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中女子的反抗意识

　　1、女性的独立意识在女权主义者看来，过去和现在的社会结构是建立在男权制基础上的，男性掌握着社会的基本功能，女性则被置于社会配角的的地位。

　　女性在社会中是第二性，是“他者”，始终处于被看的地位。表现于文学中，女性形象都是男性的陪衬，是服务于男性中心文化的臆造的产物。

　　但在《诗经》中，却出现了许多体现女性完全独立自主意识的诗篇，在某些篇章中，女性是审视者，男性则成为“被看”的“他者”。如《诗经》中的《箨兮》、《著》等即是用此类视角进行描述。

　　2、女性的依附意识 在男权社会，在政治，经济都处于依附地位的女性产生对男性的依附意识是很自然的事。在女权主义者看来，这种男性中心意识正是她们要颠覆和批判的压迫性意识。

　　而身为女性，认同并附和这种意识，对于分析和揭露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和奴役，无疑具有更深刻的解剖价值。《诗经》中的《竹竿》、《伯兮》等诗篇即是对此类话题的延伸。

　　3、女性的反抗意识 在《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这一本书中有这么一句话：什么是女子的命运？是自由决定了她自己的的命运，摆脱了由他人控制的角色；摆脱了社会的压制性的约束，可以自由地充分表达她的思想，并且自由地把这些思想付诸行动。 中国的女子在父权制家庭长大的过程中有了女权意识，她们既从外面往里看，也从里面往外看，这样通过生活中印在她们意识中的整体观便为她们提供了一种反抗的世界观。

　　简单来说，是因为有了压迫才有反抗，她们正是看到了压迫所在，才有了反叛的呐喊和抗争。因为她们想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她们想让自由结束她们受人控制的生涯。

　　女性的反抗意识，是指女性在面对男权的压迫和损害时，表现出的自我意识和对压迫者的控诉与反抗。由于这种反抗是被动性的，是自发而不是自觉的，因此其中所体现的女性意识也是有限的，挣扎的，矛盾的。

　　如上述的《氓》、《大车》中的女子即是以具备此类意识的形象出现于诗中的。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诗经年代，女性拥有较为强烈的自主意识，追求个性和自由成为诗经时代女性意识的主流，女性独立意识的自觉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现代。

　　在《诗经》80几首的婚恋诗中，表达女性追求个性与自由的诗就达到了21首，占了总数的1/4，而弃妇诗虽有13首之多，但总数明显少于前者。前者再加上于字里行间透露出反抗意识的4首诗，显示出绝对压倒性的优势。

　　当然，我们在时代的每个阶段都可以看到女性这三种意识状态的存在。无论是从汉唐至现代，或是从中国放眼看世界，我们都能从一个个活跃于时空舞台上的女子明显感觉女性意识的多样化：或追求个性的自由，或甘心依附于男权制度下，或在依附中自发地反抗……然《诗经》时代的女性意识有着与其他历史阶段泾渭分明的区别特征。

　　应该说《诗经》的时代，是女性意识处于刚刚抬头的原始状态，但从一开始的萌动阶段，《诗经》时代的女性意识就向世人展现了自由意识的强大生命力。《诗经》中的女性自由意识如同星星之火燎原，烧红整片《诗经》的天空。

　　它如同一株生长于野外的蕨类，未受过任何的侵染与压迫，自然而然地让文字弥漫着一种野性的张扬气息，令人手捧《诗经》，轻吟其中的诗句，心儿即随着流连于口齿间的诗句砰砰直跳，那感觉如同点燃了冬天里的一把火，火一样的热情足够将读者燃烧，让后世饱受礼教束缚的女子较之晦涩，毫无光彩可言。 妇女的女性意识，实际应该包括社会对妇女的认识和妇女的自我意识两个方面。

　　而妇女的自我意识，是指妇女作为有感觉能思维的人的认识主体，对自身客体存在的价值、道德、审美等一系列的活动的认识、感受和评价。而中国妇女女性意识的历程，就是一部女性意识在男性社会和个体家庭中沉浮的历史。

　　女性意识沉潜的过程，就是女性权力被剥夺，自由失落陷入依附地位的过程。 《诗经》中的“她”远比男性大胆、直率。

　　她们的内心世界在毫无遮掩的情况下展现，无论相思离别、怨恨恋慕，均能直言无隐，就连自己与男子的私情、幽约、也未尝讳言。她们虽受到封建礼制的压迫，但这样的压迫仍处于浅显的层次，情爱意识依然热烈张扬，这与后来堕入封建礼教深渊的晦涩暗淡、饱受压抑的女性情爱意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然从今天的敦煌资料来看，唐时女子在社会上仍享有很高的地位。当时敦煌的少女可以亲自选夫、问夫、直到满意为止。

