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院士葛均波对话启明医疗CEO訾振军：未来大家看病不用去医院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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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觉得医疗器械是最值得投资的方向之一，美国每年医疗器械的消耗人均是347美元，而中国到目前为止是人均每年6美元，所以医疗器械在我们中国存在很大的缺口。

　　第二，我个人认为现在我们的医疗还处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阶段。任何能在上游阻断，或是进行靶向治疗的药物，我认为都是很好的投资方向。

　　第三，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植入器械还处于姑息治疗状态，我们应该未来把眼光放的更远一点，比如仿生材料。”

　　“有时候一个大师的去世可能会诞生一批新的大师，因为他在世的时候没有人敢挑战他。在安德烈亚斯（介入心脏病学之父）去世的第二年，好比‘山中无老虎’了，很多‘小猴子’就跳出来说老板这东西不行，因为球囊扩张了以后会造成血管的闭塞、心脏的穿孔，第二年就诞生了支架，就是我们今天还在用的心脏支架。”

　　“2010年我做了国内首例主动瓣膜植入手术，10年后需要给这位病人再做一次，他听说我就是10年前给他做手术的医生，一下就坐起来嚎啕大哭。这种时候我就深刻感觉到作为医生的那种荣誉感，虽然做投资人很兴奋，但我觉得有时候做医生的荣誉感也很好。”

　　“我们现在对高血压、心肌缺血和心衰的治疗，还是姑息治疗为主，应该要思考将来是否可能在更源头阻断疾病的发生……我觉得会有那么一天，能够找到某些疾病的上游靶点，从而能够真正的达到早期干预。”

　　“未来的医院一定不会像现在一样，等着病人上门求诊，现在我们有这么多互联网医院、智能医院和第三方服务机构，这些医疗器械发回来的信息一定会有人替你管理好，而且一定会把这些信息整合到一起，反馈给好的医生。”

　　以上，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CCI创新学院校长葛均波和启明医疗CEO訾振军在2021红杉全球医疗健康产业峰会上的对话中分享的最新精彩内容。

　　葛院士主讲的题目是中国心血管疾病创新治疗将走向何处，但在开始之前，他先用幽默的叙述将世界心血管创新史上的三个里程碑事件娓娓道来——

　　从心脏导管发明者沃纳·福斯曼到介入心脏病学之父安德烈亚斯·格林特茨格再到主动瓣膜植入手术第一人阿兰·克里比耶。

　　讲到安德烈亚斯的不幸离世，葛院士除了惋惜，还指出一代大师的离世有时候能催生出一批新的大师，他的学生在他离世的第二年就开创性地提出了心脏支架，该技术沿用至今。

　　葛院士2010年从阿兰那里将主动瓣膜植入手术引入到国内，但是这个手术植入的人工瓣膜寿命是10年，10年后他再次为第一例患者主刀，深刻感受到了一名医生的荣誉感，以及并不亚于投资者市场体会到的兴奋感。

　　在对话环节，訾总直截了当地问到未来心血管创新发展的投资方向，葛院士认为主要由三个好的投资方向，分别是医疗器械、上游阻断或靶向药物和仿生材料。

　　

　　最后，谈到植入类医疗器械的智能化，葛院士认为这个趋势将彻底改变未来的医疗场景，病人将不用排队求医问诊，而是扫一扫二维码就能知道自己的病情及应该服用的药物等等，这些数据将为医生和患者提供极大的便利。

　　谢谢大家，刚刚俞德超博士讲，在座的都是成功的企业家跟投资人，好像我还不是，不过我会努力。

　　今天很高兴受邀来参加这次医疗峰会，我很少有机会参加这样的活动。今天在这里坐了一上午，我觉得还是值得的，学了很多的东西，让我开始思考，作为一个临床大夫怎么能够在这个行业中做到更好，让自己学的东西能够学以致用。

　　今天我想谈谈从CCI（中国心血管医生创新俱乐部）的发展看中国心血管医疗器械的创新，CCI是2015年9月11号9点11分成立的，我们初心是想在医疗器械创新当中能够做一些贡献。当时我们提出的口号是 From the doctors, by the doctors, for the doctors.

