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研读｜王爱军：伦理·诗性·文明：《故乡》的隐喻

栏目：热点资讯时间：2023-08-16

　　伦理·诗性·文明：《故乡》的隐喻

　　王爱军

　　【摘要】鲁迅小说《故乡》的审美魅力和读者情感共鸣而生成恒久的阅读印记，形成生命与故乡的缠绕交融状态。其以乡村伦理之“常”为显性叙事，以美好人性之“变”为隐性情怀，把现实的“乡愁”和精神的“乡思”进行审美呈现和诗性表达，寄寓了生命主体对于文明世界的殷切向往和美好愿望。

　　【关键词】鲁迅《故乡》伦理诗性文明

　　鲁迅短篇小说《故乡》充满熟悉的陌生化张力。但凡读者脑海里留存关于鲁迅的文学印象，往往有如此“片断”：深蓝天空中的金黄圆月、中年闰土叫“我”老爷、圆规式的杨二嫂等。尤其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阅读印象愈加清晰具体且难以释怀，形成生命与故乡的缠绕交融状态。每位游子心中都有自己的“故乡”，乡景虽然各不相同，但“乡味”皆似曾相识又何其相像，既有“近乡情更怯”的乡愁，又有“月是故乡明”的乡思，还有“上下而求索”的乡愿。

　　一、现实：伦理负重式的“乡愁”

　　伦理可谓中国乡土社会的“灵魂”，文化、法制、礼俗等无不“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1］，家庭和乡村是其两大源泉，从而构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乡村伦理关系和道德生活样式，影响着每一位“地之子”。鲁迅的小说《故乡》凝聚着伦理负重式的浓浓“乡愁”，具体表现为“我”对于家庭家族、邻里友人和自我生存的“异质性”感受及其紧张关系。

　　小说开篇五节主要采用了“长镜头”和“特写镜头”相交替的镜头叙事，逐层呈现乡村伦理的负压和“我”对故乡以及家庭家族既亲更疏的感受。首先，“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是长镜头叙事，分别从感觉、空间和时间上铺垫全篇，指涉“我”与故乡的非常态关系；接着以近镜头呈现故乡的“萧索”；然后以特写镜头聚焦于“聚族而居的老屋”；最后以长镜头推向二千余里之外的“谋食的异地”。这一组近似于蒙太奇的画面标识了故乡的历史和现状——“故乡本也如此”“没有进步”和“没有一些活气”，使得“我”心“悲凉”（重复两次）和“没有什么好心绪”。究其根源，乃是家族家庭、邻里友人和自我生存构建的伦理困境。文中述及家庭家族的文字有三处。一是“我”进家门刚坐定，母亲便叮嘱：“你休息一两天，去拜望亲戚本家一回，我们便可以走了。”“我”简短回答“是的”。二是“本家和亲戚来访问我。我一面应酬，偷空便收拾些行李”。三是“来客也不少，有送行的，有拿东西的，有送行兼拿东西的”。由此可以看出，“我”与家庭亲戚的关系比较疏淡，“拜望”“是的”“应酬”“偷空”“拿东西”和“一扫而空”等词汇昭示了“我”对于家族礼俗的不胜其烦，但还要被动为之的无奈感。

　　“邻里友人”是《故乡》的浓墨重彩。“邻人”以“圆规”式的村妇杨二嫂为代表，“我”面对她连番的“伦理化”质问而“愈加愕然”和“无话可说”。第一重质问是“我还抱过你咧”而你竟然不认识了，第二重质问是“你阔了”而你竟然还如此小气。一厢情愿式的伦理规则和强盗般的生活逻辑令知识分子的“我”无以对答，只能“闭了口，默默的站着”，这种失语状态与《祝福》中被祥林嫂逼问的“我”实相一致，昭示了五四启蒙的问题与症候。“友人”即少年闰土，三十年后的再次见面注定成为精神的“诀别”，那份“恭敬”和那声“老爷”让“我也说不出话”。“我”在邻人和友人面前都是失语者，实质上是对于“故乡”的失语，隐喻了“我”既“在乡”又“不在乡”的尴尬状态：“我”是离乡的“异地人”，也是原乡的“故乡人”，拥有知识文明和乡村伦理的双重经验而陷于失语状态。