　　但到了宋明之时，虽有反映自由之声的民歌，但理学对女子的贞节观却仍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程朱理学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为学之道，对女子的贞节观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一是“男女授受不亲”的隔离与疏远，二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轻死重节之道。

　　而到了清代，封建制度对妇女的管制和压迫可以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有资料显示，各个朝代的烈妇由于所处时期的不同，在数量上有着天壤之别：宋以前187人，宋金302人，元代742人，明清两代则达到了48152人。

　　后面两代烈妇的数目让人只能用“瞠目结舌”四字来形容。 由此可见汉代以后，随着纲常理论的确立，女性的社会地位附属性日益加深，这一点也体现在文学作品中女性。

　　女性意识，实际上就是有关于女性的观念，是一种历史的产物。

　　文学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就是指文学作品以人的解放为内核，以争取女性独立地位为标志，并在创作上表现出明显的性别特征和写作姿态。具体体现在女性对国难的积极救助，对家危的主动劝挽，对婚恋的自主抉择，对包办的坚决抗争，对爱而不得的伤感，对侮辱的反抗，对幸福的自庆，对痛苦的自悼等方面。

　　一.对国难的积极救助，对家危的主动劝挽 对国难的积极救助最典型的就是《鄘风；载驰》，作者是许穆夫人，堪称为文学史上第一位爱国女诗人。这首诗中，许穆夫人表明了自己要“归唁卫侯”的决心，对于卫人的强加阻扰表示愤慨，表现了女性在国家大事上的自觉和主动。

　　她不顾大臣阻挠，义无反顾亲往卫国出谋划策。这种突破重重阻碍按照自己意愿去变革现实的行为，毫无疑问，体现了周代女性已经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自主精神。

　　虽然她的本意是关心家人，然而，在那个女性被杜绝了参政议事的意识的时代，她能由己之私想万民之苦，感情得到升华，是正义且振奋人心的。因此她肯定自己，敢于为自己辩解“女子善怀，亦各有行”“大夫君子，无我有尤。

　　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 与国难相提并论的是“家危” 。

　　婚姻是女性最佳的生存保障。古代女性是受制于男性的，男子喜新厌旧，女子终而见弃，这是古代社会常见的悲剧。

　　因此，在家庭危机出现时，往往会出现女子提醒丈夫以前许下的誓言，希望丈夫顾念旧情，以家为重，回到夫妻和睦的情况。如《郑风；遵大路》里妻子对丈夫的劝挽，《邶风；谷风》里女主人公说的“徳音莫违，及尔同死”。

　　这些也能体现周代女子对婚姻的呵护和抗争，她们没有逆来顺受，而是给丈夫讲道理，她们有明确的目的和愿望，并付诸实践，努力改变现状，希望不被抛弃。 二. 对婚恋的自主抉择，对包办的坚决抗争 《诗经》产生时也是我国社会发展形态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

　　原始的母系社会已经消失，取而代之是以男性为主的父系社会。在这样的社会形态意识下，女性的社会地位逐渐降低，要求得在社会生存的一席之地，当时的女性不得不与男子结合，建立家庭，以获得确定的社会地位和建立稳定的社会关系。

　　但是她们并非都是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是出现了自主择偶，私定终身的现象。如《召南；摽有梅》里说的：“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现代的人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想着：这女子也忒大胆了吧。可是，我却觉得，这只能用“思无邪”来解释。

　　女主人公是一个直率，敢说敢为的人。她很现实，也很果敢。

　　她的言行无异是宣言：何时嫁人由我，怎样嫁人也由我，我的婚姻我作主，我的命运自己掌控！这种潜在的铿锵言词及其人格独立精神，不仅在那个年代罕见，甚至在民主意识普遍的今天，也难能可贵！再如《卫风；木瓜》里的：“投我于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和《国风；溱痏》里的“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摆明了已是“两情相悦”，望“永结同心”。

　　更有甚者，出现“挑逗”现象。《郑风；褰裳》中，女孩向她的情人隔河喊出“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思我，岂无他人？”诗中的这个女子有着强烈的自主意识，她清楚地知道自己在爱情中的价值，在爱与不爱之间，她去留从容。

　　当然，她是爱这个男子的，所以她的说话语气中便多了几分期许，几分催促，几分娇嗔。这也是身处美好爱情中的女性宣言，告诉我们，在爱情面前，女性不必过分矜持，不要患得患失，不应回避猜测，而要争取主动，大胆表达内心感受，有追求的自由与被爱的甜蜜，适当的时候可稍加放纵，以退为进。