　　因为刚刚我们看到在座的嘉宾讲了好多关于医疗创新的内容，我很受触动，其实在医疗器械创新当中，我们中国目前还处于模仿——或者说“引进、消化、吸收”的过程之中 。

　　中国的几个大型医疗器械企业，基本上还是原来在一些国际企业中工作的工程师回国创业，做出一些产品，然后应用到临床为病人提供服务。

　　刚刚俞博士讲，过去这5年是我们中国医药创新最好的机会。

　　先看数据，中国2020年心血管报告中显示目前中国患有心血管疾病的病人达到3.3亿人（而不是3.3亿人次），比2019年公布的2018年的数字2.9亿人多了4000万。同期出生人数不到1000万，而心血管疾病人数一年间增加了4000万。

　　当时他们问：葛院士你这个数字准确吗？

　　当然，我们在抽样的过程中可能有些重叠，比如一个人有高血压，同时患有心衰，我们可能就把他记了两次，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患病人数的增加一定是很多。有一个说法是，在5个成年人当中，就1个患有心血管疾病。

　　今天我既然讲到医疗创新，我讲三个小故事——

　　1929年，在德国柏林有一个叫Werner Forssmann（沃纳·福斯曼，心脏导管的发明人）的小伙子，他就想说能不能用某种方法来记录心脏的血液动力学指标，他就把一个导尿管从臂静脉一直插到了自己的右心房中（因为提议病人实验被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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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沃纳·福斯曼进行的心导管实验以及拍摄到的第一张心导管X光片，图片来源：Research Gate、Science Direct

　　由此，人类得到了第一张心导管X光图像，但因为他这个举动违背了当时的医学伦理委员会的规定，他被学校开除了，以至于没有能够完成学业。

　　后来福斯曼去了德国跟波兰交界的一个小的村子里边做了一个泌尿科医生，我们当时开玩笑说，因为他把导尿管插到心脏里面去了，最后只好做了泌尿科的医生。

　　他在1956年获得诺贝尔医学奖，但是委员会一开始找不到他，总算联系到他之后问他是不是沃纳·福斯曼，他说是。

　　工作人员告诉他获得诺贝尔奖了，他说你搞错人了。工作人员又问他是不是1929年做了一个导管实验，他说是。然后人家说“那就是你了”，就这样他获得了1956年诺贝尔医学奖。

　　第二个故事，同样是在德国，当时有个小伙子Andreas Gruentzig（安德烈亚斯·格林特茨格，介入心脏病学之父）心想：我们既然已经知道心肌缺血、冠心病是由于心脏的血管狭窄引起来的，那我们能不能想个办法解决呢？

　　他想了很多方法，其中一个就是用球囊，先弄一个窟窿，然后把球囊放到里边撑起来不就好了？说起来很简单，但当时也做了很多的努力，后来在1977年9月16号，瑞士苏伊士，他做了第一例的冠脉球囊扩张手术，缓解了病人的缺血。

　　说起来很遗憾，我觉得这个世界有的时候有些天妒英才，他在四十几岁的时候做完第一例球囊扩张术，1980年被人才引进到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埃默里医院当主任，教了很多的学生，他在台上讲话的时候，大家都把他奉为神灵。

　　在1985年的10月27号，他约好了给病人去做手术，他有自己的飞机，但是那天天气不好，飞机驾驶员说：老板，现在天气不好，要不然我们等等再起飞？

　　他说：你把钥匙给我，我自己飞。结果飞机飞上去就掉下来坠毁了，当然细节是我瞎编的，开飞机可能不需要钥匙。不管怎样他就是自己开飞机然后失事了。

　　安德烈亚斯的去世我觉得从客观角度看也不全是坏事，有时候一个大师的去世会诞生一大批的大师，因为他在世的时候没有人敢挑战他。

　　在他去世的第二年，好比“山中无老虎”了，很多“小猴子”就跳出来说老板这东西不行，因为球囊扩张了以后会造成血管的闭塞、心脏的穿孔，第二年就诞生了支架，就是我们今天还在用的支架，这个故事我就不展开讲了。

　　第三个故事，还是一个小伙子Alain Cribier（阿兰·克里比耶，经导管主动脉瓣植入手术的第一人）1987年在丹麦，他想既然这么多病人都不适合现有的手术，那么我们瓣膜把它放到气囊上去，直接植入行不行呢？但是大家对这个方向都不看好。

　　这也是刚刚沈总和杜莹博士对话中提到的，一项技术在别人都不看好的时候，该怎么办。当时这个文章投出去，投到Circulation被拒掉了，其他核心期刊也不接受，最后投到当时只有1.9分的期刊才终于被接受发表。

　　2002年4月16号，阿兰终于有机会进行第一例临床手术，当时那位病人当时生不如死，就同意了，之后手术获得成功，取得轰动。当然这个时候去投资就太晚了，应该是前几年投资比较好。

　　在2002年的7月份我就认识了阿兰，我说我们中国人不喜欢开刀，更喜欢不开刀的治疗方法。他说为什么？我说我们中国人说开刀伤元气。他说什么是元气？

　　我想了半天，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最后我说就好比你出生的时候带着 Energy，但是如果一开刀，流血了，那元气就丢了。

　　他听了之后说：Oh, it’s very interesting.