　　“我”的生存处境与乡村伦理始终捆绑在一起，处于“高墙”文化的浸染之中。少年的“我”与朋友们“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这与少年闰土的“海边”文明形成了强烈比照。“高墙”文化渗透并强化着传统伦理道德观念，比如“我”耳濡目染家族的祭祀伦理——“祭器也很要防偷去”，因此需要“防偷”和“管祭器”，实质上是“防人”和“管人”，而“我”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被高墙“防住”和“管住”了，“防”和“管”的伦理观念成为生命的质地，于是当“我”听到少年闰土说“管西瓜”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问“管贼么”，闰土回答说不是管贼（管人），而是管动物，人渴了摘西瓜吃在“我们这里是不算偷的”，可见“他们”的自然伦理与“我们”的社会伦理迥然不同。成年的“我”在离乡时依然觉得“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虽然事过境迁已二十余年，但“高墙”文化有过之而无不及，致使“我”不感到怎样的“留恋”老屋与故乡，甚至于少年闰土小英雄的影像“现在却忽地模糊了”。

　　二、精神：诗性守望化的“乡思”

　　《故乡》的诗意源于“海”情结。“海”是自由无拘和自然栖居的象征，是现实人生的彼岸和诗意福地。鲁迅故乡绍兴与海并不远，但因为少年时的“高墙”阻隔而难近海，因此对于海的向往成为人生心结：“海上的月色是这样的皎洁；波面映出一大片银鳞，闪烁摇动；此外是碧玉一般的海水，看去仿佛很温柔。”［2］其折射了鲁迅性情的另一面—— 自由渴望和诗意诉求，《故乡》正是鲁迅“海”情结的心灵释放和审美表达，寄寓了自由自适和自然朴素的生命情怀。

　　文中七次述及“海”。少年闰土说：“我们日里到海边捡贝壳去。”其生活亲历激发了“我”的诗意想象和生命渴望，于是“我”六次提及“海”：海边沙地、海边如许五色的贝壳、闰土在海边时、在海边种地的人、吹着海风、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我”的精神之海照亮了故乡之美：“这儿时的记忆，忽而全都闪电似的苏生过来，似乎看到了我的美丽的故乡了。” 美丽的故乡实质上寄寓着“我”的生命底色—— 诗性精神。“诗性”精神往往指涉：“抒情性，或浓烈炽热，或含蓄蕴藉，但要具深情之美；哲理性，或朴实无华，或艰深晦涩，却充满智慧之思；意境美，或平淡秀逸，或繁芜靡嫚，而不乏诗意气韵；人性美，或自在超然，或苦闷悲惨，惟观照人之命运。”［3］《故乡》正是情、理、物、人的诗性统一。

　　首先是“我”对于故乡的一往情深，所谓“二十年来时时记得”尽显深情之美。其次，“我”对于归乡、在乡和离乡的所见所闻娓娓道来，朴实无华的字里行间充满智慧之思，彰显了生存哲学：“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再次，《故乡》充满诗情画意。“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分明是传统“水墨”写意，融汇着自然气象与人文情怀；“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和多次重复的“海边”风情属于精细的“工笔”，凸显了民族风物的审美意趣；“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则属于“表现主义”的画术，“希望”“路”和“行者”三位一体，彰显了“我”的个性感受和价值向度。最后，《故乡》终其根本还是对“人”的关怀。人之美（少年闰土、水生、宏儿）、人之丑（圆规杨二嫂、顺东西者）和人之苦（“我”、母亲、成年闰土、杨二嫂）相互比照缠绕，在“故乡”亦即旧中国这个大背景下，“人”的命运其实相差无几，或“辛苦辗转”，或“辛苦麻木”，或“辛苦恣睢”。因此，“故乡”有症—— 宗法伦理的隐喻，“故乡”也是福—— 可以“诗意地栖居”［4］。

　　三、希望：文明维度上的“乡愿”

　　“乡愁”和“乡思”属于《故乡》的显性层面，它们构建了《故乡》的叙事魅力。然而，《故乡》的叙事张力在于文本的隐性层面—— 文末三段“我”的内心独白，既形象又理性，既矛盾又清晰，既沉重痛苦又希望满怀，昭示了“我”对于传统、现实、社会、人性和未来的深度考量和希望憧憬，彰显了“反抗绝望”［5］式的鲁迅精神。