　　这是何等的趣味盎然，这是何等的自然率真，这是何等的自信满怀。这是情感奔放的民间女子在以自由个性全身心地投入去迎接爱情的到来。

　　但事情并不总是美好的，随着礼教桎梏的形成与加强，女性的爱情首先遭受到束缚与摧残，她们再也不能随便的和心上人约会言谈，偷偷摸摸的幽会还得担心随时被父母发现。这给她们带来许多的痛苦和矛盾。

　　如《郑风·将仲子》：“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

　　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诗里的这位姑娘，显然也很爱她的“仲子哥”，但是害怕父母、诸兄的管制和众人的非议，所以内心极其矛盾。在她对爱人的叮咛中，吐露了极其委婉动人的情感，也包含着对礼教束缚的不满。

　　但她的力量是这样的弱小，根本改变不了这样的情况。当然也有一些勇敢的姑娘敢于作公开的反抗，如《鄘风·柏舟》：“泛彼柏舟，在彼中河。

　　髧彼两髦，实维我仪，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谅人只！”女主人公，矢志不从父母包办的婚姻，坚决忠于自己心爱的男子，发毒誓说至死也不会变心，她似乎豁出去了，以死相协，表现了“非君不嫁”的极大勇气。

　　这是她对爱坚情贞的自我呼唤，也是她对阻碍婚姻自由者们的控诉。不管多么严酷的礼教束缚，强悍无情的外界压力，这个少女依然坚毅刚强，宁死不易其志。

　　其中饱含的由爱情波折而引起的无限辛酸以及对婚姻不自由的深沉怨恨，是对“父母之命”的包办婚姻的蔑视和反叛。

　　分析 《 诗经 》 里以女性口吻叙述的诗篇，大致我们可以看到三种不同的女性意识： 1、女性的独立意识 在女权主义者看来，过去和现在的社会结构是建立在男权制基础上的，男性掌握着社会的基本功能，女性则被置于社会配角的的地位。

　　女性在社会中是第二性，是“他者”，始终处于被看的地位。表现于文学中，女性形象都是男性的陪衬，是服务于男性中心文化的臆造的产物。

　　但在《诗经》中，却出现了许多体现女性完全独立自主意识的诗篇，在某些篇章中，女性是审视者，男性则成为“被看”的“他者”。如《诗经》中的《箨兮》、《著》等即是用此类视角进行描述。

　　2、女性的依附意识 在男权社会，在政治，经济都处于依附地位的女性产生对男性的依附意识是很自然的事。在女权主义者看来，这种男性中心意识正是她们要颠覆和批判的压迫性意识。

　　而身为女性，认同并附和这种意识，对于分析和揭露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和奴役，无疑具有更深刻的解剖价值。《诗经》中的《竹竿》、《伯兮》等诗篇即是对此类话题的延伸。

　　3、女性的反抗意识 在《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这一本书中有这么一句话：什么是女子的命运？是自由决定了她自己的的命运，摆脱了由他人控制的角色；摆脱了社会的压制性的约束，可以自由地充分表达她的思想，并且自由地把这些思想付诸行动。 ② 中国的女子在父权制家庭长大的过程中有了女权意识，她们既从外面往里看，也从里面往外看，这样通过生活中印在她们意识中的整体观便为她们提供了一种反抗的世界观。

　　简单来说，是因为有了压迫才有反抗，她们正是看到了压迫所在，才有了反叛的呐喊和抗争。因为她们想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她们想让自由结束她们受人控制的生涯。

　　女性的反抗意识，是指女性在面对男权的压迫和损害时，表现出的自我意识和对压迫者的控诉与反抗。由于这种反抗是被动性的，是自发而不是自觉的，因此其中所体现的女性意识也是有限的，挣扎的，矛盾的。

　　如上述的《氓》、《大车》中的女子即是以具备此类意识的形象出现于诗中的。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诗经年代，女性拥有较为强烈的自主意识，追求个性和自由成为诗经时代女性意识的主流，女性独立意识的自觉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现代。

　　在《诗经》80几首的婚恋诗中，表达女性追求个性与自由的诗就达到了21首，占了总数的1/4，而弃妇诗虽有13首之多，但总数明显少于前者。前者再加上于字里行间透露出反抗意识的4首诗，显示出绝对压倒性的优势。

