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神山医院建设工人“不要工钱”，对吗？

　　原创刘晓博

　　据“健康时报”、“环球时报”等媒体今天报道：

　　在武汉抗击疫情的临时医院——火神山医院建设完工后，部分参加建设的工人坚决不领工资。他们说：“武汉现在这么难，我们也想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提供吃喝已经很好了，工钱就不要了……”

　　工程的承建方中建三局证实了此事：“的确有这个现象，不过没领工钱的是部分志愿者”。“我们本来是打算给他们发工资的，但是他们没要，做完工就走了，因为他们不在劳务队里，所以现在也没有联系到他们。”

　　这件看似简单的事，却引发了广泛争论。称赞者说，“给这群工人点赞！”“看到火神山朴实的建筑工人不要工钱的事情很感动”。反对者则认为，“不赞成工人不拿工资，道德绑架将会使得未来没有多少人去继续做事”。

　　其实，这不仅是一个道德话题，还是一个经济话题，下面谈谈我的看法。

　　第一，拿不拿工资，是志愿者个人的选择，都应该给予尊重，在这一点上没有对错之分。

　　火神山医院工程非常紧急，因此需要大量工人参与建设，施工方、志愿者一共有7000多人参与。无论对在编工人还是志愿者，官方都提供了免费的食品，并计发工资。至于拿不拿工资，是个人选择，所以无所谓对错。

　　不留联系方式、不拿工资的志愿者，大概是这样想的：国难当头，我作为一个公民有义务站出来奉献自己的力量。如果收取了报酬，好像我是为了钱去干活的，显得动机不纯，心理有压力。不拿钱，让自己更有奉献感。

　　应该说，这种动机是非常纯洁的，值得尊敬。

　　第二，志愿者“不拿钱更显奉献”的想法的确会影响其他人，并抬高“做好事”的门槛，产生“道德绑架效应”。

　　稍有国学根底的人，都应该知道“子贡赎人”和“子路受牛”两个典故。典故出自《吕氏春秋》，是说鲁国有一项法律——如果鲁国人在外国遇到同胞沦为奴隶，只要能把他们赎回来，赎金可以由国家全额报销。

　　孔子的学生子贡（端木赐）是个富商，把鲁国人从国外赎回来之后，从来不去政府“报销费用”。孔子知道后批评他说：你错了！向国家领取补偿金，不会损伤到你的品行；但不领取补偿金，鲁国就没有人再去赎回自己遇难的同胞了。”

　　“子路受牛”是说，孔子的另外一个学生子路，曾救起一个溺水者。那人感谢他送了一头牛，子路收下了。孔子高兴地说：“鲁国人从此一定会勇于救落水者了。”

　　这两个故事，从来没有人怀疑过其真实性，因为大家都认为，这符合孔子的一贯思想。

　　孔子提倡“仁爱”，对于“做好事”历来是支持的。但他更考虑“道德”的“度”，考虑其持续性、可学性。所以孔子认为，过于追求道德的纯粹，反而会让道德高不可攀，最后沦为虚伪。

　　建设火神山的志愿者即便收取了工资，也是高尚的。我们都知道，武汉情况非常特殊，几千人挤在一个不算太大的场地里集中施工，中间还要集中吃饭，被传染上疫情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所以，即便拿工资，也很难对等你的付出、你所承受的风险。

　　这就好比“子路受牛”故事里，子路救的是一个人的生命，这个是无价的。而对方给他的是一头牛，从价值上是无法对等的。所以收了这头牛，无损子路的贡献。

　　孔子从“普通人也能学”、“更多的人也能做”的角度，反对子贡、子路做100%的奉献，显示了他的仁心仁术、目光远大。

　　第三，从经济角度看，收取工资、并把它“花出去”，可以在关键时刻给国家做出更大贡献。

　　疫情到来的时候，一般会产生通缩效应。大部分工厂停工、大部分人收入下降，全社会的消费能力减弱。这时候，敢于花钱也是对全社会的贡献。

　　志愿者在工地奉献了10多天，最后不收取报酬而去。还不如收下工资，然后把它“花出去”，去拉动消费。你不收取费用，未必承包商不收取政府的费用，财政也未必会省钱。

　　这时候让财政省钱，未必是好选择，财政的钱就应该花到应该花的地方，“大灾之年”赤字率就是应该提高！

　　第四，大灾之后，需要国家“直升机撒钱”。给参与抗疫的人员更高的补贴、工资，就是最好的“撒钱方式”。

　　为了打破大灾之后的“通缩效应”，国家一定会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可以称为“直升机撒钱”。但撒钱越精准越好，或者说，应该尽量给贡献大的企业、个人撒钱。

　　比如在一线拼命的医务人员，处理污染品的保洁员，在一线维护社会运转的基层公务员、民警、保安员等等，都应该给予超乎平时数倍的补贴。撒钱给这个群体，让他们灾后有能力消费，是最好的刺激经济的方式。

　　还有生产抗疫重要物资的企业，除了降息、给予贷款之外，还要允许适当涨价，让企业挣到钱，让加班的工人挣到钱，这也是最好的撒钱方式。

　　多年来，中国人形成了一种观念：谈钱很俗，做好事收钱“不道德”。

　　其实，我们的“至圣先师”早在2000多年前就参透了这个问题：把钱用好，让钱成为看不见的动力，可以保证“做好事”的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