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03年，一群御前侍卫被一个失业御厨打得找不着北

　　前言：从契丹到女真，再到蒙古，再到女真，这些个游牧或渔猎民族由于原本的生存环境比较恶劣，锻炼出了勇猛善战的品质，但是当他们入主中原后，他们的生活方式会发生巨大变化，紧跟而来的是马放南山，悠哉游哉，最后他们会因为斗志和勇气的退化，导致战斗力不断下降，直至失去对中原的主导权。满清建立之初，八旗子弟着实骁勇，几乎重现了“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的神话。

　　然而入关之后的八旗子弟迅速堕落，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就不堪所用，让康熙不得不依靠绿旗兵去平定三藩之乱。不过不管再怎么烂，负责保卫皇宫的御前侍卫想必还是能撑点门面的吧，结果嘉庆八年的一件事情啪啪打脸。一个叫陈德的前御厨因为失业而跑到神武门刺驾，在场的百余侍卫被吓得不敢近前，只有5名侍卫和1名大臣拼命护驾，6个打1个，其中1个还被重伤。如果再多上几个陈德，嘉庆皇帝会不会命丧当场？

　　

　　谁能想到门禁“森严”的紫禁城会发生陈德刺驾这种事？

　　1、难以扭转的堕落

　　受明朝长期的分化手段影响，建州女真最初的团队作战能力并不强，直到努尔哈赤建立八旗制度后，其军队的战斗力才得到了迅猛发展，其一，努尔哈赤主动稀释了自己的股权，让旗主们可以分享自己的权力，保障军队上层的发挥空间；其二，努尔哈赤制定严明的军事制度，让军队更加正规化；其三，努尔哈赤将八旗兵变成了类似隋唐府兵的“世兵”，并且以丰厚的奖励来保障“世兵”的作战积极性。

　　凭借八旗上层的英武和八旗兵的勇猛，满清由弱变强，入主中原。环境的变化带来的是制度的变化，其一，旗主们的权力不断被皇权打压，八旗上层逐渐走向平庸；其二，八旗体制的军事属性不断削弱，逐渐变成民政户籍管理构架，也就是说从军事组织变成了养育组织；其三，在八旗兵员额几乎不变的情况下，八旗人口却飞速膨胀，而且朝廷又明令旗人不得参加生产，导致绝大部分旗人因为无法进入编制内而整日游手好闲。

　　

　　驻京八旗德分布图

　　一场三藩之乱下来，康熙深刻认识到八旗兵战力在下降的事实，他为此以身作则，多次御驾亲征，并且经常性地组织军事操演，裁汰那些平时疏于训练的武艺不佳者。雍正继位后，朝廷对八旗兵的“整饬”愈发严格，表现好和表现差的八旗兵会被分别编入“颖俊营”和“懦弱营”，这样做的目的主要在于激发八旗兵的羞耻心，让那些表现差的八旗兵能够知耻而后勇。

　　乾隆上台后，同样没有放松对八旗兵的管理要求，他不仅恢复了康熙时期的“木兰秋狝”，还多次明令前线的八旗兵要奋勇当先。从康熙到乾隆，满清三代皇帝对八旗兵战力衰退的问题确实足够重视，也采取了很多措施，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却不那么明显。史载乾隆在第一次南巡期间检验驻防八旗的训练情况，发现八旗兵有弓箭落地者，等到乾隆第六次南巡时，发现驻防杭州的八旗兵“箭箭虚发”，甚至还有骑马坠地者。

　　

　　康熙和乾隆都很热衷的木兰秋狝

　　2、陈德刺驾前的“怪状”

　　乾隆后期，满清的财政压力明显变大，朝廷主张缩减旗人的规模，采用末位淘汰制，剥夺部分旗人的旗籍。然而此项淘汰机制过于粗糙，没有清晰的执行标准，导致被淘汰的人往往并非最没有能力的人，而是最没有发言权的人。那些家里有关系的旗人，甭管能力如何，都能安然如故，而那些没关系的底层旗人，则会被淘汰。如此一来，八旗内部的阶级固化反而愈发严重。

　　条件好，不愿意受苦受累的旗人留在八旗中继续享乐，条件不好，敢于拼搏的旗人则没有了旗籍，试问八旗内部的人员素质从何保证？即使是驻防盛京老家的八旗兵，也照样学会了好逸恶劳，乾隆为他们组织演武围猎活动，他们可倒好，打猎都懒得打，跑到猎户那里花钱去买猎物，这也是康乾盛世下的怪状了。乾隆得知后自然是气得不行，可硬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八旗兵的“精致”

　　不出意外，乾隆在八旗兵整顿工作上的失败会报应到嘉庆身上。公元1796年，即嘉庆即位的第一年，川楚地区爆发了教乱。当时的驻京八旗情绪高涨，将士们纷纷请战，概因他们觉得作乱的教民无非是一群流民而已，只要见到他们这些正规军，还不得吓得屁滚尿流，届时升官发财自然是水到渠成。结果就是这群教民让一贯自大的八旗兵出尽了洋相。

　　号称八旗兵之冠的健锐营等京营八旗走个几十里山路都气喘如牛，还没上阵就因为各种不适应而病倒一大片。一到需要他们上阵的关建时候，他们就畏缩不前，让乡勇兵和绿营兵在前面冲，他们则坐享其成，然后就出现了“贼来不见官兵面，贼去官兵仅出现”的怪状。谁能想到拥有盛世之名的满清会在一场规模并不算特别大的教乱中先后投入数十万军力，耗费白银达到两亿两之巨。