　　当然，我们在时代的每个阶段都可以看到女性这三种意识状态的存在。无论是从汉唐至现代，或是从中国放眼看世界，我们都能从一个个活跃于时空舞台上的女子明显感觉女性意识的多样化：或追求个性的自由，或甘心依附于男权制度下，或在依附中自发地反抗……然《诗经》时代的女性意识有着与其他历史阶段泾渭分明的区别特征。

　　应该说《诗经》的时代，是女性意识处于刚刚抬头的原始状态，但从一开始的萌动阶段，《诗经》时代的女性意识就向世人展现了自由意识的强大生命力。《诗经》中的女性自由意识如同星星之火燎原，烧红整片《诗经》的天空。

　　它如同一株生长于野外的蕨类，未受过任何的侵染与压迫，自然而然地让文字弥漫着一种野性的张扬气息，令人手捧《诗经》，轻吟其中的诗句，心儿即随着流连于口齿间的诗句砰砰直跳，那感觉如同点燃了冬天里的一把火，火一样的热情足够将读者燃烧，让后世饱受礼教束缚的女子较之晦涩，毫无光彩可言。 妇女的女性意识，实际应该包括社会对妇女的认识和妇女的自我意识两个方面。

　　而妇女的自我意识，是指妇女作为有感觉能思维的人的认识主体，对自身客体存在的价值、道德、审美等一系列的活动的认识、感受和评价。而中国妇女女性意识的历程，就是一部女性意识在男性社会和个体家庭中沉浮的历史。

　　女性意识沉潜的过程，就是女性权力被剥夺，自由失落陷入依附地位的过程。 《诗经》中的“她”远比男性大胆、直率。

　　她们的内心世界在毫无遮掩的情况下展现，无论相思离别、怨恨恋慕，均能直言无隐，就连自己与男子的私情、幽约、也未尝讳言。她们虽受到封建礼制的压迫，但这样的压迫仍处于浅显的层次，情爱意识依然热烈张扬，这与后来堕入封建礼教深渊的晦涩暗淡、饱受压抑的女性情爱意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然从今天的敦煌资料来看，唐时女子在社会上仍享有很高的地位。当时敦煌的少女可以亲自选夫、问夫、直到满意为止。

　　但到了宋明之时，虽有反映自由之声的民歌，但理学对女子的贞节观却仍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程朱理学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为学之道，对女子的贞节观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一是“男女授受不亲”的隔离与疏远，二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轻死重节之道。

　　而到了清代，封建制度对妇女的管制和压迫可以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有资料显示，各个朝代的烈妇由于所处时期的不同。

　　《诗经》从文学的角度呈现了封建礼制完善之初，周代社会男女交往的原始生活画卷，表现出了对人的生命本体的尊崇和对人的个体价值的强烈追求。

　　《诗经》塑造了丰富多彩的女性形象：她们或者纯真烂漫，或者哀婉悲戚；或者情重绵长，或者懦弱痴情；或者热情泼辣，或者彷徨疑惧。本文试图通过对《诗经》中琳琅满目、异彩纷呈的爱情现象进行深入分析，再现周代社会千姿百态的女性形象，探求周代社会对女性的价值标准和心理取向的要求及其对后世的积极影响。

　　【关键词】诗经 女性形象 价值标准 心理取向 【正文】 我国素来就有“诗国”之称，早在两千五百多年以前，我国便出现了最早最古老的诗歌文学总集——《诗经》。《诗经》收录了我国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约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公元前六世纪），前后历史时间跨越大约五百多年间的三百零五篇作品。

　　虽然《诗经》篇章数量众多，产生的地域、时间不尽相同，描绘的社会风俗、生活面貌不相一致，但是都从各自方面反映了男女爱情生活中的各种情景场面和心理活动，再现了周代的社会风貌，对周代的家庭关系、婚姻制度、以及伦理道德、人生哲学、审美心志、生活情趣等方面都作了如实生动的刻画。 《诗经》中的爱情诗歌从多个不同的角度描绘了周代社会各种生活画卷，其中的作品大都感情诚挚、气氛热烈、文体朴素、思想健康，与上层社会的荒淫、庸俗、虚伪以至矫揉造作之态形成鲜明的对比，其中有不少清新可喜、具有优美情思、扣人心弦的优秀之作，是爱情诗中的珍品，而由此塑造的形式多种多样、内容丰富多彩的女性形象，成为劳动人民世代吟唱不衰的经典。

　　一、形式多种多样、内容丰富多彩的女性形象 恋爱和婚姻是人类共同的需要，也是生活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正所谓“饮食男女之欲，人之大共也。”因此，《诗经》中描写恋爱和婚姻的爱情诗篇甚多，令人注目，值得称道。

