死后，他的怀疑得到证实。1831年12月，由内务府总管大臣为首，进行了一次大搜查，结果发现有一大批老太监吸食鸦片，有些人烟龄已有二三十年以上，同这些老太监一起吸食鸦片的还有不少皇室宗亲。大学士兼刑部尚书卢荫溥等官员上奏称，收受贿赂的朝廷大员及商人是吸食鸦片的始作俑者，鸦片就是从这些人扩展到大户人家和城市富豪人家，然后又蔓延到普通百姓家。“现今直省地方，俱有食鸦片烟之人，而各衙门为尤甚，约计督抚以下，文武衙门上下人等，绝无吸食鸦片烟者，甚属寥寥。今直省严禁鸦片烟，而不先自衙门始，尤不先自大吏衙门始，是犹坐视同室之人，昼夜聚赌，曾不之问，而谆谆告诫众百姓曰：有造卖赌具者，重责不贷，庸有冀乎？”连慈禧太后也染上了烟瘾，每夜必吸鸦片至三鼓，然后出而视朝，这样才精神充足，与廷臣论国是全无倦怠之意，直至黎明才回宫休息，竟十年如一日。上行下效，在很多普通家庭里，烟具是必备物品，比如在江苏金匮（今属江苏无锡），“自外夷通商，而阿芙蓉膏流毒殆遍中国，近更有加无已，几于家置一灯，至有妇女，亦嗜此者”。甚至连乞丐也吸食鸦片。

　　更有甚者，清朝军队也遍染吸食鸦片的恶习。吉林将军祥康曾说，在沿海七省的官兵中，不抽鸦片烟者反倒例外。他们出征时常常身带两杆枪，作为武器的长枪经常生锈，而那杆烟枪却被用得油光发亮。有的部队因为吸食鸦片太严重而根本无法胜任战事。1832年，李鸿宾镇压连州瑶族起事，战败而归，后来朝廷追究其失败原因有两条，一是不明敌情遭埋伏，二是与将士吸食鸦片有关，“该省调至军营战兵六千余名，不惯走山，沿海各营兵丁，多有吸食鸦片烟者……如果平素整顿操防，何至临阵恇怯?”作为国家柱石的军队都无法避免鸦片的侵蚀，可见清朝社会被鸦片危害的程度之深了。

　　（本文摘自仲伟民著《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中华书局2021年11月版，略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拟。）

　　书籍信息

　　点击上方书影，马上进入京东图书购读

　　作者：仲伟民

　　书号：978-7-101-15244-9

　　出版时间：2021年11月

　　定价：58.00

　　内容介绍

　　19世纪的茶叶与鸦片贸易如何见证了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命运？茶叶如何成为一种全球性商品，获得英国人的青睐？鸦片为什么突然在中国泛滥成灾？中国为什么没能抓住茶叶贸易的机遇？在全球化大潮中，茶叶在西方的命运与鸦片在中国的命运为何截然不同？

　　本书立足于全球史的视野，以茶叶和鸦片为切入点，在翔实的史料基础上，综合利用多种社会科学理论，全面展现出19世纪茶叶与鸦片贸易的盛衰变化，并对茶叶经济与鸦片经济进行了对比，指出二者对中国社会经济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从而深度揭示中国在19世纪全球化中的真实处境。

　　作者简介

　　

　　仲伟民，1963年出生于山东宁阳。1981年就读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获本科和硕士学位；200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获博士学位。1988年至200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历任《中国社会科学》与《历史研究》编辑、副编审、编审、总编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常务副主编。2005年，转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清华大学学报》编辑部常务副主编、《国际儒学》主编。兼任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经济史学会常务理事。出版专著《宋神宗》（1997）、《近代前夜的王朝》（合著，2021）等。2010年获新闻出版总署“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称号。

　　编辑推荐

　　★茶叶与鸦片是了解19世纪全球史格局的钥匙

　　19世纪的茶叶与鸦片贸易如何改变了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命运？茶叶如何成为一种全球性商品，获得英国人的青睐？鸦片为什么突然在中国泛滥成灾？中国为什么没能抓住茶叶贸易的机遇？茶叶在西方的命运与鸦片在中国的命运为何截然不同？本书将一一为您解答。

　　★从全球视野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发展变化

　　19世纪的中国如何融入全球化？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在全球化的影响之下，中国的社会经济又发生了怎样的深层次变化？本书立足于全球史视野，将19世纪打通研究。对于近代中国的许多问题，您将看到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阐发。

　　★充分利用中外学界成果，取精用宏，推陈出新

　　茶叶与鸦片贸易有着怎样的盛衰变化？两者背后又有怎样的关联？本书充分利用统计数字，注重分析经济背后所体现的社会发展变化。配有五十余张图表，使您对两者的出口和消费情况等一目了然。综合运用多种社会科学理论，与国际全球史学坛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