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

　　儿童与成人界限的消失；男人与女人界限的消失；英雄与凡人的融合；工作与休闲的模糊化——我们都是越界人，活在时代更替的夹缝中。这个越界的经验，是世界上无数受技术与媒体影响、身份含混模糊、经历生活与工作流动、感受代际震荡的群体与个人的共有经历。

　　 

　　关键词：界限   越界人  夹缝

　　封面来源：田晓磊 作品《Relation》（2013）

　　我在2008年的著作《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一书，主要讨论在共有媒体（即各种基于数字技术、集制作者/销售者/消费者于一体、消解了传统的信息中介的媒体系统）的作用下公私界限消融的问题。例如，一个常见的情形是，人们的私有空间成了媒体聚焦之所，同时，整个世界方方面面的事又不必要地展现在家里。我提出，在共有媒体中，公与私的区分既不是决定性的，其各自的本质也不是固定化的，而是充满了流动性和多变性。

　　胡泳 《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

　　从这个议题开始，我着迷于界限的消失问题，这种消失意味着社会处于一种“透明”的状态。界限的消失可能是多种原因所致；但媒体对这个现象的产生具有独特的推动作用。这并非因为笔者持技术决定论或曰媒体决定论的观点，仅仅是想在分析过程中将媒体这一变量单独抽离出来，以之观照曾经区隔分明的诸多界限，是怎样因为技术造就的场景交叉而走向模糊、失序的。

　　不是所有人都喜欢看到这样的结果；一直以来，就存在对新的媒介的各种怀疑和讥讽，因其缔造了混杂斑乱的环境而使人无所适从。这种怀疑甚至在柏拉图的著作中就已经出现。在柏拉图的对话《斐德罗篇》中，苏格拉底和斐德罗就文字和口语作了一番对比。苏格拉底对文字持批评态度，与世代相袭的口语传统相较，文字有诸多不足：它只会提醒人们他们已经知道的东西，它会导致记忆的下降，它脱离说话人和听话人的灵魂。此后，许多人把苏格拉底在《斐德罗篇》末尾对文字的批评当做是一种预言，把它泛化为对新媒介的担忧。

　　传奇的政治传播学者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就曾附和柏拉图说：“阅读允许一个人详细研究印刷材料，可以一读再读，而在听广播时却无法做到这一点。”他批评的是那时的新媒介——收音机。但其实，是电视真正激发了媒介批评家们的不安。用克莱·舍基的话说，近半个世纪以来，媒介批评家们面对电视给社会带来的影响不断地绞着他们的双手，连手掌心都快搓破了。

　　从“傻瓜盒子”（idiot box）或“蠢材显像管”（boob tube）等为电视起的恶劣绰号，到建筑学家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蔑称“眼睛口香糖”（chewing gum for the eyes），直到1961年，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牛顿·米诺终于在一次演讲中，为电视找到了一个终极隐喻：“茫茫荒原”（vast wasteland）。我们的社会会不会因此而退步？因为社会成员在这个“茫茫荒原”上浪费了那么多的时间。

　　电视常常被看作无可救药之物。电视的著名抨击者尼尔·波兹曼说，“如果电视开始走下坡路，我们所有的人都会活得更好”。可是，文化精英主义者尽管说话毫不留情，他们的抱怨却无人倾听——在过去五十年中，人均看电视的时间每年都在增长。这样看来，电视很容易和毒品划上等号：明明有害，但人们还是欲罢不能。政治理论家、著名外交官乔治·F. 凯南就谴责电视是“反社会的”，称其拥有“某种毒品般的、带麻醉性和催眠性的能量”。

　　仔细地考量这个过程会发现，今日我们对互联网的诸多批评，都可以在早先对电视的批评中找到影子。例如，1977年，玛丽·温做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有关电视对孩子和家庭的影响的研究。在这些研究中，她对电视给孩子们施加的令人上瘾的影响持强烈的批评态度。她写道：“电视的体验令参与者把真实的世界完全清除出去，而进入一种愉悦和被动的精神状态之中。”2002年，她更新了自己的研究，出版了《插着电源的毒品：电视、电脑和家庭生活》一书。在这里，电视和电脑同被视为“插着电源的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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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与成人界限的消失

　　对电视的批评之作中，有一部美国作家约书亚·梅罗维茨写的《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这本1985年出版的书主要分析电视对于美国的影响。这里的“电子媒介”主要是指电视，而非我们现在惯认为的网络。