　　《诗经》中的爱情诗歌热烈而浪漫、清新而纯净，是心与心的交流，是情与情的碰撞。《诗经》对于女性的描写是真实自然的，用“思无邪”来形容里面的感情真正是恰到好处。

　　《诗经》的内容是极其丰富多彩的，有很多的作品着墨于女性，描写她们的喜、怒、哀、乐与理想追求，通过爱情和婚姻生活展示她们的形象。 《诗经》作为一部古代的诗歌总集，里面记载的诗歌并非一时一地之作，而我们从爱情诗中可以看出在不同地域、不同时间、民间风俗也是不同的。

　　从整个历史的发展来看，古代的婚姻恋爱的风俗是一个由开放到保守的过程，各个诸候国和不同地区风俗也有所差异，如评注者常说“郑声淫”，从现在的观点来看其实只不过郑国的诗歌多是大胆表露男女之情的诗歌，更大胆更热烈而已。纵观《诗经》成书的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的五百多年间，正是中国社会从青铜器时代到铁器时代过度的时期，也是奴隶制度社会逐渐演变为封建制度社会形态转型的历史时期。

　　在这一长达五百多年历史时期里，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规范社会等级关系的封建礼教逐步形成并且影响到了人们的生活的角角落落，民风也经历了从“放荡不羁”到“男女授受不亲”的转变。从《诗经》众多的爱情诗篇中，表现出的纯真烂漫、哀婉悲戚、情重绵长、懦弱痴情、热情泼辣、彷徨疑惧等等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来看，可以明显的感受到男女恋爱婚姻风格由无拘无束、活脱自然到“受制于父母、诸兄和人言”的重压。

　　（一） 纯真烂漫的女性形象 据《周礼》记载：“仲春之月，令会男女，子是时也，相奔不禁。”又云：“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礼虽未备，年期既满，则不待礼，会而行之，所以蕃育民人也。”

　　由此可见，周代民间存在一种“会男女”的风俗。由于男女“年期即满”，即使“礼虽未备”，仍“会而行之”。

　　这正是为时过晚的未婚男女，促成婚配的一种习俗。《摽有梅》的歌者早已过了出嫁的年龄，尚未找到对象。

　　在歌唱之中，倾吐她时不我待、急于嫁人的迫切心情和诚挚愿望，希望男子及时向她求婚，即所谓择婿之辞。女孩向她的情人隔河喊出这番话，锋芒毕露，咄咄逼人，但又辣而不憨，爽直中颇有心计。

　　她的话既是玩笑，又是真情，让恋人用“褰裳”涉水这一行动来证实爱情的真诚，坦率中带着一点野味儿，其实这种试探中也包含着对恋人主动、大胆的追求。 （二） 热情泼辣的女性形象 善良、美丽的静女，原本和情郎约好在僻静的城隅相会，但调皮的她，一来到这儿，就藏了起来，使痴情的小伙子焦急万分，“搔首踟蹰”，不知如何是好。

　　看到这情景，少女再也不忍心藏下去了，她突然出现在情郎面前，多情地送给他一个光闪闪的“彤管”。一个天真、活泼的少女形象跃然纸上。

　　子仲家里大姑娘，丢下手中针线活儿，跟着男友跑到闹市跳舞去了。“不绩其麻，市也娑。”

　　又把“握椒”赠给心爱的人。她们时而邀请小伙子一起去玩：“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言于乐！’”并与小伙子“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

　　这些姑娘，带着少女特有的天真烂漫，热情地追逐着爱情的幸福，尽情地享受着爱情的甜美。 （三） 情重绵长的女性形象 字字血、声声泪，哀婉凄怆、痛切心。

　　生命的焦渴与人生的追求—陈敬容诗歌永恒的生命追求意识分析 -------------------------------------------------------------------------------- 【作者】朱海平 【内容提要】 陈敬容的诗歌是用跳动着的生命符号铸写的生命与新生的赞歌，同时也形成了诗人生命、人生的真实写照，贯穿了社会文化与生命态度对诗歌的特殊关照，体现了诗人对生命、时代及生命文化的“新鲜焦渴”与感悟。

　　本文主要从生命诗学的角度，对陈敬容的人生历程、诗歌创作等方面的情况进行了尝试分析，认为诗人在诗歌作品中显示了自己生存和生命的“焦渴”意识，蕴含了诗人对于人生、生命、自我、宇宙、爱与爱情、友谊等方面真谛执着而热烈的追寻与把握。 【关键词】 陈敬容 生命诗学 生命意识 焦渴与追求 在我国的现代诗歌史上，有一个将中国新诗推向中西诗意融汇新高潮，从而推动新诗现代化进程，为新诗创作作出可喜探索与贡献的诗派——“九叶诗派”。