　　我当时就想邀请他到中国来做这个手术，但当时写了好几次报告也不行。后来突然在2010年9月29号我在美国开会，他们说葛均波，你提的报告，我们批准你有条件的进行。当时我一个跟头就翻起来，赶快买机票回国。

　　2010年的10月3号，我们做了中国的第一例主动瓣膜植入，今天在座这么多投资人，你们一定要看到这个市场，因为这个手术的有效期是10年，10年之后植入的材料就坏掉了。

　　上面提到的这第一例病人2010年的10月份做了手术，10年后的2020年，这个病人又心衰了，然后我们给他植入了一个瓣中瓣，当然这个病人我去看他，跟10年前完全不一样了，又长了10岁，他听说我就是10年前给他做手术的医生，一下就坐起来嚎啕大哭。

　　这种时候我就深刻感觉到作为医生的那种荣誉感，虽然做投资人很兴奋，但我觉得有时候做医生的荣誉感也很好。

　　我总结了一下我们中国目前医疗器械的三个大区，一个是珠三角大湾区，一个是苏州、杭州、上海为代表的长三角，再一个是京津冀，京津冀可能政策方面有优势，但其实我觉得最活跃的可能还是珠三角和长三角这两个地方。

　　大家可能更感兴趣的，是目前我们医疗器械投资的这些产品情况，所占比例的情况和专利转化的情况等等，我今天没戴眼镜看不清，数据也忘了，就先跳过，对不起。

　　我刚才提到2015年9月11号的9:11的这张照片，我发起了CCI（中国心血管医生创新俱乐部），提出了from the doctors, by the doctors, for the doctors的概念，我们成立的创新学院培养了很多学员。

　　我们建立了一个成熟的创新体系，从概念到材料、产品、专利保护到转化等等，我们跟斯坦福的BIO DESIGN、ICI都建立了合作关系，所以刚才主持人介绍我的头衔有很多。

　　其实我觉得我的头衔2张A4纸都写不完，但是我自己最关注的头衔是“校长”，为什么？

　　就是因为2015年的9月11号我创立了创新学院，在过去这些年诞生了100多项专利，我们现在有10家初创公司来开发一些创新的产品。

　　我个人认为我们医疗器械要从模仿走上创新，首先要从上游政策着手，公司创始人和企业家不能因为创新失去人身自由，所以我觉得应该把整个的创新链打造好，使我们中国能够在创新的路上越走越远。

　　饭碗一定要抓在自己手上。大家仔细想想看，所有的高端医疗设备我们几乎都是买来的，我觉得应该要有创新的产品出现，使我们医疗人能够有武器战胜疾病。

　　好，谢谢大家。

　　对话环节

　　訾振军：首先感谢沈总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一个对话的机会。

　　从冠心病到瓣膜病等等，我们葛院士一直走在技术创新的潮头，我从2000年左右就因为心脏搭桥术跟葛院士结缘，时间关系这个故事就先不跟大家分享了。

　　我先替下面在座的投资人问一些比较实用的问题，请您列一列将来心血管领域的创新技术，哪三个方向是最值得投资的？

　　葛均波：因为今天我讲的主题是医疗器械，我觉得医疗器械是最值得投资的方向之一，美国每年医疗器械的消耗人均是347美元，而中国到目前为止是人均每年6美元，所以医疗器械在我们中国存在很大的缺口。

　　目前我们医疗研究当中，癌症、肿瘤当然是很重要的方向，但心血管疾病不进行遏制也非常危险，它目前占到目前疾病死亡人数的一半左右，每两个因病死亡的人当中就一个是心血管疾病，你看看周围邻居有几个没有心血管疾病的。

　　发达国家医疗器械和药的比例是1：1左右，而中国只有1：3到1：4，所以医疗器械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第二，我个人认为现在我们的医疗还处在“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阶段，我觉得任何能在上游阻断，或进行靶向治疗的药物，像小分子药，阻断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跟发展的，我个人认为都是很好的投资方向。

　　第三，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植入器械还处于姑息治疗状态，我们应该未来把眼光放的更远一点，往更基础的方向迈进，比如我现在在研究可降解支架，但还是没有跳出支架的范畴，那么是不是可以放眼更上游，比如仿生材料。