　　约书亚·梅罗维茨 

　　《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

　　梅罗维茨的这本书的核心是“场景论”，亦即，“电子媒介最根本的不是通过内容来影响我们，而是通过改变社会生活的‘地理场景’来产生影响”。他认为，电子媒介打破了物理空间和社会场景的传统关系。场景通常是以“谁在哪儿”来定义，它隐含的现实问题是，每个人在不同的场景下，其行为类型是不同的。然而电子媒介的发展将许多不同类型的人带到相同的“地方”，使得人类的交往行为具有了新的中介，人们能够在不改变所处“地方”的情况下进行多种社会交往行为，于是许多从前不同的社会角色特点变得模糊了。

　　梅罗维茨提出，电子媒介“使得曾经各不相同的社会场景相互交叉”。以前我们会有阶级权力等级等的划分，是因为不同群体的人生活在不同的场景，有着不同的生活经历，而现在，“场景相互交叉”了，这势必引起社会舞台与社会行为的重组，产生三大社会现象，即“儿童与成人概念的模糊，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概念的融合，政治英雄与普通市民的等同”。 

　　     首先来看第一个现象。儿童与成人概念的模糊所导致的界限消失，与一种童年界定物密切相关，它就是：秘密。梅罗维茨认为电视是“秘密展示机”（secret-exposing machine），不仅排除了童年与成年社会中的重大差别，让孩子暴露在各种图像和信息面前，呈现人类历史上与时共存的暴力、愚蠢、纷争、烦恼、人体上生老病死的弱点，因而提早瓦解了儿童的天真童稚；而且，它还让孩子们知道了所有秘密中最大的秘密，即“关于秘密的秘密”。

　　电影 《这个杀手不太冷》

　　     波兹曼说，直到最近，儿童与成人最重要的区别是，成人拥有某些儿童不宜知道的讯息。当儿童渐渐长大，我们按发展阶段逐步透露这些秘密，例如很多父母都难以启齿的“性启蒙”就是其中很大的一个秘密。

　　波兹曼强调：“我同时也不是说儿童在早年时，对成人世界的东西是全然无知的。我只是说，自中古世纪以降，只有活在当代社会的儿童才会知道这么多成人世界的秘密。??当他们有机会去接触过去潜藏于成人世界的讯息时，这些儿童就已经被逐出儿童世界了。”

　　在这种情况下，就连儿童的好奇心也没有存在的必要。波兹曼认为，好奇心只有在儿童的世界与成人的世界有所区隔时才会出现，儿童必须要通过发问，寻找进入大人世界的途径。而现在，儿童根本无须问任何问题，就被塞满一大堆答案。

　　伴随着儿童的天真和好奇心的瓦解的，是成人权威的下降。这个下降系基于父母监控能力的下降。在电视出现之前，父母可以掌握他们的孩子正在阅读的东西，通过书籍和印刷媒介,成年人可以隐藏许多不容孩子们目睹的残酷现实,或者至少可以对于他们何时获得这些知识实施某种控制。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们可以阅读的东西随之增多，他们由此得以逐步对成人的问题展开探索。电视则不仅在监控上困难得多，而且，过早将成人生活的后台打开给孩子看。梅罗维茨认为，正是为此孩子们喜欢电视，因为它能“延展自身的经验”。

　　      哀叹电视让我们“娱乐至死”的波兹曼，同时还写过一本书《童年的消逝》，这并非偶然。波兹曼把电视视为令童年不再的罪魁祸首。他总结道，电视以三种方式，彻底腐蚀了儿童与成人之间的区分线。这三种方式皆同电视无分别的可接近性相关：首先，电视不要求其观众学习才能捕捉它的形式；第二，电视不要求观众具备复杂的心智和行为；第三，电视也不会对观众进行分类、区隔。电视呈现信息的方式，是让每个人都有机会观看它，所以，电视根本不管观众是成人还是儿童。由此，电子媒介根本无法禁止任何秘密。只要没有秘密，当然，童年的概念也就不可能存在了。

　　     众所周知，波兹曼在反对电子媒介的同时，对印刷媒介给予近乎盲目的礼赞。而童年的生发，竟也同印刷媒介息息相关。波兹曼指出，“童年”的概念直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才被提出，而在这之前的中世纪，“童年”是不存在的。由于15世纪中叶印刷术的发明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符号世界，这个符号世界要求儿童作为一种社会角色与成人相分离，因此儿童便从成人的世界中被驱逐出来了。