　　九叶诗派可以说是一个既老又新的诗歌流派，因为相对于诗人较早的自觉创作，九叶诗派的成名却是一件“新鲜”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事情，而且因为有些作家的早逝，有些作家艺术创作中心的转移，整体上人们研究的并不多，在许多的文学史中只稍微提及而已。评论界认为，“九叶诗人”当年将时代课题、民族忧患与个人经历有机结合，着力呼唤一种“沉默中生长的力量；在艺术上，注意借鉴西方艾略特、叶芝、奥登等现代诗派的某些表现方法，运用象征与联想、幻想与现实的渗透，力求在诗中体现智性与感性的融合，达到人生与诗意叠合的效果”，因此有人称“九叶诗人”是“中国式的现代主义”[1]。

　　作为“在中西诗意结合上颇有成就、因而推动了新诗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女诗人之一”[2]，九叶诗人陈敬容不但自觉追求新诗的艺术，更是用心、用生命谱写她对诗歌的理解，用诗歌谱写生命的畅想曲。“我有渴意，而且又不绝地寻找着渴；当我找到焦灼的渴意的时候，我同时也就望见盈盈的满溢了”（《渴意》）。

　　陈敬容的诗歌在人生与社会的矛盾冲突中显示了她对生命的全新领悟及对新生活、新生命的极大期盼。有研究者这样认为，陈敬容的诗“是真切的生命体验，是敏锐的生命感觉，是生命搏斗的过程，是精神超越的记录”[3]，对于诗人及其作品而言，这种评价还是比较恰当的。

　　本文试图从生命诗学角度探讨陈敬容诗歌内在永恒的生命追求意识，为九叶诗人的研究做番微薄的尝试。 一、生命诗学与九叶诗人创作 综合多种观点，可以这样说，生命诗学是以生命作为根基，从生命出发来思考和阐述诗的本质、作用乃至技术的一种诗歌理论。

　　中国现代生命诗学是在20世纪的新文学运动中产生、并在20世纪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中获得充实与发展的。 五四时期郭沫若、宗白华、田汉等在西方诗学影响下张扬起了生命诗学的旗帜，其中郭沫若认为“生命是文学底本质，文学是生命底反映。

　　离了生命，没有文学”，他反对诗的社会功利性，十分重视诗人人格的创造，还不避讳灵感这一诗人生理现象的存在；宗白华在柏格森创化论的影响下论诗无不以生命为本；田汉则接受了日本文学家厨川白村等人的苦闷象征说，接受了文艺的根本在于生命的观点。三四十年代胡风、冯至、唐湜等从不同的路向丰富和发展了生命诗学的内涵，其中胡风强调诗与人的统一，强调诗歌内容形式同生命机能的关系，而冯至则把存在主义引进了中国生命诗学的建构，唐湜则把生命的意义引进到了诗歌意象的讨论之中。

　　到20世纪末，生命的无意识与神性被引入到中国诗学的体系中，这两者的融合为中国现代诗学的自我圆成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4]。 很明显，中国的生命诗学远远超出了传统诗学言志和缘情的指导原则，它深受以叔本华、尼采、狄尔泰以及弗洛伊德为代表的西方美学思想的影响，尤其是狄尔泰把文学创作（诗）与生命“体验”联系起来进行阐释对中国诗学影响较大。

　　狄尔泰认为，诗是解开人的历史性生命之谜的中介，因为诗可以通过体验反思生命，他还以想象力的描述和分析作为他的生命诗学的基础，突出了想象的诗化生命和体验生活的审美价值。狄尔泰认为诗体验的主要内容是诗人对生命意义的反思，正是基于想象力的创造性及其所创造的新世界，诗和艺术才能有解放人的巨大作用，使人超越现实，反思生命的意义，解释和澄明生活的巨大审美价值[5]。

　　在九叶诗派中，绝大部分诗人受到中外文学艺术家上述思想的影响，他们在与远方诗神即西方现代诗学的遇合中[6]，找寻到了一个“回来的世界”，九叶诗人以具有主体意识的“自我”为核心，向外辐射来感知世界的存在，社会现实的激变，历史时空的交错更移，他们把对现实生活的感受提炼升华为“诗的经验”，同时在自我与现实的矛盾中体验生命的各个侧面与内质[7]。 九叶诗人陈敬容诗歌的艺术风格“糅合了中国古典诗词的表现传统与外国现代诗的写作方法”，“既继承了中国古诗感性抒情的特点，又汲取了西方现代主义诗歌注重思想的知性精神”，“体验与思想、情绪与意象、韵律与节奏是浑然不分的”[8]。