　　

　　乾隆留给嘉庆的“教乱”

　　1、陈德刺驾后的整改措施

　　陈德刺驾事件让嘉庆十分焦虑，在他看来，如果八旗兵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就连皇宫的安全都无法保障了。为此，他大力表彰护驾有功的侍卫，同时严惩不作为的相关将士，并且决心从风气、生计、出路和环境等多个方面来扭转八旗兵的颓势。风气方面，他大力禁赌，频频下诏强调禁赌的必要性，遇到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赌案，他亲自过问督办。

　　生计方面，他不仅多次令相关衙门用国库里的钱帮旗民还债，还大肆增加养育兵的员额，所谓养育兵，即可以拿正规八旗兵一半军饷的预备兵，不指望他们打仗出多大力，毕竟正规八旗兵都那个熊样，只要他们能在生计问题得到缓解的情况下愿意参加军事训练即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添设养育兵额，实因旗人生齿日繁”。同时，他会下旨督促都统们尽好“教养兵丁之责”。

　　

　　八旗子弟的不良风气

　　出路方面，他下旨重开宗室科举，让八旗宗室在日常享乐之余能有个科举入仕的进身之阶，而且降低相关考试难度，从乡试到殿试都只考一诗一文，其他读书人参加会试需要考2天，八旗宗室则只需要1天，一旦他们考中了，他们的特殊待遇绝对优厚。环境方面，他令在京八旗分批移居东北老家，希望他们在远离京城繁华的情况下学会自立自强。

　　为了让在京八旗尽量配合他的移居计划，他让盛京将军先行建好居舍，并明确要求相关衙门必须做好各项保障工作，比如大车运送、发放路费和沿途照料等。眼见在京八旗抵触情绪较大，他又亲自写文劝导，用“衣锦还乡”来申明这项工作的性质，用“何忍出言”来强调自己的用心良苦。老实说，嘉庆是有心人，可他的这些措施都是在不违背祖宗家法的前提下制定的，注定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

　　

　　满清时期的八旗进士情况

　　2、治标不治本

　　先说风气，嘉庆十六年，有御史奏报朝中有不少大臣在京城开设赌坊，嘉庆便让大学士禄英负责查办，经查，协办大学士明亮让自家轿夫出面开赌，不料明亮又抖出禄英开赌的事情，这倒可好，查案的和被查的都成了嫌疑人。嘉庆大怒之下，对明亮和禄英均做了降职处理，至于受二人委托的所谓轿夫则“永远枷号，游示九门”，试问这么个力度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其结果就是京师的赌风反而愈演愈烈。

　　再说生计，比起规模庞大的旗民，那些养育兵只不过是杯水车薪，而且能成为养育兵的旗民同样都是“关系户”，对底层旗民的帮助不大。还有出路方面同样没什么成效，考中科举的宗室子弟大多都是要能力没能力，要架子倒是大得很，所谓“饱食终日，毫无所事”，“ 好为不法之事，累见奏牍”，说的就是他们。最后那个移居也是笑话，政策是有，可在京八旗却异常抵制，压根不配合。

　　

　　悠哉游哉的八旗兵

　　佛家讲因果，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的问题是因，陈德刺驾后的一系列变故则是果。嘉庆十年，即陈德伏法的第二年，神武门又迎来了一个叫萨弥文的无业游民，陈德故事重新上演，一群侍卫搞不定一个萨弥文，直到援兵赶至现场，萨弥文才被解决。经查，相关侍卫是因为嫌兵器太重而没有按要求持械上岗，然后只能赤手空拳迎敌。可想这群侍卫平日里懒成了什么样子？

　　嘉庆十五年，有大臣奏报门禁废弛，侍卫们消极怠工，据说部分侍卫甚至因为怕热，而光着膀子在宫门外找地方纳凉。问题出现了不可怕，可怕的是不重视问题。嘉庆十八年，规模仅有200余人的天理教徒竟然顺利攻入紫禁城，诸多侍卫闻讯后不敢接敌，逃跑者甚众，若非皇子旻宁（后来的道光）亲自率军阻击，后果将不堪设想。

　　

　　天理教之乱

　　八旗兵是满清军事力量的核心存在，八旗制度是满清的支柱，有鉴于此，八旗子弟始终都是满清的特殊阶层，享受着各种优待，比如最让普通百姓所羡慕的“铁庄稼”，都说过于安逸的环境会使人堕落，八旗子弟就是太安逸了。即使后面满清无力照拂到所有八旗子弟，但是他们的生存状况比普通百姓依然要好上许多。

　　话说由奢入俭难，八旗子弟早已习惯了安逸，嘉庆皇帝想改变他们，岂是容易的事情？如果铁了心要改，那就得下猛药，而不是张口祖宗，闭口皇考，一遇到阻力就搞什么“德化”，仿佛犯错的是他自己一样。至于嘉庆后面的道光和咸丰也都一样，既无魄力，又无方法，最终只能坐视八旗子弟继续堕落。有一说一，如果不是满清在文化等方面的手段足够厉害，就八旗子弟这么个情况，恐怕满清早就步了元朝后尘。

　　参考文献：

　　《清史稿》

　　《清史编年》

　　《清代史料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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