　　尼尔·波兹曼 《童年的消逝》

　　波兹曼认为印刷品对人类非常重要。他说，印刷品有效地创造出我们的现代个体（individuality）观念；而且，正是这种“被强化的自我感”导致了“童年的绽放”。印刷品要求读者必须先花一段时间训练其读写能力，结果随后就有了学校的发明，来控制儿童的“旺盛精力”，并培养他们“安静、静止、沉思，以及对于身体功能的精确调节”。“自从有了印刷术，未成年人必须通过学习识字、进入印刷排版的世界，才能变成成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必须接受教育。”

　　印刷术创造了“成年”（adulthood）的新定义，成年人指有能力阅读的人，相对的，儿童则指缺乏阅读能力的人。波兹曼说：“简单而言，有知识的人类（Literate Man）已经诞生了。??当印刷术开始出现，促使成年人的世界出现崭新的面貌；从此，‘成年期’必须靠个人努力争取，它是一个象征性的，而非生物性的成就；从此，年轻人必须经由学习，进入印刷品的世界，才能成为‘成人’。”

　　波兹曼写道：“我们与成年连结在一起的所有特征，几乎都是（或曾经是）有一个完全具有读写文化的要求所产生或扩展而成的。这些特征包括一种自我克制的能力、一种对被延迟满足的容忍、一种能进行概念式与序列式的复杂思考能力、对于历史连续性与未来的专注、对于理性与等级制度的高度评价。”在这里，读写能力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神话了。

　　无论如何，我们承认，儿童和童年的概念，是社会建构的结果。16、17世纪以后，童年的概念普遍得到承认，儿童越来越成为受尊重的对象。他们需要与成人世界分离并受到保护，童年应该有特别的服装，已是约定俗成的事实，儿童的语言也开始与成人话语有所区别。社会要求儿童接受长期的正规的教育，父母演变成了监护人、看管人、保护者、养育者、惩罚者、品德和品位的仲裁者。社会开始收集内容丰富的秘密，不让儿童知道有关性关系的秘密，也包括有关金钱、暴力、疾病和死亡的秘密。

　　然而，隐藏在读写能力之后的一个矛盾是，它让一个人得以有机会去获知某些秘密，但是它同时也成为阻碍一个人获知秘密的门槛。一个人必须先接受严谨的学理教育，才能读懂书籍中的深奥秘密。相比之下，电视是一种敞开大门的技术，不存在物质、经济、认知和想象力上的种种约束。在电视媒体盛行的时代，成人的世界被毫无保留地向儿童开放，结果儿童原本十分珍视的“读写、教育、羞耻心”则变得一文不值，这直接造成了“儿童”概念的趋于消失。

　　6岁的儿童和60岁的成人具备同等资格来感受电视所提供的一切，于是，“成人化”的儿童出现，“儿童化”的成人现象也日益严重起来。在电视时代，人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端是婴儿期，另一端是老年期，中间可以称之为“成人化的儿童”期。而所谓“成年儿童”的定义是，一位在知识、情感能力发展上尚未完全的成人。

　　儿童和成人不仅在心智上慢慢接近，在外在形式上也越来越相似。无论在语言、穿着、游戏、品味、需求、欲望和残暴程度上，儿童都变得成人化，成人也变得儿童化。归根结底，是电子媒介本身的特性，而不是观众的特性，导致儿童与成人的分界模糊，制造了所谓的成人似的儿童。

　　然而《童年的消逝》一书也承认，一方面有人认为，电子媒介导致了童年的消逝，消解了儿童和成年之间的界限，从而破坏了成年人的权威；另一方面，还有一种大相径庭的观点认为，在电子媒介的使用上，出现了越来越宽的代沟，年轻人与父辈对新科技的体验不同，在这种情况下，童年与成年人的界限不仅没有消失，反而被加强了。

　　的确，如果我们深入研究青少年文化会发现，很多由技术催生的新文化形式，最先是被年轻人所接受的。例如，电子游戏主要面向儿童和青少年市场；而流行音乐——无论是摇滚乐还是说唱乐——也是如此。伦敦大学的大卫·帕金翰说：“事实上，以儿童和青少年文化为代表的新兴‘后现代’文化，常常把成年人排除在外：它们依赖于特定的文化理解能力、对特定媒介文本的经验，而只有年轻人才拥有这些能力。当全世界的儿童越来越多地共享全球媒介文化时，他们与父母的沟通就可能越来越少。”

　　     这是一种新型的代沟。结果就是，成年人失去了对青少年的“保护”，围绕着童年而建立起来的藩篱不仅越来越容易被翻越甚至踏平，同时逃出去的青少年还可能树立自己的藩篱而把成年人隔离在外。从这点上说，电子媒介不仅界定了变化中的当代童年，同样，对于“成年期”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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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人与女人界限的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