　　在诗歌创作中，陈敬容不但在个体生命方面追求永恒的“焦渴”体验，还对社会、历。

　　《诗经·氓》是我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首弃妇诗。诗中自叙了“我”（即弃妇）从恋爱、结婚、受虐到被弃的全过程，感情悲愤，态度决绝，深刻反映了当时社会婚姻制度对女子的压迫与损害，也生动形象地反映了那个时代女子在婚姻、家庭中处于被动低下的地位。

　　诗中的主人公“我”在婚约过程中是一个对爱情、婚姻很痴情的女子，在道貌岸然的“抱布贸丝”的伪君子小商人的追逐下，接受并轻信了对方的爱情，而且冲破了当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制度。在伪君子小商人“匪来贸丝，来即我媒”的追求中，主动“送子涉淇”，虽“子无良媒”，但还是同意了“秋以为期”，和后来的“负心郎”建立了恋爱关系并订下了终身，表现出了“我”对爱情的自由追求，这在那样的时代是难能可贵的。但也由于“我”对爱情自由的追求痴情到了忘情的地步，未对伪君子小商人作过细的了解和考验，从而埋下最终悲剧的根源——婚约。

　　“我”是一个对爱情十分投入而且情感十分丰富的女子。约会结束，伪君子小商人离去时“乘彼诡垣，以望复关”，登高而日送。约会时早早等待，而且是“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当久等看不到男方返回的车子时“泣涕涟涟”泪如雨下，一旦看到男方的车子返回来时又破涕为笑，而且边说边笑，痴情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

　　“我”追求的是——种自由纯真的爱情，表现在“以尔车来，以我贿迁”中的是不嫌贫爱富，不追求彩礼，虽然男方迎娶未带上任何聘礼，但自己带上自己的嫁妆就乘上迎娶的车子。到了伪君子小商人家“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为创建家业、创造幸福而天天早起晚睡、早出晚归操持家务，从无怨言，是一个有着传统美德的贤妻型的女性的典型。但由于伪君子小商人是一个喜新厌旧的负心郎，所以“我”长得“桑之未落、其叶活若”似的年轻漂亮的时候，很是对“我”痴情迷恋。当“我”为操持家务多年劳苦而劳累成象“桑之落矣，其黄而陨”—…样的时候，伪君子小商人则“士也罔极，二三其德”，一改初衷，反复无常，甚至“言既遂矣，唾于暴矣”，对“我”无端粗暴直至遗弃。

　　这一结局在当时社会不但得不到人们的同情，在男尊女卑的社会制度中，“我”落到的是“兄弟不知，哩其笑矣”的境地，真是雪上加霜。这对于一个女子来说，所受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如果脆弱一点可能就只有走向死亡之路，但“我”仍能“静言思之，躬自悼矣”，冷静地对待这一切沉重的打击和不幸。对悲剧结局的态度是“反足不思，亦已焉哉”。表现出一个女子勇往直前走自己的路的坦荡自信的坚强和反抗精神。是一个十分难得可贵的弃妇的典型。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典型意义是伟大的。

　　这是一首反抗父母之命、争取婚姻自主的爱情诗。

　　女主人公看到河里飘浮不定的柏木舟，联想到对自己理想对象的怀念，转而对母亲的无理干涉满怀忧愁悲愤，最后诉诸苍天，把怨天恨母的一系列内心活动和复杂情感的波澜起伏，尽情地发挥了出来，为后世塑造了一个爱情专一、真挚坦率，并且开始觉醒、奋起反抗包办婚姻的少女形象，在中国诗歌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 一个飘浮不定的柏木舟，既衬托了作者对自己无所依靠的婚姻的内心痛苦，又表达了希望与恋人像舟与水那样朝夕相处的思念之情。

　　全诗采用侧面描写的手法，对其母亲如何干涉和阻挠自己的婚事，不从正面描写一字，只在结尾处连用感叹句：“母也天只，不谅人只”，就达到了既精炼又隽永的艺术效果，具有震憾人心的艺术力量。从这句打内心深处发出的愤激的悲叹，我们仿佛看到了女主人公心潮起伏的感情波澜，似乎听到了她心脏剧烈跳动的怦怦之声。

