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生虫》不配拿奥斯卡最佳电影？

　　很多人不明白，一部韩国电影为什么能拿下奥斯卡最佳电影。

　　因为这部电影讲了一部类型化，符号化的故事。

　　也就是说，把这个故事背景放到任何地方都是成立的。所以东西方都能看懂，所以好莱坞那帮老头能看懂。

　　《寄生虫》是能让人产生共鸣的作品，因为它是着眼于贫富差距、阶级矛盾的，贫富差距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不管在哪一个国家，都是极少数人极度富有，而大多数人，都只是在温饱线上徘徊，因此，它能引起广泛共鸣；

　　它展现的，就是世界每个地方的大多人都在面对的社会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是关乎自身的，每个人都能在影片中，或多或少，找到共鸣点。

　　讲述苦难和贫穷的故事却是全世界底层人民所感同身受的。

　　不管他是中国沿海租住在城中村的底层打工者；香港居住在鸽子笼的绝望年轻人；韩国首尔九龙村只求温饱的贫民窟穷人；美国布鲁克林每周领政府救济的黑人，都能或多或少从《寄生虫》中看到自己生活的无奈和辛酸。

　　导演真的厉害，人物脸谱化一般都是用来批评角色塑造的，但奉俊昊刻意而为之，故意让人物脸谱化，最小化人物个性，最大化其阶级特征，让每一个人物都成为了一个“社会符号”。

　　奉俊昊塑造的富人，完美脸谱化了大众印象中的“有钱人”：体面、奢侈、伪善、冷漠。当然，每个富人都要有些特殊癖好，比如毒品等等。

　　奉俊昊塑造的穷人，完全符合大众对穷人的所有刻板印象：他们小气、精明、爱算计、胸无大志且无勇无谋……………………

　　因为是符号，所以穷人家爸爸可以是司机、或修理工、或外卖小哥，富人家爸爸可以是搞金融、做互联网或者房地产。就好像那种社会机器中的一颗颗“铆钉”，每个角色都能换成其所在阶级中的其他人，电影中的经历也都能成立。

　　一富一穷，这两家人，每个人在个体上都是立体的，但在其社会阶级里面，又是极具代表性的。

　　这种极具代表性，也体现在个人经历”可复制性“。

　　这种”可复制性“体现在两个穷人家庭殊途同归的轨迹。不管是旧女佣家，还是新的一家，只要一个家庭成员进入了富人家，就会把全家带进来然后开始”寄生“。

　　然而，这难道是他们的个体选择吗？一场大雨把房子彻底淹没，爱干净的女儿坐在喷粪的马桶上抽泣抽烟。导演用无声的语言说明，这无关个体，贫穷阶级没有选择。往住在屁股够得着的地方躺下，这是他们唯一能看到的出路。

　　这部电影，不是人性的碰撞，而是符号和符号之间的碰撞。

　　当人不再是人，人都成为了一个个符号的时候，这就超脱了所谓的“善恶”之分。善和恶的二元辩论，是基于人自己有”主体“，有”自由意志“，可以完全理性地掌握自己的命运。

　　当人的”主体“被剥夺，关注的点就不再是”人性“，而是”制度和体系“。

　　当人面对任何情况，其选择范围都收窄到一个可预判的区间，那么人所做的行为，就基本可以预测。此时，人就会无限趋近于编程后的机器，当机器的运行轨道固定后，其轨道就是一个符号。

　　对于底层人民来说，人处在随时被符号化的边缘。

　　所以说，《寄生虫》的胜利，并不在于演员们的演绎，而是在于它的剧本。剧本的成功注定了作品的成功。剧本的立意，说故事的手法，让看惯了飙演技和比变态的奥斯卡评委们选择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