　　那天我把美方院士请到我的手术室里面去，他说你们手术这么多血，我说我们的瓣膜用一次管10年，他研究的材料寿命有20亿次，我算了算，可以管40年。

　　我说任何人，在座的包括我自己，只要活到85岁，瓣膜一定会坏掉的，没有例外。到时候大家都要来找我，我给你换上一个瓣膜，换上之后也只管10年，如果人工瓣膜寿命有50年，那80岁换上之后，可以管到130岁，之后再换一次就基本上200岁，挺好了，对吧？

　　超过200岁我再帮你换让你继续活你可能都不大愿意了，所以我认为仿生材料应该是第三个好的投资方向。

　　訾振军：葛院士讲得非常清晰，这三个里面有两个跟器械有关，尤其是第三个讲到仿生材料的突破，其实我们也在做，各种各样的高分子的瓣膜，仿生材料，智能化的材料，我相信应该不超过2~3年就会在临床上使用了。

　　第二个问题，今天在座各位有很多做药的，我说药和器械在心血管疾病的发展里面扮演了两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一直有一些问题困惑，以前我也问过葛院士这个问题，就是高血压的药，好像天天在吃，但怎么也吃不好。

　　我觉得现在技术的跨界发展也很厉害了，有没有将来可能会出现一种精准的医学工程类治疗，把高血压这些慢性病解决掉？因为我们看到的药物就是让你天天吃，也可能我们的药物厂家早都发明了根治的药物，不肯拿出来。

　　葛均波：我们现在对高血压、心肌缺血和心衰的治疗，大都是姑息治疗，你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值得我们去思考，就是将来有没有可能在更源头阻断疾病的发生，治愈当然是不太可能的。

　　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抗高血压的药物还没有这么多，只有一个利尿药可能会降低血压。当时有医生就说我干脆切开肚子，把肾动脉的交感神经切断，发现它能够降压，但是这是一个很大的手术，容易导致出血、感染等等，风险很大。

　　后来在2004年发生了一件事，当时有一家小公司，他们尝试利用射频消融的手段来破坏交感神经，前几个阶段的实验结果都还好，到了2014年最后发现结论是是无效的。

　　我个人认为他们出现的是方法学上的错误，我觉得我们对一个疾病的治疗，首先要讨论是概念错误，还是方法错误。

　　比方讲我们现在吃的药有副作用，这是一个方法学的问题，我们在上游如果真的把交感神经调控了，无论你什么手段，现在的手段可能比较简单粗暴，将来可能会诞生更好的方法。

　　今天李飞飞教授有提到，她团队中也有人和我合作研究AI对心血管疾病的诊断、治疗以及随访，我觉得随着我们算法的改变，我觉得会有那么一天，能够找到某些疾病的上游靶点，从而能够真正的达到早期干预。

　　訾振军：最后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也做了这么多年的工程师了，医疗器械从单纯的机械功能型解决方案逐渐走到现在，开发出新材料、新的传感技术等等。

　　很多年前，我跟一个血管外科的教授聊到覆膜支架，我说覆膜支架隔绝了流腔之后，我们加一些传感器来测量流腔里的压力好不好？

　　当时他跟我讲千万别搞这个，我好不容易把病人做出院了，到时候他天天给我发信息，有问题来找我怎么办？

　　这是很多年前的事了，但今天我们已经开始往这个方向进行一些尝试了，比如说有传感器的瓣膜已经植入到心血管里面去了，可能随着现在信息技术的发展，电池技术的进步，能够源源不断地采集信息。

　　我觉得药物是无法实现所谓智能化的，但医疗器械是可以的，而且实现的步伐是越来越近了，这类技术可能会对我们心血管疾病的治疗和病人的管理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您有什么想法和见解？

　　葛均波：我觉得訾总你不光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或者研发人员，我觉得你的很多想法很超前，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讲，你刚刚提到的那位教授提到的担心已经不存在了，为什么？

　　未来的医院一定不会像现在一样，等着病人上门求诊，现在我们有这么多互联网医院、智能医院和第三方服务机构，这些医疗器械发回来的信息一定会有人替你管理好，而且一定会把这些信息整合到一起，反馈给好的医生。

　　我曾经构想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出院以后，我给你个二维码，你扫一下就知道病情如何、该吃什么药，什么时候应该随访等等。

　　訾振军：很感谢葛院士精彩的讲演，也感谢沈总给了我们今天这个“炉边对话”的机会，所以我们海阔天空聊聊，也没怎么对口型，也没看提词器，希望我跟葛院士的聊天，能给大家一点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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