　　思春的妙龄少女要自己找对象，并且相中了一个前额两边梳着发髻的少年。当女儿已经坠入爱河之中时，少女的母亲却不同意女儿的选择。

　　于是，便有了女儿的表白和誓言。 母亲与女儿的冲突，最常见的是为恋爱婚姻而发生的冲突。

　　这种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冲突的实质是两种不同观念的背离和交锋。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从传统、社会、他人那里，接受各种足以支配自己生活的观念，并且在观念的指导和支配下说话与行动。

　　我们常说环境能改变人，其实，环境改变的是人的观念，是人对生活的看法和态度。在这对母女的冲突中，冲突的双方各自坚持着自己的价值原则，母亲大概任凭女儿如何哭诉如何求告，丝毫没有退让的意思，而女儿虽然十分敬重母亲对自己天一般厚重的恩德，但为了自己的终身幸福，也表示决不后退，至死也不会另找配偶，至死也不会改变这颗已经有所归属的芳心。

　　真可谓是针尖对麦芒、旗鼓相当。如果事情继续向下发展，或没有一方有所妥协，仍然互不相让的僵持下去；或有一方，当然是母亲率先采取强硬措施，那么，这场冲突将会逾演逾烈，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女儿以不嫁或出逃或殉情来反抗。

　　生活在今天的人，大概认为这种反抗包办婚姻、追求婚姻自由的悲喜剧，只会发生在文明程度极高的时代，恕不知三千年前的人们早已有了此种向往自由的意识，而且又是如此的相似，况且诗中的女儿不只是噘着小嘴撒娇，用眼泪感化母亲那榆木疙瘩的脑袋，竟然还懂得用母女亲情来打动母亲的心，真真是做到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其说服母亲的策略兴许会奏效。 为什么母亲要反对女儿自由选择的婚姻呢？一个字：爱。

　　子女是母亲的作品，而且是用全部的心血和终生的精力塑造的艺术品。这种伟大而无私的爱，必然促使母亲时时刻刻系念着子女的幸福与不幸，子女的幸福会激起母亲喜悦的泪，子女的不幸也会刺出母亲痛苦的泪，正如子女幼年生病之时，焦急而六神无主的母亲宁愿祈祷替子女承担病魔一样，她们恨不得把子女的一切灾难和不幸统统背在自己肩上。

　　在子女的诸多问题中，譬如吃穿等等，母亲都会毫不犹豫地尽自己之所能，唯独婚姻是无法替代的。正是由于这种无私而伟大的爱心，才演绎了人间无尽的婚姻悲剧。

　　所以，我们必须承认的事实就是，母亲对子女婚姻的干涉，除了极少数被金钱糊住了双眼之外，几乎没有一桩是恶意的，全都是出于那颗善良而美丽的心。至于没的得到子女的认可，那也正是“爱之极”的过错。

　　因为，母亲对自己的作品——子女的无私的爱，多多少少带有一些自私的因素。她总以为子女是自己辛勤创作的作品，子女就应该按照她所坚持或信奉的观念去生活，总想以自己和自己的生活经验为参照系数，而不是设身处地站在子女的立场上去思考问题。

　　时光退回十几二十年，母亲也正处在子女如今的年龄，她也会有自己的初恋和悲喜，她自己的母亲也曾干涉过自己。如果自己现今的婚姻是成功的，她便希望子女也像自己一样地幸福；如果自己的婚姻是不幸的甚或是失败的，那她就更觉得有责任替子女把好这一关，以免子女重蹈自己的复辙。

　　不管从哪个方面看，作母亲的都希望要一管到底，而不在乎子女的反对与抗争。说到底，她还是把子女当成了私有财产，而不是视子女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体。

　　幼时的子女，其思想观念还处于可塑期，因而对母亲百依百顺，但等其长大成人后，他们便会从自己最亲近的人动手试图反叛，虽然他们还处于朦胧之中，就正如初学走路的孩子一样，但他们已萌生了摆脱束缚的民主意识，不再甘心听任大人的摆布。他们要扎撒着小手，步履蹒跚地向前奔走，并且会拒绝大人的保护。

　　况且已到谈情说爱年龄的子女大多有了自己的主见，挣脱之心会更加强烈。 婚姻到底是自由好呢还是包办好？其实我们并不能简单地肯定与否定，实际上是各有成功与失败的范例。

　　自己酿的苦酒只有自己独饮，家人与你一块种的苦果还会有人替你承担。假如你一定要弄明白什么形式最好，那就是“父母把关加个人自愿”，父母与子女谁也不要一意孤行。

　　虽然主人公惊人的勇敢和强有力的控诉可以激起人们的同情，但涉世未深的小小年纪就要“自己寻婆家”的执着却潜伏。