　　首先，自由的生活。《故乡》中的“海边”风情是“自由”的隐喻，“高墙”生活是“他由”的象征。“我”在记忆和现实中反复比照“自由”和“他由”的境遇，即以童年时期和成人阶段进行着对应的比照。第一次叙述“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之后，比照的生活是“闰土在海边时，他们都和我一样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第二次叙述“我只觉得我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比照的生活是“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海边”和“天空”很容易联想到“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自由无拘的诗性情怀，它们构建了身心自由的两维空间，童年时期更倾向于“身”的自由，因为“只看见院子里高墙”属于具象化的束缚，意味着被伦理文化管控着的“童年”；成年阶段更倾向于“心”的觉醒和自由，因为“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属于抽象化的羁绊，意味着生命个体被“精神奴役的创伤”［6］，麻木不觉醒则不自由，闰土、杨二嫂等皆属此类。

　　其次，平等的生活。平等是文明的尺度，是人类长久以来追求的理想目标。《故乡》主要指涉了人格和经济的不平等以及人生愿景。人格不平等主要体现于“我”听闻闰土那声恭敬的“老爷”时，“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说不出话”。这种恭敬和厚障壁主要因为封建等级和伦理纲常，因为祖传的“规矩”而不平等，不平等便不自由，不自由便“客气”的“说不出话”，再也回不到过去“哥弟称呼”的平等光景。然而，令“我”欣慰的是“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宏儿不是正在想念水生么”，寄希望于下一代平等相待，不再因为“厚障壁”而产生隔膜和客气。经济衰败和不平等同样触目惊心，甚至导致言行和人性的扭曲，比如“祭器也很要防偷去”，“说是买木器，顺手也就随便拿走的”，“顺便将我母亲的一副手套塞在裤腰里”，“前天伊在灰堆里，掏出十多个碗碟来”，等等。“经济基础的变化，迟早会导致整个巨大的上层建筑的转变”［7］，人的意识言行和文化伦理必然居乎其中，因此，《故乡》中无论是乡邻的“顺东西”，还是杨二嫂的“辛苦恣睢”，抑或“灰堆碗碟”事件，不无显示着经济对人的影响和异化情形。

　　最后，实践的生活。“人类文明源于社会实践而又服务于实践”［8］，鲁迅对于人生实践也有诸多思考，秉持“单是话不行，要紧的是做”［9］的实践观，很是看重“行进”的意义，一直走下去才是硬道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10］，只有坚持到底，“希望”才可能切近现实。

　　《故乡》正是鲁迅实践观的审美化表达。一方面以“我”的人生轨迹进行形象化呈现：“我”的“离乡”和“归乡”、“我”的“在乡”、“我”的再次“离乡”，其人生轨迹被钱理群先生视为“离去—— 归来—— 再离去”的“归乡”模式［11］，标识了作家和叙述人“我”永不言弃的“行进”意志和实践精神，正是这种亲历性的实践过程才使“我”更加清醒、豁然和坚定：“我躺着，听船底潺潺的水声，知道我在走我的路。” 在此过程中，“我”与侄子宏儿的“闲话”也并非闲来之笔：“问他可会写字，可愿意出门。” 这是“出门”践行而非门内张望“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因此，才有“我”对宏儿的回答：“你怎么还没有走就想回来了。” 这既是回答宏儿也是警醒自己，“走”才是对于“行进”的切实践行，于是就引出了第二个层面的社会实践：“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希望”并非是单纯的想象和幻想，而是像“路”那般被实实在在“走”出来的，新生活更是“实践”出来的，当然不止“我”一人的实践，而是许多人前赴后继的社会化实践，“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12］，这正是鲁迅抗争意志和实践精神的形象写照。

　　参考文献

　　［1］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27.

　　［2］鲁迅.海上通信［J］.语丝（周刊），1927（118）.

　　［3］韩松刚.中国当代小说的诗性精神［N］.文艺报，2016-10-24.

　　［4］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M］.孙周兴，选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148.

　　［5］鲁迅.致赵其文［N］.华西日报（华西副刊），1939-10-19.

　　［6］胡风.置身在民主的斗争里面［J］.希望（创刊号），1945（1）.

　　［7］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

　　［8］张浩，张曙光.“两个文明”与社会实践［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6）.

　　［9］鲁迅.且介亭杂文［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72.

　　［10］屈原.离骚［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2019.鲁迅于小说集《彷徨》扉页题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

　　［11］钱理群.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